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大学前，我的人生可以用顺风 顺水来形容。
2008年，我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黑龙江省的一所省重点中学。 这所学校在我们本地很出名，2010年以前，每年能有30来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其实我综合成绩也很好，只是因为我从小就练小提琴，中考前临时想尝试一下别的路径，没想到真的以此升学。
在高中，艺术并不是我的学业重点，相反，我的高中母校所在地历来是黑龙江的物理竞赛重镇，所以高中入学的第一周，为了躲避军训，我选择了参加学校的物理竞赛课程，在这一周之内提前学完了高中物理的主要课程。
我后来并没有成为学校物奥班的在编成员，因为当时我留着长长的头发，还喜欢穿超短裙，在一个都是外县男生的特训班里，显得有些太过个性，格格不入，我隐隐感觉到，教练似乎不喜欢我这样。
按照物奥班当时的传统，早上做题之前的第一课就是全班一起学习教练喜欢的诗句或对联。有一次，早上背诗时，老师选我来背诵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还特意让我重复了这一句几遍，全班都笑了；我吃不了竞赛班的苦，加上的确也没有走竞赛这条路的必要，就慢慢退出了物奥班。
但我后来还是一直在自己刷题，并在高三那年参加了物理竞赛笔试，想给自主招生的简历增加一点材料。结果笔试成绩出来后，我居然进了全省前十，拿了省一等奖。不过我之前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不会做实验，也就没有进入省队，继续物理竞赛这条路。
有了竞赛成绩后，我参加了北大的保送考试，顺利进入了我的第一志愿专业——北大数学学院。 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在中学时读了很多描绘数学之美的书，比如《古今数学思想》。在阅读这类书籍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打动，觉得数学是人类思维的结晶，那么纯粹，那么激动人心——这是一项伟大的人类精神事业，我也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哪怕只是一块砖。
智力带来的纯粹之美，是当时我最向往的。那时候的我，对周遭的人际关系和事务，几乎毫无关注，表现之一就是，共情能力很差。
我记得，高中时有一个女同学，据说每天学习到很晚，结果上课总是打瞌睡，考试总答不完卷子，每次考试，结束时她都在哭着和老师抢卷子。有一次下课，她问我题目，我换着方法给她讲了好几遍，但她就是听不懂，我在心里想：笨!
这种吐槽，一般人都是在心里想想就算了吧，但我却不小心嘟囔出了声，尴尬极了。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得罪了不少人，隐隐感觉班里大部分人跟我关系不是那么好。
但当时的我对此并不太介意，毕竟那时候的我，各方面都比别人强：考试综排第一，在分班考试当中能甩第二名几十分；体育也不错，校运会班级一大半的分都是我拿的，每年跑赛奖品发的床上四件套可以送科任老师一人一套；更“过分”的是，在别人做不完作业的时候，我却每天都会练一个小时的琴。
整个中学阶段，我都沉浸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或者总是想要爬一个高塔的全速前进中与成功喜悦里。
2
来到北大数院以后，我学得很认真，但只能勉强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 这里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几乎集合了所有的竞赛金牌选手。 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并不适合、也没有能力成为一名数学家。
此外，另一件事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自己未来的判断和选择。大一时，我恋爱了，对方是一个研一的学长，他曾经是我的一门必修课助教。此人长相端正，思路极佳，总能将习题课讲得优美至极，还写得一手好字。
恋爱时，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起吃饭、从早到晚一起自习（也就是学数学），我甚至连学校都没有离开过。按理来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带来的恋爱生活，都代表了我曾经最理想的追求纯粹的极致状态，但恰恰是在接触到这种极致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向往的，这种叙事对我来说有着极大的漏洞。
当时无论考试还是做研究，数学证明都是最核心的活动。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我都需要苦思冥想好几天，用十页的纸才能证出来。我逐渐开始怀疑，费了这么大劲把这些东西证明出来，对一个人的人生、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正是在这种怀疑之下，大二下学期，尽管当时已经修完了数院大部分的必修课，我还是选择了转院。理科出身的我，决定转入人文学院，因为当时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认知极其有限，我猜想或许一个新的学习领域会带给我不一样的启示。在人文学院旁听了一系列院系课程以后，我选择了转到中文系，并修了一个哲学双学位。
转院的时候，我和父母商量，我告诉他们，以后未来收入的差距会很大。我妈很尊重我的想法，她说你开心就好，妈妈最不希望看到你不开心。
转院以后，我3年要修4年的课，再加上修了双学位，最忙的时候，我一个学期要修37个学分，差不多是其他同学的两倍。大学最后一年，我参加了保研考试，我的导师主动提出来让我读直博，当时的我对于做学术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单纯出于对导师的喜爱，我成为了中文系的一名博士生。
就像曾经从数学学院出走那样，到博士三年级，我再次发现，我并没有那么适合做学术。 因为读博不仅需要读书、写论文，还需要社交，学术圈同时也是一个人际圈。而用我导师的说法，我在人情往来方面有点“缺根筋”，常常听不懂别人的言外之意，就像高中那时候一样。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了做中学老师的想法。
博士最后一年，我参加了北京、深圳几所重点中学的招聘，最后入职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这所学校给我的印象最深，求职时是冬天，学校的建筑看起来没那么高大上，甚至有些破旧，但我去学校的洗手间的时候发现，校内所有的洗手池，都流出与体温相当的热水，这让我感觉到了被尊重、被在意。
另外，这所中学的音乐氛围还特别好，乐团水准全国一流，甚至远超北大的乐团。我从六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已经拉了22年，在北大读本科、博士的十年，小提琴始终是我校园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在博士生涯最艰难的日子里，每周的乐队排练是我唯一的指望。音乐生活于我而言，就像水对于鱼一样，很难说有什么意义，但没有它就是不能活。
其实找工作的同一时间，我也在写博士论文，写到最后，意义感的缺失每天都撞击着我，脑子止不住地产生疑问：我每天写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会看呢？当时，我甚至慢慢地产生了一种脱离世界的感觉，有时候发一条倾诉内心的朋友圈，没有人互动，我会想，“原来哪怕有上千个微信好友，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关心你。”
那个时候，我特别迫切地想要去接触世界，与世界产生切身的联结。 所以我很快就和我现在所在的中学签订了三方，因为我相信做老师可以真正直接地去影响一些人。
3
刚开 始产生做中学老师的念头时，我妈特别反对，因为她自己就是一名高中老师。 在她看来，我女儿这么优秀，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怎么能跟我一样当一个高中老师呢？你能不能努努力，至少当个大学老师？
为了说服他们，我向我爸妈展示了我师姐的生活。我师姐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任教，课时量非常大，最夸张的时候，工作日的白天，课表全是满的。除此之外，她还要写论文、申课题、做班主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是没有寒暑假概念的。
久而久之，我的父母也开始理解我的选择。 但我妈不同意我当老师，至少不能当理科老师，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她认为，我太聪明了，无法理解别人为什么不会。而真正的好老师未必自己做题能力有多么突出，只是他（她）能够准确理解各个层级学生的问题。
实际上，的确是在真正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之后，我的共情能力才有了显著的提高。 记得刚开学的时候，我的微信被家长加爆了，家长们常常不分时间场合，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不少家长都在周末向我反映，希望为孩子争取学校住宿，一开始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班有不少学生住在北京比较偏远的郊区，有个孩子告诉我，她每天都要5:15起床，才能7:30到学校。
我带的这个班，在整个年级里，入学成绩相对比较差。 班里有个小孩，总在第一排睡觉，扫除时让他擦自己的凳子，他不仅不擦，还坐在讲台上老师的凳子上跟我顶嘴——就因为这个，我直接吼了他，把全班同学都吓到了。
但仅仅两天后的班会课后，他突然跟我亲近了起来，加了我的微信，说要为高中三年的学习制定计划，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事情，应该开始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这句话是我在班会上说过的，原话是，“你们要对自己负责，你每天做的任何一个选择，比如一节课是选择睡觉还是听课，或大或小，都会对你后来的人生产生有影响。你们每做一件事情、说一句话之前，都要思考一下。”听起来平平无奇，我说的时候也没指望学生们完全听进去，但就是这么一句话，却让一个看上去最难教育的孩子，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意义感。
时间长了，我还发现，这些孩子尽管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仍然有很多让人惊喜的闪光点，比如有的孩子文字的感觉非常好，有的孩子特别有创意。 更重要的是，还有的孩子身上有着我自己都没有的美德：开学第一天，我提示同学，要擦擦凳子上的灰再入座，有个同学不仅擦了自己的，还主动去擦其他的空凳子，这个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小班长。
我强烈地意识到，虽然我的孩子们可能考不上北大，但是他们的人格非常健全，这份健全渐渐成了我想要努力守护的东西。
我的博士生导师曾推荐我看《秋水堂论金瓶梅》，这本书的作者认为，《金瓶梅》当中最重要的，是悲悯。但直到教中学，和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们打交道，我才真正理解悲天悯人这个词的含义。表面上看起来再调皮的学生，也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引申来看，只要是人，都可以将心比心。
我妈有一句“教育名言”，“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以前作为一名尖子生，我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直到成了一名老师，我才真正和更多的孩子们有了共情，进而有了对所有人的“同情之理解”。
4
同学们也给了我特别好的回馈： 教师节那天，我们班40多个孩子，有15个孩子都亲手为我绘制了肖像。 我的语文课代表给我做了一个手工作品，非常精致。 还有学生给我画了头像，颇有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感觉，很妙。
节日当天的早自习，当我亲手从孩子们手里接到这些礼物的时候，差点当场哭了出来。短短二十多年人生，此前唯一收到过的肖像画是本科室友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几乎从来没有家人以外的人如此用心对待我。
我把学生送的礼物挂到了卧室墙上
以前我从来不会刻意地在节日或者典礼场合感动，但是那天我一下理解了，教师节那些老生常谈的话为什么会让人感动，也理解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我也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为人师表”，因为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在学生们的心中留下痕迹，甚至放大。
回顾我自己的成长，我终于渐渐学会反思，也理解了自己成长中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从上高中开始，我经常感觉极度孤独，像是海上漂流的一叶扁舟，没有任何的抓手，就算有人跟我短暂交汇，也很快都会在海上失散。
在北大的时候，除非跟着乐团表演，我从来不参加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从来不跟着任何一伙人“热泪盈眶”。北大十年，我见过很多跟我一样冷漠的人，也见过很多与世界疏离的人；反而是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我和我的学生们有强烈的联结感，我感到，自己终于和这个世界有了真实的联系。对如今的我来说，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讲道理的人，当然比培养一个北大人更有意义。
我在数院时候的两个室友，她们一个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工作，一个在香港的投行工作，年薪都在20-30万美元上下，是我现在收入的十几倍。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现在这份工作带给我的，已经足够多——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比较严重的失眠、焦虑，但现在，我每天一沾枕头就着，睡着了连梦都不做。
我和我妈妈的关系也变得更好了。 小时候，我妈妈对我很苛刻，我曾经一度对她怀恨在心。现在我也站在了妈妈曾经站过的讲台上，从另外一个视角看，我开始发现我妈妈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地方，她恪守师德，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他人如何，她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收家长的礼，从不体罚学生；她也非常有智慧，总能为我提供非常宝贵的班主任建议。
对于名校博士去做中学老师，很多人都心存质疑，认为钻研学术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高中老师对我的影响比大学老师更大。有一位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放过《死亡诗社》，当时我并不能理解那部电影，但很多年之后，在给学生上的开学第一课上，我就给他们讲了《死亡诗社》的故事，希望他们能够“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教师”。
后来，在板书作业的时候，一位同学指正了我“练习册”的练字应该写出头，并且引用了我的发言。我立即实现诺言，将一张珍藏多年的动物明信片送给这位同学。我希望我的学生，永远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像明信片上面的猛禽那样，明察秋毫。
当然，社会上也有人对博士的教学能力存疑。但在我的观察，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工种，即使师范专业毕业的同学，教学能力也更多是在岗位上锻炼出来的，而非科班学成；博士入职的老师，只不过从年龄上比硕士略晚几年开始锻炼而已。
今年开学以来，我倒是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一个好老师？在考教师资格证时，我们都背过一个标准答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当时我背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屑的，感觉不过是一些翻来覆去的套话。但真正来到这个岗位，感受到了“为人师表”和“仁爱之心”的真正含义，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些“套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情与意义。
转自（生活三联书刊）
上大学前，我的人生可以用顺风 顺水来形容。
2008年，我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黑龙江省的一所省重点中学。 这所学校在我们本地很出名，2010年以前，每年能有30来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其实我综合成绩也很好，只是因为我从小就练小提琴，中考前临时想尝试一下别的路径，没想到真的以此升学。
在高中，艺术并不是我的学业重点，相反，我的高中母校所在地历来是黑龙江的物理竞赛重镇，所以高中入学的第一周，为了躲避军训，我选择了参加学校的物理竞赛课程，在这一周之内提前学完了高中物理的主要课程。
我后来并没有成为学校物奥班的在编成员，因为当时我留着长长的头发，还喜欢穿超短裙，在一个都是外县男生的特训班里，显得有些太过个性，格格不入，我隐隐感觉到，教练似乎不喜欢我这样。
按照物奥班当时的传统，早上做题之前的第一课就是全班一起学习教练喜欢的诗句或对联。有一次，早上背诗时，老师选我来背诵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还特意让我重复了这一句几遍，全班都笑了；我吃不了竞赛班的苦，加上的确也没有走竞赛这条路的必要，就慢慢退出了物奥班。
但我后来还是一直在自己刷题，并在高三那年参加了物理竞赛笔试，想给自主招生的简历增加一点材料。结果笔试成绩出来后，我居然进了全省前十，拿了省一等奖。不过我之前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不会做实验，也就没有进入省队，继续物理竞赛这条路。
有了竞赛成绩后，我参加了北大的保送考试，顺利进入了我的第一志愿专业——北大数学学院。 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在中学时读了很多描绘数学之美的书，比如《古今数学思想》。在阅读这类书籍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打动，觉得数学是人类思维的结晶，那么纯粹，那么激动人心——这是一项伟大的人类精神事业，我也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哪怕只是一块砖。
智力带来的纯粹之美，是当时我最向往的。那时候的我，对周遭的人际关系和事务，几乎毫无关注，表现之一就是，共情能力很差。
我记得，高中时有一个女同学，据说每天学习到很晚，结果上课总是打瞌睡，考试总答不完卷子，每次考试，结束时她都在哭着和老师抢卷子。有一次下课，她问我题目，我换着方法给她讲了好几遍，但她就是听不懂，我在心里想：笨!
这种吐槽，一般人都是在心里想想就算了吧，但我却不小心嘟囔出了声，尴尬极了。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得罪了不少人，隐隐感觉班里大部分人跟我关系不是那么好。
但当时的我对此并不太介意，毕竟那时候的我，各方面都比别人强：考试综排第一，在分班考试当中能甩第二名几十分；体育也不错，校运会班级一大半的分都是我拿的，每年跑赛奖品发的床上四件套可以送科任老师一人一套；更“过分”的是，在别人做不完作业的时候，我却每天都会练一个小时的琴。
整个中学阶段，我都沉浸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或者总是想要爬一个高塔的全速前进中与成功喜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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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大数院以后，我学得很认真，但只能勉强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 这里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几乎集合了所有的竞赛金牌选手。 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并不适合、也没有能力成为一名数学家。
此外，另一件事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自己未来的判断和选择。大一时，我恋爱了，对方是一个研一的学长，他曾经是我的一门必修课助教。此人长相端正，思路极佳，总能将习题课讲得优美至极，还写得一手好字。
恋爱时，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起吃饭、从早到晚一起自习（也就是学数学），我甚至连学校都没有离开过。按理来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带来的恋爱生活，都代表了我曾经最理想的追求纯粹的极致状态，但恰恰是在接触到这种极致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向往的，这种叙事对我来说有着极大的漏洞。
当时无论考试还是做研究，数学证明都是最核心的活动。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我都需要苦思冥想好几天，用十页的纸才能证出来。我逐渐开始怀疑，费了这么大劲把这些东西证明出来，对一个人的人生、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正是在这种怀疑之下，大二下学期，尽管当时已经修完了数院大部分的必修课，我还是选择了转院。理科出身的我，决定转入人文学院，因为当时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认知极其有限，我猜想或许一个新的学习领域会带给我不一样的启示。在人文学院旁听了一系列院系课程以后，我选择了转到中文系，并修了一个哲学双学位。
转院的时候，我和父母商量，我告诉他们，以后未来收入的差距会很大。我妈很尊重我的想法，她说你开心就好，妈妈最不希望看到你不开心。
转院以后，我3年要修4年的课，再加上修了双学位，最忙的时候，我一个学期要修37个学分，差不多是其他同学的两倍。大学最后一年，我参加了保研考试，我的导师主动提出来让我读直博，当时的我对于做学术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单纯出于对导师的喜爱，我成为了中文系的一名博士生。
就像曾经从数学学院出走那样，到博士三年级，我再次发现，我并没有那么适合做学术。 因为读博不仅需要读书、写论文，还需要社交，学术圈同时也是一个人际圈。而用我导师的说法，我在人情往来方面有点“缺根筋”，常常听不懂别人的言外之意，就像高中那时候一样。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了做中学老师的想法。
博士最后一年，我参加了北京、深圳几所重点中学的招聘，最后入职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这所学校给我的印象最深，求职时是冬天，学校的建筑看起来没那么高大上，甚至有些破旧，但我去学校的洗手间的时候发现，校内所有的洗手池，都流出与体温相当的热水，这让我感觉到了被尊重、被在意。
另外，这所中学的音乐氛围还特别好，乐团水准全国一流，甚至远超北大的乐团。我从六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已经拉了22年，在北大读本科、博士的十年，小提琴始终是我校园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在博士生涯最艰难的日子里，每周的乐队排练是我唯一的指望。音乐生活于我而言，就像水对于鱼一样，很难说有什么意义，但没有它就是不能活。
其实找工作的同一时间，我也在写博士论文，写到最后，意义感的缺失每天都撞击着我，脑子止不住地产生疑问：我每天写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会看呢？当时，我甚至慢慢地产生了一种脱离世界的感觉，有时候发一条倾诉内心的朋友圈，没有人互动，我会想，“原来哪怕有上千个微信好友，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关心你。”
那个时候，我特别迫切地想要去接触世界，与世界产生切身的联结。 所以我很快就和我现在所在的中学签订了三方，因为我相信做老师可以真正直接地去影响一些人。
3
刚开 始产生做中学老师的念头时，我妈特别反对，因为她自己就是一名高中老师。 在她看来，我女儿这么优秀，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怎么能跟我一样当一个高中老师呢？你能不能努努力，至少当个大学老师？
为了说服他们，我向我爸妈展示了我师姐的生活。我师姐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任教，课时量非常大，最夸张的时候，工作日的白天，课表全是满的。除此之外，她还要写论文、申课题、做班主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是没有寒暑假概念的。
久而久之，我的父母也开始理解我的选择。 但我妈不同意我当老师，至少不能当理科老师，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她认为，我太聪明了，无法理解别人为什么不会。而真正的好老师未必自己做题能力有多么突出，只是他（她）能够准确理解各个层级学生的问题。
实际上，的确是在真正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之后，我的共情能力才有了显著的提高。 记得刚开学的时候，我的微信被家长加爆了，家长们常常不分时间场合，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不少家长都在周末向我反映，希望为孩子争取学校住宿，一开始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班有不少学生住在北京比较偏远的郊区，有个孩子告诉我，她每天都要5:15起床，才能7:30到学校。
我带的这个班，在整个年级里，入学成绩相对比较差。 班里有个小孩，总在第一排睡觉，扫除时让他擦自己的凳子，他不仅不擦，还坐在讲台上老师的凳子上跟我顶嘴——就因为这个，我直接吼了他，把全班同学都吓到了。
但仅仅两天后的班会课后，他突然跟我亲近了起来，加了我的微信，说要为高中三年的学习制定计划，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事情，应该开始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这句话是我在班会上说过的，原话是，“你们要对自己负责，你每天做的任何一个选择，比如一节课是选择睡觉还是听课，或大或小，都会对你后来的人生产生有影响。你们每做一件事情、说一句话之前，都要思考一下。”听起来平平无奇，我说的时候也没指望学生们完全听进去，但就是这么一句话，却让一个看上去最难教育的孩子，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意义感。
时间长了，我还发现，这些孩子尽管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仍然有很多让人惊喜的闪光点，比如有的孩子文字的感觉非常好，有的孩子特别有创意。 更重要的是，还有的孩子身上有着我自己都没有的美德：开学第一天，我提示同学，要擦擦凳子上的灰再入座，有个同学不仅擦了自己的，还主动去擦其他的空凳子，这个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小班长。
我强烈地意识到，虽然我的孩子们可能考不上北大，但是他们的人格非常健全，这份健全渐渐成了我想要努力守护的东西。
我的博士生导师曾推荐我看《秋水堂论金瓶梅》，这本书的作者认为，《金瓶梅》当中最重要的，是悲悯。但直到教中学，和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们打交道，我才真正理解悲天悯人这个词的含义。表面上看起来再调皮的学生，也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引申来看，只要是人，都可以将心比心。
我妈有一句“教育名言”，“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以前作为一名尖子生，我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直到成了一名老师，我才真正和更多的孩子们有了共情，进而有了对所有人的“同情之理解”。
4
同学们也给了我特别好的回馈： 教师节那天，我们班40多个孩子，有15个孩子都亲手为我绘制了肖像。 我的语文课代表给我做了一个手工作品，非常精致。 还有学生给我画了头像，颇有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感觉，很妙。
节日当天的早自习，当我亲手从孩子们手里接到这些礼物的时候，差点当场哭了出来。短短二十多年人生，此前唯一收到过的肖像画是本科室友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几乎从来没有家人以外的人如此用心对待我。
我把学生送的礼物挂到了卧室墙上
以前我从来不会刻意地在节日或者典礼场合感动，但是那天我一下理解了，教师节那些老生常谈的话为什么会让人感动，也理解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我也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为人师表”，因为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在学生们的心中留下痕迹，甚至放大。
回顾我自己的成长，我终于渐渐学会反思，也理解了自己成长中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从上高中开始，我经常感觉极度孤独，像是海上漂流的一叶扁舟，没有任何的抓手，就算有人跟我短暂交汇，也很快都会在海上失散。
在北大的时候，除非跟着乐团表演，我从来不参加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从来不跟着任何一伙人“热泪盈眶”。北大十年，我见过很多跟我一样冷漠的人，也见过很多与世界疏离的人；反而是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我和我的学生们有强烈的联结感，我感到，自己终于和这个世界有了真实的联系。对如今的我来说，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讲道理的人，当然比培养一个北大人更有意义。
我在数院时候的两个室友，她们一个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工作，一个在香港的投行工作，年薪都在20-30万美元上下，是我现在收入的十几倍。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现在这份工作带给我的，已经足够多——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比较严重的失眠、焦虑，但现在，我每天一沾枕头就着，睡着了连梦都不做。
我和我妈妈的关系也变得更好了。 小时候，我妈妈对我很苛刻，我曾经一度对她怀恨在心。现在我也站在了妈妈曾经站过的讲台上，从另外一个视角看，我开始发现我妈妈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地方，她恪守师德，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他人如何，她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收家长的礼，从不体罚学生；她也非常有智慧，总能为我提供非常宝贵的班主任建议。
对于名校博士去做中学老师，很多人都心存质疑，认为钻研学术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高中老师对我的影响比大学老师更大。有一位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放过《死亡诗社》，当时我并不能理解那部电影，但很多年之后，在给学生上的开学第一课上，我就给他们讲了《死亡诗社》的故事，希望他们能够“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教师”。
后来，在板书作业的时候，一位同学指正了我“练习册”的练字应该写出头，并且引用了我的发言。我立即实现诺言，将一张珍藏多年的动物明信片送给这位同学。我希望我的学生，永远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像明信片上面的猛禽那样，明察秋毫。
当然，社会上也有人对博士的教学能力存疑。但在我的观察，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工种，即使师范专业毕业的同学，教学能力也更多是在岗位上锻炼出来的，而非科班学成；博士入职的老师，只不过从年龄上比硕士略晚几年开始锻炼而已。
今年开学以来，我倒是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一个好老师？在考教师资格证时，我们都背过一个标准答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当时我背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屑的，感觉不过是一些翻来覆去的套话。但真正来到这个岗位，感受到了“为人师表”和“仁爱之心”的真正含义，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些“套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情与意义。
转自（生活三联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