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安从医院急症部出院的时候，医生给她开了一周的休息时间，并且嘱咐她一周之后，去看自己的家庭医生。
刚刚休息了几天，工厂人事打来电话，说严重缺少人手，问她是否可以回去上班。
邓安安犹豫地说：我的伤还没有好啊。
工厂人事说：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公司会告诉车间的主管，只安排你做一些最轻松的工作。
邓安安不明白，于是问：最简单的工作是什么意思？
工厂人事说：比如说在包装的盒子上贴贴标签，或者是给主管当当帮手。
邓安安想了想，答应了。
邓安安刚放下电话，把情况告诉了贝益民。
贝益民说：你才刚刚出院没几天，就急着返回工厂上班，这肯定对你骨头的恢复有影响，将来可能会有后遗症的。
邓安安说：现在家里的经济压力很大，保险公司每月只能补偿我原来月平均工资的70%。如果我返回工厂工作，只用做些轻松的活，工厂就会按100%来发给工资。
贝益民又想了想，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蹊跷，你一定要找林馨先询问一下，她在工厂工作的时间长，了解到事情多，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并不知道的东西。
晚上，等到林馨回来，邓安安找到她，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林馨马上劝告邓安安不要现在就回去上班。
邓安安问：为什么？
林馨说：工厂虽然告诉你，如果你回去，你这段时间只用做些所谓“轻松”的工作，但是，其实工人在工作中产生劳动损伤的关键，并不仅仅是个体力活的轻与重的问题，而是在于工人是否长时间地重复地做一个单一的劳动。
林馨接着说：比如我们蛋糕生产线，站在第一个岗位上的人，做的是一个相对比较重体力的活，因为她需要不停地把装满蛋糕胚子的铁盘子，从架子车上端下来，而站在生产线上最后一个岗位的人，她做的是一个轻体力活的工作，因为她只需要把装饰好的蛋糕，一个一个地从生产线上拿起来，放进纸箱里，这两件工作你都做过，对不对？
邓安安点点头。
林馨瞟了一眼邓安安，接着说：但是，你觉得站在生产线最后一个岗位上的人，她的工作实际上轻松不轻松呢？为什么每次上班，都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看似简单轻松的工作呢？
邓安安“哦”了一声，点头说：我明白了，这个人的工作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她需要8个小时几乎不间断地把蛋糕从生产线上放到箱子里，也就是要8小时重复做一个看似简单轻松的单一的动作，这样的活，一天两天可能还行，可是一周两周下来，就肯定趴下了。
林馨说：就是这个道理，你受伤的重点是手指，再轻松的工作也要用到手指，如果你是做一个看似简单，但是需要长时间重复使用手指的活，那么你的伤病一定会加剧了，比如说他们让你回去后做贴标签的活，这个活看上去简单，但是做得时间长了是很要人命的，因为你的脑袋要一直低着，脖子很快就会痛，而且你的手指头一直做同一个动作，这种活，做一个小时，还可以，连续做两个小时就会很累了，如果让你做一天，连续8个小时，你还不得再病倒啊。
邓安安说：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上班以后，感到无法承受这项工作，我再找医生看病，请医生给我出证明。
林馨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把程序颠倒了，要吃大亏的。
邓安安吃惊地问：为什么？
林馨说：因为，只要你自己同意现在回去上班，而且自己跟医生说，你可以回去上班了，这也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已经恢复好了，而你回到工厂后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包括你抬起了多重的包裹，你推动了多大的车，你连续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全部都会成为既定事实，万一那一天，你和工厂之间发生法律纠纷，这些都将成为有利于工厂方的 “证词”，没有人会在乎你是不是向医生隐瞒了病情，或者靠你自己拼命咬紧牙关坚持做到的，反正你是做到了，而且是“撒谎”了。
邓安安惊讶地点点头。
林馨接着说：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一旦在你回厂工作了，你的家庭医生又用什么理由为你开出重新休假的证明呢？即使他再次给你开出了病假的证明，那也只能是因为新的疾病，而不再是原来的伤病或者至少不再是直接相关的病因，保险公司也就可以不再为你的工伤负责了，也就是不再支付你保险补偿了。
邓安安说：哦，想不到，原来公司给我挖了一个“大坑”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林馨说：你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去找你的家庭医生，向他详细说明你现在的情况，看他认为你是否适合现在就上班，包括是否适合做轻松的工作岗位，在这方面，医生的出的结论，才是唯一权威的证明。
第三天，邓安安叫了一辆车，如约来到家庭医生梁医生的诊所，贝益民不放心，带着颈套跟着一起来了。
这是邓安安和贝益民以第一次来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诊所。
诊所设在本那比靠近温哥华边界的地方，一幢居住办公混合型的大楼里，马路对面不远处是本那比的中央公园，环境很美观，也很安静，完全没有“医院”的那种感觉。室内装修得简洁、清新、明亮，看起来更像一个办公的地方，邓安安还挺喜欢。
已经有七八个病人坐在椅子上等候，邓安安和贝益民找地方坐下来，前台小姐妹叫到一个病人的名字，候诊的病人就会被带进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候诊室，两位年轻的前台小姐和几位年纪不大的医生在里面不停地往来穿梭，工作看起来很忙碌。
邓安安说：想不到这里的医生就可以决定，我可以上班还是不可以上班。
贝益民疑惑地看着她。
邓安安接着说：我的意思是，医生就可以决定，我该不该休息，工厂该不该给我发工资。
贝益民听懂了，他笑一笑说：这就叫“法制社会”，而不是“官僚社会”，“官僚”说了不算，“专业”的评判才是公正的标准。医生既不是在看你的面子，工厂也不是在看医生的面子，“规矩”就是这么规定的，大家都按照事实和法律来办事。
邓安安点点头，笑着说：要是医生不停地给一个有工作的病人开病假，那这个病人不就可以一直在家里休息，而工厂则不得不一直给这位病人发工资了吗？这会不会很荒谬呀？
贝益民笑着说：在法制社会里，通常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会按照你以为的那种方式来想问题和处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机会成本”太高了。我出国前看过很多加拿大医疗体系方面的资料，首先，家庭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就像是法官和嫌疑犯的关系，他不会贪赃枉法，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是受到监督的，否则他的信用就完全毁掉了，以后也永远不能在在这个行当里面工作，这对与一个接受过8年医学高等教育的人来说，那是绝对不值得去做的事情。
邓安安点点头。
贝益民接着说：另外，你要明白，在生病期间得到的补偿，那笔钱并不是由工厂支付的，而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你在被保险公司支付这些钱的时候，你就像是它们的客户，它们会随时保持与你联络，了解你病情恢复的每一个细节，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早日恢复健康，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邓安安点点头，笑着说：我明白了，看来保险公司的压力可能比我的压力都大呢。
说话间，轮到邓安安看病。
邓安安和贝益民两人走进候诊室。
里面很小，设施看上去挺简单，一张有升降功能的做检查用的病床，一张小型的电脑台加一台电脑，一张电脑椅，外加两张病人用的折叠椅，墙上有一个不大的悬挂式储物柜，还有一些常用的医用检查工具，比如听诊器和量压器等等，挂在墙上。
很快医生走了进来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双方各自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医生姓梁，说的是地道的香港普通话。她打开电脑上的邓安安病历，一边看，一边询问上一周恢复情况。
邓安安和贝益民发现，邓安安在急诊医院拍摄的X光照片，以及医生的诊断报告都已经传到了家庭医生的电脑上。
邓安安回答完医生的提问后说：医生，工厂昨天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回去上班。
梁医生愣了一下，问道：为什么？
邓安安把情况大致讲述了一遍。
梁医生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你手指头上面的骨伤还是比较严重的，不仅有严重的软骨组织伤害，还有比较明显的骨裂，恢复起来没有那么快，你自己有想着回去上班吗？
邓安安说：工厂说，如果我回去上班的话，他们只安排我做一些简单的活，但是会按100%发工资。
梁医生问：你现在休病假期间，保险公司为你补偿多少工资收入？
邓安安说：公司说，保险公司将每月补偿我月平均工资的70%，不过我现在还没有申请。
梁医生又问：你是在工作的时候受伤的吗？
邓安安说：是的。
梁医生说：你是向WCB申请工伤保险吗？
邓安安问：什么是WCB？
梁医生说：劳动补偿有两种申请方式，一种是向普通的保险公司申请，另一种是向WCB，也就是WORK SAFE BC，申请劳动。普通的保险公司一般受理疾病或者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事故的申请，而WCB受理的是工作现场的工伤保险申请。
贝益民好奇地问：梁医生，为什么会有两种保险办法？WCB与普通保险主要有什么不同？
梁医生说：两种保险针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普通保险的责任人通常是当事人自己，而WCB保险的责任人通常是公司方，而当事人是受害者，所以WCB的保险补偿会比普通的高很多，一般WCB在对工伤进行调查之后，会根据你工伤的原因和后果，给予你相当于你现在工资的95%到100%比例的补偿，而且WCB还会为你提供比普通保险公司好的多的免费理疗康复计划，协助你更快地恢复健康。
邓安安和贝益民听完都愣住了，默默地点着头。
梁医生接着问邓安安：你为什么没有向WCB申报呢？
邓安安说：我不知道这个机构，公司也没有告诉过我，我以为通过保险公司是唯一的申请补偿的方式。
梁医生说：保险公司只是一般性的申请补偿的渠道，WCB才是像你这样，在劳动过程中受伤的人，申请劳动伤害补偿的专门的渠道。当然，每家公司都不希望你们通过这个渠道申请补偿，因为WCB给予工人的补偿金额高，工厂还可能会因为违反劳动安全与保障条例被判处罚款。
梁医生给邓安安开了两周的休假，又在一个纸条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交给邓安安，很严肃地对她说：你回家后，先给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医生要求你再继续休息两周，然后你马上打这个电话号码，与WORK SAVE BC联系，你可以要求WORK SAVE BC为你提供免费的中文翻译服务，也就是三方同时通话，解决你可能出现的语言问题，翻译是不用预约的，随时打电话过去，随时就有。
邓安安和贝益民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梁医生的诊所。
第二天一早，邓安安打通了WORK SAFE BC的电话。（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
刚刚休息了几天，工厂人事打来电话，说严重缺少人手，问她是否可以回去上班。
邓安安犹豫地说：我的伤还没有好啊。
工厂人事说：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公司会告诉车间的主管，只安排你做一些最轻松的工作。
邓安安不明白，于是问：最简单的工作是什么意思？
工厂人事说：比如说在包装的盒子上贴贴标签，或者是给主管当当帮手。
邓安安想了想，答应了。
邓安安刚放下电话，把情况告诉了贝益民。
贝益民说：你才刚刚出院没几天，就急着返回工厂上班，这肯定对你骨头的恢复有影响，将来可能会有后遗症的。
邓安安说：现在家里的经济压力很大，保险公司每月只能补偿我原来月平均工资的70%。如果我返回工厂工作，只用做些轻松的活，工厂就会按100%来发给工资。
贝益民又想了想，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蹊跷，你一定要找林馨先询问一下，她在工厂工作的时间长，了解到事情多，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并不知道的东西。
晚上，等到林馨回来，邓安安找到她，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林馨马上劝告邓安安不要现在就回去上班。
邓安安问：为什么？
林馨说：工厂虽然告诉你，如果你回去，你这段时间只用做些所谓“轻松”的工作，但是，其实工人在工作中产生劳动损伤的关键，并不仅仅是个体力活的轻与重的问题，而是在于工人是否长时间地重复地做一个单一的劳动。
林馨接着说：比如我们蛋糕生产线，站在第一个岗位上的人，做的是一个相对比较重体力的活，因为她需要不停地把装满蛋糕胚子的铁盘子，从架子车上端下来，而站在生产线上最后一个岗位的人，她做的是一个轻体力活的工作，因为她只需要把装饰好的蛋糕，一个一个地从生产线上拿起来，放进纸箱里，这两件工作你都做过，对不对？
邓安安点点头。
林馨瞟了一眼邓安安，接着说：但是，你觉得站在生产线最后一个岗位上的人，她的工作实际上轻松不轻松呢？为什么每次上班，都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看似简单轻松的工作呢？
邓安安“哦”了一声，点头说：我明白了，这个人的工作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她需要8个小时几乎不间断地把蛋糕从生产线上放到箱子里，也就是要8小时重复做一个看似简单轻松的单一的动作，这样的活，一天两天可能还行，可是一周两周下来，就肯定趴下了。
林馨说：就是这个道理，你受伤的重点是手指，再轻松的工作也要用到手指，如果你是做一个看似简单，但是需要长时间重复使用手指的活，那么你的伤病一定会加剧了，比如说他们让你回去后做贴标签的活，这个活看上去简单，但是做得时间长了是很要人命的，因为你的脑袋要一直低着，脖子很快就会痛，而且你的手指头一直做同一个动作，这种活，做一个小时，还可以，连续做两个小时就会很累了，如果让你做一天，连续8个小时，你还不得再病倒啊。
邓安安说：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上班以后，感到无法承受这项工作，我再找医生看病，请医生给我出证明。
林馨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把程序颠倒了，要吃大亏的。
邓安安吃惊地问：为什么？
林馨说：因为，只要你自己同意现在回去上班，而且自己跟医生说，你可以回去上班了，这也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已经恢复好了，而你回到工厂后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包括你抬起了多重的包裹，你推动了多大的车，你连续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全部都会成为既定事实，万一那一天，你和工厂之间发生法律纠纷，这些都将成为有利于工厂方的 “证词”，没有人会在乎你是不是向医生隐瞒了病情，或者靠你自己拼命咬紧牙关坚持做到的，反正你是做到了，而且是“撒谎”了。
邓安安惊讶地点点头。
林馨接着说：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一旦在你回厂工作了，你的家庭医生又用什么理由为你开出重新休假的证明呢？即使他再次给你开出了病假的证明，那也只能是因为新的疾病，而不再是原来的伤病或者至少不再是直接相关的病因，保险公司也就可以不再为你的工伤负责了，也就是不再支付你保险补偿了。
邓安安说：哦，想不到，原来公司给我挖了一个“大坑”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林馨说：你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去找你的家庭医生，向他详细说明你现在的情况，看他认为你是否适合现在就上班，包括是否适合做轻松的工作岗位，在这方面，医生的出的结论，才是唯一权威的证明。
第三天，邓安安叫了一辆车，如约来到家庭医生梁医生的诊所，贝益民不放心，带着颈套跟着一起来了。
这是邓安安和贝益民以第一次来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诊所。
诊所设在本那比靠近温哥华边界的地方，一幢居住办公混合型的大楼里，马路对面不远处是本那比的中央公园，环境很美观，也很安静，完全没有“医院”的那种感觉。室内装修得简洁、清新、明亮，看起来更像一个办公的地方，邓安安还挺喜欢。
已经有七八个病人坐在椅子上等候，邓安安和贝益民找地方坐下来，前台小姐妹叫到一个病人的名字，候诊的病人就会被带进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候诊室，两位年轻的前台小姐和几位年纪不大的医生在里面不停地往来穿梭，工作看起来很忙碌。
邓安安说：想不到这里的医生就可以决定，我可以上班还是不可以上班。
贝益民疑惑地看着她。
邓安安接着说：我的意思是，医生就可以决定，我该不该休息，工厂该不该给我发工资。
贝益民听懂了，他笑一笑说：这就叫“法制社会”，而不是“官僚社会”，“官僚”说了不算，“专业”的评判才是公正的标准。医生既不是在看你的面子，工厂也不是在看医生的面子，“规矩”就是这么规定的，大家都按照事实和法律来办事。
邓安安点点头，笑着说：要是医生不停地给一个有工作的病人开病假，那这个病人不就可以一直在家里休息，而工厂则不得不一直给这位病人发工资了吗？这会不会很荒谬呀？
贝益民笑着说：在法制社会里，通常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会按照你以为的那种方式来想问题和处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机会成本”太高了。我出国前看过很多加拿大医疗体系方面的资料，首先，家庭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就像是法官和嫌疑犯的关系，他不会贪赃枉法，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是受到监督的，否则他的信用就完全毁掉了，以后也永远不能在在这个行当里面工作，这对与一个接受过8年医学高等教育的人来说，那是绝对不值得去做的事情。
邓安安点点头。
贝益民接着说：另外，你要明白，在生病期间得到的补偿，那笔钱并不是由工厂支付的，而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你在被保险公司支付这些钱的时候，你就像是它们的客户，它们会随时保持与你联络，了解你病情恢复的每一个细节，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早日恢复健康，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邓安安点点头，笑着说：我明白了，看来保险公司的压力可能比我的压力都大呢。
说话间，轮到邓安安看病。
邓安安和贝益民两人走进候诊室。
里面很小，设施看上去挺简单，一张有升降功能的做检查用的病床，一张小型的电脑台加一台电脑，一张电脑椅，外加两张病人用的折叠椅，墙上有一个不大的悬挂式储物柜，还有一些常用的医用检查工具，比如听诊器和量压器等等，挂在墙上。
很快医生走了进来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双方各自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医生姓梁，说的是地道的香港普通话。她打开电脑上的邓安安病历，一边看，一边询问上一周恢复情况。
邓安安和贝益民发现，邓安安在急诊医院拍摄的X光照片，以及医生的诊断报告都已经传到了家庭医生的电脑上。
邓安安回答完医生的提问后说：医生，工厂昨天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回去上班。
梁医生愣了一下，问道：为什么？
邓安安把情况大致讲述了一遍。
梁医生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你手指头上面的骨伤还是比较严重的，不仅有严重的软骨组织伤害，还有比较明显的骨裂，恢复起来没有那么快，你自己有想着回去上班吗？
邓安安说：工厂说，如果我回去上班的话，他们只安排我做一些简单的活，但是会按100%发工资。
梁医生问：你现在休病假期间，保险公司为你补偿多少工资收入？
邓安安说：公司说，保险公司将每月补偿我月平均工资的70%，不过我现在还没有申请。
梁医生又问：你是在工作的时候受伤的吗？
邓安安说：是的。
梁医生说：你是向WCB申请工伤保险吗？
邓安安问：什么是WCB？
梁医生说：劳动补偿有两种申请方式，一种是向普通的保险公司申请，另一种是向WCB，也就是WORK SAFE BC，申请劳动。普通的保险公司一般受理疾病或者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事故的申请，而WCB受理的是工作现场的工伤保险申请。
贝益民好奇地问：梁医生，为什么会有两种保险办法？WCB与普通保险主要有什么不同？
梁医生说：两种保险针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普通保险的责任人通常是当事人自己，而WCB保险的责任人通常是公司方，而当事人是受害者，所以WCB的保险补偿会比普通的高很多，一般WCB在对工伤进行调查之后，会根据你工伤的原因和后果，给予你相当于你现在工资的95%到100%比例的补偿，而且WCB还会为你提供比普通保险公司好的多的免费理疗康复计划，协助你更快地恢复健康。
邓安安和贝益民听完都愣住了，默默地点着头。
梁医生接着问邓安安：你为什么没有向WCB申报呢？
邓安安说：我不知道这个机构，公司也没有告诉过我，我以为通过保险公司是唯一的申请补偿的方式。
梁医生说：保险公司只是一般性的申请补偿的渠道，WCB才是像你这样，在劳动过程中受伤的人，申请劳动伤害补偿的专门的渠道。当然，每家公司都不希望你们通过这个渠道申请补偿，因为WCB给予工人的补偿金额高，工厂还可能会因为违反劳动安全与保障条例被判处罚款。
梁医生给邓安安开了两周的休假，又在一个纸条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交给邓安安，很严肃地对她说：你回家后，先给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医生要求你再继续休息两周，然后你马上打这个电话号码，与WORK SAVE BC联系，你可以要求WORK SAVE BC为你提供免费的中文翻译服务，也就是三方同时通话，解决你可能出现的语言问题，翻译是不用预约的，随时打电话过去，随时就有。
邓安安和贝益民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梁医生的诊所。
第二天一早，邓安安打通了WORK SAFE BC的电话。（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