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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水有缘分

第一篇提到,我每天往返学校都要顺着水边的路走,其中有一条必经之路是在湖中间的一条长堤。有一天我中午吃完饭回校途中从长堤上看到不远处有些小孩子在湖边很陡的斜坡上捡木棉花,突然有个小女孩掉水里了,紧接着一个男孩子像是想救她也掉水里了,我急忙跑过去衣服也没脱就跳水里把俩孩子救上了岸,男孩子大约5岁,女孩子小一点大概三四岁左右,后来才知道是两兄妹。没过多久他们的街坊也闻讯赶来了,我把俩孩子交给他们的街坊后就回家换衣服然后继续上学去了。我上学一向很准时的,但那天我迟到了而且旷了一节课。我进教室时班主任狠狠瞪着我,但我知道他不会对我怎样,因为作为班长我从来没让他失望过,而且班主任通常依赖我来镇住班上的几个淘气鬼。我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

没过几天,学校正在开大会,校门口突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而且这些革命群众还直奔主席台而去,人群中我看到了那两个小孩,我顿时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我爸在水城小有名气,很多病人不挂号直接到宿舍来找我爸,即使是吃饭或休息时间我爸都会放下一切立马带他们去门诊室给他们看病,所以他口碑很好且很多人都认识了他。我在水城从来不敢做坏事,因为走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是X医生的儿子,所以这次救了两兄妹我虽然没跟任何人说,还是很快就被家长找到学校来了。敲锣打鼓的人群是来给我送大红花和红宝书的。那一年我初中毕业,那一年我被评为学毛著标兵。校领导和班主任都受到上级领导表扬。

我读小学时成绩一向都是第一,体育方面球类运动是主力,有个名医老爸罩着也不敢做坏事,所以德智体三方面都算是顶呱呱的。可是由于政治原因我两度被停学,每次都是一年后又被允许上学,几经周折到了初中我就和我妹妹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

那个时候中学是四年制,两年初中两年高中。中学位置有限,很多小学就开始办初中班,我和我妹就是就读于小学初中班。初中快毕业时校领导说我们兄妹俩只能有一个升高中,我和我爸研究后决定让妹妹上高中,因为她还小社会经验不足,而我比她大,身体好,每年在工厂、农村锻炼以及军训时都是带头吃苦的,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至于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哪里,我和我爸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心里当然想我留在市里,因为那时我们像很多广东人一样心里已经萌生了出国的打算,在城里还可以走关系,到了边远农村或军垦农场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其实老天爷早就悄悄地给我安排好了留在城里!我救的那两兄妹,家长是水运系统的职工,而水运系统的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非常团结讲义气,因此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单位的新工作岗位给职工子女优先权。孩子的爸爸跟单位领导求请,说我救了两个革命接班人,务必给我一个工作名额,校领导因为我救人也受到过上级表扬捞到了政治资本所以也积极配合,就这样我顺利地进了水运系统工作,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水好像很有缘分,虽然当时下水救人的时候是一种本能的举动。当时港务局和航运局合并为一个单位,之前也是兄弟关系,航运局跑船的工作每月工资比港务局岸上工作的高两三块钱,我不是职工子弟所以被分配到了工资比航运局低一点的港务局正在筹建的机械车间。车间的使命是为港口生产和维修起重设备、电瓶板车、输送机等,实现港口装卸机械化、配套化。

我们那一批被招进港务局的有18人,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自称18勇士,实际上是18个幸运儿,多半是上山下乡的职工子弟从农村招回来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有两个甚至是文革前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多年,已经是大叔级了都没成家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们这些人有的被分配为钳工,有的是电工,有的开车床,而我成了电焊工,一切都由组织安排。港务局的工资虽然比航运局的低几块钱但还是比其他行业的要高,而且没有学徒期,我一开始工作就比我班主任的月薪还要高好几块钱,班主任只能摇头叹气后悔投错胎入错行。班主任是个业务水平很高的人,但由于体制问题一直在民办学校教了十几年书,后来由于水平高被借调到我们这个师范附属学校,但是工资一直保留在民办学校水平而且十几年没涨过。

到水城港务局报到后没过多久我们18人就被派到广州港务局当实习生跟班学习各自的工作。我做电焊工作,烧焊时火星四射舍不得穿崭新的工作服,星期天休息上街才拿出来穿,走在街上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仿佛自己就是样板戏《海港》里头那些自豪的码头工人。我喜欢玩无线电,星期天从黄沙渡口一路走路到东山,途中经过南方大厦、下九路、北京路、中山五路等处无线电商店买零件。虽说买其实只是看一看,拿电表反复测试最后放下走人,一个三极管要两三天的工资哪能每星期都买啊。

第一次出去是一个人去的,到了吃饭时候随便找了个餐馆吃饭发现要先付钱,付了钱抢不到位子人家不上菜,等到有位子了菜又卖光了。过去餐馆吃饭都是先吃饭后买单,但那个时期社会上还是有点乱,很多人吃完趁人多溜走,所以改成先付钱后上菜。第二个星期天开始我学乖了,硬拉个工友一起去,一个人抢位子另一个人付钱。那时候的餐馆的荤菜,基本上就是鸡爪、猪肠、猪肺、鱼肠等下脚料,而且只卖一轮,去晚了就没了,好东西不是支援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就是出口赚外汇去了。鱼肠最可怕,我们在湖边长大知道鱼是吃什么的,而细细的鱼肠子根本没法清洗,里头还经常有苍蝇。那年头不能太挑三拣四,有什么就吃什么,能有馒头白开水也满足了。

在港务区我们维修设备基本靠电瓶板车做交通工具,很好玩但也有连人带车掉进水里的。我不但维修港口装卸设备有时还会应货船老大请求维修船上设备,然后就是一顿猛吃,船老大的饭菜比我们食堂每餐一毛钱的伙食实在是好吃太多了!

六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过去了,实习期间宿舍里没有床,我们都是将草席铺在水泥地上睡觉,但随着天气转冷我们都盼望着能早日回家睡舒适的被窝里,而且我们都盼望着能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尽快用上,为水城港口机械化建设做出贡献。

然而,悄悄地等待着我们的却是坏消息。

待续。。。
 

未尝不可

思考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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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学校正在开大会,校门口突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而且这些革命群众还直奔主席台而去,人群中我看到了那两个小孩,我顿时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我爸在水城小有名气,很多病人不挂号直接到宿舍来找我爸,即使是吃饭或休息时间我爸都会放下一切立马带他们去门诊室给他们看病,所以他口碑很好且很多人都认识了他。我在水城从来不敢做坏事,因为走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是X医生的儿子,所以这次救了两兄妹我虽然没跟任何人说,还是很快就被家长找到学校来了。敲锣打鼓的人群是来给我送大红花和红宝书的。那一年我初中毕业,那一年我被评为学毛著标兵。校领导和班主任都受到上级领导表扬。

我读小学时成绩一向都是第一,体育方面球类运动是主力,有个名医老爸罩着也不敢做坏事,所以德智体三方面都算是顶呱呱的。可是由于政治原因我两度被停学,每次都是一年后又被允许上学,几经周折到了初中我就和我妹妹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

那个时候中学是四年制,两年初中两年高中。中学位置有限,很多小学就开始办初中班,我和我妹就是就读于小学初中班。初中快毕业时校领导说我们兄妹俩只能有一个升高中,我和我爸研究后决定让妹妹上高中,因为她还小社会经验不足,而我比她大,身体好,每年在工厂、农村锻炼以及军训时都是带头吃苦的,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至于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哪里,我和我爸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心里当然想我留在市里,因为那时我们像很多广东人一样心里已经萌生了出国的打算,在城里还可以走关系,到了边远农村或军垦农场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其实老天爷早就悄悄地给我安排好了留在城里!我救的那两兄妹,家长是水运系统的职工,而水运系统的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非常团结讲义气,因此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单位的新工作岗位给职工子女优先权。孩子的爸爸跟单位领导求请,说我救了两个革命接班人,务必给我一个工作名额,校领导因为我救人也受到过上级表扬捞到了政治资本所以也积极配合,就这样我顺利地进了水运系统工作,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水好像很有缘分,虽然当时下水救人的时候是一种本能的举动。当时港务局和航运局合并为一个单位,之前也是兄弟关系,航运局跑船的工作每月工资比港务局岸上工作的高两三块钱,我不是职工子弟所以被分配到了工资比航运局低一点的港务局正在筹建的机械车间。车间的使命是为港口生产和维修起重设备、电瓶板车、输送机等,实现港口装卸机械化、配套化。

我们那一批被招进港务局的有18人,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自称18勇士,实际上是18个幸运儿,多半是上山下乡的职工子弟从农村招回来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有两个甚至是文革前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多年,已经是大叔级了都没成家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们这些人有的被分配为钳工,有的是电工,有的开车床,而我成了电焊工,一切都由组织安排。港务局的工资虽然比航运局的低几块钱但还是比其他行业的要高,而且没有学徒期,我一开始工作就比我班主任的月薪还要高好几块钱,班主任只能摇头叹气后悔投错胎入错行。班主任是个业务水平很高的人,但由于体制问题一直在民办学校教了十几年书,后来由于水平高被借调到我们这个师范附属学校,但是工资一直保留在民办学校水平而且十几年没涨过。

到水城港务局报到后没过多久我们18人就被派到广州港务局当实习生跟班学习各自的工作。我做电焊工作,烧焊时火星四射舍不得穿崭新的工作服,星期天休息上街才拿出来穿,走在街上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仿佛自己就是样板戏《海港》里头那些自豪的码头工人。我喜欢玩无线电,星期天从黄沙渡口一路走路到东山,途中经过南方大厦、下九路、北京路、中山五路等处无线电商店买零件。虽说买其实只是看一看,拿电表反复测试最后放下走人,一个三极管要两三天的工资哪能每星期都买啊。

第一次出去是一个人去的,到了吃饭时候随便找了个餐馆吃饭发现要先付钱,付了钱抢不到位子人家不上菜,等到有位子了菜又卖光了。过去餐馆吃饭都是先吃饭后买单,但那个时期社会上还是有点乱,很多人吃完趁人多溜走,所以改成先付钱后上菜。第二个星期天开始我学乖了,硬拉个工友一起去,一个人抢位子另一个人付钱。那时候的餐馆的荤菜,基本上就是鸡爪、猪肠、猪肺、鱼肠等下脚料,而且只卖一轮,去晚了就没了,好东西不是支援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就是出口赚外汇去了。鱼肠最可怕,我们在湖边长大知道鱼是吃什么的,而细细的鱼肠子根本没法清洗,里头还经常有苍蝇。那年头不能太挑三拣四,有什么就吃什么,能有馒头白开水也满足了。

在港务区我们维修设备基本靠电瓶板车做交通工具,很好玩但也有连人带车掉进水里的。我不但维修港口装卸设备有时还会应货船老大请求维修船上设备,然后就是一顿猛吃,船老大的饭菜比我们食堂每餐一毛钱的伙食实在是好吃太多了!

六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过去了,实习期间宿舍里没有床,我们都是将草席铺在水泥地上睡觉,但随着天气转冷我们都盼望着能早日回家睡舒适的被窝里,而且我们都盼望着能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尽快用上,为水城港口机械化建设做出贡献。

然而,悄悄地等待着我们的却是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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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习,水系列写上瘾了,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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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得津津有味,这次没发现一个错别字:giggle:
黄沙渡口在哪个位置啊?是在沙面北边吗?走到东山要走几个小时吧。
具体位置记忆有点模糊了,应该在黄沙水产市场附近,沙面那时是领事馆区市民可以进但很少人进去,只有一个波兰领事馆办公。当时轮渡码头每天上下班时间有成千上万的人推着自行车渡江来往于芳村、广钢一带。住市区北面的就骑自行车走东风八路过桥,省几分钱轮渡钱。从码头走路到东山要半天时间,回程坐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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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位置记忆有点模糊了,应该在黄沙水产市场附近,沙面那时是领事馆区市民可以进但很少人进去,只有一个波兰领事馆办公。当时轮渡码头每天上下班时间有成千上万的人推着自行车渡江来往于芳村、广钢一带。住市区北面的就骑自行车走东风八路过桥,省几分钱轮渡钱。从码头走路到东山要半天时间,回程坐公交。
80年代认识一个不记得是广州港务局还是黄埔码头工作的,总之是与货船有关的,姓方,潮州人,后来去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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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认识一个不记得是广州港务局还是黄埔码头工作的,总之是与货船有关的,姓方,潮州人,后来去香港了。
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的新闻纪录片的公映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三观。广东每家每户都想有个“南风窗”,也就是海外关系,争取出国。我朋友大院里一个副厅级干部的儿子,北方人,高大帅气,为了出国和一个有南风窗的农村女孩结婚,后来去了美国。到美国后瞧不起老婆家里人,凭着自己高大的个子欺负人,把大舅子揍的很惨,后来大舅子伙同黑帮把他给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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