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原来是大汉奸和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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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本文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俺炫耀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 鄙人业余时间的大部分是用来学习和读书。 第二,是分享给网友学习的一条路径。 如果您也想学习历史的话,我文中提到的几位教授的书就像一条曲径通幽之径, 你也可以把这些书找来读读,远比在网上瞎逛收益多得多。

  • 正文

中国近代史是最最严重扭曲的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忠奸不分。 而且是国共两党一起搞的。 但历史是有事实的,不是性变态分子抓住的小姑娘任意打扮后奸污蹂躏的。 会有正直的历史学家去挖掘事实,给出真相。

中国近代广东籍贯出了祸国殃民的两个大骗子,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孙中山。 康有为的污浊卑劣好像有广泛的认同。 在共产党的宣传系统里他从来就不是个好人。 但是孙中山就不一样。 他是一个被国共两党精心打扮后捧上神坛贡起来当成国父。 国民党蒋介石是为了为自己披上正统革命继承人的外衣,共产党也是通过神化孙中山来把自己打扮成中国(老百姓)的大救星。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在大陆出版了近二十年。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剥去孙中山画皮的书。 这书当时在中国大陆红极一时洛阳纸贵。现在已经被大幅删节后改名出版。 这本书给出了硬邦邦的证据。 孙中山为了自己当皇帝(新名词叫总统)把大半个中国出卖给日本,远远比二十一条卖国的多得多。 而在推翻满清的武装运动中, 把黄兴的功劳都加在自己的头上。 所以不奇怪,黄兴这位出生入死的反清革命家在国共两党的宣传体系中故意被忽略故意被埋没。

一旦唐德刚掘开了国共两党砌起来的大堤后,真相的大水开始泛滥。 许多学者开始挖掘孙中山的肮脏的劣迹。比如同是广东人的袁伟时教授。国共两党一手神话孙中山,另一手就是抹黑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府。高全喜教授从清帝《逊位诏书》入手研究了北洋政府的合法性。 袁伟时教授详细研究了孙中山肆意破坏和致力于颠覆北洋政府。 孙中山又一次如石敬瑭一样认贼作父勾结苏俄来瓦解分裂中国。

被中共神化的五四运动重要的一点是说北洋政府卖国。 但台湾的唐启华教授研究下来发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及前后外交上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秦晖教授也有几篇文章(反思五四运动系列)中用犀利的事实和逻辑让我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历史真相。

至于国民党如何神化孙中山,陈蕴茜教授《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清晰的描述。 国民党的手段和中共神化毛泽东的手段非常相似。 对孙中山像早请示晚汇报鞠躬行礼背诵总理遗言,乃至在孙中山像前行西式婚礼。

我近几年不断的学习近代史,把点滴的业余时间积累起来,颇有天地洞开之感。 也感叹老百姓的被愚弄、真相被掩盖、洗脑灌输是多么可怕。 如果人们都丧失了学习探究的能力,那么统治者为所欲为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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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202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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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并没有否定孙,只是力图客观求实,不和国民党同调。
以下摘自唐文: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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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并没有否定孙,只是力图客观求实,不和国民党同调。
以下摘自唐文: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我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唐德刚“否定”或颂扬。 还原真实,暴露真相,
剥去中共和国民党两党一起给他披上的画皮(中国文革时代话语模式)。😄

如果您没有读过《晚清七十年》那么强烈推荐你读读。 我读了两遍。 第一遍是二十年前, 第二遍是去年。
 
最后编辑: 2021-08-10

阿吾

踏实做事 有趣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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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本文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俺炫耀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 鄙人业余时间的大部分是用来学习和读书。 第二,是分享给网友学习的一条路径。 如果您也想学习历史的话,我文中提到的几位教授的书就像一条曲径通幽之径, 你也可以把这些书找来读读,远比在网上瞎逛收益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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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是最最严重扭曲的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忠奸不分。 而且是国共两党一起搞的。 但历史是有事实的,不是性变态分子抓住的小姑娘任意打扮后奸污蹂躏的。 会有正直的历史学家去挖掘事实,给出真相。

中国近代广东籍贯出了祸国殃民的两个大骗子,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孙中山。 康有为的污浊卑劣好像有广泛的认同。 在共产党的宣传系统里他从来就不是个好人。 但是孙中山就不一样。 他是一个被国共两党精心打扮后捧上神坛贡起来当成国父。 国民党蒋介石是为了为自己披上正统革命继承人的外衣,共产党也是通过神化孙中山来把自己打扮成中国(老百姓)的大救星。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在大陆出版了近二十年。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剥去孙中山画皮的书。 这书当时在中国大陆红极一时洛阳纸贵。现在已经被大幅删节后改名出版。 这本书给出了硬邦邦的证据。 孙中山为了自己当皇帝(新名词叫总统)把大半个中国出卖给日本,远远比二十一条卖国的多得多。 而在推翻满清的武装运动中, 把黄兴的功劳都加在自己的头上。 所以不奇怪,黄兴这位出生入死的反清革命家在国共两党的宣传体系中故意被忽略故意被埋没。

一旦唐德刚掘开了国共两党砌起来的大堤后,真相的大水开始泛滥。 许多学者开始挖掘孙中山的肮脏的劣迹。比如同是广东人的袁伟时教授。国共两党一手神话孙中山,另一手就是抹黑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府。高全喜教授从清帝《逊位诏书》入手研究了北洋政府的合法性。 袁伟时教授详细研究了孙中山肆意破坏和致力于颠覆北洋政府。 孙中山又一次如石敬瑭一样认贼作父勾结苏俄来瓦解分裂中国。

被中共神化的五四运动重要的一点是说北洋政府卖国。 但台湾的唐启华教授研究下来发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及前后外交上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秦晖教授也有几篇文章(反思五四运动系列)中用犀利的事实和逻辑让我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历史真相。

至于国民党如何神化孙中山,陈蕴茜教授《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清晰的描述。 国民党的手段和中共神化毛泽东的手段非常相似。 对孙中山像早请示晚汇报鞠躬行礼背诵总理遗言,乃至在孙中山像前行西式婚礼。

我近几年不断的学习近代史,把点滴的业余时间积累起来,颇有天地洞开之感。 也感叹老百姓的被愚弄、真相被掩盖、洗脑灌输是多么可怕。 如果人们都丧失了学习探究的能力,那么统治者为所欲为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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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的《走向共和》算是一部不政治正确力争还原历史的好剧,可惜被禁了
黄兴在同盟会里实干家,德高望重,如果黄兴想当领袖,孙中山其实没戏,

浏览附件黄兴.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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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散散很少,这里有一篇综述,提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谢谢🙏。 所谓文化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历史研究非常发达,6千多万人口中有雄厚的历史爱好者。所以我学习英国历史感觉非常舒服愉快, 应有尽有。 中国在江胡时代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个历史学习热,比如黄仁宇的书热卖,钱穆热,唐德刚热, 甚至有业余写手的《明朝那些事儿》。 但历史禁区非常多。 黄兴的例子就是一个。 还有中共党史,高华教授的书完全被禁。现在习近平时代更是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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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说说汪精卫呗,孙中山就他的生活作风至少也是个老流氓,没兴趣。
孙大炮🙄
孙中山在小节上问题多得很。 比如他和陈炯明翻脸,逃到军舰上下令对广州城内开炮,炮兵不敢怕误伤百姓,孙亲自上前拉炮绳。
总之如果你从他个人野心的角度看,就能理解历史不同的深度。

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有一半的原因是蒋介石逼迫的。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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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看张国焘《我的回忆》,共产国际的角色就是现在《新闻联播》里米国的角色,公然向北洋政府输出“颜(红)色革命”。马林明着是指导共产党,其实也和孙大炮暗通款曲,其实就是两边下注,谁能赤化中国就支持谁。共产国际同时也极力推动国共两党合作,1927年前,毛,周,张,李等共产党人也是国民党成员,蔚为奇观。感觉100年前的90后们,对现政府不满,从而组党对抗政府。当时北洋政府政府也确实羸弱不堪,共产国际的“导师们”进出中国畅通无阻,各种新潮书刊雨后春笋,比现在的政治环境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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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看张国焘《我的回忆》,共产国际的角色就是现在《新闻联播》里米国的角色,公然向北洋政府输出“颜(红)色革命”。马林明着是指导共产党,其实也和孙大炮暗通款曲,其实就是两边下注,谁能赤化中国就支持谁。共产国际同时也极力推动国共两党合作,1927年前,毛,周,张,李等共产党人也是国民党成员,蔚为奇观。感觉100年前的90后们,对现政府不满,从而组党对抗政府。当时北洋政府政府也确实羸弱不堪,共产国际的“导师们”进出中国畅通无阻,各种新潮书刊雨后春笋,比现在的政治环境好太多了。
这本书也在我的未来读书单子上。 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这书。 苏俄共产党还跟冯玉祥勾结。 他们是见缝插针要在中国捞取利益。

俄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组织,像癌症一样。 中国在清末确实是非常的贫弱,老百姓贫穷而愚昧,社会四分五裂。 北洋政府作为一个宪政民主政府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生存,简直是个奇迹。 五四运动一个学生没死,抓的三十几个学生不久都放了。 可见北洋政府确实是个人民的好政府。

余英时说国共本来就是一家。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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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日本女人

作者: 玉米穗

据说曾经做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有一回问孙中山最喜欢的三件事是什么,孙回答,一是革命,二是女人,三是读书。中山先生不愧是不世出的伟人,毫不扭扭捏捏欲说还羞,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道出了女人是他的最爱之一。
孙中山想必一定是很有女人缘的,他一生奔波于革命大业,但身边从没有缺少过女人。原配卢慕贞为他生儿育女,但那是个老式妇道人家,不可能跟随他东奔西走“天下为公”。据说卢氏尽管足不出户但深明大义,主动鼓励中山先生寻找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于是后来中山先生先后就有了陈粹芬和宋庆龄两位革命伴侣。在宋庆龄之前其实孙中山还曾爱上庆龄的大姐宋蔼龄并向伊求婚(关于这段轶事,与孙中山宋美龄蒋介石张学良等关系非同寻常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在其回忆录里有详细的记述),因宋家父亲查理宋的反对而未成,不料后来孙中山又转而爱上了妹妹庆龄,引得查理宋勃然大怒,要与他绝交,但仍然无法阻挡庆龄成为孙夫人的决心,后来孙中山与原配卢氏解除了婚约,庆龄最终成了“国母”。
除了上述几位之外,孙中山在日本还有过妻子和妾。妾叫浅田春,一说当初是日本警方安排到孙身边帮助监视孙的,但也有日本学者说浅田是孙中山的翻译,而且帮助孙中山联络革命同志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云云。浅田春十分年轻,与孙中山在一起时候据说只有15岁,她后来很年轻就去世了,与孙之间没有一儿半女,来去无牵挂毫不拖泥带水。
比较凄惨的是孙中山的日本妻子大月薰。大月薰认识孙中山时候还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中山先生却一见钟情于她了。那时候孙中山居住在横滨山下町某寓所的一楼,大月薰一家居住在同寓所的二楼。某日大月薰不小心打碎一花瓶,花瓶里的水顺势流到一楼孙中山的房间,据大月薰回忆孙当时正与友人一起研究地图,忽然屋子里无端“下雨”,不禁有些恼火,大月薰当时跑到楼下去道歉,中山先生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转怒为喜,还给了大月薰一粒糖吃。

大月薰长到14岁时,浅田春去世,孙中山便通过友人温炳臣向大月薰的父亲提亲,要娶大月薰为妻,大月的父亲开始以女儿年龄尚小为由婉拒,但孙中山不放弃一再追求,后来两人于1903年结婚。
1906年大月薰生下她与中山先生的女儿,开始起名叫文子,后改名富美子,“富美”日语音读与“文”训读同音,是委婉的表示与孙文的“文”之间的联系。孙中山娶大月薰后不久,即东奔西走忙于“天下为公”,与大月薰见面机会日趋减少,虽然曾经汇过几次钱给大月薰贴补家用,但两人渐行渐远,以至大月薰生下女儿富美子孙中山都未必知晓,而且此后再也未见过这个日本妻子,也从未见过自己的骨肉富美子。
大月薰无法依靠丈夫支持,为了维持生活贴补家用,后来曾去戏院买票赚取微薄收入。她生下的女儿富美子先是以她父亲的小女儿的名义登录户籍,于是这母女俩成了名义上的姐妹。后来富美子长到5岁时送给横滨一对无儿女的夫妻做养女。而大月薰则改嫁给了一个叫三轮的日本人为妻。由于那个三轮发现了大月薰从前与孙中山的通信,知道了她从前的身世,大月薰被休妻回家。后来大月薰便可以忘却和隐瞒从前与孙中文的那一段往事,远嫁到栃木县足利市的一个寺院,与那个寺院的主持实方元心结为夫妻,聊度余生。
富美子长大成人之后,从外祖父那里知道了自己的生母是大月薰,而父亲竟然是无人不知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震惊之余,也十分喜悦。她带了儿子宫川东一去栃木县那个寺院拜访大月薰,母女相认,与当初分离时隔已经五十年。大月薰后来在过世前五年录制了一盒录音带叙述当年与孙文那段婚姻的来龙去脉,那盒录音带成为了解和研究孙文早年在日本生活的重要资料。大月薰于70年过世,享年82岁。死后与丈夫实方主持都葬在那个寺庙里。
富美子和儿子宫川东一于七十年代去台湾观看了孙中山纪念馆,并与孙家后人相见。据宫川东一说相见甚欢,但孙家后人(一个曾侄孙)说她们是自称的所谓的孙氏“后人”。
日本孙中山研究的权威学者经过仔细核对历史资料,认为孙家后人嘴里的“所谓”孙氏日籍后人确凿无疑就是孙中山的后人。有人问富美子的儿子(孙中山的日本外孙)宫川东一,何不去做个遗传基因鉴定,真假立判,宫川说如果有相关人士要求,他很乐意做,但他并不愿意太过主动地去做那个鉴定,使人觉得好像他非要攀龙附凤似地。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时,宋有条件,必须一夫一妻。所以孙中山与原配解除了婚姻关系。但孙向大月薰求婚时,大月薰显然没有提那个要求。而中山先生虽然要娶大月为妻,想必也不曾把她当做革命伴侣,等到哪天忙于“天下为公”时,黄鹤一去不复返想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孙中山开诚布公地说他喜欢女人,观察他所喜欢过的女子,有一特点,就是都比他小得多。除了原配年龄相仿。陈粹芬小孙7岁。浅田春小孙16岁,大月薰宋庆龄则都小他二十岁以上,与他都是老夫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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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炮儿 其实就是洪秀全+石敬瑭的混合体。只不过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为他掩盖、粉饰。
国父个屁!
那是个社会大变迁的时代,鱼龙混杂,往往大骗子得逞。 大奸似忠,大怯似勇,大恶似圣。
一方面亿万愚民,另一方面鬼魅横行。
 
最后编辑: 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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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孙中山的卖国档案》。作者不详。(我找到一篇正体字的同样文章说是袁伟时教授写的。不敢下定论。 从我学习袁教授的公开著作和讲课来看,袁教授揭示的历史材料都覆盖了下文中的内容, 文章中的历史事实都是确凿无疑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孙中山的个人想当大总统的野心驱使他不择手段甘愿当石敬瑭那样的儿总统。祸害人民祸害国家。那个时代是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年代,大奸似忠,大恶似善。


政治家和政治组织的内外政策是交相为用的。与其对内政策紧密联系,孙文的对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从民初开始,这些记录在国内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断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中对有关事实毫不知情的,大约十分罕 见。不过,在中国大陆 ,人们没有把这些史料系统排列出来,加上标准教科书讳莫如深,一般读者知道真实情况的似乎也不多。请读者允许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据中国大陆近20年的出版物,将有关事实抄录如下:


  第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孙文一 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可能是Dr.——医生的误译。他是医学院毕业生,也行过医。)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 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 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 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第二,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 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 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 分为四期摊付给孙博士。"


  第三,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博士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 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 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 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第四, 出卖满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 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 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 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 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 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 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 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


  第五,把设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利让给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 国的中央银行。同日,又电告阪谷:"设立中央银行事,应即迅速进行。"十天后,阪谷便复函孙文说"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翰,委托阪谷以贵国 中央银行设立之事",因此他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要求孙文盖章批准。其中规定"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为 限。""该银行有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他职能包括 "国库之岁入及岁出"、"内外国债之整理及新招集国债之时,可使该银行办理" 、 "货币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纸出入贩卖等事"、"政府设定监督银行之业务"等等 。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权",也交给阪谷,虽然规定"政府自该银行开业年满五年之后,于一年内以付价,得收买外国人所有股份",但又规定"政府于本条期限之 间不能收买,则本条买收权为消灭。"


  把设立经营和管理中央银行的特权交给一个曾任外国内阁大臣的外国人,担负财政收支、发行货币和监督全 国银行系统的重任,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大事。孙文如此轻率地处理,虽然当时没有办成,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此事曾于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记者 黄远庸公诸报端,这是国内报刊第一次揭露孙文在对外关系中损害国家利益。就事情本身来说,应该说是大众传媒履行监督政治家这一类公共人物的职责的大好事。 袁世凯政府虽曾利用此事批评孙文,但这正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势力互相批评、监督、争取公民信任应有的常规。中国公民有权知道这一类信息,20世纪中国政 治的腐败和专横,恰恰是与执政者实行愚民政策,拒绝公开政务息息相关的。


  第六,与袁世凯竞相向日本政府争宠。宋案发生以后,孙文认为"日 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孙文与袁世凯都不惜代价,争取日本的支持。早在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 其名著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 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 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 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 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 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如此大利,没有打动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脑看来,依靠已经统治着全国的袁世凯,比起指望形单势孤的孙文一伙显然更加实惠。孙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压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


   此外,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 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无,弟不必 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 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内外疑谤丛集,真伪莫辨,亲痛仇快,而祸根却在孙文的作为。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际,竟主动要求与日本政府结盟,再一次慷慨地出卖国家主权。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几经讨价还价,日方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则于5月9日接受。
   面对涉及国家存亡的重大斗争,全国人心激动。原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士纷纷提出"一致御侮"的主张。"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潜……等十一人, 联合发表公电,提出 ''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之说。在美洲的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亦联合致电孙中山,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 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 等语。"


  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也联名发出通电,总结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验,鲜明地提出:


  1,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反对"假借外力"。他们说:"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 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这是针对报刊的种种传闻表明自己绝 "不危及邦家"的立场。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训,表示决不轻言革命。"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的错误),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 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 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他们认识到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说到底,这是国人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忽视了国人要求安定的情绪和"畏避革 命"的意志。


  3,仍要坚决反对专制统治。他们进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至今空尸共和之名, 有过专制之实",不但导致内政极端腐败,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 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 为了抵御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须改变这个状况。


  黄兴等人的反思颇为深刻。他们对外侮由来的分析,反对假借外力解决内政问题进而一致御侮的主张,也是非常适时的。


  黄兴等人的主张曾广为散发和分送京、沪各报馆刊登,引起海内外广泛注意。可是孙文等人对此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另外一种主张。


   先是在2月5日孙文、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满铁株式会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 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业,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民政长官,后来又出任邮电大臣、内务大臣、东京市长等。犬冢、山田等敢于出面订立 盟约,背后有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持。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 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条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这封信和《中日盟约草案》与黄兴、陈炯明等人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二十一条"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国耻,是日本迫使中国殖民化的重要步骤。它的最后文本把满蒙、山东、汉冶萍公司等重要权益奉送给了日本。条款之一是 "zgzf嗣后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顾问教官时,可尽先聘用日本人"。实际是把当地各级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尽先聘用"不过是掩人耳 目的外交词令。


  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 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 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 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


   历史挺会捉弄人:袁氏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文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 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 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 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再加上"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 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也就是说,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是绝对不容其他国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 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考量其实质,这是把中国降为附属国的盟约。


  再看看孙文给小池的信,其中意蕴就更加清楚了。这封信说了些什么呢?


  1,"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所以提出这个《中日盟约》。


  2,"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 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3,孙文等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伙为主要合作对象,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孙文这些主张的是非,笔者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两件事: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 "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于是,孙文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命党务部发 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 "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为自己的沉默辩护。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 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四天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上述信 件就发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于此可见一斑。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披露后,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 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并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孙文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在日本警方的严密 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 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再加上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在场 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不应忘记的是,与此同时,他还重申了出让满蒙的主张。除了上面已 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国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 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这个老同盟会员, 1949年以后身居高位,生活在孙文备受尊崇的国土上,不可能和没必要作假,其回忆显然是可靠的。


  不过,不管孙文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日本政府对他们一伙的力量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仍然把袁世凯作为拉拢和威吓的主要对象。孙文和革命党人仅是充当了威胁袁世凯的魔影。孙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斗争期间,孙文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冀图得到日本的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 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 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第九,20年代,与美、日商人签订密约,一再出让大量利权。1921年1月17日,孙文与美国芝加哥 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据美国驻华公使报告,内容包括:香克将帮助"zgzf(指南方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作为回报" 所有经香克氏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三分之一 ,均归香克所得;又将购材料之买价,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1922年2月5日, 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 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 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 等报刊曾连续追踪报导。


  以上确凿而不完备的史料,揭示了孙文复杂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视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 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 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答案主要靠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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