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两个美国间谍的故事
文/穆玉敏
啄木鸟——2015年12月
从网上找来李克夫妇和中国友人的照片一张(摄于1988年),供读者们参考
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即将到达中国上海港。这让在海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的乘客们感到释然和兴奋,甲板上一片欢呼声。美国青年李克(Allyn Rickett)此刻也站在甲板上,他对身边的妻子李又安(Adele Rickett)说:“亲爱的,我们的美梦正在实现。”
三年后,中国警方先后逮捕了间谍李克和李又安,他们正是三年前在甲板上欢呼过的那对美国夫妇。李克和李又安曾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也曾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李克夫妇被释放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我国释放的美国间谍承认他们所犯的罪行》。回到美国后,李克夫妇的悔过认罪态度被境外媒体看作被“洗脑”,他们的就业因此受到影响。他们共同写作了详细记述他们在中国监狱改造经历的回忆录《解放之囚》(Prisoners of Liberation),该书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甚至直到现在,李克夫妇在美国也属于备受争议的人物。
一、多重身份
李克1921年10月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李又安1919年5月生于纽约州扬克斯市,两人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日语学校相识相恋。李克痴迷于《马可•波罗游记》,并热切向往书里描述的古老中国的繁荣盛景。热恋中,李又安接纳了李克的思想,决定与李克共同圆梦:牵手去中国学习,然后双双回国当教授。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暂时搁置梦想,应征入伍。作为日语翻译,李克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开赴夏威夷和日本;李又安则穿上海军女子应急支援服务队的军装,与九万名女战士在大后方为前线提供支援和服务。
二战结束后,两人完婚,并重拾梦想。他们一同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汉语。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全美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李克学习很刻苦,因而得到东亚系教授卜德(Derk Bodde)的赏识,卜德是美国的著名汉学家。多年后,李克夫妇在北京被捕,北京警方在调查中一度怀疑卜德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
得知李克夫妇的理想后,卜德教授积极帮助他的这两名学生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这是美国政府设置的教育资助金,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教学或进行研究,也资助美国毕业生到其他国家进行研究,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与各国的相互了解。
1948年春,正当李克和李又安为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而欢呼时,李克突然被召到美国海军位于西雅图的总部。李克明白的是,自己是海军预备役军人,受召理所应当。他不明白的是,海军情报署是怎么知道他将要去北京学习的?
接见李克的是一个海军上尉。李克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听说你将启程去中国,如果你能留心代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情况,并把情况提供给我们的话,我们是十分感谢的。”
上尉的话很客气,完全是商量的口吻,李克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绝。
李克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的要求正好和我研究中国情况,准备博士论文的计划相符合,所以我就马上答应了他们。”在同意成为一名海军情报员时,李克除了为国出力的自豪感外,还有一丝自得,他心里想,海军情报署竟把他视为中国专家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使他不禁有些飘飘然。
李克回去告诉妻子后,李又安也感到责无旁贷。他们就读的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日语学校隶属美国海军情报部,两人可以说“出身”美国海军情报部,投身二战时,他们也是在美国海军情报部的麾下。他们的情报工作与一般认为的收集有关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秘密不同,不过是“顺便”替海军情报部观察中国社情,收集公开可以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知识分子的情况,属于搜集国情研究资料性质,没越过学术范围,更没什么难度。
1948年8月下旬,李克夫妇乘船来到上海,他们没有看到《马可 · 波罗游记》里描述的文明、富庶、发达的中国景象。他们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大群叫花子跟在后面,有些是骨瘦如柴、哀号哭叫的女人。其中一个女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娃,那娃娃的脑袋耷拉着,活像一个泡胀了的烂冬瓜。”
1948年10月21日,他们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所见比上海还要糟糕,一出门就有很多乞讨者伸手要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近于鄙视的反感,甚至有一天,他们出门的时候看见一个饿得快死的人躺在门外的台阶上。在去往他们的目的地——华语学校的途中,李克和李又安看见的唯有贫穷破旧。
华语学校的全称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建于1910年,由北京的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青年会等基督教会组织与英美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美国商会等联合创办。
早于他们到北京的美国朋友请他们去家里喝茶,朋友灰心丧气地说:“你们来得不是时候,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一切都崩溃了,国民党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的币制改革失败,城里难民拥挤,通货膨胀严重,实物又贵又少,就连我们的日子也快过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印证了这位朋友的话。他们立足未稳,就被惶惶不安裹挟了。传言共产党要来了,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如坐针毡,人们见面的问候语除了“你是走还是留”,就是“你什么时候走”,送行会一个接着一个,李克和李又安赶场似的去送别那些刚刚认识的人。
他们原计划用奖学金在华语学校完成学业。这所学校是大多数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的选择,师资雄厚,学校不仅教授汉语,还开设中国文化课。冯友兰每周来讲一次《庄子》;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顾颉刚等,则担任中国文化课教学任务;甚至,老舍也在这里演讲他的英文论文《唐代爱情小说》。从这里走出去的也不乏大人物,史迪威将军、包瑞德、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都曾在华语学校学习。
华语学校也涌动着“撤退潮”,李克和妻子担心,国民党政府要是退走的话,他们的奖学金可能就完蛋了。于是他们决定更改初衷,离开华语学校,规避风险,另谋他处。
1948年年底,两人争取到了清华大学兼职英文讲师的职务,同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注册为学生。不久,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
文/穆玉敏
啄木鸟——2015年12月
从网上找来李克夫妇和中国友人的照片一张(摄于1988年),供读者们参考
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即将到达中国上海港。这让在海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的乘客们感到释然和兴奋,甲板上一片欢呼声。美国青年李克(Allyn Rickett)此刻也站在甲板上,他对身边的妻子李又安(Adele Rickett)说:“亲爱的,我们的美梦正在实现。”
三年后,中国警方先后逮捕了间谍李克和李又安,他们正是三年前在甲板上欢呼过的那对美国夫妇。李克和李又安曾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也曾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李克夫妇被释放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我国释放的美国间谍承认他们所犯的罪行》。回到美国后,李克夫妇的悔过认罪态度被境外媒体看作被“洗脑”,他们的就业因此受到影响。他们共同写作了详细记述他们在中国监狱改造经历的回忆录《解放之囚》(Prisoners of Liberation),该书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甚至直到现在,李克夫妇在美国也属于备受争议的人物。
一、多重身份
李克1921年10月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李又安1919年5月生于纽约州扬克斯市,两人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日语学校相识相恋。李克痴迷于《马可•波罗游记》,并热切向往书里描述的古老中国的繁荣盛景。热恋中,李又安接纳了李克的思想,决定与李克共同圆梦:牵手去中国学习,然后双双回国当教授。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暂时搁置梦想,应征入伍。作为日语翻译,李克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开赴夏威夷和日本;李又安则穿上海军女子应急支援服务队的军装,与九万名女战士在大后方为前线提供支援和服务。
二战结束后,两人完婚,并重拾梦想。他们一同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汉语。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全美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李克学习很刻苦,因而得到东亚系教授卜德(Derk Bodde)的赏识,卜德是美国的著名汉学家。多年后,李克夫妇在北京被捕,北京警方在调查中一度怀疑卜德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
得知李克夫妇的理想后,卜德教授积极帮助他的这两名学生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这是美国政府设置的教育资助金,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教学或进行研究,也资助美国毕业生到其他国家进行研究,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与各国的相互了解。
1948年春,正当李克和李又安为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而欢呼时,李克突然被召到美国海军位于西雅图的总部。李克明白的是,自己是海军预备役军人,受召理所应当。他不明白的是,海军情报署是怎么知道他将要去北京学习的?
接见李克的是一个海军上尉。李克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听说你将启程去中国,如果你能留心代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情况,并把情况提供给我们的话,我们是十分感谢的。”
上尉的话很客气,完全是商量的口吻,李克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绝。
李克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的要求正好和我研究中国情况,准备博士论文的计划相符合,所以我就马上答应了他们。”在同意成为一名海军情报员时,李克除了为国出力的自豪感外,还有一丝自得,他心里想,海军情报署竟把他视为中国专家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使他不禁有些飘飘然。
李克回去告诉妻子后,李又安也感到责无旁贷。他们就读的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日语学校隶属美国海军情报部,两人可以说“出身”美国海军情报部,投身二战时,他们也是在美国海军情报部的麾下。他们的情报工作与一般认为的收集有关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秘密不同,不过是“顺便”替海军情报部观察中国社情,收集公开可以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知识分子的情况,属于搜集国情研究资料性质,没越过学术范围,更没什么难度。
1948年8月下旬,李克夫妇乘船来到上海,他们没有看到《马可 · 波罗游记》里描述的文明、富庶、发达的中国景象。他们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大群叫花子跟在后面,有些是骨瘦如柴、哀号哭叫的女人。其中一个女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娃,那娃娃的脑袋耷拉着,活像一个泡胀了的烂冬瓜。”
1948年10月21日,他们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所见比上海还要糟糕,一出门就有很多乞讨者伸手要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近于鄙视的反感,甚至有一天,他们出门的时候看见一个饿得快死的人躺在门外的台阶上。在去往他们的目的地——华语学校的途中,李克和李又安看见的唯有贫穷破旧。
华语学校的全称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建于1910年,由北京的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青年会等基督教会组织与英美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美国商会等联合创办。
早于他们到北京的美国朋友请他们去家里喝茶,朋友灰心丧气地说:“你们来得不是时候,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一切都崩溃了,国民党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的币制改革失败,城里难民拥挤,通货膨胀严重,实物又贵又少,就连我们的日子也快过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印证了这位朋友的话。他们立足未稳,就被惶惶不安裹挟了。传言共产党要来了,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如坐针毡,人们见面的问候语除了“你是走还是留”,就是“你什么时候走”,送行会一个接着一个,李克和李又安赶场似的去送别那些刚刚认识的人。
他们原计划用奖学金在华语学校完成学业。这所学校是大多数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的选择,师资雄厚,学校不仅教授汉语,还开设中国文化课。冯友兰每周来讲一次《庄子》;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顾颉刚等,则担任中国文化课教学任务;甚至,老舍也在这里演讲他的英文论文《唐代爱情小说》。从这里走出去的也不乏大人物,史迪威将军、包瑞德、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都曾在华语学校学习。
华语学校也涌动着“撤退潮”,李克和妻子担心,国民党政府要是退走的话,他们的奖学金可能就完蛋了。于是他们决定更改初衷,离开华语学校,规避风险,另谋他处。
1948年年底,两人争取到了清华大学兼职英文讲师的职务,同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注册为学生。不久,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