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 原创：又见右愤口中的“谭嗣同”

以往，看见右愤们经常把谭嗣同挂在嘴边，以达到借古喻今，或称偷换概念的政治目的。

右愤眼中，现在的中国就如同晚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比较，难道他们不知道现今中国国土上没有外国军队驻扎（国家主权）？难道他们不清楚中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综合国力）？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老婆不需要再裹脚，自己想进故宫也不需要当太监了（人权）？

他们当然什么都知道，他们只是想推翻现政府，以达到祸乱天下的目的。这才是他们进行这种比拟的原因。

不仅这样比拟，他们还经常把自己比喻成谭嗣同。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右愤是被政府迫害了的，就如同当年的谭嗣同一样。

其实，不要说把他们拉到菜市口开刀问斩，就是把他们象征性的判上个三年、五年，他们百分百的都会义无返顾的反水投降。

为什么？呵呵！投机分子的本性使然。最简单的道理，你儿子嫌你做的饭不好吃，他说自己就象乞丐一样没饭吃。最好的办法，你干脆饿他一顿，下次他就再也不敢了。因为他根本不是乞丐嘛！

再说谭嗣同，右愤们常引用谭嗣同的狱中诗，以表达自己的悲愤情绪。却不知狱中诗有两个版本。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这诗是什么意思？张捡和杜根都是汉朝忠臣。张俭因被奸人陷害而逃难，逃到谁家谁家就被牵连问罪。杜根直谏太后应该把皇权还给皇帝，险些被太后害死，但他忍辱偷生，最终等到了皇帝获得权力的那一天。

本诗前前两句的意思是：本打算逃亡却又担心牵连他人，试图恢复皇帝主政失败，愧对古人。后两句很是无奈，作者只得放下欧刀（君主立宪乃是西方的政体）仰天长笑，自己为国为民犯下的“公罪”留给后人评说吧。

为什么是“公罪”，而非“功罪”？因为作者是维新派而不是造反派，但他们却假传光绪皇帝的圣旨要对太后用兵。这在革命党和现代人看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在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里，这也是罪，只是这是为国为民、为江山社稷而犯下的“公罪”而已。

换句话说，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谭嗣同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

但流亡在外的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 不行，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新诗的意思已经完全变了。意思是说，一旦逃亡可能会连累他人，但如果短时间内忍耐，还是可以象杜根一样获得最终的成功。我慷慨就死是为了变法维新，但无论去留（赴死或偷生），都是为了变法成功的英雄豪杰的举动。谭嗣同自己死了还要替逃亡者辩解，有必要吗？但是这样一首反思诗，在康梁等人的篡改下，就成了谭嗣同激励逃亡者继续等待时机推动变法的励志诗了。

悲哉！谭嗣同！自己的诗作被同志篡改，也没见他们变法成功。后来，维新派反倒成为了阻挡历史进步的保皇党。

现在，右愤们又借助他被人篡改了的诗句去为自己的反华言行服务。

谭嗣同泉下有知，难以瞑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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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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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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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诗是否为谭嗣同原作，曾引起争议。
　　七十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在其中《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章里，他认为此诗已被梁启超窜改，黄彰健的理由有两点：一、他从满清礼部主事王照的《覆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发现疑点，王照回忆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时，曾亲耳听到康梁伪造戊戌史实的情况，其中就有关于梁启超伪造谭嗣同血书一事；二、出版于1908年的《绣像康梁演义》中记载此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大陆作家张建伟在所撰《温故戊戌年》中也认同黄彰健的说法。1994年，发现了满清戊戌年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其中记：“二十五日晴，...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怜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黄的观点就靠不住了，1995年，他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以上是《狱中题壁》诗两个不同版本的由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东汉人张俭，因弹劾宦官侯览，反被诬结党，只得逃亡。每逢投宿，人们敬重他的品格，都不怕受牵连；东汉安帝时，邓太后摄政，宦官专权，杜根上书要求太后还政给皇帝，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进口袋里摔死。施刑的人敬慕杜根，摔时不肯用力，太后派人来检查，杜根装死达三天，眼中生蛆，太后始信，杜根终于得以逃亡隐匿。
　　关于“我自横刀向天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池子华著《苗沛霖传》，其中记载苗诗《秋宵独坐》：“手批残简对青灯，独坐搴帏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语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此书我未见，可参见网友益而高『诗词比兴』《谭嗣同绝命诗有抄袭之嫌》一贴）可证这句是由苗沛霖诗而得。当然，“借句”在旧体诗词属常见手法，与“抄袭”无涉。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谭嗣同被捕前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可为“去留”两字作注。他认为康梁等人的“去”与自己的“留”，虽然行为方式不同，但目的却一致，可谓肝胆相照。“两昆仑”历来歧义较多，一种解释是：如昆仑山一般，比喻无论“去留”，皆行为崇高、意义非凡，按此解释，则与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意相近；另一种则解释为指两个人，如梁启超即认为“两昆仑”指的是康有为与大刀王五，或出典于“昆仑奴”（唐人裴铏撰传奇《昆仑奴》，描写一武艺高强的老奴，为其主窃得所爱的豪门姬妾）。此外说法甚多，有说是王五、萧一山；有说是唐才常、王五；有说是罗升、胡里臣等等。
　　将以往对本诗的解法摘要罗列出来，到底哪种理解正确，须靠自己判断，本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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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温故戊戌年》，不是1997年张建伟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那个版本，而是他在看到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之后写就的、列居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之首的那个版本。同一书名下两个不同版本的写法，我不知道在中国著作史上有没有第二。
　　
　　夜读新版，心惊肉跳，决不亚于史蒂芬·金的小说所制造出的恐怖。手边没有旧版，无法对证新版与旧版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看不出张建伟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他已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个“戊戌年”，也不知道这种标识为“历史报告”的著作该不该当作正史来读，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会为从小就崇拜被奉为“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和熟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而蒙羞，进而凡是接受了现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蒙羞，因为新版中的康有为绝不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和领袖，而是一个权欲熏心、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用无数谎言制造了虚假的历史，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全中国，而且欺骗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还要部分地承担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丢失许多良好发展机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新版《温故戊戌年》叫做“康有为别传”或者“康有为盗国记”更合适。

　　让我们择其主要事件来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

　　第三件：为了取悦于光绪帝，也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许应�当作反改革的典型查办，许被罢官；

　　第四件：假传圣意，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还说他上呈的折子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直接递给光绪帝，其实变法后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

　　第五件：制造“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为却要“围园杀后”救皇帝，因而制造伪诏；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袁世凯告密，但戊戌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发生的，荣禄是在戊戌政变后才被调进北京的；

　　第七件：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来访，此前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充当汉奸。他与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已经制订好了完备的分割中国的计划，只等他上套；

　　第八件：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不行，由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为什么这么改，新版中叙述未详尽。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流亡到日本后孙中山曾经求见，康有为又以带血诏的钦差大臣自居，说孙中山是“著名的钦犯”，不便见面；

　　第十件：以假诏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后辅佐张勋复辟。

　　与这些大事相呼应的，新版中还叙述了一些可笑的细节，也直指康有为的人格。搬弄迷信，自比孔子；为了上书清帝，用尽伎俩，向多人骗取钱财，包括自家亲人和北京望族，以给他的银子数量多寡分封“贤人”、“大贤人”等称号；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钱，被妓女追着索要；等等。

　　也许由于偏见，本人自从接触戊戌变法的历史以来就不喜欢康有为这个人，对政变的结果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康有为，但读罢新版，还是殊为震惊。不单单是因为新版揭示了康有为之坏，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欺骗中国长达一个世纪。戊戌变法的历史固然复杂，但它总是历史，总有史实可以考证，而中国绝不少态度严谨、不从俗流的历史学家，可是康有为还是把包括许多学龄儿童在内的中国人都欺骗了，这是为什么?我不由在想，张建伟的新版康有为是不是完全合乎史实，当今史学界能否接受他笔下的康有为?因为新版中并不是没有疑窦：康有为究竟为什么要隐瞒“围园杀后”的计谋就是其中之一。我甚至不愿意康有为这样坏，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太残酷，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太无情……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张建伟太无情，太勇敢，把这样一个命题重新提到中国人面前，就看我们怎样对待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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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神话

——读《温故戊戌年》

? 傅国涌





　

　

　　虽然这只是一本历史报告文学，并不是什么严格的史学著作，但它的出现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为神话。虽然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伟大的戊戌变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但是历史无疑揭开了一层新的面纱，一百多年来笼罩在康有为身上的神圣光环破灭了。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将重新认识康有为，重新走向十九世纪末那个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一句话，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本书的结论，我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关于康有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章与书籍。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这样），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由于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个神话破灭，一个惯于造神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造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过去的神话（这个神话和史前时代的神话无关）。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恐怕也只有这一因素才能解释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的沉默，尽管多少年来一直都不乏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

　　我们可以说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温故戊戌年》一书的结论，但很显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与历史教科书完全两样的事实：

　　神话之一：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还是被剥落了，神话终究是神话。

　　神话之二：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个世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他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然而，《温故戊戌年》告诉我们，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史料的依据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所谓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过一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们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神话之三：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和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副本。

　　神话之四：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神话之五：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其他证词，但他的湖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诡谋直记》结束了康有为没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时，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会忽略这些历史的细节，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清那真实的一幕。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就足已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当然，康有为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他写的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其救国热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人为地夸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一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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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历史人物，单纯用是好是坏来评价都是肤浅的。

但康、梁在变法时的操切和后来沦为保皇党，确是历史事实。

这其实是他们政治投机的表现。

他们毕竟是学者，虽然有爱国救国之心，却缺乏必要的政治能力。

在台上时，一味依靠皇帝的支持，大量颁布改革政令，片面学习日本而无法面对和解决中国不同于日本的问题。

在变法举步唯艰时，把变法所遇到的困难归结于慈喜一人（这一点与现在的免煮人士很象），于是只好幼稚的依靠政客军阀，搞政变。

流亡后，只得在海外搞宣传以等待清廷内部发生变化，以求重新回国主政。

这种强烈的依赖性，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幕僚的特征而不是作为政治家的特征。

这也是他们不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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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贴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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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 是中华民族骄傲与自豪，是国人只可仰望而不可企及的高峰。

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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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利用谭嗣同的人真是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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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什么是 极右的纳粹专制 都不知道，就来评论谭嗣同，笑话。

更无耻的是把杀害谭嗣同的太后美化一番，连D的基本立场都忘记了，5毛这碗饭还想留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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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yansun3 说:

怎么着?

你不服?

扣你15分是看在你效猫狗之劳的份上.&

看你以后再敢闹猫.[/quoe]

怎么着?

你不服? ;

只给你留一件马甲是看在你当奴才整日咬人也挺辛苦的份上.

看你以后再敢犬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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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愤眼中，现在的中国就如同晚清。”

错了，现在的中国和晚清大不一样了。现在有互联网和手机，现在想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又不想让人知道，可太不容易啦！连萨达姆的绞刑都能拍下来。所以和谭嗣同比？那是退步了，要更上一层楼！！我们D国的现况，可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呀！什么晚清？什么法西斯？都靠边吧！我们D国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多么独特、多么伟大、干了多少“伟绩”，丰富的资讯和影音设备，已将历史清晰地录制了。。。谭嗣同泉下有知，还是瞑目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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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

简直就是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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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葡萄 说:

“右愤眼中，现在的中国就如同晚清。”

错了，现在的中国和晚清大不一样了。现在有互联网和手机，现在想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又不想让人知道，可太不容易啦！连萨达姆的绞刑都能拍下来。所以和谭嗣同比？那是退步了，要更上一层楼！！我们D国的现况，可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呀！什么晚清？什么法西斯？都靠边吧！我们D国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多么独特、多么伟大、干了多少“伟绩”，丰富的资讯和影音设备，已将历史清晰地录制了。。。谭嗣同泉下有知，还是瞑目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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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yansun3 说:

哎！ 简直就是疯狂 [/quot]毁我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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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楼读好贴，

途中遇精蝇。

四周皆犬吠，

谁识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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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变游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