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和外公的糯米糕 有红包 百金散尽还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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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初三之后大人就要出工了。至于迎财神和元宵节,那时破四旧,物资也实在匮乏,没人敢也没人过。

鞭炮和炮仗是有的,但稀疏得很。最常做的事情是捡地上还带着引线的漏网鞭炮。我胆子小,点着引线就赶紧一扔,听个响。没有引线的也有用处,折断露出火药,用自来火去点,“滋滋”喷出火焰来,有个猥琐的叫法:老太婆撒尿。

其实过年的过程早就开始了,因为临近年脚跟生产队要分红,每家还要买配给的年货。我家就我娘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每年都是透资户,我总感到很没面子。但一刀肉,两斤糖,三条带鱼之类的年货,是买得起的,我爷也是赚钞票的。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爷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外公的糯米糕也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最后编辑: 2020-01-30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屋顶房梁上垂下一个绳圈,人站到支架的一端,双手拉住绳圈,身体重量和另一端的达到平衡时,稍稍用力拉一下绳圈,铁杵便落下去,手臂放松时,人的重量把铁杵再次抬起来,循环往复,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几十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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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楼主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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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屋顶房梁上垂下一个绳圈,人站到支架的一端,双手拉住绳圈,身体重量和另一端的达到平衡时,稍稍用力拉一下绳圈,铁杵便落下去,手臂放松时,人的重量把铁杵再次抬起来,循环往复,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几十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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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太好,快看哭了!:wdb37:
 

徽州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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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屋顶房梁上垂下一个绳圈,人站到支架的一端,双手拉住绳圈,身体重量和另一端的达到平衡时,稍稍用力拉一下绳圈,铁杵便落下去,手臂放松时,人的重量把铁杵再次抬起来,循环往复,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几十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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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洒洒这么多,且得仔细慢慢看,第一次先赞再看 :wdb1: :wd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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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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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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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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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章不错。谢谢楼主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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