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开始，我经历了四次大的危机。有些年纪的人都经历了这些危机，但这些危机对我个人，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泰铢狂贬，带动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不断贬值，一天一个价，天天创新低。短短两个多月，印尼盾从1美元换2000跌到了比12000更低。大多数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无感的，但对我的职业生涯却是一次大的冲击。那几年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做外贸，我们外贸的主要方向正是东南亚。
我头一次去印尼，苏哈托还是总统，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
在我手里，公司的外贸业务从零上升到了超过50%的销售收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公司技术开发和销售业务的负责人。
危机后，客户没有能力向我们购买那么多的产品了，还造成了不少烂账。一年多后，国企大股东把总经理换了。新的总经理带来了自己人，我只好另谋出路。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转折。没有这次转折，我可能仍会留在国企系统。好处是，大概率混成了脑满肠肥的高管，坏处是，肝脏不断酒精中毒。我那时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些年我慢慢开窍了，在考虑入党问题。
按说入党于我早就不该是问题。我十五岁那年交的入团报告，过几天已经要戴团徽了，却因为出黑板报和班主任顶了几句嘴被拿下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打过入团报告。我逆反了。
这班主任，可能是改变我一生轨迹的人。
苏哈托总统归西了，印尼民主化了。
我去了一家外资企业，做着做着觉得很局促，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就想，不如自己试试吧。
那年虚岁快四十了，想着再不折腾，真就老了。
回头想想我挺能瞎折腾的。我毕业分配在市区，我有几个同学分在了远郊的一家大企业里，其中有我最要好的同学。我便申请换单位，换到这远郊的大单位去。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八九十年代，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一套房。哪有我这样的傻子，从上海市区调去安亭、闵行、松江这样的地方，还没有一套房等着我。人家对换的那个人可能已经巴巴等了十来年了，通常还得出笔钱给我这样的傻子。我却很无感，这大约与我成长在郊区有关，也与我心大有关。
SARS来时，我已经把家和工作折腾回了市里。前一年把值当时一套房子的钱折在了和印度人做的一单生意里，但与SARS 无关。那时自己公司的业务还很不成熟，所以，大的打击谈不上，记忆里只留下空空的地铁里，我从家里去陆家嘴某楼上班的场景。我的英国合作伙伴在这座高楼里租了一间很小很小的办公室，有时候我不得不冒着风险去一下。
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已经有了两年好日子，在欧洲建立了一些客户关系，一家北欧的连锁商店每个月有固定单子发来。但危机来临，连锁店收缩业务，把我们这里的单子砍了。那些单子，真的占比很大。
更坏的是，德国的一家客户，造成了很大坏账。他耍赖不付钱了，没有办法。因为是老客户，从一开始的信用证，到后来的电汇付款，再到后来30天、60天账期，觉得不会怎样，德国人，应该靠谱。嗯，现在想想，特朗普就是德国后裔。
后来就又折腾，折腾移民，生意不咸不淡淌着，终于断流了。
今年的危机，对每个人冲击都很大。但对我的额外冲击是，我在魁北克挂牌出售的房子，很难卖。如果时间太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现在国内转款有限，而我已经搬离魁北克，在BC买了房子。两头支付贷款，账户里的钱下得特别快。即使降价卖了房子，去交接也成了一件颇有风险的事情。
加之，近90岁的老岳丈人事不省，在上海住院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我头上落了太多时代的灰，喜欢瞎折腾，又一根筋，这辈子，怕只能灰头土脸了。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泰铢狂贬，带动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不断贬值，一天一个价，天天创新低。短短两个多月，印尼盾从1美元换2000跌到了比12000更低。大多数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无感的，但对我的职业生涯却是一次大的冲击。那几年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做外贸，我们外贸的主要方向正是东南亚。
我头一次去印尼，苏哈托还是总统，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
在我手里，公司的外贸业务从零上升到了超过50%的销售收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公司技术开发和销售业务的负责人。
危机后，客户没有能力向我们购买那么多的产品了，还造成了不少烂账。一年多后，国企大股东把总经理换了。新的总经理带来了自己人，我只好另谋出路。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转折。没有这次转折，我可能仍会留在国企系统。好处是，大概率混成了脑满肠肥的高管，坏处是，肝脏不断酒精中毒。我那时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些年我慢慢开窍了，在考虑入党问题。
按说入党于我早就不该是问题。我十五岁那年交的入团报告，过几天已经要戴团徽了，却因为出黑板报和班主任顶了几句嘴被拿下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打过入团报告。我逆反了。
这班主任，可能是改变我一生轨迹的人。
苏哈托总统归西了，印尼民主化了。
我去了一家外资企业，做着做着觉得很局促，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就想，不如自己试试吧。
那年虚岁快四十了，想着再不折腾，真就老了。
回头想想我挺能瞎折腾的。我毕业分配在市区，我有几个同学分在了远郊的一家大企业里，其中有我最要好的同学。我便申请换单位，换到这远郊的大单位去。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八九十年代，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一套房。哪有我这样的傻子，从上海市区调去安亭、闵行、松江这样的地方，还没有一套房等着我。人家对换的那个人可能已经巴巴等了十来年了，通常还得出笔钱给我这样的傻子。我却很无感，这大约与我成长在郊区有关，也与我心大有关。
SARS来时，我已经把家和工作折腾回了市里。前一年把值当时一套房子的钱折在了和印度人做的一单生意里，但与SARS 无关。那时自己公司的业务还很不成熟，所以，大的打击谈不上，记忆里只留下空空的地铁里，我从家里去陆家嘴某楼上班的场景。我的英国合作伙伴在这座高楼里租了一间很小很小的办公室，有时候我不得不冒着风险去一下。
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已经有了两年好日子，在欧洲建立了一些客户关系，一家北欧的连锁商店每个月有固定单子发来。但危机来临，连锁店收缩业务，把我们这里的单子砍了。那些单子，真的占比很大。
更坏的是，德国的一家客户，造成了很大坏账。他耍赖不付钱了，没有办法。因为是老客户，从一开始的信用证，到后来的电汇付款，再到后来30天、60天账期，觉得不会怎样，德国人，应该靠谱。嗯，现在想想，特朗普就是德国后裔。
后来就又折腾，折腾移民，生意不咸不淡淌着，终于断流了。
今年的危机，对每个人冲击都很大。但对我的额外冲击是，我在魁北克挂牌出售的房子，很难卖。如果时间太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现在国内转款有限，而我已经搬离魁北克，在BC买了房子。两头支付贷款，账户里的钱下得特别快。即使降价卖了房子，去交接也成了一件颇有风险的事情。
加之，近90岁的老岳丈人事不省，在上海住院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我头上落了太多时代的灰，喜欢瞎折腾，又一根筋，这辈子，怕只能灰头土脸了。
最后编辑: 2020-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