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北京通报新增确诊病例36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从6月11日开始，北京累计新增确诊病例79例。此次聚集性疫情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高度关联，北京现有公开的77例（截止15日）确诊患者行动轨迹，均与新发地市场相关。
6月12日，新发地牛羊肉交易大厅被关停。13日凌晨，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丰台区卫健委对外发布，当天3时起，新发地批发市场暂时休市，进行全面的卫生整治和环境消杀。
6月13日，新发地批发市场周边多条道路被封。摄影/温如军
照常进货
作为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批发市场自2015年起试点调整营业时间，从24小时交易改为夜间交易白天休息，以缓解周边交通压力。此后，每天0点到6点都是蔬菜瓜果经销商最忙碌的时候。经过各个层级的批发商，蔬菜通过个体小贩、超市、机关团体、学校等批发渠道，最终进入市民的菜篮子和餐桌。
毛女士的公司有员工20余人，在新发地商圈中属于中等规模。今年正月初二，毛女士接到新发地市场电话：“赶紧回来吧，要保证供应。”她正月初三回到新发地开工复产，一直干到现在没有休息一天，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才让她停了下来。
6月12日夜里，毛女士将价值一百多万元的蔬菜和瓜果运进市场，感觉有点像被“瓮中捉鳖”。
“当时没有一点预兆，没有人提前告知商户休市消息。没有人提醒我们不要再进货了，突然半夜就封了。农产品不像服装鞋帽，隔一年两年以后可以减价甩卖，损失相对较小。农产品有保质期限，好多菜多放几个小时就坏了。
做水果生意的徐先生当天也进了数百万元的火龙果、山竹等名贵水果，加上12日白天运到的货物，总价值接近500万元。几天过去了，大部分蔬菜和水果已经腐烂，只能倒掉。
像毛女士和徐先生一样，市场关闭的前半夜，还在进货的老板大有人在。古先生属于新发地的大户，做毛豆、花生、紫薯生意。毛豆是从湖北和四川进货，花生从广东进货，紫薯是从云南进货。市场被封时，他有一车紫薯、两车毛豆、半车花生根本没来得及卸货，都是15米卡车，一车就要28吨左右。
毛女士回忆，那天晚上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进入市场，“都是13米的半挂车，光荔枝就七八车，还有沃柑、火龙果、山竹、大葱，圆白菜。有些根本来不及卸车，经过这些天30度的气温，肯定全腐烂了。”
“当初武汉疫情暴发后把我们招回来，不让涨价。我们就赔钱卖，保证供应。”毛女士说，这次商户损失惨重，希望能有个说法。
北京本来已经很平静。但这几天突然再次被披露的疫情，震惊国人。据央视新闻报道，6月14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对丰台区有关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初步调查和处理的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6月11日以来，北京市连续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确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溯源中，发现均有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或有关人员接触史。6月13日，市纪委市监委成立调查组，针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进行调查。经查，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四方责任”不到位、“四早”要求不力、消杀工作不到位等问题。经市委常委会研究，给予周宇清免职处理，按照相关程序办理。此外，经丰台区委常委会研究，给予王华免职处理；责令有关单位免去张月琳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职务。市纪委市监委调查组将继续深入调查，依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处理。张月琳，正是71岁的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的儿子。而随着最近疫情的爆发，新发地被推到了舆论风口。已经迈入古稀之年的张玉玺，在30多年里逐渐建立起张氏家族的商业帝国。如今，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已成为二代掌门人。而接替张玉玺的新发地村书记位置的，则是其外甥张伟。启信宝显示，新发地的股东第一大股东是北京食安天商贸公司，持股45%，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皆为张月琳；第二大股东是北京中油房山燕宾油料销售公司，持股21.25%，法定代表人石加福；第三大股东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20%，法定代表人还是张月琳；丰泰新房地产开发公司持股10%，法定代表人是张玉玺的外甥张伟，张玉玺则自任董事长。还有一个股东是北京金起旺建筑装饰装潢公司持股3.75%，法定代表人吴士金。如今的新发地，是名副其实的首都“菜篮子”和“大果盘子”，承担了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其人流量、客流量都是惊人的。张玉玺家族，也因此发展成为却丝毫不逊于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吴氏家族。历史机遇与商业帝国位于北京丰台区南四环至南五环之间的新发地，最早其实叫新坟地，属于明清皇家狩猎场南海子区域（现在的海子公园一带）。位于海子墙西北角的新坟地，主要作为守坟人居住的小村落。如果熟悉北京的地名，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坟”字。据说，北京但凡带有“坟”的地名，都是清代的坟场墓地，比如公主坟、八王坟。为皇家守坟的家族，渐渐聚集形成村落。新坟地便是这样形成的一座小村落。1958年，坟地被辟为农田，新坟地也改名为新发地。为了解决“淡季蔬菜荒”、“吃菜难”的问题，北京市政府在1985年5月10日出台了放开肉、蛋、水产、蔬菜五种农副产品价格，以及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的两项举措，正式开放蔬菜市场，外地蔬菜不再需要进京证明送菜进京。在此之前，北京蔬菜实行统购包销，基本不允许外地供给，只能卖本地菜。对于已有一千多年蔬菜种植历史、明清时期作为皇家菜蔬供应地的丰台来说，这个新政开启了该区蔬菜民间交易市场。新发地的菜农在位于今天的黄陈路和南苑西路的十字路口自发摆摊，踏上了自产自销的地摊经济之路。当时的新发地村支书孟有发，望着这个每天人来人往的蔬菜露天市场，看到了蔬菜交易的商机，便找到了新发地主管农业的生产队副大队长张玉玺，合计合计如何把菜农们组织起来。在市场经济的探索方面，新发地一直走得挺快。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发地的生产大队便改为农工商联合公司，各个生产队改为分公司。张玉玺祖籍山东，祖上曾在清朝中叶作为御厨。到张玉玺这一辈，已是京第六代。张玉玺生于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年同月诞生，是实打实的“共和国同龄人”。
在海军服役时的张玉玺与同村的其他农民兄弟相比，张玉玺的经历很不一般：他曾作为农民代表参加过20周年国庆活动。1970年，21岁的张玉玺南下来到位于宁波的东海舰队，成了一名海军战士。在宁波、大连、青岛、海南等地的舰艇上度过六年军旅岁月后，张玉玺在1976年退伍重新回到故乡新发地。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张玉玺，在27岁这一年又重新做回农民，在新发地村里干过基建队小工、统计员、电影放映员、养鱼等工作，被评价为“敢想敢拼、好强上进”。1982年，31岁的张玉玺被推荐上了两年丰台农校，学习蔬菜栽培，毕业后当上了主管科技的生产队副大队长。1988年，农业部农业部正式提出“菜篮子工程”。这一年1月21日，在南四环马家楼桥南1.2公里处、京开高速公路（106国道）新发地北桥西侧，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注册成立。当时，在丰台政府和工商局的支持下，划出15亩地，投资15万元（丰台区和花乡各出资3万元，新发地村出资10万元），安排15个人建起这座小农贸市场。在铁丝网圈出的15亩地里，张玉玺带着本村14个农村青年开始创业。这便是后来张玉玺津津乐道的三个“15”的来历。
现在的新发地，共有15道大门，不知是否为了纪念当年发家时的三个“15”。时年39岁的张玉玺，大概不会想到，这片小小的农贸市场，会成为日后北京的菜篮子、果盘子，更不会想到32年后会成为京城新一波新冠疫情的暴发地。“市场现占地1680亩，管理人员1500名，固定摊位2000个左右、定点客户4000多家，日吞吐蔬菜1.8万吨、果品2万吨、猪牛羊5000多头、水产1500多吨。承担了首都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2019年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人民币。在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已连续十七年双居全国第一”
除了横向的全国布局，新发地还试图在农产品产业链上有所作为，布局了诸多蔬果种植基地、货运公司、城市零售网点。从多种经营方面更可以看出新发地的实力。北京一直是房地产开发的热土，作为拥有近5000亩土地的新发地村，自然也想成为开发商。而且他们有着天然的两群客户：回迁村民和市场的商户。天伦锦城小区、新发地锦城园小区、期颐百年小区、天骄骏园小区·····在北京南四环拔地而起。除了房地产，货运物流也是新发地的重要支柱，位于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西侧的大片空地被开发为物流基地。雄心勃勃的新发地，最后开设了自己的长途客运站，成为北京南部重要的客运中心。物业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宾馆、酒店、矿泉水厂、建筑材料厂这些更是不在话下。三十年的发展，新发地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帝国。帝国的国王现在很多媒体将张玉玺宣传为新发地的创业带头人领路人，仿佛他成了“新发地一世”。其实，张玉玺对新发地的贡献虽是最大的，但张玉玺真正完全掌舵新发地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情了。老书记孟有发在2004年卸任，张玉玺接任。至此之后，张玉玺成为新发地村与新发地商业帝国的双重一把手。张玉玺时代的新发地，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不得不说，张玉玺的商业头脑、管理手腕、政治意识都是一流的。将自己的市场定位为“首都菜篮子”，并且把农产品供应与政治任务紧密贴合在一起，张玉玺的这些聪明的选择，让自己在沉浮不定的商场几十年稳立不倒。但这个国王不是终身制的，在担任多届书记后，张玉玺将书记位置交出，并逐步退出商业帝国。但在这似退非退的时期，人们才能发现，张玉玺搭建的帝国已经成型。细心的人会发现，接任新发地村书记的不是别人，而是张玉玺的外甥张伟，逐渐接过商业帝国权杖的也不是外人，正是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张伟与张月琳，将成为未来新发地的两大权力支柱。张伟在接任新发地书记后，理所当然的也成为了新发地村办集体企业新发地联合公司的一把手。这个联合公司是新发地商业帝国的核心，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农产品流通）、北京丰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均是该企业的全资子公司。但张伟能控制这些企业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的总经理是、法定代表人是张月琳，北京丰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则是张玉玺。新发地村另一个核心企业是北京市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新发地商业帝国中的交通运输产业就在这个投资中心下面，新发地长途客运站、新发地城市配送公司、汉龙货运公司均是该投资中心的全资子公司。张伟也顺理成章的当了这个全体村民入股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而同样在新发地村和商业帝国任职的还有张玉玺的妻弟杨洪杰，任新发地天娇俊园党支部书记，高碑店分场副总；妻弟杨洪凯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董事长;外甥王永贵任新发地分场部门经理;妻弟杨洪斌任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副董事长。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张玉玺的亲友在公司任职。这一点像极了华西村中国的乡村集体企业最后的归宿，除了化公为私，便是以村领导家族为核心成员的集权控制，似乎很难找出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本意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家族垄断，似乎没什么毛病。毕竟所有企业所有权都属于村集体，制度上讲归全体村民共有，村民是企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少部分人掌握甚至垄断了集体企业的经营权，而他们又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那么这部分掌权者可以尽情的施展其经营才能，几乎不受约束。这种看似不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状态，却是新发地商业帝国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因为经营者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思路长期发展，不受所有权人的干涉，而且可以长期不分红甚至永远少分红，为企业留存资金，以快速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掌握经营权的人可以在集体企业肆意而为，任人唯亲有之，自己给自己大幅提高待遇有之。更有甚者，部分领导可以以个人名义成立私有制的公司，再让自己私有的公司来参与集体企业的运营，以达到掠夺集体财产合法化的目的。这样，他们通过控制集体企业，轻而易举的将集体企业的利益输送到个人名下的企业。新发地也不免俗，多年以来，新发地村民的检举从来都不少。检举的核心内容便是张氏家族独掌大权，村民得到的收益相比于新发地商业帝国实现的收益而言太渺小。
多年来，张玉玺和他的亲友总能化危为安，在媒体舆论前一直保持着正面形象，他们是农民企业家、首都菜篮子的守护人、村民的致富带头人·······但这一次，不知道他们能否安然度过这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