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稿件 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梁建章
7月29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李铁说：“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对李铁的上述言论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此前的文章主要谈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关于性别结构，我们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分析过这个问题。
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7月3日的文章中专门有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谈过这个问题，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专门用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分析过这个问题。
人口数据的“权威标准”是什么？
李铁说：“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
2017年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仍有10亿左右，是按照未来生育率为1.8左右来预测的，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即使近几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生育率也达不到1.8，何况未来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1.8。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为6.2亿，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预测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实际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而不是李铁所说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实上，我们一般不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案，因为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也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如果不尽快鼓励生育，两三代人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
李铁说：“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看来李铁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因为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那么老龄化程度会远远高于美国现有的水平，生育率也远远低于美国现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会一直下降下去，并不是降到6.71亿就停止了，而是会继续下降至3亿甚至2亿以下，怎么不是人口危机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却极为困难。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李铁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
李铁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似乎并不正确。按照以人口学家蔡昉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人口红利。
但我们认为，其实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用两个假设来看“中国人口过多论”的荒谬
李铁一再用“人口基数过大”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并且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下面我们用两个假设来看看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个假设：假设某个国家的每个省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马上就变少了，按李铁的逻辑，就不存在“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
第二个假设：假设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姑且称为“外国”），那么这个“外国”的人口高达63亿，远远多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按李铁的逻辑，这个“外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问题。
虽然上面这两个假设是不会实现的，但从这两个假设，可以看出仅凭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判断这个国家“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是极为荒谬的。
贫穷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吗？
李铁说：“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缓了。
一个国家的贫穷，既不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也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少！”
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吗？
李铁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李铁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但我们从未看见李铁论证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
我们此前的文章，也已经分析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往往高于小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国力，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梁建章
7月29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李铁说：“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对李铁的上述言论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此前的文章主要谈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关于性别结构，我们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分析过这个问题。
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7月3日的文章中专门有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谈过这个问题，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专门用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分析过这个问题。
人口数据的“权威标准”是什么？
李铁说：“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
2017年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仍有10亿左右，是按照未来生育率为1.8左右来预测的，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即使近几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生育率也达不到1.8，何况未来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1.8。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为6.2亿，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预测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实际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而不是李铁所说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实上，我们一般不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案，因为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也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如果不尽快鼓励生育，两三代人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
李铁说：“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看来李铁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因为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那么老龄化程度会远远高于美国现有的水平，生育率也远远低于美国现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会一直下降下去，并不是降到6.71亿就停止了，而是会继续下降至3亿甚至2亿以下，怎么不是人口危机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却极为困难。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李铁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
李铁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似乎并不正确。按照以人口学家蔡昉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人口红利。
但我们认为，其实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用两个假设来看“中国人口过多论”的荒谬
李铁一再用“人口基数过大”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并且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下面我们用两个假设来看看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个假设：假设某个国家的每个省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马上就变少了，按李铁的逻辑，就不存在“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
第二个假设：假设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姑且称为“外国”），那么这个“外国”的人口高达63亿，远远多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按李铁的逻辑，这个“外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问题。
虽然上面这两个假设是不会实现的，但从这两个假设，可以看出仅凭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判断这个国家“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是极为荒谬的。
贫穷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吗？
李铁说：“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缓了。
一个国家的贫穷，既不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也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少！”
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吗？
李铁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李铁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但我们从未看见李铁论证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
我们此前的文章，也已经分析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往往高于小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国力，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