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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小小，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从2007年到现在，我已经在加拿大联邦监狱工作了13个年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男子监区。身为监狱里极少见的华裔女狱警，我受到的关注也比其他同事多。记得第一天去监狱报到的时候，犯人们见了我都很意外，不停地朝我吹口哨搭讪。
我的工作照，防刺背心上别着一枚手铐外形的徽章。
移居加拿大之前，我在国内干过几年刑警。警察梦最早来源于我爸，他是我们市刑警队的法医，擅长解剖，曾经协助同事破过很多命案。耳濡目染之下，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不怕杀人、尸体这些字眼，反倒对各种凶杀案很感兴趣。高考完，我去了省内的一所警校学习公安管理专业。
学生时代我和妈妈的合照，出国后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老照片。
当年的我年轻气盛，想着毕业了就能大展宏图，却忘了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出了校门，我没能进入刑警队，而是被分配到派出所从户籍警干起。在有的人眼里这是份好差事，可我总觉得无趣。一听说市里出了什么案子，整个人就特别亢奋，经常求着我爸带我一起出现场。
后来公安系统改革，我抓住转岗机会，成为派出所的一名驻所刑警，半年后又被划归到了区刑警队。本以为可以多去现场破案了，结果事与愿违。由于我是女警，很多时候做报表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同事们接到任务都出去抓逃犯了，我却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报表，有些会议甚至不叫我参加，更别说摸枪了。类似的事情积少成多，我的工作热情衰退了很多。一想到未来五年十年的样子，辞职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
那时候流行上网冲浪，通过因特网，我了解到更大的世界，第一次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和家人朋友交流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持反对态度，不愿意让我放弃铁饭碗。只有我爸一个人支持，他大手一挥，说“年轻人，就应该去外面看看。”经过漫长的申请与等待，2005年，我和老公通过技术移民去了加拿大。
这是在加拿大的一座操场上，移民的前几年，我仍是学生身份。
那时候我的口语停留在“哑巴英语”的水平。所以到了加拿大没有立即工作，而是参加了语言班，并申请了理工学院的旅游管理课程。我和老公出国时只带了1万加币，国外物价高，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只能租别人的地下室。从住处到学校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我每天有三小时花费在路上，下了课要去餐馆做服务员，晚上回家继续学习到半夜。后来怀孕还坚持挺着大肚子去上课，一直到孕期8个月才在家待产。
2006年底，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报纸上看到了联邦男子监狱的招聘广告，问我要不要试试。我一看，确实是联邦男子监狱在招聘，而且一招就是70多个。这可是联邦警察，加拿大国家公务员啊！机会难得，我赶紧报了名。
联邦监狱所属的惩教署，每年会通过公开的方式招聘狱警。
那一年所有报名者中，只有三个中国人，其他都是欧美面孔，绝大多数是加拿大本地的男性，女性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当时我还没想过为什么男子监狱会招收女狱警，只感觉安全风险要比男狱警大得多。在生活压力面前，我只看中了它是一份好工作，顾不上考虑其它。
想得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所有应聘人员都要参加一场涵盖6项测试的选拔，包括笔试、多人面试、身体检查、心理测试、背景调查，通过之后还有为期四个月的全封闭式集训。集训实行淘汰制，要学习法律法规、擒拿格斗、枪支拆解和射击、消防器械使用、搜查谈判等等，竞争很残酷。
2007年7月，我在集训基地练习跪姿射击。
国内当了三年警察，我只在一次全员培训的时候摸过枪，没想到在加拿大的集训中一口气接触了好几种，手枪、霰弹枪、步枪，统统要求能上手使用。我第一次用霰弹枪的时候没想到后坐力那么大，枪托没顶实就扣了板机，结果枪托顶到肩膀后又弹到我的脸上，没一会我的脸就肿得像猪头。
除了头部受伤，胳膊上也被撞出一大片淤青。
虽然因为没掌控后坐力好受了伤，但我的枪法是很准的，尤其是手枪，一发子弹打出去，往往不是9环就是10环，弹孔都集中在靶纸的中心位置。四个月的训练周期，大大小小的测试进行了100多次，不断有人出局，也不断有人自愿退出。
别人休息，我努力学习；别人学法规学到晚上，我就学到凌晨；别人训练做30个俯卧撑，我就拼命做到50个；很幸运，我留到了最后。被录取的70多人中，算上我只有六七位女性
集训班的毕业典礼上，惩教署官员向我握手表示祝贺。
2007年9月，签下正式offer，我被分到了一所位于偏僻小镇上的中型犯监狱，里面所有犯人的刑期都在两年以上，罪名大多是杀人、伤人、强奸、涉毒，还有一部分是猥亵儿童。
那座监狱一共有13个监区，一个监区最多可以关押80名犯人，每个犯人都有一间单独的牢房。他们平时不必待在牢房里，可以在监区的公共区域自由行走。也就是说，狱警进监区巡逻的时候，和犯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相当于面对面交锋。犯人有任何要求来找，狱警要负责解决或者驳回。监区里面发打架、突发疾病、自杀等事件，狱警都要去处理，还要及时写报告记录当天情况。
每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听到分配计划，我才能知道自己当天的工作地点在哪。除了最常见的监区巡逻，还有的岗是在厨房看管由犯人担任的帮厨，有的岗要出监狱押送犯人，另有一部分机动岗，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
加拿大有很多监狱位于小镇上，照片远处的绿顶建筑是就是其中一所。
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分到监区巡逻。刚走进监区大门，就听见有犯人在疯狂地吹口哨，也有人喊话搭讪，后来还有人骂脏话。作为狱警，我不能还嘴，能做的就是警告对方，记录下他的行为，情节恶劣的可以去监狱内部法庭上指控，如果法庭判定事实成立，犯人就可能受到罚款或是蹲禁闭的处罚。
禁闭室面积很小，里面有床、连在一起的马桶和洗手台，好点的话还有一张桌子。关禁闭一般是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听上去时间不长，但待在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除了每天一个小时洗澡放风，其它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一小片地方，不像在监区可以自由活动，这里没人可以说话。
监狱内不允许拍照，这张禁闭室的图片是官方公布的，广角拍摄使得房间看起来比现实中大一些。
我的适应能力还算可以，工作没几天，就对骂声“免疫”了。毕竟监狱是一个恶人世界，那些黑帮成员、暴力犯罪者根本不在乎礼貌不礼貌，他们要个什么东西你不给或者给慢了，张嘴就骂。晚上巡逻的时候用手电照着牢房查人数，也时不时能听到叫骂声。骂的轻的，我很少理会，太过分的才会警告，对方如果还骂，我就会记录在报告中。
只要犯人没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我常常一笑了之。有的狱警会特别生气，甚至陷在情绪里出不来，整天不开心。我曾经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过，只能开导对方，为了犯人影响心情不值得。好在监狱对于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视的，狱内设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解决犯人的心理问题。狱警也一样，福利制度本身就包含看心理医生这一项。
被关押久了谁都压抑，但有些人会做出变态的举动。比如我在巡逻中，多次碰到不可描述的场面。个别犯人会算准我在某个时间段经过，故意当着我的面做那种事。我撞见了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人家会辩解说，谁让我刚好在这个时间经过他的牢房......
这是中等安全级别监狱的一间牢房，联邦监狱有轻、中、重等不同级别，会根据犯人的背景和表现分配。
工作在一个充满危险人物的地方，我躲不过这些让人恶心的事，但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我们虽然在入职前接受过专业的射击培训，但只有押送等专门岗位才可以配枪，狱警一旦要进犯人监区，绝对不能携带枪支，因为一旦被犯人抢走后果会很严重。为了防备有可能出现的伤害，我们会穿着防刺背心， 带上手铐、对讲机，以及类似于辣椒水的化学喷雾和急救包。
我女儿曾经问我，说监狱里万一有犯人要挟持我怎么办？我如实告诉她，如果真的被挟持了，基本上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每次进监区都保持高度警惕。监狱规定，任何情况下的行动都应当至少有两名警员一起，以便互相保障安全。我就有自己的搭档，那种信任感像家人一样，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可能很难能理解。
即便两个人处理不了或者落单了，我们还可以呼叫支援。狱警随身佩戴有紧急呼叫装备，紧急时刻一按按钮，中央控制室就能发现呼叫者的位置，立马通过对讲系统传出内部代码。这个代码别人不一定听得懂，但警员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一分钟之内，紧急反应部队就会全速赶来处理。紧急代码被呼叫的情况每隔几天就会发生一次，但我自己从来没遇到过实际需要的情况，只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
迄今为止，我经历过最严重的一起事件是被犯人策划挟持。听起来是不是像美剧情节？在我看来，真实的监狱几乎和《越狱》里呈现的一样，包括里面的那些帮派、犯人之间的暗号、黑市，还有所谓的监狱文化，好像整个北美的监狱都是这样的风格。
和剧中情节一样，我们监狱的犯人们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玩不到一块的会互掐。有一天，一名犯人偷偷告诉我同事，说有三名犯人打算挟持我，时间定在我下班前巡逻的时候，计划把我挟持到某间牢房，用绳子捆住后实施伤害。
那位同事把犯人的情报告诉我之后，又一级级上报给了典狱长。上级觉得这件事性质很严重，因为犯人已经有了计划，不光是嘴巴说说而已。他们找了我两次，问我要不要换到别的监区工作，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在那个监区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对犯人的情况比较熟悉，包括那三名涉事犯人。虽然上级再三打电话让我考虑，我还是决定留在自己的岗位。
第二天，我把三人中为首的那名犯人叫到了狱警办公室，跟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计划。他极力否认，说没这回事，还笑着问我是从哪听说的。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离开监区，警告他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想清楚后果，说完就让他回去了。之后的几天，上级加派了一名警员到我们监区，好在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段时间一切恢复正常。
犯人总是想尽办法去搞违禁品，这是被查获的藏在网球中的毒品。
有人可能会好奇犯人手里怎么能有绳子，其实监狱里面不该出现的东西有很多，一个普通的牙刷，犯人都能磨成一件凶器，何况是绳子。每个犯人在入监后都有一次机会可以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我们有一串很长的清单，什么可以带什么不能带，即便经过筛选，也存在一定的改造空间。更何况监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漏洞，有人甚至会通过无人机向监狱内投掷毒品。
搜查违禁品是每天日常工作中的一大任务，我和同事曾经搜到过大麻、海洛因、冰毒，还有刀片、钉子、铁片、木头做成的凶器。有时候一些家属和犯人会面时也会想尽办法捎带点违禁品，我们会在每次会面前后对犯人和家属都进行检查。
监狱里养有警犬，它们是找到毒品的好帮手。
我在那所中型犯监狱干到了2011年，女儿准备上小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小地方工作的局限。监狱所在的小镇只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而且教学水平都很一般。孩子想学跳舞，没有跳舞班，想学游泳，没有游泳班。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申请调动到了阿尔伯塔省的一所联邦监狱。
那所监狱关押有重刑犯，其中一部分人被判了终身监禁，他们好像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危险性比较高。调去的第一天，我就碰上了一起小型暴动事件。狱警清点人数时，有 6名犯人不愿意回牢房，就开始闹事，在监区里大肆搞破坏。桌子和凳子连在地上搬不起来，他们就疯狂砸门，公共区域的面包机、咖啡机、微波炉、冰箱，能砸的都砸了，还把水龙头打开不停地放水，嘴里不停地骂人。
为了保证安全，我和其他狱警只能在监区门口看着，喊话让他们停止。后来6个犯人中的4个选择回到自己牢房，只剩2个厉害的人物拒绝回去。这时候领导下令说可以采取行动了，我们先喷了大量的化学喷雾，等到那两个人开始蹲在地上揉眼睛，立马冲过去压制他们。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疯狂起来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平时一两名狱警就能压制住的人，那时候要4个人才能压制住，真的难以想象。
当时在阿尔伯塔省，有段子说这里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
调过去之后才发现那里的冬天很难熬。我们要穿着特别厚的棉大衣，穿过一个个监区去巡逻，一会儿在零下30度的户外，一会在零上25度的室内，身上刚出了汗就要去冰天雪地里，一次巡逻就要这样反反复复十几次......
2017年，我又申请调动到了西边临海的BC省。BC省天气各方面都不错，景色也很好。我卖掉原来的小房子，贷款买了一个500平米的三层独栋小楼，拥有永久产权。由于远离温哥华，房价也不算太贵，首付只需20%。这还不算低的，记得刚找到工作后买的第一套小公寓，首付只需要交5%，也许因为我的身份是联邦警察，信用要好一些。
我家的阳台，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坪和远处山上的积雪。
2007年刚当上狱警的时候，我的工资在加拿大属于中等水平，随着年限增长，工资也水涨船高，现在已经上升到中高收入水平。和国内不一样，我们在监狱里不怎么讲官职和年龄，什么都是看年限。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坐了七八个警员，谁去为大家煮咖啡呢？大部分时候是在监狱工作年限最少的人去，而不是年龄最小的。
工作年限一长，我的假期也跟着多了。今年，我的年假、病假和事假共有40天。由于工作是倒班制，全年需要上班的天数算下来只有180天，再减去40天，意味着只用上140天的班，加起来还不到五个月。剩下的200多天，我完全可以自己支配。
这是今年11月的工作排期，我有15天时间需要去监狱上班。
在加拿大，警察可以在空闲时间搞副业，我身边的同事有的在做地产，有的在私人公司做保安，我比较喜欢吃喝玩乐，2019年初开始尝试旅游策划。
做旅游策划主要靠人脉和关系，不需要陪玩，只要帮客户安排吃喝玩乐的攻略，找到最优惠的旅游套餐价格。刚开始做的时候缺客户，头半年基本没收入，后来不断有人介绍客户，收入很快见涨，多的时候几乎能赶上主业。可惜的是，今年疫情一暴发，刚刚做起来的副业又没了。
2019年11月，我前往墨西哥考察一个新开的五星度假村项目。
没有客户可以安排，我就利用好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平时不上班的日子，我们全家会出去打球、骑车、爬山。为了添点乐子，我老公花一万加元买了艘二手快艇，可以开到湖中央钓钓鱼，钓完再去附近吃点好吃的。在监狱里工作精神高度紧张，我很需要美景和美食来放松自己。
2017年，在联邦监狱工作满10年时，我收到了上级颁发的一枚纪念章。
再过两年，我就在联邦监狱工作满15年了，工作年限其实也相当于一枚无形的奖章。曾经有人觉得我是女性，不能胜任狱警的工作，但我坚持下来了，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一直认为，职场上不应该有性别歧视，男人能做的女人未必做不了。就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喜欢出现场，不怕死尸也不怕看解剖。这和性别没什么关系，还是要看个人能力和兴趣。
说到底，工作也不过是为生活提供一个支撑，人能做的就是保持好的心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人羡慕现在的我，也许有人不屑一顾，但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早已想明白，纵有千万种活法，也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监狱内不允许拍照，部分图片来源于口述者所在机构官网）
我叫小小，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从2007年到现在，我已经在加拿大联邦监狱工作了13个年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男子监区。身为监狱里极少见的华裔女狱警，我受到的关注也比其他同事多。记得第一天去监狱报到的时候，犯人们见了我都很意外，不停地朝我吹口哨搭讪。
我的工作照，防刺背心上别着一枚手铐外形的徽章。
移居加拿大之前，我在国内干过几年刑警。警察梦最早来源于我爸，他是我们市刑警队的法医，擅长解剖，曾经协助同事破过很多命案。耳濡目染之下，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不怕杀人、尸体这些字眼，反倒对各种凶杀案很感兴趣。高考完，我去了省内的一所警校学习公安管理专业。
学生时代我和妈妈的合照，出国后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老照片。
当年的我年轻气盛，想着毕业了就能大展宏图，却忘了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出了校门，我没能进入刑警队，而是被分配到派出所从户籍警干起。在有的人眼里这是份好差事，可我总觉得无趣。一听说市里出了什么案子，整个人就特别亢奋，经常求着我爸带我一起出现场。
后来公安系统改革，我抓住转岗机会，成为派出所的一名驻所刑警，半年后又被划归到了区刑警队。本以为可以多去现场破案了，结果事与愿违。由于我是女警，很多时候做报表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同事们接到任务都出去抓逃犯了，我却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报表，有些会议甚至不叫我参加，更别说摸枪了。类似的事情积少成多，我的工作热情衰退了很多。一想到未来五年十年的样子，辞职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
那时候流行上网冲浪，通过因特网，我了解到更大的世界，第一次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和家人朋友交流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持反对态度，不愿意让我放弃铁饭碗。只有我爸一个人支持，他大手一挥，说“年轻人，就应该去外面看看。”经过漫长的申请与等待，2005年，我和老公通过技术移民去了加拿大。
这是在加拿大的一座操场上，移民的前几年，我仍是学生身份。
那时候我的口语停留在“哑巴英语”的水平。所以到了加拿大没有立即工作，而是参加了语言班，并申请了理工学院的旅游管理课程。我和老公出国时只带了1万加币，国外物价高，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只能租别人的地下室。从住处到学校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我每天有三小时花费在路上，下了课要去餐馆做服务员，晚上回家继续学习到半夜。后来怀孕还坚持挺着大肚子去上课，一直到孕期8个月才在家待产。
2006年底，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报纸上看到了联邦男子监狱的招聘广告，问我要不要试试。我一看，确实是联邦男子监狱在招聘，而且一招就是70多个。这可是联邦警察，加拿大国家公务员啊！机会难得，我赶紧报了名。
联邦监狱所属的惩教署，每年会通过公开的方式招聘狱警。
那一年所有报名者中，只有三个中国人，其他都是欧美面孔，绝大多数是加拿大本地的男性，女性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当时我还没想过为什么男子监狱会招收女狱警，只感觉安全风险要比男狱警大得多。在生活压力面前，我只看中了它是一份好工作，顾不上考虑其它。
想得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所有应聘人员都要参加一场涵盖6项测试的选拔，包括笔试、多人面试、身体检查、心理测试、背景调查，通过之后还有为期四个月的全封闭式集训。集训实行淘汰制，要学习法律法规、擒拿格斗、枪支拆解和射击、消防器械使用、搜查谈判等等，竞争很残酷。
2007年7月，我在集训基地练习跪姿射击。
国内当了三年警察，我只在一次全员培训的时候摸过枪，没想到在加拿大的集训中一口气接触了好几种，手枪、霰弹枪、步枪，统统要求能上手使用。我第一次用霰弹枪的时候没想到后坐力那么大，枪托没顶实就扣了板机，结果枪托顶到肩膀后又弹到我的脸上，没一会我的脸就肿得像猪头。
除了头部受伤，胳膊上也被撞出一大片淤青。
虽然因为没掌控后坐力好受了伤，但我的枪法是很准的，尤其是手枪，一发子弹打出去，往往不是9环就是10环，弹孔都集中在靶纸的中心位置。四个月的训练周期，大大小小的测试进行了100多次，不断有人出局，也不断有人自愿退出。
别人休息，我努力学习；别人学法规学到晚上，我就学到凌晨；别人训练做30个俯卧撑，我就拼命做到50个；很幸运，我留到了最后。被录取的70多人中，算上我只有六七位女性
集训班的毕业典礼上，惩教署官员向我握手表示祝贺。
2007年9月，签下正式offer，我被分到了一所位于偏僻小镇上的中型犯监狱，里面所有犯人的刑期都在两年以上，罪名大多是杀人、伤人、强奸、涉毒，还有一部分是猥亵儿童。
那座监狱一共有13个监区，一个监区最多可以关押80名犯人，每个犯人都有一间单独的牢房。他们平时不必待在牢房里，可以在监区的公共区域自由行走。也就是说，狱警进监区巡逻的时候，和犯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相当于面对面交锋。犯人有任何要求来找，狱警要负责解决或者驳回。监区里面发打架、突发疾病、自杀等事件，狱警都要去处理，还要及时写报告记录当天情况。
每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听到分配计划，我才能知道自己当天的工作地点在哪。除了最常见的监区巡逻，还有的岗是在厨房看管由犯人担任的帮厨，有的岗要出监狱押送犯人，另有一部分机动岗，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
加拿大有很多监狱位于小镇上，照片远处的绿顶建筑是就是其中一所。
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分到监区巡逻。刚走进监区大门，就听见有犯人在疯狂地吹口哨，也有人喊话搭讪，后来还有人骂脏话。作为狱警，我不能还嘴，能做的就是警告对方，记录下他的行为，情节恶劣的可以去监狱内部法庭上指控，如果法庭判定事实成立，犯人就可能受到罚款或是蹲禁闭的处罚。
禁闭室面积很小，里面有床、连在一起的马桶和洗手台，好点的话还有一张桌子。关禁闭一般是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听上去时间不长，但待在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除了每天一个小时洗澡放风，其它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一小片地方，不像在监区可以自由活动，这里没人可以说话。
监狱内不允许拍照，这张禁闭室的图片是官方公布的，广角拍摄使得房间看起来比现实中大一些。
我的适应能力还算可以，工作没几天，就对骂声“免疫”了。毕竟监狱是一个恶人世界，那些黑帮成员、暴力犯罪者根本不在乎礼貌不礼貌，他们要个什么东西你不给或者给慢了，张嘴就骂。晚上巡逻的时候用手电照着牢房查人数，也时不时能听到叫骂声。骂的轻的，我很少理会，太过分的才会警告，对方如果还骂，我就会记录在报告中。
只要犯人没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我常常一笑了之。有的狱警会特别生气，甚至陷在情绪里出不来，整天不开心。我曾经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过，只能开导对方，为了犯人影响心情不值得。好在监狱对于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视的，狱内设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解决犯人的心理问题。狱警也一样，福利制度本身就包含看心理医生这一项。
被关押久了谁都压抑，但有些人会做出变态的举动。比如我在巡逻中，多次碰到不可描述的场面。个别犯人会算准我在某个时间段经过，故意当着我的面做那种事。我撞见了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人家会辩解说，谁让我刚好在这个时间经过他的牢房......
这是中等安全级别监狱的一间牢房，联邦监狱有轻、中、重等不同级别，会根据犯人的背景和表现分配。
工作在一个充满危险人物的地方，我躲不过这些让人恶心的事，但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我们虽然在入职前接受过专业的射击培训，但只有押送等专门岗位才可以配枪，狱警一旦要进犯人监区，绝对不能携带枪支，因为一旦被犯人抢走后果会很严重。为了防备有可能出现的伤害，我们会穿着防刺背心， 带上手铐、对讲机，以及类似于辣椒水的化学喷雾和急救包。
我女儿曾经问我，说监狱里万一有犯人要挟持我怎么办？我如实告诉她，如果真的被挟持了，基本上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每次进监区都保持高度警惕。监狱规定，任何情况下的行动都应当至少有两名警员一起，以便互相保障安全。我就有自己的搭档，那种信任感像家人一样，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可能很难能理解。
即便两个人处理不了或者落单了，我们还可以呼叫支援。狱警随身佩戴有紧急呼叫装备，紧急时刻一按按钮，中央控制室就能发现呼叫者的位置，立马通过对讲系统传出内部代码。这个代码别人不一定听得懂，但警员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一分钟之内，紧急反应部队就会全速赶来处理。紧急代码被呼叫的情况每隔几天就会发生一次，但我自己从来没遇到过实际需要的情况，只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
迄今为止，我经历过最严重的一起事件是被犯人策划挟持。听起来是不是像美剧情节？在我看来，真实的监狱几乎和《越狱》里呈现的一样，包括里面的那些帮派、犯人之间的暗号、黑市，还有所谓的监狱文化，好像整个北美的监狱都是这样的风格。
和剧中情节一样，我们监狱的犯人们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玩不到一块的会互掐。有一天，一名犯人偷偷告诉我同事，说有三名犯人打算挟持我，时间定在我下班前巡逻的时候，计划把我挟持到某间牢房，用绳子捆住后实施伤害。
那位同事把犯人的情报告诉我之后，又一级级上报给了典狱长。上级觉得这件事性质很严重，因为犯人已经有了计划，不光是嘴巴说说而已。他们找了我两次，问我要不要换到别的监区工作，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在那个监区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对犯人的情况比较熟悉，包括那三名涉事犯人。虽然上级再三打电话让我考虑，我还是决定留在自己的岗位。
第二天，我把三人中为首的那名犯人叫到了狱警办公室，跟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计划。他极力否认，说没这回事，还笑着问我是从哪听说的。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离开监区，警告他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想清楚后果，说完就让他回去了。之后的几天，上级加派了一名警员到我们监区，好在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段时间一切恢复正常。
犯人总是想尽办法去搞违禁品，这是被查获的藏在网球中的毒品。
有人可能会好奇犯人手里怎么能有绳子，其实监狱里面不该出现的东西有很多，一个普通的牙刷，犯人都能磨成一件凶器，何况是绳子。每个犯人在入监后都有一次机会可以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我们有一串很长的清单，什么可以带什么不能带，即便经过筛选，也存在一定的改造空间。更何况监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漏洞，有人甚至会通过无人机向监狱内投掷毒品。
搜查违禁品是每天日常工作中的一大任务，我和同事曾经搜到过大麻、海洛因、冰毒，还有刀片、钉子、铁片、木头做成的凶器。有时候一些家属和犯人会面时也会想尽办法捎带点违禁品，我们会在每次会面前后对犯人和家属都进行检查。
监狱里养有警犬，它们是找到毒品的好帮手。
我在那所中型犯监狱干到了2011年，女儿准备上小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小地方工作的局限。监狱所在的小镇只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而且教学水平都很一般。孩子想学跳舞，没有跳舞班，想学游泳，没有游泳班。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申请调动到了阿尔伯塔省的一所联邦监狱。
那所监狱关押有重刑犯，其中一部分人被判了终身监禁，他们好像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危险性比较高。调去的第一天，我就碰上了一起小型暴动事件。狱警清点人数时，有 6名犯人不愿意回牢房，就开始闹事，在监区里大肆搞破坏。桌子和凳子连在地上搬不起来，他们就疯狂砸门，公共区域的面包机、咖啡机、微波炉、冰箱，能砸的都砸了，还把水龙头打开不停地放水，嘴里不停地骂人。
为了保证安全，我和其他狱警只能在监区门口看着，喊话让他们停止。后来6个犯人中的4个选择回到自己牢房，只剩2个厉害的人物拒绝回去。这时候领导下令说可以采取行动了，我们先喷了大量的化学喷雾，等到那两个人开始蹲在地上揉眼睛，立马冲过去压制他们。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疯狂起来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平时一两名狱警就能压制住的人，那时候要4个人才能压制住，真的难以想象。
当时在阿尔伯塔省，有段子说这里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
调过去之后才发现那里的冬天很难熬。我们要穿着特别厚的棉大衣，穿过一个个监区去巡逻，一会儿在零下30度的户外，一会在零上25度的室内，身上刚出了汗就要去冰天雪地里，一次巡逻就要这样反反复复十几次......
2017年，我又申请调动到了西边临海的BC省。BC省天气各方面都不错，景色也很好。我卖掉原来的小房子，贷款买了一个500平米的三层独栋小楼，拥有永久产权。由于远离温哥华，房价也不算太贵，首付只需20%。这还不算低的，记得刚找到工作后买的第一套小公寓，首付只需要交5%，也许因为我的身份是联邦警察，信用要好一些。
我家的阳台，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坪和远处山上的积雪。
2007年刚当上狱警的时候，我的工资在加拿大属于中等水平，随着年限增长，工资也水涨船高，现在已经上升到中高收入水平。和国内不一样，我们在监狱里不怎么讲官职和年龄，什么都是看年限。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坐了七八个警员，谁去为大家煮咖啡呢？大部分时候是在监狱工作年限最少的人去，而不是年龄最小的。
工作年限一长，我的假期也跟着多了。今年，我的年假、病假和事假共有40天。由于工作是倒班制，全年需要上班的天数算下来只有180天，再减去40天，意味着只用上140天的班，加起来还不到五个月。剩下的200多天，我完全可以自己支配。
这是今年11月的工作排期，我有15天时间需要去监狱上班。
在加拿大，警察可以在空闲时间搞副业，我身边的同事有的在做地产，有的在私人公司做保安，我比较喜欢吃喝玩乐，2019年初开始尝试旅游策划。
做旅游策划主要靠人脉和关系，不需要陪玩，只要帮客户安排吃喝玩乐的攻略，找到最优惠的旅游套餐价格。刚开始做的时候缺客户，头半年基本没收入，后来不断有人介绍客户，收入很快见涨，多的时候几乎能赶上主业。可惜的是，今年疫情一暴发，刚刚做起来的副业又没了。
2019年11月，我前往墨西哥考察一个新开的五星度假村项目。
没有客户可以安排，我就利用好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平时不上班的日子，我们全家会出去打球、骑车、爬山。为了添点乐子，我老公花一万加元买了艘二手快艇，可以开到湖中央钓钓鱼，钓完再去附近吃点好吃的。在监狱里工作精神高度紧张，我很需要美景和美食来放松自己。
2017年，在联邦监狱工作满10年时，我收到了上级颁发的一枚纪念章。
再过两年，我就在联邦监狱工作满15年了，工作年限其实也相当于一枚无形的奖章。曾经有人觉得我是女性，不能胜任狱警的工作，但我坚持下来了，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一直认为，职场上不应该有性别歧视，男人能做的女人未必做不了。就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喜欢出现场，不怕死尸也不怕看解剖。这和性别没什么关系，还是要看个人能力和兴趣。
说到底，工作也不过是为生活提供一个支撑，人能做的就是保持好的心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人羡慕现在的我，也许有人不屑一顾，但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早已想明白，纵有千万种活法，也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监狱内不允许拍照，部分图片来源于口述者所在机构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