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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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有点象易中天教授的一篇讲述“鸦片战争”的文章,极其神似。

BTW: 佩奇是易中天教授的粉丝,他的文章和书特别好看,读了还想再读,推荐一下。
是这篇吗?
易中天 :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和做出决策的。这又焉有不败之理?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甚至大清帝国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变成了鸦片鬼,一天不吃就无法生存,最后终因吸食过度中毒而死。

   因此,要想"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积习难改。一个吃惯了鸦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没法过日子。一个撒惯了谎的人要他不撒谎,也比登天还难。再说,前面撒过谎了,后面说实话,就会露出马脚,也就只好一骗到底。奕山等前方将帅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开始就不撒谎,就说实话,不行吗?不行。专制制度决定了,一个官员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就不说,瞒着。实在瞒不住,就撒谎。再瞒不住,就再撒谎,恶性循环。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谎,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撒,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而不是相反。按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因为万岁爷就好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吃惯了鸦片,有鸦片瘾。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历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两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2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值得深思了。

   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来指挥战争,你说是该胜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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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哥影评字幕里提到”文革”居然用wg代替,声音也屏蔽了”文革”,靠!知道这不是习胖子一个人的问题,但习胖子祸国殃民,罪当其首!
上次那位茹妹子就用了WG,我就没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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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和做出决策的。这又焉有不败之理?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甚至大清帝国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变成了鸦片鬼,一天不吃就无法生存,最后终因吸食过度中毒而死。

   因此,要想"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积习难改。一个吃惯了鸦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没法过日子。一个撒惯了谎的人要他不撒谎,也比登天还难。再说,前面撒过谎了,后面说实话,就会露出马脚,也就只好一骗到底。奕山等前方将帅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开始就不撒谎,就说实话,不行吗?不行。专制制度决定了,一个官员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就不说,瞒着。实在瞒不住,就撒谎。再瞒不住,就再撒谎,恶性循环。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谎,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撒,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而不是相反。按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因为万岁爷就好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吃惯了鸦片,有鸦片瘾。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历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两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2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值得深思了。

   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来指挥战争,你说是该胜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说得太好了,其实这种只听自己喜欢听的话又何止是中共如此,中共不过是愈演愈烈,看看油管那些反共人士,哪个不是只捡自己喜欢的事实并夸大其词,甚至不惜扭曲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和中共的区别无非就是朝野之分。就说武汉疫情,我是无法相信所谓今年少了15万领退休金的老人之说,稍微算一下也能知道,如果去年15万老人因疫情去世,那么按照目前的2%死亡率计算,加上老年人以外的数字,武汉死亡人数应该有20万左右,换句话说武汉一千万人口全部感染上了新冠才会达到这个死亡数字,我不怀疑中共刻意造假压缩了死亡人数,但反共者为了证明中共的邪恶刻意夸大死亡数字,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尊重甚至歪曲事实,区别只是危害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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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鸦片战争洗白?
例如告诉被强奸的女孩,因为你太漂亮,我自己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但还是没有抗拒你的魅力,所以不能都怪我。
例如珠宝太值钱,我想了整整一个月,想起妈妈的话,老师的话,还学着节俭,最后还是忍不住抢了。所以我是值得同情的。。。
中国人缺点太多,所以打仗输了,而且英国人是怀着仁慈的心来打战的,所以,,,

没用的,流氓就是流氓,洗白了也是。人家的道德标准在那里,海盗是当成英雄葱白的。只国内的公知一时转不过来,其实也是给自己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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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同样的侵略,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变成了发达国家了,大清不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的国民不当人,一点权力都让出,这个道理同样用与今天的共产党,一点权力不肯让出,把权力越来越紧的佐在手中,只会让中国的大船沉于海中。同样一句话官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官,当年英国侵略中国,中国平民为英国人叫好,为英国人送吃送水.很快也会发生这个土地上

中国打仗前的毛病和打仗后不吸取教训,都不是为侵略洗白的借口。不再多说。

其实鸦片战英国人很少看到提及,还是觉得是黑点。倒是公知们耐不住,要补足这个短板,为把这个民主自由教描绘得更完美,想方设法在这坨S上面描绘。S就是S,怎么也不会变成一坨金。结果只是公知的丑恶也被自己描绘出来。

早有学者研究过,西方侵略之前中国是没有民族概念的。只有天下。清朝政府还提议用日本首相来朝廷任职。是西方人用宗教,民族,种族来区分不同的人。现在中国也有了民族主义,拜西方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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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仗前的毛病和打仗后不吸取教训,都不是为侵略洗白的借口。不再多说。

其实鸦片战英国人很少看到提及,还是觉得是黑点。倒是公知们耐不住,要补足这个短板,为把这个民主自由教描绘得更完美,想方设法在这坨S上面描绘。S就是S,怎么也不会变成一坨金。结果只是公知的丑恶也被自己描绘出来。

早有学者研究过,西方侵略之前中国是没有民族概念的。只有天下。清朝政府还提议用日本首相来朝廷任职。是西方人用宗教,民族,种族来区分不同的人。现在中国也有了民族主义,拜西方所赐。
中国有了共产主义,拜西方所赐。正史野史、公知学者都这么说的。

按照那个学者的说法,现在也没有民族主义。哪个民族没有在朝廷做官的?自治区的政府首脑都是少数民族。

除非元朝清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还真把自己和汉族分的很清楚。对了,Google一下”汉奸“两个字的出处,会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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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太好了,其实这种只听自己喜欢听的话又何止是中共如此,中共不过是愈演愈烈,看看油管那些反共人士,哪个不是只捡自己喜欢的事实并夸大其词,甚至不惜扭曲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和中共的区别无非就是朝野之分。就说武汉疫情,我是无法相信所谓今年少了15万领退休金的老人之说,稍微算一下也能知道,如果去年15万老人因疫情去世,那么按照目前的2%死亡率计算,加上老年人以外的数字,武汉死亡人数应该有20万左右,换句话说武汉一千万人口全部感染上了新冠才会达到这个死亡数字,我不怀疑中共刻意造假压缩了死亡人数,但反共者为了证明中共的邪恶刻意夸大死亡数字,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尊重甚至歪曲事实,区别只是危害的大小。
还是那句话:无论真相如何丑陋,也永远好过人们的想象。

让民众知道真相,就会戳破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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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年随蒋赴台。现在回头看,肯定是个正确的选择。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不愿随胡适离开,留在了大陆。在57年的反右中,胡思杜在劫难逃,精神崩溃,自杀身亡。之前在1950年初,大陆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胡适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学界多位门生故旧被迫表态,撰文清算胡适思想。胡思杜也公开批判父亲,并与之划清界限。胡思杜写了一篇《人民公敌我的父亲胡适》。当时,《纽约时报》记者问胡适,为什么连你的儿子都在骂你?胡适回答:“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自由是沉默的自由,中国人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我的儿子做的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其实,不仅仅中国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也没有,金家更一直没有。

李嘉诚,前几年撤了。人人觉的他有病,有钱不赚,愧为首富。现在回头看,你又怎么想?
即使如此,反送中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出来说两句,做不到完全沉默。

前年搞了个改革开放一百个贡献人物,好多虾兵蟹将都入围,独缺李首富。想恶心他,其实是恶心了自己。这恰恰会让他觉的撤的对。

他们为啥撤,有人为啥留,我等百姓很难理解,因为贫穷会限制想象力,学识会影响判断力。

我认识的一位英语翻译曾经和我说过,移民好不好,看看那么多领导们的孩子都在国外,应该没问题。

韭菜,需要对镰刀有所判断。
写得那么好,加粉 (y) (y):wd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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