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看待“三八妇女节”——兼及女权运动
2016-03-08 以斯拉恩典传媒
公元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领导这次会议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者、德国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倡议,以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从此以后,“三八”妇女节就成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节日。
中国妇女第一次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是在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劳动妇女举行纪念会和游行。会议由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主持,会上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保护妇女儿童”的口号。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1977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对联合国而言,国际妇女节定为3月8日。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曾经在中国响了半个多世纪,反映了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热烈心声。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波娃于1949年完成的《第二性》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经典。50年代起,女权运动也从起初的思潮、批判和术语之论争,发展到严肃的权利与政治斗争。
认识女权主义运动历史
女权运动一路走来,也经历了三波运动:
第一波:当时妇女争取女性法律保障,要与男子平权和享有同等机会,例如:投票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同工同酬等。这一波是合理的诉求,也符合《圣经》“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第二波的口号是“放下奶瓶,走出厨房”,将矛头指向“家务”,同时大力鼓吹妇女进入职场。相夫教子与家庭被敌视为女权运动的最大累赘和阻碍。结果,第二波带动了离婚浪潮和褓姆需求热。传统婚姻与家庭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第三波的主要诉求是:“身体自主”和“情欲解放”。“身体自主”表现于妻子有权作出独立抉择,单独决定保留或除去腹中胎儿。这个概念的落实就是避孕与堕胎。“情欲解放”则表现于鼓励“试婚”与“同居不婚”。《第二性》的作者西蒙·波娃与哲学家萨特成为“终身伴侣”,并不履行结婚手续,并且互相尊重对方与其他人的性关系。这些都导致婚姻与家庭进一步受伤害。
近年,女权运动开始第四波,“外遇”、“一夜情”实战接踵而来,“性幻想”、“精神外遇”“网络性爱”也不甘寂寞。
显然,女权运动的往后发展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争取卸下当尽的责任,追求逆性的自由。离开圣经所立下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幸福与自由是否越行越远?
可能很多基督徒对这些一无所知,只知道每年3月8日有一个妇女节。庆祝妇女节的世俗方式是商场超市的大酬宾、服装表演、放假、聚餐,基督徒不要随波逐流。其实基督教信仰才是使女人得自由的真理源泉。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这样说道:
基督教使妇女获得自由与尊严
《以弗所书》所设立的高尚而尊贵的婚姻观,渊源于基督对妇女的态度,这在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或其他社会文化中都不能找到。今天,夫妻之间举止文明人道甚至为世俗所称道,这反映了基督教对妇女生活以及婚姻的巨大影响,在西方尤其如此。
一位研究古罗马的学者曾经贴切地说过:“罗马世界皈依基督教带来了妇女地位的巨变。”另一位学者表述得更明了:“耶稣的降生是妇女历史的转折点。
耶稣对待、回应撒玛利亚妇人的那种仁慈、尊重他人的方式(见约翰福音四章)对今天西方文化氛围的读者来说并不显得特别。然而他所做的在当时确实惊世骇俗。他将犹太人对撒玛利亚的偏见以及盛行的视妇女为低贱族类的观念全然置之度外。
《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邀请耶稣去她家做客的故事(《路加福音》十章)。马大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为她的客人耶稣准备用餐,而她的妹妹马利亚却充当男人的角色,即,听耶稣讲道。从文化角度看,马利亚之举离经叛道;耶稣也如此,因为他违反了当时拉比的律法。更有甚者,当马大抱怨马利亚不给她帮忙时,耶稣并没有支持马大而是赞同马利亚的做法。
耶稣坚持妇女享有平等权利,有时甚至专门拣选妇女传扬他的信息,他向几位妇女显现尤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们在复活主日清早就来到他敞开的坟墓。耶稣拣选了这几位妇女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耶稣为什么没有告诉前来坟墓的彼得和约翰,让他们去把所发生的事告诉其余的门徒?耶稣为什么要妇女去告诉那些男人?他总是保护、支持被剥夺、被忽视的群体。妇女确确实实被社会、被宗教所忽视。耶稣这里所做的使人想起他在另一个场合所说的话:“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加福音》13:30)
三部符类福音书都记载了妇女跟随耶稣,这在公元1世纪时的巴勒斯坦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学者们注意到,在主流文化中,只有妓女和名声狼籍的女人才会在无男性陪伴的情况下跟随一个男人。基督的信息如此安慰人心,甚至连名声好的妇女也起来反抗社会传统礼教跟随耶稣,而耶稣从不责备她们。在另一个场合,一个患血漏病的妇女想使的疾病得医治,就上来从后面摸了一下耶稣衣裳的边(《马可福音》5:25-34)。耶稣的反应如何?耶稣治愈了她的病,并且告诉她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为了防止现代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耶稣发起了妇女运动,这里需要说明:他没有。耶稣降世是要改变人的心思意念,不是要实话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然而耶稣赐予妇女与男人同等的尊荣与地位表明,他不仅破除了他那个时代歧视妇女的文化,而且为后人树立了可仿效的标准。
耶稣公开反对当时的文化,对妇女采取接纳的态度,这对早期的使徒教会并非没有影响。早期基督徒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对当时社会上限制、约束妇女的习俗不予理睬。耶稣死里复活不久,他的门徒就固定在每个礼拜开始的第一天(礼拜日)聚集,分享这个奇迹带来的喜乐。他们通常在会堂或家中聚集,后者即所谓家庭教会。在家庭教会,妇女往往非常出众,她们不仅是敬拜者,而且也是领导者。圣保罗提到亚腓亚“我们的姐妹”,就是歌罗西城的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腓利门书》2)。在老底嘉,有一个叫宁法的妇女,在她家里有个教会(《歌罗西书》4:15)。
新型的家庭标准
基督以其与妇女交往而引入的新型伦理道德对家庭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圣保罗因为看到基督对男女一律平等对待,因此要求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5:25)。他也告诫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4)。这种教导直接与前面所讨论的罗马的家庭尊卑次序相冲突。这种新型的家庭伦理道德最终瓦解了家庭的尊卑次序及其不合理的家长制。正因此,在公元313年基督教在罗马合法化后的半个世纪,即公元374年,在圣保罗极其清楚地向已婚男子传达有关耶稣基督对待妇女的教诲与榜样之后,瓦伦提尼安皇帝终于废除了已千年之久的尊卑贵贱的家长制。沧海变桑田!异教丈夫丧失了对家人,包括对妻子的生杀予夺大权。
中国女人裹小脚被废除
中国的女孩,通常在五岁左右,就要把脚裹起来,这一习俗存在了至少一千年。一根几英寸宽的长布条把双脚紧紧地裹起来,使每只脚上的四个小脚趾向下折曲,抵住脚底的肉,及时地阻止脚趾长大。慢慢地,脚后跟被迫向下,脚背隆起,这样,脚看上去象一个握紧的着手。哈里森·福曼说,大脚趾不裹,但必须塞入小鞋的尖头里。裹足常常引起严重后果。正如一位传教士所描述的:“裹足期间,肉常常腐烂,脚底大面积坏死,有时候脚趾会一个个掉下。”
如此残酷的习俗为何得以存在?答案只有一个:取悦男人。女人的脚成了弓形,女人用脚尖行走,飘忽摇曳,极富诱惑力。更有甚者,没有裹足的女子是“羞耻的,不可能嫁得如意郎君”,耶鲁大学史学家肯尼思·赖德烈如是说。他曾在中国传过道。在某些社会,残酷的习俗往往有很高的评价,甚至得到那些深受其害者的赞同。裹足习俗就是如此。19世纪一些传教士努力想解开女孩的裹足布,但是当他们转身离开,那些中国母亲们立刻又给裹上。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人们遵守这一残酷的文化习俗,不惜以牺牲年轻的、无助的女孩为代价。
尽管裹足流行了很久很久,但正是基督教影响最终于1912年使中国政府废除了这个泯灭人性的习俗。林语堂指出:基督教传道士们用十字架废除了裹小脚。
基督教对中国的女子教育的贡献
此外,基督教对中国的女子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