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一部下岗工人的伤痕文学
杨聪雷 · 2019-04-01
我们还是从当中读出了社会转型的性质，国企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新时代的贫富重新分化这样一些客观的历史趋势和现象。
电影《地久天长》是这个时代的伤痕文学。下岗、失独……的苦痛，并不单单属于电影主人公，这是结构性的硬伤，甚至，青春期叛逆这样的个体心理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也会引发出新的矛盾。最后的最后，只有底层的工人，尽尝遍世间的恨。那么，什么能地久天长?
电影《地久天长》展示了中国向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个人和家庭所遭遇的创伤和苦痛，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副非常生动的写照，也为电影史乃至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它涉及到了国企职工下岗、独生子女家庭失独、孩子的青春叛逆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也根据这三个问题将本文分为三块。
下岗与国企工人阶级的沉沦
在八十年代的国企中，一群工友们在宿舍穿着时髦的衣服，跳起了交谊舞、迪斯科，表情是那么满足，那么幸福，那么新奇。对于这些原本不属于他们这个阶级的舞蹈，他们跳的那么津津有味，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也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
国企工人最后的愉悦
这些文化现象只是一种表征，它标志着江山已经易手，标志着社会即将到来的转型，标志着曾经作为主人翁和老大哥的传统工人阶级很快要沦落了。然而作为将要谢幕的主体，他们还浑然不觉，还沉浸在涨了工资的喜悦中，还沉浸在制度保障的满足中，还沉浸在欢声笑语的喜悦中，因而没有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安排做出过任何像样的主体应对行动，于是那场社会的暴风雪就注定在后面等着他们了，于是刘耀军和王丽云们的命运就注定难以避免了。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一个社会集团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它的经济利益的失去就是迟早的事儿了，于是下岗的暴风雪终于来了。在那个时代风暴面前，他们人心惶惶，他们不知道谁说了算，他们低三下四地哀求经理保留他们的饭碗，经理却“摆个臭脸”给了 “让先进的带头下岗”这样一种蛮横无理的回答。
那个打扮的油头粉面的小官僚，用那个时代最经典的说辞，开始强制动员下岗了：“国家有难大家帮，我不下岗谁下岗”。这根黄宏在小品中说的“咱们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类的说辞没有什么区别。问题是为了一部分人的“进步”要强迫更弱势的群体做出牺牲，这种逻辑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得知自己成了首批下岗的人之后，王丽云失声痛哭，她和刘耀军一起离开了曾经像家一样温暖的国企，到了南方的小镇，开始了灰暗惨淡的人生。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由于意外失去了独子，这让他们原本艰难的生活更加充满苦痛。他们每天辛苦修车赚钱，除了维持生活剩下不了多少。
除了物质上的贫困，还有精神上的落寞、寂寥。在曾经的国企中，大家除了一起工作，相互之间还是兄弟姐妹，还是叔伯姑婶，还是集体大家庭的一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痛苦，还可以帮忙解决，还可以倾诉排解，还可以获得一种真实的温暖。但如今集体大家庭已经瓦解，他们都被放逐出来，成了零散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从此他们只能在无依无靠的环境里，暗自舔舐自己心灵中的伤口。
刘耀军的同厂好友沈英明主动离职后办企业发了财，成了腰缠万贯的地产公司老板。张新建和高美玉夫妇去海南经商，也发了财成了成功人士。这种下岗再创业的成功者不是没有，然而却是少数中的少数，不能代表多数原国企工人的普遍命运。尽管他们变得有钱有势，尽管市场上的那些来来往往的合作者都客气地称呼他们为“沈总”和“张总”，他们却从来也没有把对方当作自己人，他们从来也没有从中找到过家的温暖，相反他们心中一直思念着当年国企中的同事，一直渴望大家能够再聚首，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过去的生活。
资本市场社会里的人注定是孤独的。人都是零散的市场主体，都是互相竞争者。这里找不到什么大家庭的温暖，刘耀军、沈英明、张新建们的孤独和他们对当年集体的留恋，都说明了这一点。
失独家庭的破碎与痛苦
刘耀军和王丽云有了孩子刘星之后，王丽云又怀孕了。然而那正是计划生育抓的最紧的八十年代，如果上级知道了他们两人可能都会被开除，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李海燕(刘耀军的哥们沈英明的妻子)也会因此被追责。尽管刘耀军和王丽云非常想偷偷生下这个孩子，尽管他们想办法躲避着李海燕，但还是被对方发现了。李海燕发现后立刻安排人手，立刻联系医院，立刻对刘耀军夫妇施压，强行把王丽云弄去做了人流手术，而且手术中出了问题，王丽云再也无法生育。
沈英明和李海燕的儿子沈浩邀约刘星去水库游泳，导致刘星溺水身亡，从此刘耀军和王丽云变成了失独家庭。他们被放逐出来的时候，唯一能安慰他们的个体小家庭，也因为独子的死亡而变得破碎。因此，刘耀军和王丽云的生活更加黯淡，更加凄凉，更加落寞。王丽云丧失了生活的希望曾经自杀，却又被刘耀军救了回来。这也说明对于千千万万的底层人来说，丧失了联合体之后，个体小家庭注定是脆弱的，注定是经不起任何冲击的，注定是提供不了足够温暖的。
失去孩子的痛苦
沈英明、李海燕和沈浩一家人因为上述事情，背负上了沉重的情感债务，他们多年里一直被歉疚和负罪感所折磨。
李海燕多年来始终惦记着刘耀军夫妇，这种愧疚甚至把他折磨到精神失常的地步。她当年强行让王丽云做堕胎手术，一是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孩子刘星会因为跟着自己孩子沈浩去游泳而死亡，二是没有想到她认为提供了稳定保障的国企体制会被打掉。在这种情况下，这无异成了她对刘耀军夫妇的欺骗，是她把挚友推向了失去大家庭后连小家庭也无法保有的境况，是她将对方推向了老来无依无靠的地步，她是造成对方人生困境的直接凶手。因此她在晚年一直梦到刘耀军和王丽云，在临终之前一直要求见他们一面，试图用“有钱了”这种资本市场社会的成果弥补对方的人生悲剧，然而却是徒劳的。
沈浩邀请刘星下水，直接造成了对方的死亡。双方父母都知道了，但又原谅了他还是孩子，多少年来父母都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谁也没有再提过这事。沈浩由于恐惧，没有再见过刘耀军夫妇，多少年来从未去坦承这件事，多少年来这些事情一直压在心底，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淡忘，反而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负担。直到在其母死后，他去刘耀军夫妇面前坦白承认了，才获得了解脱。
沈浩说出真相
这两个人所背负的债务中，应该说李海燕的更具有社会性，更值得分析，她的儿子沈浩只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造成了刘星的悲剧。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执行，表面上看是由于当年的社会负担不起那么多的过剩人口，实际却是社会总资本把那么多看似用不上的、难以当作有效劳动力的人当作一种负担，因而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予以减少。
李海燕作为执行此意志的小干部，当然想不到这么深的一层，她只是按照规定办事，她只是把这个当成任务来完成，只是把这个看作自己的职责所在，因此造成了好友一家终生的悲剧和遗憾。
造成刘耀军夫妇和沈英明夫妇隔阂的，除了直接的人生悲剧，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那就是双方日渐拉大的社会地位。刘耀军夫妇的命运更像绝大多数下岗职工，离开国企之后当了底层小商贩，终身困顿潦倒。沈英明则取得了主流意义的成功，跻身于上流社会成了地产老板。在见面之后，沈英明豪爽、洒脱，谈吐中透着自信;刘耀军夫妇则伤感、局促，人生失败者的感觉总也躲不掉。双方地位的差距，当然会造成某种心理上的隔膜，虽然当他们仍然怀念着当年兄弟姐妹般的时光。
劳动家庭孩子的青春期叛逆
此后刘耀军夫妇又收养了一个孩子叫周永福，还给他改名叫刘星，然而他们始终在他身上找不到刘星的影子。周永福也厌烦刘耀军夫妇把他看作刘星的替代品，经常顶撞他们，青春期的叛逆情绪非常明显。周永福成年后，刘耀军夫妇受不了他的顶撞，给他办了身份证同意他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周永福离开后，刘耀军夫妇又陷入了孤独无依的生活中。
青春期叛逆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社会现象，但是对于底层劳动者家庭来说，这个问题会更显得艰难和无解。刘耀军和王丽云每天为谋生忙的顾不过来孩子的教育，只能让年幼的周永福在那里自己成长，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会更加疏远。孩子青春期的烦恼，青春期的苦闷，青春期的压抑，都由于父母的过于忙碌而得不到缓释，于是周永福越发叛逆。他辍学之后，开始跟其他一些问题少年厮混，每天就是打游戏和吃喝玩乐，这里面显然有故意激怒刘耀军夫妇的意味，骨子里是对得不到足够关爱的泄愤。
影片对于周永福成长的过程展示地非常少，除了拍摄了几个冲突画面，其余都是一带而过;对于沈浩的描述更为简略，几乎什么都是空白的。情节的安排当然展现出编导者某种独特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如果把两个孩子平行并置地加以描述，很显然就会使得“阶级”这个因素更为凸显，很显然就会变成另一个《姊妹花》的故事，但这对于王小帅这种自由主义的艺术家来说，很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不管编导者如何在这里弄出了意味深长的空白，周永福(如果刘星没死的话就是刘星本人)和沈浩的人生轨迹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父亲发了家，沈浩有足够的资源去就读好的学校，有足够的资金去出国深造，有足够的人脉去找到好工作，他学医毕业后去了大医院当了受人尊敬的医生。与之相反，周永福则由于前面已经讲过的原因，先是辍学后来又混社会，最后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回来重操父亲的旧业，仍然是一个底层的失意者。同是青春少年，因为家庭地位的重要变化，最后的人生轨迹也完全不同了。
整体来看，在王小帅这类编导者眼中，刘耀军夫妇的遭遇可以抽象地用集体对个人的摧残，历史对个人的绑架，国家意志对个人的牺牲这种逻辑来解释，就像王小帅在自传中写道“僵化的国家对于无辜个人的伤害，个人受到损害的方式，则表现为家的破坏”，
从而完全忽视了社会性质转变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当然也就更加无视这种生产关系格局中的阶级因素。
然而王小帅的电影要想感动人，也还是得按照一定的现实逻辑来安排情节，因此我们还是从当中读出了社会转型的性质，国企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新时代的贫富重新分化这样一些客观的历史趋势和现象。我想这就是王小帅电影的价值所在吧，尽管他自己肯定不希望我们这样解读，但这由不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