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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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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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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3
专访: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无正面冲突

《求是》杂志日前刊发了几个月前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文章强调“党校姓党”的原则,批评一些学者鼓吹西方意识形态。党刊此时刊发这 篇讲话稿,是否意味着党内路线之争愈演愈烈?党校的功能究竟是理论探索还是政策宣传?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党刊《求是》杂志日前发表了总书记习近平去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文章中强调了“党校姓党”原则的重要性。既然是一篇重要的讲话稿,为什么不及时发表公布,而是等到几个月之后呢?

章立凡:其实在去年习近平讲话之后,媒体就有过一些相关的报道,只是全文放到现在才公布,这中间可能有一些推迟。我猜测本来它应该是配合今年年初习 视察三大“党媒”之后就公布的。但是因为“任志强事件”引发舆论反弹,公布时间就推迟了。从当时的“媒体姓党”到现在的“党校姓党”,这个思路是没有变 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一些评论声音认为,习近平这篇讲话稿的发表意味着当前中共内部的左右路线之争愈演愈烈,所以才要在这个时机再次强调一下习的立场观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章立凡:近年来党校尤其中央党校内部,有一些关注政治改革的观点不断地提出。这导致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外国学者说社科院像党 校,党校却像社科院。往往有一些改革观点是从党校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尤其在近三年一直拒绝政治改革的态势下,中共体制内还是有人在提改革的观点,这 也说明党内确实存在不同意见。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种“社科院像党校、党校像社科院”的错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章立凡:一个是党校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从胡耀邦时代以来,虽然更换多位领导,但是主张改革的思想基因一直存在。其实这些学者的出发点还是希望通过改革来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还是要“救党”的。只不过他们提的这些观点不被领导层接受,被视为“自由化”。

而社科院从王伟光担任院长以来——其实他的前任也是如此——就一直比较“左”。所以社科院就成了一个左派的大本营。这个明显的错位可能跟领导有关,也跟单位的传统有关。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也曾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他在去年年底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也是一再强调党校姓党,指出如果不姓党,那党校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此所谓的学术探索无禁区这个原则在党校是不能完全适用的。您对此如何评价?

章立凡:即使从马克思主义来看,它自身也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发展,否则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能适应时代变化。所以这种提法还是把党校当成了宣传部门,把 党校的理论探索功能消除,仅仅让它成为党的喉舌、党的洗脑工具,为中共生产标准化的干部。这也是一种错位。过去至少在改革开放初期,党校还是起到了一定的 理论探索功能,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等,而不是按照原教旨主义去解释党的所谓基本路线。所以这种提法可以说是改变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党校传统。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种理论探索,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却被指责为“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您认为学者为发展党的政治理论所作的探索和所谓“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如何界定?

章立凡:首先我认为这篇讲话稿还是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它更多地强调斗争,还是冷战思维的继续。实际上马克思主 义也是来自西方,如果熟读马克思著作就会知道,很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是从普世价值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观从理论上看,并没有正面的冲突。正 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第二国际”——也就是现在欧洲的这些社会党,他们所继承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前,事实上也是提倡普世价值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毛还主张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罗斯福的“四 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啊。共产党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种普世价值的宣传,才得到很多青年和知识分子的 拥护。至于执政以后,中共就变成了反西方、全盘苏化的一边倒路线。这其实就使得中共在理论上往往很难自圆其说,曾经的承诺和后来的做法发生了自相矛盾。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表示希望党校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智库”,并宣布党中央已经把中央党校列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名单”。您认为中央党校在目前的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有可能建设成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受到认可的“高端智库”吗?

章立凡: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从定位上就已经排除了理论探索这个功能,而是要宣传党的政策、给干部洗脑,那么就只能是越洗脑智商越低,怎么可能变成智 库呢?所以这种智库建设方案,和他对党校的这种方针定位完全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按照这种思路,党校不可能变成智库,只能是宣传和洗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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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M:習皇帝是打算將共匪僅有的一點探討思索的空間也要消滅干凈,讓共匪徹底失去思考和應變能力。
中共亡于習,此乃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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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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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6
何清涟: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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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第安纳州初选结果出来之后,共和党乱了阵脚,一直在惨淡坚持的克鲁兹、卡西奇相继宣布退选,一些共和党著名人物则明确提出要“叛党”,其中几位干脆声称要 支持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选举政治以选民意志为基础,如今这情形不知应该形容为精英不了解本党选民需求,还是应该形容为基本盘对精英的叛离?

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多层次脱离普通美国人的要求,在2016年大选的提名人之争中已经显露无遗。

第一层次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

美国故事当中最吸引全世界的当然是一些平民(包括移民后代)成为巨富的故事,这样的人有比尔·盖茨、索罗斯、Google创始人布林、股神巴菲特等。有人曾这样形容美国:这是插根树枝就能长出一棵树的国家。美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曾让中国人努力追赶。

但这些早成为过去式。今年3月,我在《川普现象背后:美国中产阶级在萎缩》一文中,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共和党选民的拥护,主要是缘于美国社 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 一半。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 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美国民主党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扩大福利供给,即所谓反贫穷战争;共和党的传统方法就是减税并刺激经济以增加工作岗位。前者被认为是政 治正确,民主党的票仓因此成了各种弱势群体的云集之地。这倒并非是弱势群体短视,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了一个认知陷阱,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 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

后来美国学者发现,自从1964年美国的“反贫穷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基尼系数还从1964年的0.36攀升至2010年的0.44。现实让一些研究者意识到,社会成员如果对社会福利产生倚赖,将制造长期贫穷,开始尝试从“认知陷阱”中往外爬。

奥巴马在当政最初的五年当中,不断扩大福利开支,结果也不得不在2013年承认,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 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时,保罗勇敢地回答:“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 党执政的国家。”

美国与欧洲相比,福利主义的传统要弱一些,人们对依赖福利度日的消极后果也清醒一些,在降低贫困的手段上,共和党选民中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对割富人的 “肉”来向穷人输血。这就是川普在竞选中承诺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不是许诺更多的福利,也能获得大批低收入工薪阶层支持的原因。

第二层次的脱离: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

自二战以来,美国肩负世界领导者的重任,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本国人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但咒骂美国管得太宽的 国家不止独裁者俱乐部成员,包括法德等一众盟友。美国人对此颇有怨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

皮尤调查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好地证明了川普支持者与希拉里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根据该报告,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 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持这种看法的人,共和党中有62%,民主党人中只占47%。与此相关的是:共和党人认为叙利亚与中 东难民是威胁,而民主党人则持欢迎态度。

在此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轨迹。

美国立国之后,长期奉行开国总统华盛顿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美国应该尽量少同外国发生政治上的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试图努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918年他向美国国会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提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国际 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设想,以多边主义替代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所谓“多边主义”外交设想显然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相背离,其实质就是大多数西方 学者称之为的“国际主义”。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转向了国际。国联、非战公约、联合国、冷战,美国的国际责任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但这种传统在 911之后受到了美国民意越来越多的怀疑。

皮尤调查中心《2013年美国世界地位调查》显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受到的质疑明显增加,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他 国家自己处理好关系”。在2004年,支持美国退出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2002年,该比例为30%,此后一直稳步上 升,2009年高达41%。今年5月5日刚出炉的皮尤调查,这一比例比2013年的52%又上升了5个点。

第三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不一致

世界各国政要对美国大选的关注从来就不像2016年这样高。在阻击川普竞逐总统提名人中,就连西方政要都不再持守观战的绅士风度,而是直接加入舆论战,表达他们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希望她能够胜出,并保持美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延续她当年任国务卿时的美国外交方向。

而川普就非法移民、穆斯林以及外交策略的发言,内有美国政界及外交界人士,外有欧盟与中国朝野的强烈批评,认为他如果当选,将让国际秩序卷入历史性 灾难。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人曾表示,川普的言论“造成分裂、没有帮助且根本是错的”,卡梅伦“完全不苟同”,甚至有英国民众发起一份“拒绝让川普入境英 国”的请愿书,送交英国国会。

不少穆斯林国家也认为川普的言论特别令人反感,埃及、巴基斯坦两国的宗教组织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公开表示对川普的反感。中国官方学 者与媒体干脆表示,希拉里当选,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更极端的批评是称“川普支持率长盛不衰,显示出美国选举政治的‘娱乐化’倾向”。

其实,世界各国如此,无非是希望美国继续承担国际责任,比如有强大的美国军力,欧盟等西方国家可搭美国的便车,节省国防开支。比如德国在和平环境中不断提高的福利举世羡慕,结果是军备废弛,德国战机老旧疏于维修,半数无法起飞。

最戏剧化的场景是各国踊跃赶签《巴黎气候协议》的场景。这一由195国于2015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的气候协议;将取代京都议定 书,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签署与批准了该协议,但其履行责任却是下届总统。希拉里承诺通过并加强该协议,而川普则猛烈谴责《巴 黎气候协议》。本来签约期限为一年,但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气候协议》,创下单日最多国家签署协议的纪录。各 国之所以如此踊跃,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让川普不能改变主意。

但共和党选民的想法与精英及各国政府的想法不同,希望美国政府多关注国内。川普正因为其主张孤立主义、反对非法移民、提倡实利外交而备受民主党攻击,在共和党内也饱受排斥。恰恰正是这一点,是川普今年在提名人选战中备受欢迎的原因。

在传统媒体主导舆论之时,美国人民这些想法因“政治不正确”而被传媒有意忽视,没办法化成公开舆情。但2016年不同于以往,在2012年大选中成 为重要辅选战场的Google,以及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媒体主导了选情,成为众多选民获取关于选举信息的重要渠道。据Google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各州初选开始以前,Google旗下的 YouTube上关于候选人和议题的视频播放量高达1.1亿多小时,是CNN、MSNBC和Fox News这些大型电视新闻网所有关于本届竞选报道的100倍。

最后回到一个基本问题: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的,美国政府也是美国纳税人供养并支撑的。美国人民选自己的政府,究竟应该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优先,还是 以照顾国际社会(比如接纳难民、非法移民、世界扶贫等)优先?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公民的理性认可。那种认为“赢了选票却没 赢得民心”,美国政治中那种坚持精英意志高于选民意志,强迫选民接受“政治正确”的政治观念,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后,确实应该认真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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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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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8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
作者: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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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到今天已有整整40年的历史。4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文革,努力探究它的原委与过程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目前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 工作,出版了许多书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文革这一课题有较为深入的推进。但是有关文革重要人物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国内学者呈现出 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换句话说,周恩来成为中共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在文革中与林彪和“四人帮”集团作了英勇的斗争,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伟 人”;而林彪则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个处心积虑大搞反革命活动的历史罪人。林彪与周恩来是文革开始后位列中共中央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他们都参与了这 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他们身后却有如此天差地别的评论,实在值得人们深思。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组织文人班子,在1981年6月以 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为对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定位,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到:“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此后国内的学者们基本都遵循了这一定论,国内的党史学者们甚至指出:“《决议》的发表,一方面使人们冲破了认识禁区;另一方 面也为进行这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课题的科学研究开辟了航道。”[1]从此“‘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 不懈的斗争”的说法也就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周恩来的共识。那么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周恩来对林彪作了哪些“坚持不懈的斗争”?《决议》的发 表真的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吗?如果我们将周林二人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作一番比较研究,人们应能得出另一种结论。

一、周恩来与林彪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助手,而周起的作用更大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 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予以考 察。

(1)罗瑞卿问题。现在所有中共官方的说辞与回忆等皆众口一词,即罗瑞卿事件是林彪恶意陷害,以倒罗为条件换取对毛发动文革的支持,而1965年 12月召开的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所有与会的人士除毛林几个人外都不知道开会的目的何在。似乎毛泽东在着手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前,手下的大员们全被蒙在 鼓里。如果真如中共官方所言,这么多与会者又如何及时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又如何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项战略部署呢?毛泽东是这么一个要打无把握胜仗 的人吗?而周恩来在倒罗的过程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最早参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一些玄机。王力说“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 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 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了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 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自由了。”[2]这里有几个问题很清楚,即倒罗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安排好各地大员们“先稳住罗”,不仅如此,甚 至还要“防止罗逃跑”,等上海方面一切部署妥当再通知罗赴上海与会,以顺利完成倒罗的部署。显然,罗瑞卿自己感到有些异样,否则就不会“自我感觉很紧张, 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如果李井泉、阎红彦等地方大员们对倒罗一事毫不知情,他们又如何贯彻“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以稳住罗呢?事实上,据知情人士透露, 毛泽东早就通过一些老帅向他们的部下打了招呼,所有与会的老帅和将军们除贺龙一人不知会议的真实意图外,其余皆知此会的目的何在。罗到昆明时,周恩来特地 在电话中明确指示阎红彦要看住罗瑞卿。所以,毛泽东策划倒罗是为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扫清前沿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倒罗问题上,周恩来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行 动上是积极配合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 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吹了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 了。”[3]罗到上海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出面与罗谈话,并告知“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4]从这些情况来看,周恩来不仅事前参 与了倒罗的各项准备活动,且事后作了大量工作,周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罗瑞卿等人定性时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 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5]

(2)5月政治局会议与防止反革命政变部署。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在谈及文革时,都将林彪的“518讲话”视为林彪个人别有用心利用文革,危言耸 听要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的讲话开宗明义地讲“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显然,林彪的讲话是毛泽 东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一致同意下所讲,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项重要部署。接着周恩来在5月21日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讲话。周 说“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 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周还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 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 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6]在具体的部署方面,周恩来在5月15日与叶剑英联 名致函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 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7]在林彪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 北京军区协商,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担任。26日周恩来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在会上 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31日周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情况及增调 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8]周恩来在1967年1月27日接见公交口革命造反派时坦承:“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 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任务:1、保卫中南海安全。 2、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3、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4、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5、处理外国侨民中 一些不受欢迎的人。”[9]

显而易见,在防止所谓的反革命政变一事上,周恩来不仅讲了话,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 “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 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 此而已。[10]这一分析应是十分中肯的。

(3)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勃发。文革初起时,毛泽东为了发动广大学生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大力支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使得这一运 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迅速展开。国内的一些党史论者大都将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归结为别有用心,如将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讲话作为其煽动文革的一项罪 责,称“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11]且不说林彪这篇奉命而读的讲话出自陶铸的写 作班子,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12]毛泽东更在这个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赞赏性地对林彪讲“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 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13]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在8月8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8月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和8月13日中央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均表示赞成。 [14]周恩来自己在9月25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15]那么 周恩来又是如何积极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呢?目前官方的《周恩来传》等都承认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在解释上大都将周的言行归结为“很不理 解”、“违心”和“被动”,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16]

红卫兵搞大串联,要到北京见伟大领袖,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要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交通以及安全等问题,但这却是毛泽东的设想。王力回 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17]。

周在8月5日清华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的。”[18]8月27日周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 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19]

在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 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 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20]

周恩来还精心安排了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从组织、安排、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 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周对此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 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 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 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21]

由此可见,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 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疯狂设想很难如此顺利实现。即使周在事前“不太理解”,但在行动上 周则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

(4)关于造反派造反夺权问题。夺回被赫鲁晓夫式的人篡夺的党政大权是文革开始后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特别提及要揪出那些混进党 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为了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 ‘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周恩来“对于林彪、江青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 [22]那么,周恩来对待造反运动是“坚决反对”的吗?针对1967年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各大区及省委书记们存在的担心和疑惑,周恩来在1月14日 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 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23]对于是否夺权和如何夺权的问题,周恩来在1月17日的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 派座谈会说“在上海,革命的工人、干部、职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控制的地方,要不要夺权?要夺权!红旗杂志 评论员文章写得清楚,要夺权。需要夺权的,决不能迟疑。”“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统,北京公安局就夺了权嘛!中央文革要帮助他 们,条件成熟的先夺权,条件不成熟的先监督,夺权!第一是领导权,就要管它,监督它,(江青插话说:业务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这方面我们没有 经验,要靠你们的革命实践,经过你们实践,我们再总结,提高一点。”[24]周随后在1月21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关于夺权,报 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 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25]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王力都认为“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 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由此而来,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 此后,各省市、各地区造反夺权不断,导致更大规模的动乱局面。这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设想和部署,是江青和“上海帮”冲锋陷阵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周恩 来的作用密不可分。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的步步紧跟,丝毫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坚决抵制”这一夺权运动的,更看不出周恩来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不同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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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与林彪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谈到林彪和江青时说“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 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因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被定位于“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叶剑英后来则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 的斗争”[26]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前期领导文革运动最重要的机构,考察周林二人对此小组的态度则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怪胎,它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但却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且具有极大的权力,负责指导全国的政 治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名义上是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副组长,但陈伯达很快就被边缘化,江青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 等人对江无不礼让三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意区分林彪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似乎周恩来一直是坚决抵制,而林彪则是曲意逢 迎。[27]更有人撰文称林彪在文革中对江青进行了“集中吹捧”[28]。

由于文革疯狂的夺权运动,中共的党政系统,特别是国务院系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不少干部被关押、批斗,政府日常活动陷于瘫痪,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 如日中天,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权力核心。面对江青等“上海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周恩来基本上采取了隐忍的顺守之道,从不敢 公开反驳,更不要说“坚决抵制”了。由于“二月逆流”后毛泽东采取高压手段严厉批评了几位老帅,周恩来也被迫跟着检讨。江青趾高气扬,开始以文革小组的名 义公开向周恩来叫板夺权。1967年2月江青就曾指着周的鼻子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 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29]江青甚至说“主席已讲过 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总觉得周恩来做得不够,逼周恩来交权,周恩来对江青等人只好说“以后 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30]

周恩来作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此时竟然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吴法宪将军时任空军司令,曾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吴回忆说“在碰头会中, 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 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31]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所谓的文革不过就是毛氏夫妇的双簧表演,为了保持所谓的“晚节”,周恩来必须 对毛江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周恩来此时已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周内心虽然极为苦闷,但却始终保持冷静,从不声辩,更不会拍案而起,周恩来知道,如果稍有不 慎,就会步了刘少奇、陶铸等人的后尘,随时可能被毛江抛出予以打倒。此时的周恩来步步紧跟尤恐不及,何曾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周恩来私下的表白很能说明问题,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提醒周恩来要提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1945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 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周还叮嘱李志绥不要同任何人讲此事。连李医生都看出“周恩来对毛处处小 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32]周恩来此时只敢私下叹气,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见容于江青这些文革暴发户。王力则评论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 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33]

1968年3月24日是毛泽东解决“杨余傅”的重要日子,当晚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和林彪都不约而同地高调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周说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 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 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 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 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 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 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还振臂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34]

林彪在会上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也是我们党内女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也 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很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她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 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她始终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上,捍卫江青同志的权威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司令部的 权威,也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的权威,也就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35]

当时也在场的林办秘书张云生注意到林彪说到江青时故意压低了调子,看得出林彪当时讲得很勉强。张云生隐约地感到林彪这时的讲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 显得言不由衷、逢场作戏,很可能是政治形式所迫。周林等人讲完话后,《东方红》的乐曲突然响奏起来,毛泽东随即从主席台右边走了出来,全场立时欢声雷动。 [36]这充分显示出这次解决“杨余傅”的会议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又一个“伟大战略决策”。

周恩来和林彪在公众场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但更重要的是作给当时隐身幕后的毛泽东看的,是在向毛泽东表忠心,江青不过就 是在前台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决策人。整体来看,文革初期这段时间,周恩来心怀戒惧,诚惶诚恐,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 的具体事务,是毛泽东、江青推动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体执行人。

林彪虽然贵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但从不介入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除了在毛泽东需要时出面讲讲话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执 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林彪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不大买账。据吴法宪回忆,江青等人在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碰头会上指责总政主任萧华 没有在军内搞起文革运动,声称“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并要求萧华当晚去工人体育馆参加群众大会。 [37]江青等人就是想通过打倒总政主任萧华,再弄倒军委前台的叶剑英,达到插手军权的目的。这一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很清楚。叶剑英在20日上午赶到林彪 处,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 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 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 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边的 茶几,高声叫警卫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38]吴法宪说“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 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2 1日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 会议。中央文革却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军队一些干部发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江青听了关锋的汇报后认为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 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会议,要求主持会议的徐向前检讨,而徐却推给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让黄作检讨。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 “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由于不满徐向前的态度,几次要求林彪再换他人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被林彪拒绝。林彪事 后对吴法宪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说: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 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销声匿迹了。[39]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1967年2月军委 颁布的八条命令实际上亦是针对造反派对军队的夺权运动,起到了抑制造反派的作用。

对于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事务,林彪则坚决予以抵制。林在1968年曾对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位将军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 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 进来捣乱的。”[40]军委办事组在黄永胜领导下坚决站在周恩来与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帮”的无理取闹,对维护政局的稳定,加强战备以及“抓革 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于这场运动,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 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

三、周恩来、林彪与“三支两军”的关系

自从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各省市地区、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以及单位部门等无不分成两派,造反夺权无日无 之,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个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派性的膨胀使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全国出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如何控制这一局面,毛泽东的策略是祭出解放军这一法宝,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军队从此深深地介入地方的事务。所谓“三支两 军”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而“支左和军管”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与林彪也都卷进这一事件之中。

既然“三支两军”的主角是军队,按理说林彪作为当时军队的主管人物应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我们却发现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即林彪对这些具体的军 务甚少过问,而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周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具体管得很深很细,尤其是“三支两军”的过程 中,更体现了周氏对军队有很强的掌控能力。

毛泽东就1967年1月21日就南京军区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 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41]1月27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时说“军队对文化大 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 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42]这实际上是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开端,而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 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43]2月17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 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44]同月2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 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28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 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45]

3月13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 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 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 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 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46]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 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 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 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 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47]3月23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 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 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48]5月19 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 有抓起来。7月28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49]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 月27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X 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28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50]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 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与“三支两军”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军级干部会 上,林彪虽然到会讲话,但基本上是打些官腔,实质内容不多,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 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 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 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51]林彪讲话后,毛泽东与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显示出 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林彪有极为独到的见解,王力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 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 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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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来、林彪与“打倒老干部”问题

现在大陆官方给林彪定罪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疯狂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就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 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风”,而周恩来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 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53]另外一本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述评》中也提到国内的研究者都用“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来形容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他们最常提及的就是周恩来 在文革初期对陈毅、贺龙、彭德怀和宋庆龄等人的保护,以及文革后期对邓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 位将军等事。[54]这样一正一反衬托出周恩来对老干部是真心保护的,而林彪对老干部则是残酷迫害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然而,这场“革命”首先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然后却要广大老百姓自 下而上造反夺权。既然文革是一场“革命”,是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是一场全民的“夺权”运动,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对广大上层领导阶层形成 巨大的冲击,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委的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打倒或被夺权的范畴之内,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 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有时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要 根据他们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王力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 “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罗瑞卿除外,他由军委处理。另外加一个田家英。当时 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刘少奇主持,成立一个组,分别同四个人谈话,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个组少奇同志决定由周总理总负责。下面分四个分 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第四组安子文是组长,成员由王力、戚本禹,在周总理统一部署下工 作”。[55]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在后来有所增减,但大的格局基本未变。据知情人士透露,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负责的内容包括被审者的关押、审查、外 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家属探视等,周恩来可说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后来的很多老干部回忆文革文章中都看到这样的叙述(虽说大 多数都是正面回忆)。海外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 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错案都逃不脱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 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高先生特 别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作者 曾接触过其中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 [56]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党内的老干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刚刚开始时,刘邓等人尚未彻底倒台时,毛泽东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和杨尚昆等人,党内斗争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彭罗陆杨”几个人身上。对于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来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1966年10月3日周恩来对参 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时谈到彭真,周说“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反党、反毛 主席的分子。”[57]11月28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谈及文艺团体时说“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 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 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1967年10月7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陆定一时说陆“三二年就 叛变了,也是叛徒。”[58]陆定一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陆定一后来曾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陆说“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 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 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 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 狱。”[59]从陆定一的这段回忆,我们丝毫看不到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光辉”形象。

随着文革按着毛泽东的思路不断深入开展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被抛了出来,周恩来也一改过去不许红卫兵批判刘邓的做法。1967年1月7日年 周恩来、江青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说“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把方向指向 刘、邓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更进一步指向反党集团。现在正在进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反党 集团,以及环绕这个集团的许多人,比如计划经济战线上的反党集团是薄一波,而不应该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象安子文这些人是负有跟彭真一样的反党罪责的, 你们这个时期在北京的许多批判大会上,已经点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斗争的矛头一定要指对。我们应当把批判反党集团的罪行,跟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和斗、批、改这个斗争结合起来。”[60]

1967年到1968年之间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领导人有不少被点名批判打倒,周恩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 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1]被 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 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处理因夺权斗争而引发的各省和地区的矛盾,以及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三支两军”后部队系统介入地方政治工作,一些领导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另一些人则重新进入新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造反派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疯狂夺权而迫害老干部时,一些老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原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因为被毛泽东江青点名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的,现在不少书籍谈及此事时都说周对此很悲愤,并说“这个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62]由此显示出周对老干部的惨死悲愤异常。然 而,周还有他的另一面。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 “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 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其他场合还不止一次说到阎红彦之死,在1月14日的对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 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 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63]周恩来这种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态度岂是用“大树参天护英华”一词就能加以掩 盖呢?

文革中军队的一些老干部也相应倒台,大者如贺龙、杨勇、廖汉生等人。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与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革命组织时说“廖汉生和杨勇的 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 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得深,挖得透,再作结论。”[64]实际上廖汉生1 月8日即被抓,杨勇在一个多星期后也被关押,北京军区成为全军12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 1967年8月1日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时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地,(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 肃反扩大化。”8月2日周又说“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65]不久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报送审查报告,毛则在9月1 3日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随即被关押在国务院前指的西山象鼻子沟寓所,直至病危身亡。周在审查报告上亲笔写下了大段的批语,实为对贺的落井下石。高文 谦先生说“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66]

那么林彪是如何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呢?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从内部的文电中得知阎红彦自杀的消息。林彪听后,身体颤抖了一下,但他什么也 没说。此前不久,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也由于经不住造反派的折磨,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致死。林彪听到那个消息后,身体也颤抖了一下。……这一期间,林彪的情 绪相当坏。文件不爱听,‘转车’也少了,平时整天闷坐在沙发上……”[67]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林彪得知张霖之的 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将军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 戚本禹是刽子手!”[6 8]林彪还托王秉璋将军向张霖之的遗属表示慰问,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并与周恩来一起促成了张霖之的女儿与邱会作的儿子的婚 事。林彪对李蕴华说“他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赵尔陆将军过世后,林彪也接赵的夫人郭子瑞到毛家湾休息。王秉璋将军因 被残酷批斗折磨向林彪求救。林彪对此极为愤怒,大骂“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林彪命令王秉璋说“你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不 要出来,避避风潮。”

[69]赵尔陆和王秉璋都曾经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而张霖之却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 元凶,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以上的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林彪内心对打倒老干部的反感和其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周恩来在打倒刘少奇一事上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文谦先生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极为详尽的论述,[70]此处不再赘述。笔者这里想谈的 另一件事是林彪与刘少奇一案的关系。文革期间林彪从未管过中央专案,也未直接负责过其中任何一个案子。但后来的“两案”审理过程中,特别给林彪加上了一条 蓄意迫害刘少奇的罪名,中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特别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车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 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 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71]这也是当局指 控林彪参与迫害刘少奇的唯一证据。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既然雷英夫早在1966年8月就积极投靠林彪集团蓄意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可是在两案审理时,特别法 庭对以上指控并未进行过专门的庭审调查,雷英夫在审判后不仅没有因为这一罪行予以追究锒铛入狱,反而在后来还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 活。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曾专文辨析雷英夫的问题,予以详尽的分析,余先生对此特别提出疑问:“惟‘诬陷材料’为什么会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 生疑惑。以现有材料来看,雷与刘勉强可以扯得上有些关系的,仅是1940年代中期雷在北平军调部,刘后来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时参加军调部中共方面工作,与 雷短期共事过,而中共建国后雷与刘、王便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难道真的是叶群告诉他的那一句话起了刺激作用?况且,雷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尚未对外公 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高层的变动,以及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揣测得如此迅速、准确,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真是匪夷所思!”[72]此外,以林彪的地位, 怎么会找上总参二级部的一个副部长来诬陷刘少奇呢?笔者见过国内一位知情人士,此人曾与雷英夫多次详谈。据雷英夫本人讲,那个所谓林彪指使雷诬陷刘少奇一 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两案”审理小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认,惟如此才能给林彪安上蓄意诬陷刘少奇的罪名。正由于这是出自“两案”审理小组的授意,雷 英夫日后不仅不会被追究“诬陷罪”,反而属于“为党立新功”,自然也就可以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雷损失的无非就是个人的名声而已。所以,余汝信先生前面 提出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所谓的林彪蓄意诬陷刘少奇不过就是中共当局的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林彪虽然在刘被打倒的材料上批了几句表态声明的话, 但与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的实际表现和作用相比较,林彪差周恩来何止十万八千里。

整体来看,文革中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并不想彻底打倒的人,如邓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予以通融照顾。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73]其实 反之也一样,毛泽东坚决打倒的人,周不会伸以援手予以保护。现在大陆党史学界有意用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来掩盖周恩来的确参与迫害老干部之事,这无 非还是为尊者讳,将迫害老干部的罪名转嫁到林彪的头上,希图掩盖历史事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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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革之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文革史研究者们研究文革历史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将周恩来与林彪 的关系定位为“他(指周恩来--笔者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日后国内研究周恩来的文章和书籍大都遵循此说,笼统抽象地 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解释为对立和斗争,但他们却举不出一件具体事例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74]如果我们将这 句话改写为,“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关系融洽密切、互相尊重与支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见解相同”则更加贴近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目的在于着手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手将林彪的名字从常委排列的第六名提升到第二 名,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号人物,而周恩来依然是第三号人物不变,林彪这位曾长期居于周恩来下属的人一下子成为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项 决定坚决拥护支持。一来,周恩来一向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二来,周恩来总是将自己摆在辅佐、帮手的位置,对接班人一职不做非份之想。这就注定了周恩来对 林彪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就曾说:“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75]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周恩 来长期位居中央领导地位,而林彪则在外领兵打仗,林彪很少参与以往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鲜有参与历次党内整人活动,这在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是很少有的。所 以,林与周恩来没有个人芥蒂。自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对周恩来的国务院工作都给予大力支持,周林关系一直密切。

林彪在文革初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后,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1966年10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 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76]1967 年1月21 日,周在人大会堂接见军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员同志时的讲话说:“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确确实实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考察,是心悦诚服 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因为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 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77]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再次全面长篇称颂林彪“在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这次在新的党章 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 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 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而感到很大幸福。”[78]周恩来原本长期是林彪的顶头上司,现在却变成了林的下属,但周恩来为树立林彪的接班人形象而甘为人下的表态无疑成为全党的表 率。

(2)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讲话每当提到毛泽东时,必定还要加上林彪,将毛林二人并列提及。比如1966年9月26日周恩来在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说“我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以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11月 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时,开头就说“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79]周恩来在文革时期这 样的讲话不胜枚举。

此外,周恩来的讲话中还大量引用林彪的讲话,以突出林彪的地位。在行动上,周恩来也自觉地将毛林二人放在首位,文革时毛林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必然是 毛第一,林第二,周第三。周恩来除了事事向毛请示汇报外,同样也向林请示汇报。有时甚至当毛有意只向周交代的事,周也向林通气。1967年8月毛泽东要解 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个人的意旨,以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并对杨说此事只向周一人汇报。但周对杨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 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随后飞赴北戴河向林通报此事。[80]庐山会议后,毛对林已心生反感,毛在 1970年11月让李志绥医生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的研治工作,李医生说要与周恩来讲,以便得到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毛同意但强调不要告诉林彪。但是周实际上还 是向林作了汇报。李志绥对此心存忐忑很长时间,但周对李医生说“这是我报告林副主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 他呢?”[81]即使是在毛林明显交恶之后,周恩来仍然严守分际,在1971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周恩来为了摄影师是否拍到了毛林在一起的照片 而焦虑不安。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82]事实上周恩来对林彪的表现是一贯的,不能用“周脚踩两只船”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来予以解释,这些都表明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对林彪的尊重。

(3)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文革初期,林彪长女林晓霖在所在学校哈尔滨军工学院积极参加造反派,林彪对此很不满,曾发有一信给哈军工声称林晓霖只代 表她自己,后又将其转送他处隔离保护起来。1966年11月18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时,周恩来为林彪作辩护说:“林副 主席讲话我看过了,我证实是真的”。“这个问题你们不要去研究了,最伟大的人对自己子女也处理不好,封建社会里有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有了孩子就知 道了。他们把它(林副主席指示)到处张贴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娃娃们不懂这些事情。这是林副主席和造反团随便的谈话,家务事也讲了”。[83] 九届二中全会上周为林彪修改讲话稿,并致信康生称:“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又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我亲 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84]周恩来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保护林彪,不希望党内矛盾激化,周恩来用 心良苦。

(4)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到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建设、对外军援等诸多方面,这样的事例有很多。中共九大后, 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国防工业各口划归军队管理,生产和基建项目由军委办事组计划平衡,再由整个国家计划平衡。1968年9月周恩来就强调一定要把国防工 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1969年2月,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部委军管会及部负责人会议,谈及国防 工业的生产问题,强调抓紧常规武器的生产,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互相配合。3月份针对苏联可能对珍宝岛的进攻,周恩来与军队领导商量加强中方岸基兵力,大力 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的作战部署。1969年9月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11月下旬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防工业问题,并接见 国防工业系统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并指出:要把革命和备战结合起来,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用备战影响革命,以革命支持备战。[85]中国的经济建设在那个 时期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等。正是由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大力支持,军队投入“三 支两军”的工作顺利展开,不仅起到了稳定全国局势的作用,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停滞的生产,使国民经济得以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得到较快的发 展。

林彪在文革中与周恩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林彪与周恩来有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彼此尊重和信任。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井冈山的斗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林彪 一直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他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一同走过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周林二人的关系并不为过。文革期间周林的关系 更显密切。在中共九大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称颂林彪,林彪听后极为感动和不安,当场即席发言说“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 容,……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 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86]面对周恩来的赞颂,林彪可说是诚惶诚 恐的,林彪的临时讲话显示出林的真实的心态和对周恩来的敬重。

(2)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 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林彪曾对周表 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林彪还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87]以江青为 首的“上海帮”故意为难周恩来时,林彪都会通过军委办事组及时施以援手。1970年5月17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 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88]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 起来,随即宣布退场。事后黄永胜、吴法宪在林彪的指示下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的言论,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 “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89]林彪十分了解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所以林经常告诫军委办事组几位将军尊重周恩来,因为无论是毛还是林,无 人可以像周恩来那样处理好全国的事务,林甚至警告吴法宪不要听江青和康生那些攻击周恩来的话,林相信康生有意取周而代之。[90]林彪在文革中对周恩来的 大力支持与维护恰恰是当今国内史学研究者有意忽略的。

(3)林彪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较为一致。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周林的看法基本一致。1971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 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 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91]在九大前后,周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看法也较为一致,也就是文革已告一段落,应该开始抓紧国民经济的建设。正是由于陈伯达受 林彪的委托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的这一想法自然就体现在陈伯达的笔下。陈伯达起草的报告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以陈伯达 在中共中央里的地位,不过就是中央的笔杆子,号称“老夫子”,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和支持,陈伯达不可能自己凭空想出这么一个报告题目。林彪的这一想法实际 上与周恩来也是不谋而合的。

正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处于最佳时期。特别是中共九大之后,全国的混乱局面逐渐趋于平稳,国计民生 也开始步入正轨。但毛泽东对此却产生了不满,随后“上海帮”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从而导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批判张春桥,而后遭到毛泽东的 全面反击,最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在庐山会议过程中,由于毛泽东不满林彪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想要将吴法宪与陈伯达一起批判,而周恩来则 向毛进言,请毛泽东去掉《我的一点意见》之中对吴法宪的批判。毛泽东在庐山上权衡轻重后毅然将陈伯达拿来祭刀,拿掉这个越来越不听使唤的文人,作为打开批 林的一个突破口。这之后周恩来一直暗中帮助吴法宪和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检讨过关,并设法缓和毛林之间的矛盾。周恩来为了保护林彪,不仅在庐山上恳请康生连夜 修改林彪的讲话稿,还给吴法宪出主意,让吴主动写检讨过关。[92]周恩来很清楚,保护了吴法宪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吴背后的林彪。周恩来与林彪的这层关系 实际上一直持续倒“913事件”的前夜。当周恩来最终得到林彪确实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坠毁消息后,周曾为此失声痛哭。这里包含了周内心深处对林彪的悲 痛和惋惜,显示出周恩来对林彪的真实情感。

事实证明,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且持有基本一致的治国理念。现在中共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 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视听,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 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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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评价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

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三个人,江青指挥造反派在前台的冲锋陷阵,周恩来不仅负责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 保障文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的角色,而林彪指挥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保驾护航。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毛 泽东文革当中必须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则看出林彪的作用还主要局限在军队内部,可周恩来的作用不仅涉及到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周对军队同样有极 大的影响,军委高层的几位老帅老将军们,如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都听周恩来的,与周合作密切。整体而言,毛泽东是文革一切政治决策的决定者,而周恩 来则是其执行者。文革当中没有毛泽东的决定什么事都不能办,而毛泽东的决策又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执行。正是由于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中坚定的拥护者和具 体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一个无可轻易代替的力量,周在文革前期虽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化险为夷,这与毛泽东的使用 与林彪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林彪同属中共的老干部,他们都具有其他老干部相同的特点,也有与他们相同的弱点。那就是对毛泽东君臣般的关系。周恩来与林彪都不可能违逆毛 泽东的意图,更不可能改变文革的大方向,他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小小的调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质上殊无二致。文革期间他们都秉持了“跟着毛主席革命 到底”的忠君式思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句话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都曾说过多次。周恩来“保持晚节”的心态更加严重,生怕一个不小心就 步上了刘少奇的后尘,一个“伍豪启示”一直压在周的心上,成为周的一块心病,以致1975年9 月周临进手术室做手术之前还要再次对其订正处理,免得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倒台的一大罪状。在林彪倒台前,周恩来与林彪互为依靠,小心谨慎地与毛泽东一手扶持 的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周旋,试图“抓革命促生产”维持全国的稳定,为毛泽东收拾文革以来造成的烂摊子。可是林彪由于对“上海帮”的打击出手过早成为毛泽 东清洗的对象,从此周林之间的密切关系解体,周一人孤立无援,成为日后“四人帮”集中攻击的目标。

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1)周恩来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且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

(2)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5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10年。

(3)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军队内部,“三支两军”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林彪涉及并不多,而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则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

(4)周恩来在文革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大政方针,也不敢公开抵制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而林彪则敢于反“上海帮”,坚决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试图插手军权的企图。

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多有论述。笔者只想强调,周恩来最亮眼的表现是,在文革乱局中仍不忘国计民生,在紧跟毛泽东搞文革 “抓革命”的同时,还尽力设法维护全国的生产,不使经济全面倒退。特别是周曾利用九大后政局的短暂平稳时期,大力恢复因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 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周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在二十世纪末将中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一符合民心的宏伟蓝图,使得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站在了历史正确 的一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去世后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下列几点:

(1)在文革混乱的局面中保持了军队的稳定。林彪极为重视军队的稳定状态,不许地方式武斗夺权之事在军内发生,“军委八条命令”就是最好的一例。而军队的相对稳定使后来的“三支两军”能够顺利进行,对保证地方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2)林彪严防江青一伙染指军队事务,诸如搞掉“全军文革小组”使江青无法插手军队事务。即使后来林彪倒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无法迅速有效地填补军中出现的空白,更无法找到自己在军中的代理人,这实际上为日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文革期间,既使地方再乱,生产停滞,但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从未放松国防安全和建设,文革前国防和“三线建设”在文革中是延续的,没有中断,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发有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巩固了国防,还顶住了前苏联的试探性进攻。

(4)林彪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江青“上海帮”的遏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行为有所约束,包括林让黄永胜、吴法宪向毛反映江青对周恩来的恶意 攻击等。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更是明显的一例,只是庐山会议的斗争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才招致林的失败。庐山会议前,江青等人虽有毛泽东的扶 植,但毕竟还只是文革中的暴发户,在中央高层相对处于劣势,其政坛势力与军方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林彪倒台后,“四人帮”在党内的势力大增,在中央高层也占 了优势,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春桥不仅荣升政治局常委,还当上了解放军总政主任,“四人帮”开始染指军权。这在林彪在 世时是不可能发生的。

周恩来与林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周恩来更能忍隐,更会小心处理好与毛泽东、江青的关系,对于来自毛泽东和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不会公开说 “不”,周时时处处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王力回忆说“至于对周恩来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周恩来自己从来不回避,从来是 到处讲,讲得别人都不爱听了。毛泽东也不避讳,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但对中国人,也对外国人公开讲。”[93]与周恩来相比,林彪则更有自己的主见,且林彪 从来不作自我作践式的检讨,特别是“913事件”前夕,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淫威和打压,敢于对毛硬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其不甘于作毛泽东的工具显示出 林彪独有的性格。无论林彪最后是主动出走还是被动出走,事实上林都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林彪虽然身死大漠,但其对毛泽东的一击却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使毛 泽东的神话彻底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败亡。华飞先生说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 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94]

周恩来与林彪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对当今社会亦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皇权统治下,人民大众对正统当权者的倒行逆施习以为常,且逆来顺 受,如非走投无路绝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所以,不少人将林彪敢于对毛说“不”与毛决裂视为大 逆不道,而对周恩来的忠心侍主、委屈求全和鞠躬尽瘁津津乐道。时至今日,我们也应有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周林二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林彪在文革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1)中共自七大起就将毛泽东定位于一尊,具有最高的权力,只是个人崇拜在战争年代还不那么显著突出。中共建国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主要 领导人都曾大力制造了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1959年9月9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表态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 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 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95]邓小平直接负责的与“苏修”论战的“九 评”中,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频频肯定个人迷信,将个人迷信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中共中央的集体表态。周恩来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更是大吹特 吹毛泽东,此后又将其拍成电影全国放映,其影响至深且巨。在这个整体环境下,林彪也参与其中,大力鼓吹“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林彪大搞“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 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等。中共全党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 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祗”,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

(2)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为了将林彪拉上文革的战车,1966年3月毛和江青一手操纵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 要》,5月7日毛给林的《五七指示》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公开赞扬“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 辉的榜样”,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动树立并利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信,实际上是毛为文革大业所作的必要准备。而林彪也大树毛泽东的威信,在《〈毛主席语录〉再版 前言》中,林彪称颂毛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 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毛泽东还发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毛林这种“互树权威”“互树威信”的做法,使毛林二人的声望和地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空前高 涨和巩固,而毛泽东对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关系,因此,林彪在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个人崇拜方面比周恩来走得更远。因此,林彪在这一点上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文革前期,林彪支持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其中的代价极为惨重其教训亦极为深刻,特别是运动中相当 一批干部和普罗大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虽然毛泽东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人,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林彪,在当时的那种体制和政 治环境下,林彪不可能事事置身事外,一点责任没有,诸如罗瑞卿事件、贺龙事件和“杨余傅事件”等。林彪当然要负他的那份责任。然而由于大陆官方刻意掩盖那 些不利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资料,将一切罪责归结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乃至许多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全面厘清这段历史还需更多的材料和知情人士的 披露。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要尽力追求事实真相,澄清史实,这样才能分清历史责任,而不是根据政治需要将所有责任推到某个人的头上。换句话 说,既不要搞“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结论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针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说过一番话:“‘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 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了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 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然而,邓小平在谈及林彪时却将林彪归结为“反革命集团”,声称“他们的目 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96]

通过上文对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绝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了违心的话”和“做了违心的事”这么简单,林彪更 不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阴谋夺权”。周恩来与林彪都是毛泽东发起和推动文革的重要力量,周林二人又是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的,而周恩来 更是一心一意地积极参与和支持了文革的深入进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工具之一。认真比较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周氏在文革中做了大 量细致的工作,保障了文革得以顺利进行,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任劳任怨和兢兢业业,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后来对毛泽东文 革运动的否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周恩来所作所为的否定。但是邓小平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心将周恩来送上新的“圣坛”,将林彪打进“十八层地狱”,罔顾事实 地将周恩来与林彪和“四人帮”区分开来,力图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都是“违心的”,邓小平此举不仅不能“洗清”周恩来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得形 象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这同样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篡改。

邓小平这种人为的二分法,以两种不同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功过,将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分成所谓“好人犯错”和“坏人犯罪”的关系,从根本上 来说就是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假使邓小平这段解释周恩来的话能说得通的话,那么它用在林彪身上也同样合适。林彪在文革中不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 违心的事吗?且林彪说的违心话比周恩来要少得多,违心事做的更比周恩来少得多。凭什么林彪就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而周恩来就是 “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呢?更何况林彪最后敢于挺身而出打击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功臣”--张春桥,林彪以自己的行动显示出自己对文革的实际态度,可周 恩来却只有相忍为“党”(实是为毛),俯首贴耳,逆来顺受。所以,林彪的倒台与文革中其他老干部的倒台是一样的,林彪事实上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助力变为阻 力而被毛泽东所不容所打倒。仰天长啸先生分析得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 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 有力的证明。”[97]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四人帮”实乃完成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未竟之业。

然而,正是由于邓小平在1980年的这番似是而非的谈话将周恩来文革作用定性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位于“反革命集团”,一 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照搬了邓的这一讲话精神,将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对立”与“斗争”,以后国内的党史研究者只能在这 个圈子里打转,难得突破难得进展。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过就是一个新版的“两个凡是”,它不仅不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为文革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航 道,反而是为文革史的研究设置了新的禁区和障碍,成为日后官方研究周恩来的定版模式,周恩来的形象也被脸谱化,变成“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与“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坚决斗争的“中流砥柱”,这无疑与历史的真实相差太远。所以我们对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必须彻底抛弃《决议》给周林二人的脸谱型定位,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客观地梳理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当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这才是海内外史学研究者应该共同秉持的原则和立场。

注释:

[1]金春明、崔久恒《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述评》,载《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3月第一版,544页
[2]《王力反思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577-578页
[3]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190页
[4]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195页
[5]《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1967年12月5日),参见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72期2004年10月15日
[6]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 枫华园》第472期 2004年10月1 5日
[7]《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628-629页
[8]《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29页
[9]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1月27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10]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 2004年2月6日
[1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 1 14-115页
[12]何蜀《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参见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下卷 明镜出版社 2004年7月版 610-613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107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106页
[15]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坐谈会上的讲话196 6年9月25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16]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1-7页
[17]《王力反思录》下卷647页
[18]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1966年8月5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19]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27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0]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31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21]舒云《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 70期 2005年12月7日
[22]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14页
[23]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4]周恩来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17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5]《王力反思录》 下卷 808页
[2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3页
[27]穆欣《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 966-1976)》 15-30页
[28]温相《林彪对江青的集中吹捧揭密》 见互联网《文学城》的温相博客
[29]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27页
[30]《王力反思录》 下卷 984页
[3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34页
[32]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 94年版 490页
[33]《王力反思录》 下卷 711页
[34]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3月24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35]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36]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277-278页
[37]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卷 华文出版社20 02年6月版 150-151页
[38]《吳法憲回憶錄》下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4頁
[39]《吳法憲回憶錄》下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6-657頁
[40]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197页
[42]周恩来传达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3]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 1967年1月25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4]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1967年2月1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5]《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48页
[46]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13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7]《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51页,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8]《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53页
[49]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0]《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57-658页
[51]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2]《王力反思录》下卷711页
[53]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安建设编60页
[54]李海文《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3月版 551 页
[55]《王力反思录》下卷726页
[5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84页
[57]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8]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9]纪希晨《陆定一谈文革经历》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60]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1]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2]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27页
[63]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4]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5]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91页
[67]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79-80页
[68]张光渝《拜访王秉璋叔叔》,载《老照片》第四十四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 005年12月第一版
[69]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 月5-6日
[7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45-252页
[7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见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381-382 页
[72]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4 4期 2005年7月6日
[73]《王力反思录》下卷923页
[74]叶剑英对文革中周恩来的评价,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3 页
[75]《王力反思录》下卷724页
[76]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77]见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一辑,1967年3 月,181页
[78]原文戴《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79]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 02年出版
[80]《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版 303-30 5页
[81]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516页
[82]《王力反思录》下卷725页
[83]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8页
[85]《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84-712页
[86]林彪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4.14)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8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78页
[88]《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版367页
[89]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 月5-6日
[90]《吴法宪手稿》,转引自金秋《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19页(“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ge 199)
[91]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月5-6日
[9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98-299页
[93]《王力反思录》下卷1108页
[94]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华夏文摘增刊第314期,200 2年11月18日
[95]《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 967。7》,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103页。
[9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346-348页
[97]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 月5-6日
 
最后编辑: 201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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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1
陈破空:520:蔡英文不必回应“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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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5月20日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就职的日子临近,北京愈加念起了紧箍咒,要求台湾新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与此同时,北京大搞小动作,从各方 面为台湾新政府加压。诸如,减少登台陆客,迫使肯尼亚和马来西亚将台湾欺诈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大陆。最新的一个小动作,则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A)刁难 台湾。

近日,世卫组织给台湾发邀请函,竟然前所未有地附上政治条件,加注“一中原则”等字句。不仅激起台湾各界强烈反应,也引起美国反感。非但如此,该组织还一反往年做法,信函中并不提供网络报名的账号密码,做状要故意让台湾错过5月9日的网络报名期限。

北京方面甚至扬言,如果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不提“九二共识”,世卫组织将驱逐台湾代表(本届世卫大会将于5月23日至28日在日内瓦召开)。

局外人不免疑惑:隶属联合国的世卫组织,竟然成了北京的御用机构?或者,北京当局,竟让成了世卫组织的代言人?是的,北京操纵了世卫组织,确切地 说,是北京通过世卫组织现任总干事陈冯富珍操纵了世卫组织。陈冯富珍来自香港,是亲北京的香港左派人士,曾任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长。2006年,经由中国 政府推举,经中方在大会内外运作,陈冯富珍得以被任命为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任职期间,露骨地表现出亲共亲中,成为北京直接操控的傀儡,毫不规避国际 组织内最强调的利益冲突。

今年三月,中国爆发问题疫苗丑闻,蔓延十八个省市,民众愤怒,问责中国政府,舆论汹涌。此时,由陈冯富珍把持的世卫组织不仅没有批评监管无效的中国政府,反而为后者背书、解围,居然炮制出如下声明:

“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中国扩大免疫规划使用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有了世卫组织的掩护和“褒奖”,北京当局如获救命稻草,顺势遮掩丑闻,为事件降温。然而,北京当局与陈冯富珍上演的双簧戏,却无法化解中国民众对中 国疫苗的信任危机,纷纷转向寻求为孩子接种境外疫苗。其后果,恰如当年毒奶粉丑闻曝光后,中国民众唾弃国产奶粉,转而全民追求进口奶粉。

身为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公器私用,假公济私,体现的,正是中共腐败文化的延伸,张扬的,就是独裁加腐败的“中国模式”。

即将卸任的国民党政府和即将上任的民进党准政府各自回函世卫组织,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民进党方面在回函中,提示世卫组织宪章,说明健康是普世价值,连结“一中原则”没有必要。

笔者倒是认为,台湾没有必要非得出席这次世卫大会,如果有被“驱逐”、遭羞辱的风险,宁可不往,以静制动。待陈冯氏明年卸任后再说。陈冯氏的所谓 “世卫大会”,尽管由中共去唱独角戏。就健康与卫生的国际沟通,台湾大可以直接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并不会因此降低,反而,只因中 共的横蛮阻扰,让国际社会愈加反感北京而同情台湾。

同理,在5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蔡英文不必回应“九二共识”。至多提到国共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不必着墨太多。现实是,两岸需要向前看而不是朝 后看,需要寻求新形势、新民意下的广义共识,而非过时的、局限于国共两党的狭义“共识”。两岸无须忘记,即便在那次所谓“九二共识”之后,仍然发生了 1996年的严重台海危机。

当前,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出来解套,说,如果蔡英文和民进党不方便提“九二共识”,可以提出替代说法。这可视为中共内部温和派的建议。死守“九二共识”,主要出自诸如《环球时报》这类强硬派、极左派的执着。

作为北京的主政者,习近平须明白,傲慢与横蛮,只会带给台湾民众恶劣观感,让台湾越走越远。古语道:“吃一堑,长一智。”对中南海而言,难道吃百堑,也不能长一智?就像需要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样,北京也需要适应两岸关系的新常态。

其实,蔡英文和民进党不提“九二共识”,未必地动山摇。520之前,中共必然固守“九二共识”,但也至多固守到520(2016年5月20日),只 要民进党坚不改口,共产党迟早要自找台阶下。以北京惯性,会先硬后软,对应地,台北也须先硬后软,以硬对硬,以软对软。让北京明白,恫吓与威胁不起作用, 对话与沟通才是相处之道。当然,台北之硬,不同于北京之硬,前者可以是温和而坚韧的沉默,不同于后者傲慢而狰狞的嚣张。

大陆仍沉陷于一党专政。中共不懂民主,也无视民主;中共罔顾大陆民意,也罔顾台湾民意。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新政府举措,必以民意为依归。对北京, 只可虚与应付,不必看它的脸色行事。大陆民众无法训练北京的当权者,那么,台湾可以代劳,帮助训练北京的当权者,让它学习如何尊重民意。

主张“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及其新政府,既然在台湾内部,淡化统独,包容蓝绿,那么,面对两岸关系,也大可从“表态政治”过渡到“不表态政治”。如果台湾需要表态,就应该更积极地就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表态。坚持用台湾的软实力去融化中国的硬实力。

中共惯于强求于人,其独创的“表态政治”由来已久。中共不断给台湾出题,而且是出难题,台湾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或不接受,台湾也应该给中共出题,只 是,不必是难题,简单题即可。比如,关于两岸互动,北京提“一中原则”,台北可提“人权原则”;北京称“在一中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那么,台北可回应 “在民主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换言之,两岸并非不能开启政治谈判,但这类谈判,必须以中国的民主化为前提。

(201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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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1
“红歌秀”习近平核心当不成要想当舵手了
作者: 陈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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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人民大会堂演出了一场“红歌秀”,所唱的歌曲全是文革歌曲,特别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吹捧习大大的“希望的田野上”等二首歌,还有“包子铺” 的节目也在其中,更有“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也来了。整个晚会不但充满了文革的元素,且对习的歌颂也到了与毛等同的地步,观者为之惊呼,文革又来了!

“红歌秀”一出,红二代的马晓力的当即出来说话:他们以这种形式纪念文革发动50周年,完全不顾党的政治纪律,完全违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我们要引起高度警觉!警惕文革复辟和回潮,警惕文革极左思潮再次兴风作浪。马是红二代的代表人物,连红二代也出来反 对习的文革回潮,可见习的倒行逆施是多么地不得人心。

马晓力出来说话后,当即海内外多个媒体立即为习出来“洗地”指“红歌秀”是有人为习近平挖坑,是高级黑,表明到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有掌握中宣部。但是此话谬矣!对中共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台大型节目排练与演出,要人不知鬼不觉地在习近平的鼻子底下进行是不可能的。中国每天几亿条微信,只要 对习稍有不利都能及时查到屏闭,就象“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在网站上只出现了四分钟,就被捕捉到了。“红歌秀”这样大的事,还会不知道,习近平那些无处不在 的眼线是吃干饭的吗?

从常识上来说,“红歌秀”只有在习近平亲自批准与顾问下才有可能排演与演出,才能在中共最高政治舞台的“人民大会堂”登堂入室。习近平演出这场“红 歌秀”,目的就是冲着中央不许他叫习大大,不许他称习核心而来的。你们不许我叫习大大,我就偏要叫,你们不让我当核心,我就索性当舵手好了,你们称我习包 子,老子就唱“包子铺”给你们听。“红歌秀”既反映了习的思想,文化革命就是好,也很符合习的性格,老子就是不买账,看你们怎么办。

“红歌秀”后,5月8习的家乡陕西举办了超规模的“纪念文革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可以说是与“红歌秀”遥相呼应的。会上更为肆无忌惮,控诉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也来了,并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与走资派叛徒集团坚决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与习近平提出“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是何其的一致。如果说习还没有掌握中宣部,被中宣部黑了,那么难道习近平连自己的家乡也没有掌控,被家乡的人黑了吗?而事实上中宣部刘云山就是习身边的一条狗,让他怎样喊他就怎样喊。

几十年来,中共权斗黑来黑去的事见多了,但没有看到象习近平这样黑的。明明是自己的做的事,或授意他人做的事,以及他人投其所好做的事,只要风头不对立即说成人家为他挖坑,是黑他,如此落井下石的黑,真的还没有见到过。

习近平的“红歌秀”,与他在政治上提出废除常委制,终止领导人的年龄限制是互为一致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最好的体现。习近平招魂文革是想当皇帝,当舵手,司马昭之心不但暴露无疑,而且已经提到台面上开始实施了。

如果国人对习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做着习给予的大头梦,如果党内健康力量不能阻止习掌控中国这条船,回头驰向文化大革命,习近平成了习泽东,那么国家蒙难,人民遭殃,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灾难就会来临,这绝非耸人听闻,现在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到时,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谁都不能置身于灾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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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3
欧洲议会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欧洲议会本周四以546:28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可能让中国15年的等待成空。

欧洲议会认为中国钢铁业过度生产及削价出口,为欧盟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后果。与美国建议的一样,欧洲议会认为中国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条件。在这一定义下,商品服务的价格需要由市场供需双方决定,不应有政府的插手。

欧洲议会还拒绝放松对中国的反倾销禁令,其决议声明中称欧盟目前73项反倾销措施中,中国违反了56项。

中国方面认为今年12月份该国加入世贸组织满15周年,应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一些欧盟国家以及美国认为,市场经济地位应由WTO成员国在今年12月份后决定是否承认。

此前欧盟内部的声音并不一致,例如英国就是欧盟中坚定支持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国家之一,持相同立场的还有荷兰、比利时等国。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一直以来多次警告欧盟,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相当于“单方面解除”欧洲针对中国的贸易防御。截止本月,奥巴马政府已经12次在世贸组织(WTO)起诉中国,次数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

一旦中国获得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今后就难以针对中国提诉产品反倾销诉讼。

虽然欧洲议会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欧盟委员会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需要欧洲议会批准通过,今天的决议意味着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给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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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M:江胡10余年努力,鄧貓的開放設想,被習撒幣一朝毀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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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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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6
张德江好大官威

作者: 林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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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政府是否得民心,官员是否得到支持,从这些所谓“领导人”的保安措施即可清楚知道真相;中共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来香港,共媒首次使用“视察”香 港的字眼,而非传统的“考察”,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即中共再一步背弃以往邓小平对香港的四句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来 香港宣示其“下马威”,当真“好大的官威”。

中共近十年来,已经绝口不提“五十年不变”;2014年李克强的“总理工作报告”,更因不提高度自治而引起各方猜测;至于“港人治港”,则自 2012年梁振英上台全面“京人治港”,已开始名存实亡;如今张德江来“视察”,则明显再次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究竟“两制”还存下了什么?究竟香港 还剩下了什么呢?

“五十年不变”就是一面照妖镜,邓小平当年说:“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比英国人做得更好。”然而真相就是,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 不但做不到,而且相距天与地--不要说90年代彭定康做港督时的与民同乐,单是说今天90岁仍在世的英女皇,当年备受爱尔兰共和军恐怖袭击威胁的情况下, 在1975年与1986年两度访港,也能深入民居,受到真心拥戴女皇的市民夹道欢迎,与今日要地盘停工四日,湾仔北大封路,保安密不透风的张德江,绝对是 天渊之别。

张德江于2003年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下令官员要“不信谣、不传谣”,只能报导病情的“正面消息”,明知病毒大爆发,其全力隐瞒SARS疫情,连 累香港在不设防之下,造成299人死亡的惨况;对此心知肚明的特区政府,当然怕香港市民能表达真实民意,而要把张德江全面封锁起来保护。

平日香港市民示威,行使结社集会等的权利,亲共传媒不断攻击市民影响经济,“阻人搵食”;如今张德江乱港扰民,大公报则竟说“国家领导人到来,保证 其安全也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在全球广开“孔子学院”的中共,不知如何解释孟子的“民贵君轻”?中共“人民网”说“民贵君轻”是“中华传统文化民本主 义的精华”,试问为何当年香港人不用保证英国女皇的安全,如今却沦为“每一位市民的责任”?比较一下英女皇之受人爱戴,张德江则有如过街老鼠,民心向背, 一目了然。

英国与中国统治香港的分别,就是英国虽然称呼香港是殖民地,但其管治却远远好过世人所想象,历任港督与官员不断向伦敦据理力争,尽力捍卫香港人的利益;而中共的官员则由京官到所谓“港人治港”者,都纷纷卖港求荣,对香港比起殖民地都不如。

美国小说与剧集《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幻想纳粹如果战胜与殖民统治美国,年轻人要在残存的文件之中找寻真相,才知道沦陷前的美国,原来人人皆曾经拥有民主与自由;如今香港的 年轻人,却在现实拥有小说的遭遇,望着维多利亚港的灯光日益暗淡,讶然发现昔日的香港,曾经是世人称颁的东方之珠。因此,中共最不想提的一句,就是“五十 年不变”这五字真言,香港人必须不断重提,令下一代都紧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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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1
48年前,他在地板里藏下两万张文革底片

作者: 林知阳

摄影师李振盛如今早已蜚声国际,获颁多个摄影大奖,但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黑龙江日报》五人摄影组里最年轻的记者,刚从长春电影学院毕业不久,才二十六岁。

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广场,街道,寺庙,刑场……在没有iPhone“Panorama”全景摄影的时代,李振盛把在电影学院学到的摄影技术, 运用在静态照片拍摄中。他不靠三脚架,全靠稳定的手和精准的眼光,连拍几张照片,洗出来拼接在一起,变成一张270度甚至更广角的照片,完美地捕捉下文革 时的疯狂人海。

李振盛拍摄的对象,下至五岁孩童和小红卫兵,上至时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不过,李振盛拍下的文革百态,按报社规定,只能 留下积极向上、光明美好的“正面”照,“负面”照片——那些关于批斗、游街、打架、戴高帽的——因被认为有“抹黑”文革之嫌,必须全部销毁。私藏“丑化” 文革的摄影作品,很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

革命热情高涨的李振盛,甚至自发成立了造反派“红色青年战斗队”。但在目睹了文革的疯狂之后,他却突然感到了一点隐隐约约的动摇、一丝难以名状的责任:他觉得,自己的照片,不论负面正面,都应该被保留下来。也因为这一点朦胧的责任感,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他决定,留下自己拍摄的“负面”底片,并把它们藏在了家中的地板下面。

■他问,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干嘛?我说,留着有用。他问,有什么用?我说,有什么用我说不明白。反正肯定会有用的。

两个月后,李振盛即遭批斗,热爱集邮、对西方艺术造诣颇深的他获得的标签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随后被送去干校劳动改造。那一大批“丑化”文革的摄影作品,底片仍藏在地板下,像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所幸底片并未被人发现,并在种种历史动荡后,最终得以重见天日。加上未被销毁的底片,李振盛为文革留下了近十万张珍贵的影像资料。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没有其他人,对文革的历史面貌,有李振盛这般全面、系统的影像记录。

李振盛在2003年出版作品集《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成为为数不多关于文革的摄影画册。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与李振盛合作,在纪录片《四十年后的证言》中,详细记录了他回访当年照 片中的主人公的经历。2013年,李振盛更获得了美国摄影界最高奖之一露西奖(The Lucie Awards)的年度摄影记者奖。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五十周年之际,76岁的李振盛在纽约的家中,接受了端传媒的专访。

藏在地板下的底片,大约两万张

端传媒:有报道说,您藏了十万张文革照片的底片,那得有多少啊?

这个搞错了。我埋藏底片的时候,是1968年的10月,我12月被批斗了——毛泽东生日那天,12月26号。在那之前,我预感到我要被打倒了。但十万张底片,并不都是负面底片。歌颂的、欢呼的、游行的、拥护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这些都是正面见报纸的,那不用藏。藏的是报纸不发表的照 片:批斗的、抄家的、戴高帽的、刑场处决的⋯⋯这些一律不准见报。1968年藏在地板底下的底片,大约两万来张。

端传媒:当时去拍摄这些照片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那时群众也有很清晰的政治观念: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秋后算账——让你鸣放,引蛇出洞,然后再打击。所以文革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一照相,群众发现 自己的脸被照下来,就问你是哪里来的。你说你是省报的,掏出记者证,那就糟糕了。群众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探子,拍下群众的正脸来秋后算账。其实还真没有这 样的任务。

我们摄影组出去采访还被集体抓住一次,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他们把组长拉到台上,把我们拉到台前站着,说这是省报的记者,来拍照片想秋后算账。台下群众也不知道啊,就把我们狠批狠斗。后来我们趁乱拔腿跑了。

当时报纸也不署名,都是“本报记者摄”。不署名,摄影记者就没有动力。这次被抓住以后,老记者谁都不愿意出去了。那时候乱糟糟的,一会儿楼下的游行 队伍就过一拨儿,但他们连上街和集会拍照都不愿意去了。一有事儿就说,“小李,去吧。”“你是科班出身,年富力强。”在这样情况下,我就每天都有采访。所 以你看,我画册上的日期都是连贯的,他们四个人都不愿意干了,任务就都落在我头上了。为什么我当时能积累到十万张呢?主要就和这个有关。

■别人问我,是不是有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个词“朦胧的历史使命感”。

万一我有生命危险,得有人把这些底片拿走保存

端传媒:您藏底片的时候,您妻子知道吗?

知道啊。当时我们有个房子,那是个苏联人——当地话叫“老毛子”——盖的房子,地板盖得很高。为了藏这些底片,真的很费事。现在,你要在房子地板上 锯一个洞,肯定是拿电钻,“咵——”地钻个眼儿,然后再锯。那时没有那些工具。就在一个平地上,你就这么锯。苏联人搭的房子地板,上面是一层对花的硬木地 板,下面是十几公分厚的松木。你要锯透了,才能把一块板拉走。那个小空隙,锯了一个礼拜。

当时就选在房子的最角落,放桌子的地方。我一面锯,我太太就在旁边的窗子那里站着,从窗帘缝里往外看着——因为厕所是室外公用的,邻居上厕所都要经 过我家窗下。一有人经过,我太太就提醒我,我马上停止。那时阶级斗争,老百姓也都被动员起来,像现在“朝阳群众”一样,有很高的“觉悟”。他们听到声音的 话,恐怕就会举报。那时我还要上班,每天下班回来接着搬开桌子锯。

端传媒:您的妻子有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和担心?

她是支持我的。我不是共产党员,她还是共产党员呢。她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知道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从文化上能理解这是在记录历史。不支持的话,她 也就偷偷烧掉好了。当时她也烧掉了一点我的东西——我集邮很多年,她把我收集的有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头像的邮票都给烧了。

端传媒:后来您被批斗抄家,是否担心这些东西被翻出来?

我当时的罪名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我们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些照片被翻出来。很多人到了五七干校都发生意外,有人伤残了, 有人失去生命。我知道,伤残了没关系,可我万一(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了呢?我们想把照片托付给一个人,报社的同事,叫李明达。我们认为他为人很可靠, 就把他请到家里来。我们把桌子搬开,把木板挪开,把东西拿出来给他看。他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些都是负面底片,如果我们去五七干校发生了意外,那你 把这些东西拿走,保存起来。

■我觉得,搞摄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断“拍摄这个有意义吗?有用吗?”从我个人来讲,我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留给后人评说。

他问,这些东西是什么?

我说,这些底片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他问,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干嘛?

我说,留着有用。

他问,有什么用?

我说,有什么用我说不明白。反正肯定会有用的。

那时真是,有用和没用是一种懵懂的观点。也想不到会出版画册,国内外获大奖,那时想都不会想。李明达看我当时神态很凝重,好像刘备托孤一样,也就接受了。他后来守口如瓶,三十七年,一直到2006年NHK到黑龙江回访的时候,他才面对镜头说出了这个秘密。

那个年代,谁能探听到一点向领导报信、自己能获得表扬的消息,那人们趋之若鹜。但他即便成为《黑龙江日报》的机关党委书记,他也没说。凤凰卫视做我的节目时,说他是“好人李明达,保持了高贵的沉默”。

摄影记者以图记史,靠口述回忆洗白洗红是不对的
jiluwen (3).jpg

文革时期,李振盛在工作当中。李振盛提供
端传媒:拍照是您工作的一部分,从什么时刻开始,您突然觉得自己的照片有记录历史的功用?

我的照片在1987年获奖,参加了一个叫做“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我获得了最高奖。当时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现在啊,记录了文革,获得了全国最高 奖,怎么说,怎么都有理了。就好像胜利者写历史一样。可当时别人问我,是不是有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个词“朦胧的历史使命感”。既清晰,又不 清晰。

你要说没有使命感的话,我不会专门去记录,还把底片埋在地板底下。但你说我是不是挺着胸膛,怀抱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那也太过了。我记录的使命感, 来自于大学的一位摄影大师,吴印咸。他在延安时,毛泽东照片都是他拍的。他后来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系主任。他当时讲的一句话,指导了我的一生。

他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

历史的见证人,人人都可以做。只要经历过这段历史,都算见证人。但你是不是历史的记录者,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人们都在做口述历史,这也算记录,但记忆是不可靠的。有些人靠口述历史来洗白、洗红、拔高自己,那是不对的。

我说的这些,全部都有图为证。记录历史有多种方式,有的人用录音,用绘画,写日记,还有影像。其实这里面最有力量的是影像,包括活动影像和静态照片——所以你看现在人们也说,“有图有真相”。

■当然也有“假”的,我也做过照片的“换头术”…这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个时代的真实。多么荒唐的时代。

端传媒:您觉得,新一代的观众,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欣赏您的作品?

从我个人来讲,我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留给后人评说。我觉得,搞摄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断“拍摄这个有意义吗?有用吗?”不要去想这个。因为靠你个人的智慧、个人的阅历,判断一个事物将来会不会有意义,都很难正确,只能记录下来让别人去评说。

现在的作品,不同的人看上去会有不同的感觉。个人阅历不同,生活状态不同,家里蒙受文革的苦难不同,但是大家恐怕都会得到一个结论:荒唐。“怎么会这样呢?”有的人问,“这是真的吗?”我说,照片摆在这里,还能有假吗。

当然也有“假”的,我也做过照片的“换头术”。省委主要领导人和一个老贫农谈话,现在看来这多“接地气”啊,但当时觉得,必须出现一个县里的领导, 就把(照片里)那个老贫农给“灭”了。可那也是“真”的——你这样做了就能见报,不这样做就不能见报。这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个时代的真实。多么荒唐的时 代。


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吗?他们和你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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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里收录了大量文革期间官方不认可,但却是文革最真实记录的照片。这些关于批斗,甚至处决的照片成为了解和还原文革真实历史面貌的重要资料。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境,令你自己不忍拍照呢?

有两次。刑场处决的时候。还有批斗的时候,欧阳湘(前黑龙江省长欧阳钦之子)被迫害。

当时都没法取景。场面非常混乱,我只能举着相机拍。你看这张照片,要仔细看。一个大黑手,黑手套,从上面捏着鼻子头,不让他喘气。下边是一只手,往他嘴里塞东西。事后一开始我想,他妈的这手真讨厌。后来又觉得,这也很有意义,能看到残酷到这种程度。

欧阳湘被打倒之后,人人都上前踹。踹不着上身的踹下身。你说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吗?不是,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正常百姓。但在这种所谓的革命高潮过来后,都要表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

他最后是迫害死的,从楼上推下来,摔死了。制造了自杀的假象。后来胡耀邦凭着我这组照片,给他平反了。

端传媒:你认为,文革时候,是什么令人和人之间变得这么残忍、狰狞?

学生打老师,孩子打父母,妻子揭发丈夫,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比如我在报社革命委员会掌权的时候,我是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我们报社有一个老编辑,有一天他的妻子跑到我办公室,揭发他的丈夫。揭发什么呢?每家每户都有报社发的旧报纸,丈夫用旧报纸给小孩儿接大便。她把报纸打开给我看,大便就在毛主席像上。她说她揭发丈夫。

听着这个事,我说,好像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情况。用报纸接粪便,用报纸擦地,这事我知道就行了。她看我不重视这事,拿着报纸就去解放军宣传队的军代表去了。军代表一看,这个事情严重啊,这是反革命!立即报告公安,就把他抓起来了。批斗。批斗完了以后,判刑十八年。

告丈夫,她有什么好处呢?大义灭亲,人家就能表扬你啊。就是因为她自己本身出身不好,自卑,她想表现得革命。

■现在人人都说自己当时是保守的。如果按照他们说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挥手把胳膊挥断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端传媒:您这些年来,有没有见到什么东西,觉得可惜没有拍下来?

有。文革时,我拍普通百姓的生活,拍得太少,拍的好像都是带标签和符号的,文革、文革、文革。后来我拍摄香港回归的照片,就把文革当中的遗憾给弥补了。我就拍了很多七月一号这天,从早到晚看似不是回归,和回归无关的,却又是回归的场景。弥补了我文革时期的遗憾。

端传媒:文革中生活上这些细节,您没拍下来的,有什么例子吗?

比方说,大家在文革期间的游泳啊、野餐啊,家里平平淡淡的生活,虽然也拍了一些,但我拍得太少。当时我不够看重,没把它当成像采访任务一样拍摄。香 港回归时,我就着力地去拍摄一些普通的东西:老人遛鸟,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看报、睡觉,都是七月一号那天的场景。我想,文革当中要是有这些平平常常的生 活,家里喝酒、朋友聊天……靠服装、周边的装饰,(让)人们能感觉到这是文革,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别强调文革符号。

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现在人人喊反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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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术完美和真实的记录了大量浩大的场面。这张4张120照片的接片是1964年8月10日在哈尔滨文化广场举行的抗美援越集会场面。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你觉得,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人有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吗?

几乎不可能。

如今,你遇到一些人,一说起文化大革命,他们就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里是保守的。我问,你真的是保守的?什么时期开始的?他说,从一开始就是保守的。我认为,这就不是说实话了。

当时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现在人人喊反腐一样。当时人们想摧垮对立派的组织,想要摧毁对方,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对方是保守、不革命的。那时谁要是说谁家是保守的,那就等于掘人家祖坟一样。可现在人人都说自己当时是保守的。

如果按照他们说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挥手把胳膊挥断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时间能让人们忘却一切…如果当局号召人们都来反思文革,反思历史面向未来,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端传媒:很多亲历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但并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

这个责任让老百姓承担,是不应该的。这是党中央的错,从头上错的。要说烂掉的话,是从毛泽东那里开始烂,烂到我们这些根系的须子上,我们还有责任吗?道理是这样的。

但从人性的角度讲,你伤害了别人,你做了道歉,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是一种人性的升华吧。

你现在在网上看,有人会骂我,“他就是一个造反派。还是造反派的头头!”那是我自己说的,我不说,谁知道啊?我这个人主张一生绝不说假话,违心的、政治所迫的情况下,另当别论。缺德的,丧尽天良的假话,我就没有讲过。

端传媒:很多人,包括在文革受迫害的一些人,依然非常崇敬毛主席?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现在进步了一些,近几年有公然反对和否定毛泽东的,但还有很多毛粉的,势力很强大的。这种势力要分开来看,比如乌有之乡,那里有 一部分人对现实不满——譬如下岗工人。毛泽东时代我赚的不多,但至少还有饭吃,可邓小平时代,改革了之后,我下岗了没饭吃。用个人自身的感受来对比,就觉 得,还是毛泽东时代好,大家均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也还有些年轻的毛粉,人云亦云,头脑简单。

文革会被遗忘,“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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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术完美和真实的记录了大量浩大的场面。这张5张120照片的接片是1965年5月12日四清运动中黑龙江省阿城县万人对敌斗争大会的场面。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您担心文革会被下一代遗忘吗?

会被遗忘。现在年轻人,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不要说文革了,二十年多前的事,现在有谁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时间能让人们忘却一切。所以对历史的回顾反思,不能说毛泽东那样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也得要经常讲。

■我的照片发在网上,有的人挺严肃的,说这记录了历史。但有的人就说,要再来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来(批斗)。

端传媒:像南京大屠杀,像二战,大家年年拿出来谈。为什么大家没有像这样来反复地讲文革呢?

一个是执政当局的态度。邓小平当年说,三七开,对待文革“宜粗不宜细”,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当局号召人们都来反思文革,反思历史面向未来,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再一个就是,有些受苦难的人认为,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是一种荣耀的经历。也不能完全说是荣耀,但是老干部坐在一起谈起话来,常问,当年你戴高帽了没 有?那一个个说起来,都活灵活现的:“戴啦!我戴了这么高。”“我戴了那么高!”如果当年你不斗别人,那你肯定是逍遥派,或者准是和造反派一块儿的。被斗 是荣耀。就像共产党蹲过国民党监狱,那都是光荣史啊。

■我们那个时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不管他挥手叫你干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挥手,人们就前进的。

我在各高校演讲的时候,问学生们,你们听说过文革吗?他们说,知道一点。我问,中学时候讲了多少啊?他们说,中学讲一课。十年文革,用一课就给讲过 了。其中还得讲伟大成就。伟大成就是氢弹试验成功了。可其实,有文革,它爆炸,没文革,它也爆炸啊。所以家里爷爷奶奶或父母都不愿意讲文革,尤其不愿跟孩 子讲。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因为羞耻或什么,受了苦难,为什么不能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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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Carma Hinton,Geremie Barme和Richard Gordon拍摄了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纪录片完整的反应了文革的历史。李振盛的文革照片和对历史的记录是此片的重要部分。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您觉得在中国,有发生二次文革的可能性吗?

有这个苗头,但像这样同样性质的,同样形式的文革,不可能发生。毕竟很多人觉悟了,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包括毛粉也知道。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次接 着一次,比如说反右。但那时受到影响的家庭,恐怕大不了也就是一二百万——官方数字是五十五万右派,每个乘以二,再扩展一下,也就一两百万。但文化大革命 影响的,可是千家万户。没有一家人可以说,文革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生活。那不可能。家家都有一本血泪的帐,没有流血也有痛苦流泪。每人凭心想想,死人的、打 残的……我们那个时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不管他挥手叫你干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挥手,人们就前进的。

我的照片发在网上,有的人挺严肃的,说这记录了历史。但有的人就说,要再来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来(批斗)。

端传媒:您在意网上这些的评论吗?

我看了也就一笑呗。我从来不跟他们争论。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晚年时光更宝贵,没必要浪费在这个上面。

微博上举报的毫无道理,采信的是极左观点

端传媒:现在,您的新浪微博已经看不到了?

一年多以前,新浪微博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转发键给取消了。本来我是新浪邀请我做自媒体的,六月份邀请,第一个月就拿了一千七百多块。总阅读量每个月都几百万呢。但后来越来越少,再后来就给我取消了,也没通知我为什么。

端传媒:您觉得为什么新浪限制了您?

图片发得太多了,太真实了。官方不高兴,不好说,不好强制把我关了。后来我转发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志愿军督战队老人的故事(笔者注:督战队,军队中 通过射击本方逃兵以督战的编制)。这个事情就不够主旋律了,有人就向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举报,认为李振盛这是污蔑,认为我们的支援军战士明明是靠“政治思 想工作”冲上战场的,怎么能说有督战队呢?

后来就有论战。有人状告我,有人替我申诉,两派就开始论战。新浪社区委员会让大家投票。最后发现,志愿军里虽然有督战这个工作,但没有督战队的这个名字。最后判了我输,半个月不准发言。半个月之后,以为没有事了,但很快又悄悄把我的转发功能取消了。

端传媒:其实这些举报机制,从来都没有远离文革时的手段。

还真是这样。举报的毫无道理,而(被)采信的则是极左观点。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粉丝量从十万多,掉到了七万多,每天都掉。而且要互粉之后才能看到微博,但我现在基本也不发了。毕竟,我发了以后,别人也转发不了。我被半封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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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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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2
广电总局拟强推国资“入股”视频网站反映了什么?

问:广电总局拟强推国资“入股”视频网站反映了什么?

答:近日,“哔”名昭著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意采取国资以“特殊股”形式“入股”视频网站以加强奸管,“建议”视频网站拿出1%—10%的股份给国有单位股东。那么,作为奸管部门的广电总局拟推行的这种措施反映了怎样的决策心理?以及会带来怎样的效应?

由于目前关于奸管部门的这项措施的决策意图以及过程均未见披露,因此很难清晰地了解和分析“哔”名昭著的广电总局推出这项政策到底有何意图,作何考量。不过,从现象而言,倒可以对这项政策的决策心理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心理效应做一个“沙盘推演”,奸管部门请勿对号入座。

首先,由于现时代中国社会无论是内还是外都处于微妙和多元利益诉求错综交织杂陈的局面,任何公共政策都难以根据其决策初衷而决定其走向。在权力集团越来越保守和退缩的语境下,一个政策,或者政策诉求都会得到不同层面、角度、立场的参差解读,带来截然不同的多种效应,在强化或巩固某个方面的同时,完全可能在加倍地削弱或损害另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特别地,缺乏充分和公平的利益博弈下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就成为部门技术官僚们闭门造车的结果。这反映在:

1、部门利益的优化和体制利益的次优化。这通常表现为,部门只从本部门利益和效率的角度进行考量,罔顾可能带给体制的其他副作用。本部门常常只是为了奸管的方便,寻租空间的更大,或者体制内攫取资源的更为便利,决策的出发点和初衷都是为了本部门效益的最大化。但由于一个复杂体制往往有着此消彼长,此建彼塌的特点,当某一部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体制整体的利益却被次优化了。例如,广电总局的这项拟行政策,对部门来说不仅方便“依法”奸管,也方便隐形寻租,但带来的效应对体制而言却几乎可以肯定是弊大于利。只不过“弊”都是由其他部门来“擦屁股”而已。

2、部门官僚可能给体制“挖坑”“埋雷”。由于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各个部门也根据分工而各司其职,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元首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避免同时又极为深广的信息不对称鸿沟。因此,部门官僚精英完全可能出于种种目的和动机,明知道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强行推行某一个政策,或事先高调传播某一政策诉求,以此作为体制内部对抗的途径和手段。用以前的老话,就叫“打着红旗反红旗”。

其次,从管理监管的角度,“入股”能否加强奸管根本就是自说自话,没有任何依据和常识表明国资入股就能“加强监管”。且不说广电总局有着不受制衡的行政权力,而且无论是广电总局,还是视频网站都受着同一集团的领导。以“入股”方式更像是暗示领导集团对视频网站的领导无效,假“加强监管”为借口进行对上的权力僭越,对同级部门(如网监办、工信部)的权力篡夺。特别地,通过由广电总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所谓国资广电机构“入股”视频网站,就能理直气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从工信部或网监部门手里“抢地盘”。从客观而言,作为一个职能奸管部门,广电有无数的办法和方式管好视频网站,强推国资“入股”绝不是唯一可行,甚至不是有效的途径。

再者,在整个社会经济濒临衰退危机的语境下,广电总局此时高调传播国资入股视频网站的政策诉求,不啻是给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再扔一块石头。如果广电总局强推的国资“入股”能够得以实行,那么无疑给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号:“合作化运动又要来了”。稍微了解历史的童鞋都应该知道,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的“合作化运动”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严重损害,而广电总局所诉求的国资“入股”其性质与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运动逻辑上并无二致,而且从一开始的1%—10%的“特殊股”;到得寸进尺的要求不超过50%的非控股;再到要求控股,这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完全可能付诸实践的登门槛效应。同时,广电对视频网站的国资“入股”诉求一旦得逞,那么其他部门基于同样的理由,对所管理领域进行驱逐外资,蚕食民资,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要知道,相比于视频网站的所谓“问题”,食品领域、药品领域、房地产领域、矿冶领域、化工领域、服务领域,等等,哪个的“问题”不比视频网站严重?

综上所述,尽管现在尚不能确知奸管部门到底是意欲何为,但其政策所诉求的国资“入股”很可能是体制内部门间鏖战争抢地盘的幌子;或者阳奉阴违故意给体制摆烂,攫取目前尚不清楚的某种利益;或者根本就是重蹈60多年前以“公私合营”的“入股”为始,开始新一轮资本收割,消灭外资和民间资本的投石问路。

(本文中的“哔”掩盖的是“臭”。另,“奸”与“监”,在本文中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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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强制入股管控媒体,你肯定不同意。但他要是拿把枪在旁边,你肯定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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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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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2
警惕新一轮“公私合营”
作者: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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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台湾吸引过去了。5月20日,蔡英文就职典礼的视频、文字在网上疯狂传播。同一天,还有一个重大信息,虽然被蔡英文的光芒掩盖了,那就是:一篇文章《视频行业重磅新政:国 资“特殊管理股”必须入股》。

如此重大的一个消息,既不是来自大陆官媒,也不是来自外媒(以前中国许多新闻是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形式传播的),而是由某一个微信公号发出来的。

此文章貌似不是瞎编,其文中所叙头头是道,很具体——国资出资金额占视频网站股权比例1%~10%,按市场估值,且拥有公司董事名额,并拥有在视听内容的生产、投资、合作的表决权、审查权、以及主管内容高管任命的表决权。

如果此消息是真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新一轮“公私合营”的到来。

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在私营企业中强行增加公股,政府官员实际接管企业,原业主可以吃一些利息。几年之后,资本家们被迫纷纷退出股份。此后,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彻底进入一大二公的时代。

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一大二公的否定。但是由于政治合法性继承的问题,最高当局并没有对过去的经济政策进行否定,而只是用一个含糊 的、定义其实很不正确的“打破大锅饭”来为改革开放寻找政治正确性。对于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没有进行正确或错误的定义,更没有进行否定。

而在民间,对“公私合营”是完全否定的。稍微懂一些历史、懂一些经济的人,都能够认识到:“公私合营”、一大二公,对于民国遗留下来的、有相当成果的中国经济基础,是彻底的破坏,此后中国经济走了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现在,即便进行“公私合营”,也不会是前日刘郎今又来,不可能政府官员接管视频网站。而只能是政府以1%至10%的股份入股。至于这1%或10%,是政府占乾股,还是政府以资金购买股份,尚无定论。

这样的做法合法吗?

中国现在要建设法治社会,那么,政府就首先要守法。我们来分析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政府强行要入股视频网站,这肯定是不合法的。因为这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

第二种可能:政府与企业协商,企业统一政府入股。那么,貌似这个前提是合法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假设有10个视频网站,其中3个同意政府入股,7个 不同意,于是政府只入股了前面3个。接下来,这10个网站会受到同等待遇吗?政府是否会特别关照前面3个网站,而打压甚至打击后面7个网站?须知,中国政 府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这样,政府是否入股,就可以决定网站的竞争地位——这又是违反公平交易原则。考虑到这一点,可能很少有 哪个网站敢于拒绝政府入股。

第三种可能:政府不入股,而只在视频网站占据1股。这1股,在企业的几千万或者几亿股中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但却拥有一个特别投票权。这实际上比政府占据10%的股份更可怕。

有人或许会引用国外的例子——这是当今某些人善于使用的招数。特殊股,或者叫金股,作为一个制度,诞生于英国。但是,与“公私合营”不同的是:一, 金股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政府进行国企改制过程中,而不是政府进入私企。二,金股制度一般用于银行、保险、电信、发电、石化等行业,而且一般运用于事关公共 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情况,很少涉及娱乐行业。

目前看来,所谓视频网站“公私合营”,不像是政府方面放风来试探民间舆论,更像是个别官员立功心切,试图出奇招、立奇功。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公私合营”都是历史的倒退,不仅否定了改革开放,也否定了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对此,我们一定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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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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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指望中共“平反‘六•四’”目标当休矣

作者: 波却沧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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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长已矣!“六•四”屠杀往去27年矣!中国的政治(竟还能称为政治的话)依然奔突在古世纪的黑暗里。

中国人远在西周时便有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哲学睿思。絮叨这古老的好有一种镂骨铭心大痛。历史往逝三千年后的中国,在全人类有目共睹的坏政治里,这民族是被逼爬行着的——朝向最黑暗里。

这似乎说中国正趋向死途,不是。显然,它是一部分人——誓死捍卫黑暗的那群恶人们的死途。

“六•四”屠杀27周年祭日将至,境外媒体记念文字颇不少,却鲜有对未来中国文明前景信心的文字,这却是在所难免的。

当下的中国委实黑暗的离谱,共产党政权的残暴冷酷,以及其不知疲倦地与人类公认的文明价值全面抗战的不含糊现实,使许多人丧失了于中国文明明天的信 念。这许多人的眼睛、思想、感情尽被这国普遍的坏现状攫住,这悉决于一种糊涂的感情——巴望靠中共改好中国,终至于忘了自身与中国改变的实在关系。

每个人都是中国改变的一部分,改变了自己便是在改变着中国。

最近复读了丁子霖女士著于1995年的《‘六•四’受难者名册》。哀痛、震惊、悲愤依然的惊心动魄。激情艰于驾驭,掩卷起而久久默立,恍然隔世事,总怀疑是这人间的经验。

仅要求政治改向好的和平表达者,我们的孩子们,至于动用武装军人施行杀戮。从谋划到实施至终于完成杀人,此间当有着怎样的凶残、冷血的暴虐人性支持!

中国军人,射杀和平请愿的中国青年的枪弹,是战争中也为普遍的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达姆弹(俗称‘炸子’可大面积攫损中弹者骨肉)”,动用的是激烈 战争中才用得上的战器坦克。在“六•四”后的数日里依然在化日下射杀和平市民,禁止予濒死的伤者以人道救助,禁止予被杀死者以葬祭。这是人类最黑暗的法西 斯战争中未曾有过的邪恶记录。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是一群自称的“国家领导人”者干下的。

又27年过去了,当年的杀人犯们依然掌控着国家权力,竟还口口声声自诩是“执政党”了。

感谢“天安门母亲”们。她们的不屈和坚持,以及丁子霖女士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是屠杀后这国生长起来的最醒目的成绩之一,是阶段性的历史成 绩。这些丧亡儿女的母亲们于痛中以行动及坚韧,于这再次倒在自己儿女血泊中的大民族有着宝贵的象征意义——虽则倒下而血液依然奔流着。是这民族尚可保有尊 严,尚可保有光荣的实证。她们于黑暗里坚持的勇气和坚韧是与“六·四”本身一样,是一座丰碑——这民族尚可有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终究是要站起来的。

(实在禁不住得特别提及的是,重读《‘六•四’受难者名册》时得见一种使人惊心动魄的数字“巧合”,此间玄神的启示意义值得于读者诸君们分飨。从高 智晟先生公开的文字中得悉了神启示他的、预示中共败亡的一组神秘数字是:28、68、96、17、12、49;从高先生公诸的文字可得见的是:中共立党 28年时(立党之年毛彼时恰适28岁)抢得政权,于“六•四”屠杀后(1989年恰逢中共建党68年)第28年即2017年败亡,而“68这个数字就隐置 在1949这组数字里”,而中共于2017年败亡时是其立党96年,建政68年;高曾断言他始于2005年的困厄期为12年。《“六•四”受难者名册》中 关涉罹难者的数字正好是:死亡22岁以下者28人,其余龄者68人,共96人,丁女士儿子殇殁时17岁,坦克碾压死者12人,伤残49人。这种神秘的联系 使人震撼)

从现象上看,人的痛苦是颇不易相通的。这种不易相通便大大地斫削了独裁者以恐怖的杀戮儆戒后来的意义。

凶残远在禽兽以上的独裁者想通过恐怖的血腥屠杀,使人民永远无声地把奴隶作下去。然而,正因着这人的痛的不易相通,屠杀27年后,全体人民垂目躬身的好局面终于没能到来。关注屠杀事件的人逐年增长。这却不是“六•四”事件中独显的现象,它是醒目而普遍的历史哲学规律。

人类记录的所有有价值的改革都是长期流血的成绩。中外历史的进步总是许多生命前仆后趋,许多后来者常是看着前仆同类的背影而继趋的。向来的独裁者无 不谙通杀人保权手法,迄今有记录的人类历史里一时还找不见终于不被灭亡的独裁政权。这种普遍的历史哲理规律,是今天中国统治者及被统治者中的每个个体都当 清晰认知的——未来几年里它于每个人的命运结局攸关。

从技术过程看“六•四”是突至的。因为是突至,便不免本身的结构性缺陷。我们无法回避27年前那场伟大抗争运动中醒目的“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的意 思,以及从头至尾一些目标乃至口号的临时而起。然而,以血、以生命抗争的“六•四”的伟大意义将载入史册。它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民心总盘点,结果迅速而 分明——人民普遍而清晰地反对邪恶的共产专制暴政,之亦是共产党匪首们绝望恐惧而杀戮的主要心理背景之一。

它使共产党的反抗者们看到了令他们鼓舞的局面,即改变这个坏政权不再需要普遍、持续而大规模的人心及认识动员。共产党过去几十年悖逆人类感情的冷酷 暴虐本身即完成了这种动员——灭亡中共暴政剩下的只是天赐机会和规模性的胆气(近些年在国际上,尤以美国一些机构,甚至于一些名校研究部门,为了从中共处 骗得带血的利益,屡屡抛出中共在中国有民意高支持率的所谓研究成果,心知肚明地作着助虐帮凶——他们但有正常人的感觉和常识,便能清楚没有那里的人民对永 作奴隶抱有热烈感情。何至于是“研究”结果——无耻便可)。

“六•四”我们牺牲了许多好青年,铸就了这伟大民族永远的痛。然而,这牺牲了的许多好生命使许多人得了清醒,它是共产党强盗本质的一次无遮拦自证。 他们不含糊地于全人类瞩目下的凶残暴行,自证了他们是人性和理性的死敌、是人类文明规则的死敌。那场针对和平表达者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的另外意义 是,它彻底厘清并了结了共产党政权与普遍的正当性与合法的关系,厘清并了结了这个政权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也彻底了结了共产党于未来中国人民及未来中国历史 的瓜葛,底定了他们未来被中国人民清算的可悲命运。

共产党人在“六•四”问题上的反人类罪罪行常被匡算在屠杀本身,这是不确的。中共在“六•四”问题上的反人类罪罪行体现在屠杀、屠杀后的镇压以及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对人道祭念活动的冷酷打圧——这也是他们的无能及失败的活记录。这是必须严峻强调清楚的。

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血腥暴虐及其危害后果的久远性,当数十倍于日本侵略后果以上,底定了他们作为这民族有记录以来最凶残,最恐怖的敌人的历史结局。而其末代恶党徒们则将因各自具体的反人类罪罪行而接受正义的审判,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历史常是复杂的,由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的。

“六•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甚至将于中国的终于改变以结构性的影响价值。但它没能改变一些人的思想意识,包括不少“六•四”的亲历者。前阶段看到“六•四”亲历者于世文夫妇被长期迫害的境遇使人黯然神伤。他们是勇敢坚强的抗争者无疑。但他们当归于终于未醒的一类。

“推动‘六•四’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是他们于27年后不变的奋力目标。从另一则信息里得见,一位“六•四”亲历者辞 世,一群同道表示要决绝承其遗志,“推动‘六•四’平反”。这是怎样不可撼动的不清醒,总不肯看清中国问题的本质。今天久为沉滞了的中国问题岂止“六• 四”的不平反一桩。

“推动‘六•四’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推动‘六•四’平反”,还是醒目的不反朝廷的意思。实现这些目标最基本的前提不仅是承认着凶手们的合法 性,且得承认凶手们的道义资格,这实在地是些非技术性常识。由杀人犯们来平反“六•四”,是对牺牲了的许多生命价值的毁灭性讥讽,是对人类道义基本价值判 断感情的侮辱性颠覆。便是这般谨慎的巴望,也还不为邪恶当局正视,竟至27年而终于不遂。对邪恶当局的期望实在是格外醒目的谬误。这种总在不清醒里的生命 损折让人扼腕的不解。没有绝大部分个体对自身的清醒改变,中国将永在黑暗里爬来爬去的,这是记念“六•四”27年后本应有的成绩的!

“六•四”屠杀,是这个恐怖政权在中国血腥暴虐的记录之一。仅“六•四”后的27年里,这个绿林集团对中国人民的凶残暴虐无有一日止歇。从血腥镇压 “法轮功”恶化发展至今天全国范围内普遍的凶残打压宗教信仰;以国企改制名义实现了对人民几十年血汗积累起来的国有财富的抢劫,这种野蛮抢劫最大的罪孽是 抢劫去了几千万职工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始于江朱时期的、对数千万访民的暴力打压,遍布各地的黑监狱里关押的访民处境悉在日本战俘以下;同样始于江朱时代的 普遍的、几至战争状态的强制拆迁的血腥冷醒暴行及祸害后果,远在日本侵略战争恶果以上;看看今天网上不断被删除着的各地贪官悍吏的暴虐人权控诉信息,明显 逐日加重了的人权压迫,反动当局把活生生的极苦地狱局面给了这国的人民。于多如牛毛暴虐记录中的一起事件的平反目标矢志不渝,忘了改变这总在暴虐人权的邪 恶制度目标,置自己及我们的孩子们于久远的祸患里,这种不清醒实在是该改变了!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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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8
开启两岸新时代的宣言书

——为蔡英文5.20就职演说点赞

作者: 林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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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蔡英文女士2016年5月20日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随后发表的演说,以其不卑不亢,理性温和,而博得世界主流舆论的普遍赞扬。美国于5月 20日当天发表声明,向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女士的就职表示祝贺。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声明说,这次政权和平转移是台湾活跃民主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为此美国也 向台湾人民表达庆贺。

这位女政治家、获台湾民众高票支持的总统,顶住了中共和国民党联手施加的压力,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坚强的魄力,巧妙地对中共硬要其承认的所谓“九二 共识”、“一中原则”以“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举重若轻地加以化解。大陆官方媒体,及其御用文人们,根本不敢公开蔡英文这六千来字义正词严而又有理有节的 演讲,只能一方面封杀蔡的讲话原文,另一方面则发出一片蛮横的杂音加以攻击。中共中央台办与中共国务院台办,竟然称蔡总统的演说“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 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 卷”。甚至狂妄要求蔡英文要作出“补答”云云。

把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比作是呈交给北京当局的“答卷”,不仅比附荒唐,更突显当局充满傲慢的偏见。同时也撕破了它自我标榜的与台湾“血浓于水”,“骨肉天亲”一类的谎言。充分暴露出北京视台湾民选合法政府为臣子属下的君王霸主心态。

那么中共所谓的“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究竟“核心意涵”是什么?中共的“潜台词”实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只能是中共政权的一个省,或一个特区。这就是中共所谓的“一中原则”。但却不符合大陆与台湾的历史与现存 的客观现状。中华民国早在1911年就已成立,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那时,连中共都还未“出生”。八年抗战中,中共所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政府,至少 名义上已明确隶属于当时抗战时期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共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均属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这是人 尽皆知的事实。

抗战胜利后,中共在苏俄支持下发动武装暴乱。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利,退守台、澎、金、马。但中华民国的国体、法统、政权、军队仍照常运作。拥有领土 与人民。从1949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都不但是联合国会员国,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于联合国1971年10月的2758号决议。只是北京取代了台湾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联合国并未有任何“灭亡”中华民国的“决议”。联合国更无此权力。世界上不是联合国会员但仍是一个国 家的事例多了去了。中共政权从1949到1971年也都不是联合国会员。因此怎么能说中华民国已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共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何况中 华民国至今还有二十多个邦交国。比中共1950年的邦交国还多,有一百多个国家与之互免签证。比大陆还多。因此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 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那是不顾客观事实睁着眼说瞎话。然而可悲的是,国民党为了保住在台执政的一党私利,竟然不敢理直气壮说出自己是中华民国。中共说“九 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马英九,国民党便不敢全面、正确的说出所谓“九二共识”只是1992年国共两党在事务性会商(如通航、通邮、通商之类非政治性 问题)中的口头谅解协议,且核心意涵是“一中各表”。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1992年当时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授权一个名义上是民间团体的“海峡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实际上就是台湾中央政府授权与中共谈判的代表; 而中共方面也相对搞了个完全代表中共说话的所谓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双方于1992年10月在香港就两岸关系开始会谈。1992年 10月28日至30日,海基会和海协会在香港就一个中国原则问题进行讨论。海协会建议,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 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基会提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 会还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

由此可以看出,双方从一开始就是互不承认对方合法政府的地位。所以“我”只是授权个“民间组织”来与你商谈。虽然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但在面子 和“架子”上双方都放不下来。既然如此,又何必谈?双方又各有各的盘算。简言之,台湾是想得点经济上的好处,大陆则将计就计,以经济为诱饵达到政治“统 战”的目的。所以当时双方并没有商量、决议一个进行讨论的前提或“共识”,当然更没有留下一个表明这个“共识”的文件,甚至连“92共识”这个词都不存 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事后,中共便以其一贯强加于人的习惯,推出“一个中国”原则,并说这是当年展开对谈的“共识”。为了应对这个说法,国民党的秘书长苏起自己设置 “92共识”这个词,并说,“92共识”不是或不只是(大意)“一个中国”,而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是说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而对“一个中 国”的内涵,双方可以自说自话,比如,中方可以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方可以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但是中共却对此拒不 承认。由于当年双方均没有文字依据便成了各执一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有时也会作一点“技术性”的调整。例如中共原海协会会长汪道涵1997年11月16日在讲到两岸未来时曾说:“一中不等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不过此言既语意抽象,更不知他所言是代表中共的立场,还是汪道涵个人的意见,汪当 时并未说明,现在汪已作古。再加中共的政策向来善变、多变。就更无从推定了。到是马英九总统近年来作了大幅度的让步。他说:两岸现在是互不承认,但可以先 作到互不否认。这无异于已放弃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说。而是说我台湾不否认你大陆是个合法政权,你大陆也别否认我台湾是个合法政权。双方互不承认,但可以 互不否认好不好?

中共为了拉拢国民党,打压民进党,对马英九这个示弱哀求之言并未予以驳斥,但却根本不予认同。而是先将“一中各表”中的“各表”砍掉,继之便将“九 二共识”直接改为“一中原则”。“共识”改“原则”后,更将此“原则”加以抬高到“两岸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这样的吓人高度。中共并借其在国际上远强于台 湾的地位。无形中给人的暗示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共政权,台湾自然就只能是隶属干中共政权下的一个省或一个特区了。

今年一月台湾总统及立法院大选结束后,中共便把此前大力支持国民党及其提名的候选人,极力唱衰民进党的宣传工作重心,转向对民进党和蔡英文的施压与 恐吓。拿着上述这些经过北京加工炮制后的所谓“原则”、“基础”逼着蔡政府全盘接受。否则便要什么“地动山揺”,接着又是与冈比亚复交,外交不再“休 兵”,又是通过中共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代理人陈冯富珍之流给台湾出席会议设障碍,“穿小鞋”。与此同时,更在东南沿海频搞军演,增加导弹布署,左右开弓, 文攻武吓。被中共宣传部门力捧的“网络意见领袖”、高级五毛周小平于今年1月发表了《台湾好自为之》的网帖。竟称“台湾时间已经不多了,若失去和平统一时 机,台湾将后悔不已”。赤裸裸地为武力攻打台湾鼓噪狂吠。更可笑的是,某些台湾败选的国民党政客、文人如邱毅、郑又平之流,外加大陆上某些自封为“泛 兰”、“国粉”的人士也一齐加入到这个逢“民”(民进党)、逢“蔡”(英文)必反的“红歌”大合唱中。特别是邱、郑之流的表演,不仅比花千芳、周小平还 “左”三分,外加其巧舌如簧更能瞎诌一通骗人的歪理邪说。真个是:流氓不可怕,怕的是流氓有文化!

此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5月20日这天,看台湾民主女神蔡英文如何化解这个“圧力山大”的险恶局面?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这就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高屋建瓴,胸有全局,从容应对,出奇制胜的大将风度。也是唯有高度民意支持的政治领袖才 有的底气。蔡英文既用词委婉、又准确无误地指出:“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 重这个历史事实。”——这里先梳理这三个“关键词”:“求同存异”、“认知与谅解”、“历史事实”。首先1992年香港会谈,只是国共两党的一次会谈。其 次,会谈通过“沟通协商”,求得某些“认知”,但许多事还只好“求同存异”,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最后只能相互“谅解”,不能强求一致。硬要去强求,那 就是霸道专制,悖逆民主精神。但就这段历史亊实而言,蔡总统表示尊重其存在,这已给了北京当局足够的面子。但你如要硬逼别人承认你单方面的主张为什么“共 识”,是什么“基础”。而且抬高到“金科玉律”、“神主牌位”的高度,以势压人,那么已实现民主宪政的台湾人民是无法接受的。

与此同时,蔡英文又回应道:我所讲的既有政治基础,包含几个关键元素,第一,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实;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湾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

“求同存异”——“历史事实”——民主原则——“普遍民意”。逻辑严谨,无懈可击!这是多么高超的政治智慧!!!而且蔡英文把这层意涵表达得既明确 坚定,又委婉谦和。令对方徒羞恼成怒,而无可奈何。她更呼吁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含蓄地警示北京当局,你 们对民众欠债太多,历史包袱沉重,没有理由狂妄自大,已当家作主的台湾人民是不买你的账的!

不信请看:2014年台湾六大直辖市及县乡“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与立法院的“二合一”选举中,台湾民众在觉醒中,都齐声喊出“票投国民 党,台湾变香港”的“一语中的”的口号。国民党则兵败如山倒,最后既丢了总统位,又在立法院沦为少数在野党。这充分体现出台湾广大民众不愿再沦为独裁专制 的奴隶,不再容忍马政府一味倾中媚共,而要自己当家作主人的决心。这就是蔡英文倚仗的雄厚民意,这就是台湾民主制度比大陆优越十倍、百倍的具体体现!

世界上一切独裁专制的政权都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所以5月20日之前,他们一副咄咄逼人之态,似乎非要蔡英文承认他们设计的“一中原则”立签城 下之盟不可。但蔡英文不为所动,有理有节,游刃有余的加以应对化解后,地未动,山未揺,天也没塌下来。台湾,这座亚洲的民主灯塔,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光芒更加耀眼。当然不排除北京还可以用诸如减少赴台旅游者,实施经济制裁,在国际外交空间打圧台湾等等手段制造摩擦与麻烦。不过这些伎俩,只能更加伤害台 湾2300万民众的感情,对北京当局更加反感而与之渐行渐远。

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几年前民进党没有选举获胜的信心,甚至没有获胜的可能。但2014年香港因特首选举发生的占中左右了台湾的政治走向, 一句“如选国民党,台湾变香港”成全了民进党。其实,造成民进党上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大陆体制内的极左势力!这些人的破坏力比“台独”要大的多!因为他们 造成的危害已不仅仅是台湾和3000万人口,而是整个中国与华人的兴亡!要警惕那些口口声声叫嚷“米国阴谋论”,“对台一战”论的体制中极左势力和民间犬 奴暴民,他们是文明社会的危险份子,是破坏者!大陆已被他们毁坏殆尽,还想进行两岸同胞相残!什么年代了,做梦去吧!

说得太好了!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讲,既是开启两岸新时代的宣言书,也是对北京当局严正的警示!

2016年5月2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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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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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30
台湾人为何矢志独立?

作者: 陈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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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台湾人为何矢志独立?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不理解台湾人为何执意独立。有人以为,中国富有了、有钱了,台湾人就会自己过来,与大陆统一。还有人以为,中国崛起了、强大了,台湾就会自己过来,与大陆统一。

其实,台湾人矢志独立的意志是超出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意料的。台湾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台湾人要出头天。”意思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人,要 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台湾人的意念是:我们可以富裕,我们可以贫穷,我们可以顺利,我们可以艰难,但这一切,都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不需要别人来主宰我们 的命运。

近代台湾,有四百年历史,追溯到有人类居住的古代史,台湾则有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那里的主人,首先是原住民或来自于东南亚的移民,后来,陆续有中国大陆的移民,形成一个由原住民和移民组成的新国家。其情形,类似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移民美洲,在美洲形成的新国家。

四百年来,除大肚王国是台湾本地人政权之外,其他诸如荷兰人统治、西班牙人局部统治、明末将领郑成功家族统治、大清国统治、日本统治和中华民国统治,都是外来政权的统治。

其中,涉及中国部分:郑成功占领台湾,是他反清复明大业遭受挫折后,退而寻求立足之地的偶然结果;大清国占领台湾,则是为了消除郑氏家族这个心头大 患的顺带结果;大清后来将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就如它把北方大片领土永久割让给俄国一样;中华民国取得台湾治权,是二战后美国力主的结果:为了削弱日本, 迫使日本撤离台湾,将台湾交由中华民国托管;中国大陆国共内战,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台,其情形,犹如当年郑成功退守台湾。中共宣传:美 国阻扰海峡两岸统一。讽刺的是,如果不是美国,台湾根本就不会与中国重新扯在一起。

在外来政权统治下,台湾人一再沦为二等公民。于是,在台湾人的血液里,早就根植了独立自主的强烈意志。渴望自由,拒绝外来政权,自己管理自己,最终 建立起完全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国家,是多数台湾人的台湾梦。二十世纪末期,台湾实现民主化,与此同时,也开启了本土化,台湾人民的本土意识、主人意识更加 觉醒。

然而,从来不曾管辖过台湾、与台湾毫无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隔海宣称台湾是它的一部分,并扬言:“不放弃武力解决。”如果说,四百年来的外来政权已经让台湾人受够了,那么,毫无关联的中共又来插上一脚,不仅让台湾人极度反感,而且出离愤怒。

尤其,中共本身,原是台独运动的积极支持者。1947年3月8日,中共在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那时,中共在台湾布设地下共产党员,专门结合 台独力量,对抗国民党。今日共产党,却高调反台独,声色俱厉地高喊:“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前后不一,毫无信誉可言,如此中共,根本不具备对台湾指手画脚的起码资格。

中共一边用导弹瞄准台湾,一边称呼“台湾同胞”,这在台湾人听来,非常虚伪和肉麻。每当中共开口说两岸“血浓于水”,台湾人就有一种被“吃豆腐”和 被侮辱的感觉。大多数台湾人的想法是:“我们不是你们的同胞”、“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你们是一家人?”台湾人最厌恶的,就是中国方面强行把台湾当成它自己 的“一部分”的妄想和执念。

为了给自己寻找“理论依据”,中共宣称:“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果如此,曾经鼓动和支持台独的中共,岂非犯下叛国罪?仅仅因为中国人曾经统 治过台湾,就得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结论,以此类推,荷兰、西班牙和日本,都曾先后统治过台湾,那么,它们也可以宣称台湾自古就是荷兰或西班牙或日本的一部分。

这就好比,仅仅因为英国统治过近代美洲,就一直宣称“美国自古就是英国的一部分”一样,荒谬而无。然而,英国不会有此宣称,任何跨入现代文明行列的国家,包括荷兰、西班牙和日本都不会有此宣称。

65. 中国人为何谈“独”色变?

一提到台独、港独、藏独、疆独,不少中国人,以为那是“十恶不赦”,争相谴责。

原来,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两千多年来,大多数时期,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于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以为大就是好,统就是好。但吊诡的却是,现实中,中国人不团结、好内斗、一盘散沙、自相残杀,与大一统的观念自相矛盾。

中共当政,全力鼓吹大一统观念。在中共兜售的历史观里,以国家统一为正面,以国家分治为负面。在中共的宣传中,甚至以统一和独立的区分来定功罪。统 一为荣光,独立为罪恶。经长期洗脑,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共又以捍卫“国家统一”自居,而咒骂任何独立运动为“数典忘祖”,冠以“汉奸”、“卖国贼”的 吓人帽子。中国人受此惊吓,对“独立”二字,连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谈论。

现实中,一旦听到台湾人、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有独立的理念,部分中国人便“独”色变、谈“独”色变,并不去探究其中的道理,就不由分说,本能地反对,而且情绪激烈地反对。

中共宣称:“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然而,中共本身,却以破坏国家统一、制造国家分裂而起家。中共发迹阶段,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搞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自立“国中之国”——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始作俑者。

1945年至1949年,在美国的力主下,台湾与大陆,曾经属于同一个国家——中华民国。但中共在大陆颠覆国民政府、自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遂将 海峡两岸切割开来,一分为二。如果按照共产党的标榜,要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那么,毫无疑问,以暴力手段颠覆国民政府的共产党,本身就是造成海峡 两岸分裂的祸首。后来,因顽固排斥民主,中共又成为海峡两岸统一的障碍。

由于中共厉行独裁,激发了一些原先并不存在的独立运动,比如香港独立运动。回归后的港人,眼看着中共蓄意破坏它曾经向全世界承诺的“一国两制”,自 毁信誉,倍感失望。又见一党专政在中国内地持续存在,不减反增。港人从失望到绝望,只能走上自主命运的道路,即独立之路。未必能够成功,但心志已明。

其实,台独、港独、藏独、疆独,无论是一种思想或一种运动,都只是当地住民或民族的一项选择,是他们的天赋人权。独立,即自决。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公 约对此有明确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举凡加拿大、英国、西班牙等文明国家,如果某一地区住民要求独立,该国中央政府允许他们公投表决,公投通过,则独立;公投不通过,则继续留在这个国 家。戏剧性的是,加拿大魁北克的公投和英国苏格兰的公投,独立的主张反倒没有通过,于是,魁北克继续留在加拿大,而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心服口服。

反观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的独立主张或运动,无论其他人同意与否,都绝无原罪可言。相比之下,有一种“独”才是世人不可容忍的,那就是共独,即共产党独裁,那才是中国和世界的恶性肿瘤,恶贯满盈,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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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2
一周年了 长江沉船依然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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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2015年的6月1日载有454人的“东方之星”号客轮,在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翻沉,造成442人遇难,12人生还,其中仅有两位是被救援人员从船舱内救起。事发一周年,中国媒体多数沉默。

仍未公布进一步的惩处消息

去年船难发生后,中国媒体采访受限,甚至被要求只能用官媒通稿,然而官媒的部份报导却显得煽情:《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4天3 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及《头七之祭:不该沉没的八个瞬间》等等。

有些官媒报导则是强调救援决心、烘托领导形象、将救难人员包装成英雄等,以突显救援的艰巨和优越性。但事发原因、被控制的家属、及为何只救出2人等有关问题,均被转移、边缘化。

补偿部份也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据搜狐报导,各地政府部门实行“同船同命同价”,每位遇难者将得到82.5万人民币的政府补偿,但要拿到这笔钱的条件是:签字确认放弃自行起诉的权利。这种善后方式,让相当一部分的家属感到不满,因此有部分家属选择等待事故真相,不愿签字。

然而他们真的等到了吗?

经历数月的等待,中国国家安监总局终于在12月30日公布调查报告,称翻船原因是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所导 致。报告模糊处理“东方之星”为经济效益而多次改造船体及未通过安检一事,只称客轮“符合规范要求,但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

对船长张顺文的惩处,调查组只是建议吊销船长适任证书、解除劳动合同处分,并由司法机关对其是否涉嫌犯罪作进一步调查。同时,调查组还建议对负有责任的43名有关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但这份调查报告自去年年底发表自今,就再也没有公开进一步的实际惩处消息。

这场有442人遇难,仅救起2人的重大船难事故,建议惩处人员只有43位,但今年1月中国媒体指出,湖北省拟表彰的对象,却有99个“先进集体”,253位“先进个人”。

只剩哀伤

事发后,官媒走“正能量”报导路线,民众批评是“丧事喜办”,直到一周年来临,有些报导仍然搧情。

江苏新闻广播的一周年图片报导,一开头即是“今天,全省人都在等说好的暴雨”,并附上“东方之星”的最后影像及“不该沉没的人和事”,然而后者就是在去年被民众痛批恶心的“不该沉没的八个瞬间”。

新浪头条新闻也发了4条相关微博,第一条即为:“一年前的今天,东方之星号在长江沉没,442人遇难。铭记,是最好的纪念。关于那次翻沉,这8个瞬间你不应忘却,一起转发,勿忘。”

接下来的二条微博是部分家属重返沉船处祭奠亡灵:“江边风急,仿佛穿越时间隧道,终于抵达失去一刻。”“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但有几个孩子,因为去年今天的长江沉船事故,与父母天人永隔,再也无法过六一,这些孩子中最小的只有3岁。”

最后是新浪网回访8位遇难者家属,表达他们对死者的思念:“他们用声音寄托对远方的哀思,新浪新闻记录这段‘发给天堂的电波’,以表悼念。”

上述的一周年相关报导和微博,尽管显得哀伤,却都没有问责。有问责意味的,目前只见财新网的一周年纪念报导,除了还原事发经过及救灾过程,在“纪念 理由”一栏中,写上“有关方面和广大旅客应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对长江‘黄金水道’旅游开发的思路进行重新整合、改进,宁可牺牲一些旅游经济效益,也要切 实堵塞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隐患。”

最后一栏“记者点评”,更讽刺著将翻船原因归于天气因素的政府单位。财新记者郭现中评论:“湖北监利的滚滚浊流里,442条生命永沉水底,没有人需要对他们负责,除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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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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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4
鄧小平:失敗的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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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時驚人地相像。從歷內在的連續性上說,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為相近的,乃是曾國藩的所謂洋務運動。這兩段歷史的定性 甚至可以互置,即,改革開放是毛澤東時代之後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同治中興年代的改革開放。歷史真是難以捉摸,毛澤東和蔣介石全都先後學過曾國藩,卻沒 有一個學成;恰恰是從來不提曾國藩、可能連曾國藩的書文都沒讀過的人,卻在二十世紀末扮演了曾國藩角色。

鄧小平對曾國藩三份試卷的回答

筆 者曾經在「論曾國藩事功的無言意味」中指出:「曾國藩的功業沒有大到改換王朝,但他所立之德卻涵蓋了整個中國晚近歷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 「論中國晚近歷史」)同樣的評說,也適用於鄧小平,鄧小平的改革沒有徹底到改朝換代的地步,但他的努力卻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國的二十世紀,簡單 說來,就是從曾國藩時代經由孫中山革命轉入毛澤東時代,然後再經由鄧小平的改革回歸曾國藩式的開放時代。

與毛澤東過世後毛澤東時代由鄧小平的改革基本上、至少在話語上終結了不同,曾國藩謝世之後,以曾國藩為標記的時代並沒有結束,一直延續到聯省自治格局出現之後,才毀於孫中山發動的那場在蘇聯列寧主義指導下的大一統戰爭。

曾 國藩一生所做三件大事,件件有爭議,而每一件又都在以後的歷史上不斷重複。戡定太平天國為人所詬,尤其是在毛澤東崛起之後,在農民起義被毛澤東說成是中國 歷史的推動力之後,幾近罪孽。創辦洋務從而開創了同治中興,也遭非議,尤其是在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時代,洋務也罷,西化也罷,全都等同於和平演變。至於平定 天津教案,更讓曾國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讓當時的清流攻擊不說,也讓後世懷疑他的愛國情懷。

事實上,曾國藩所做的這三件大事,件件牽動著中國歷史的命脈。中國歷史究竟要不要以一次次的造反和暴動來刷新?日本明治維新式的成功在中國到底有沒有可能?以什麼樣的心態與西方國家交往、與西方文化交流?這三個歷史課題,至今依然如同三份試卷,十分嚴峻地擺在中國人面前。

鄧 小平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對這三份試卷的回答。鄧小平毅然決然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式的造反有理,一方面以經濟建設取代階級鬥爭,向國內民眾表明毛 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一方面以出擊越南,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退出冷戰時代,不再以大量的人民幣亦即人民的血汗錢,去換取子虛烏有的世界革命領袖地位。在野蠻 的窮困的專制國家和文明的發達的民主國家之間,鄧小平不再像毛澤東那樣,刻意拉攏前者,與野蠻世界為伍;而是斷然轉向後者,與文明世界為友。自此以後,從 延安時期開始的留蘇傳統,改為鄧小平時代的留美赴歐時尚。

曾國藩的兩難和鄧小平的死穴

然而,正如曾國藩有曾國藩的兩難, 鄧小平也有鄧小平的死穴。而且,彼此同病相憐。曾國藩難以徹底推翻滿清王朝;鄧小平無法突破自己,走出黨天下的體制;曾國藩的事功是無言的,鄧小平的改革 也是失語的。歷史上的這二位改革家,全都沒有自己的改革話語。一個說,「依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一個說,不討論,不爭論,摸著石子過河。

在打下天京之後,曾國藩確實具備了一舉北上、推翻滿清的條件。可是,他非但就此步,而且還解散湘軍。當時有許多人不理解,後來有更多人不明白,曾國藩究竟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曾國藩的高山流水心自知,究竟知什麼?

要 解開曾國藩此舉之謎,不僅有必要讀懂宋明理學連同孔孟之道,更有必要讀通中國歷史,亦即以陳寅恪所言「通今古之變」之眼光觀之。曾國藩是深得理學要義的一 代大儒,其立功立德之成就,高於朱熹的立言,與孔子遙遙相望。理學的要義,在朱熹是講出來的,而在曾國藩則是做出來的。孔孟之道到了朱熹,已經沒有孟子天 降大任的野心勃勃,也沒有董仲舒究天人之際意味,而是朱熹說的,「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正心誠意成為一個儒生的基本信條,也是 有無內心修為的根本標記。

曾國藩在打下天京後的舉措,並不是一種頗具想像力的歷史創造,而是一種相當嚴謹的先聖臨摩。解散湘軍乃是周武王 當年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翻版,拒絕北上含有周公當年還政於成王的風範。姬發姬旦樹立的榜樣,在劉邦、趙匡胤、朱元璋一類的流氓皇帝是不當回事的,但在曾國 藩這麼一個理學出身的大儒,卻絕對不敢造次。內聖方可外王,沒有內聖的外王,即便王成了,也不過一個流氓,流氓一個。君子有所必為,君子有所不為。後來的 赴天津平定教案,是君子有所必為;而打下天京之後的拒絕北上,則是君子有所不為。這就是曾國藩所言的「高山流水心自知」之知。

放棄了北上 機會雖然可惜,但曾國藩在地方上的努力,卻也不失為無心插柳之舉。這跟後來鄧小平的只做不說,似乎異曲同工。正是由於曾國藩的努力,後來出現了東南自保的 地方自主獨立,致使慈禧太后所推動的義和團運動,沒有能夠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那樣殃及全國。這樣的自主獨立,對於中央集權專制有著遠比康有為的變法更 加實在更加強勁的解構力,從而最終導致梁啟超、章太炎這對死敵共同說出了聯省自治的話語,導致了各路諸侯心照不宣地走向聯省自治的格局。從曾國藩平定天京 之後的封疆大吏,各據一方,到二十世紀初的聯省自治,一代代的精英,付出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人們可以說,歷史的演進是緩慢的,也可以說,歷史的演變是 需要耐心的。

鄧改革:把家天下還原為黨天下

八十年代的這場改革,精英們缺少的正是這樣的耐心。平心而論,鄧小平在政治體 制改革上,並不是鐵板釘釘不肯動彈的。鄧小平至少廢除了家長制和終身制,從而把家天下還原成了黨天下。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兒子做了烈士侄子也行,老婆也 行,甚至小妾也行,硬要把江山塞進毛家的褲襠里。鄧小平也沒有像蔣介石那樣,毫無商量餘地的安排自己兒子做權力接班人。鄧小平更不像金日成,讓朝廷姓金並 且想要永遠姓金。鄧小平甚至都不像李光耀,悄悄地安排兒子做跳躍式的繼位者。鄧小平沒有這些東方專制者通常難免的心理情結。鄧小平所猶豫不決的只是,要不 要把黨的天下,交還給民眾。

鄧小平可以不讓子女接班,只讓他們賺錢以作補償,但要鄧小平一下子跨越到把黨的天下交出去,就像讓曾國藩北上 推翻滿清一樣,心理上是有障礙的。比起後來前蘇聯的葉里欽和台灣的李登輝,鄧小平的負擔無疑沉重得多。從改革的歷史走向上,鄧小平絕對明白,政治改革是多 麼的無可避免。但從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從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上,鄧小平又希望最好讓別人來跨出這一步,甚至最好在他身後,由另外一個政治領袖來完成這一 步。

然而,歷史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更加不以鄧上平的猶豫為轉移。歷史不遵守任何圖樣和模式,充滿了偶然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歷 史是由偶然性組成的。當學生運動起來之後,鄧小平馬上被推到必須作出選擇的境地:要麼向前一躍,突破自己,放棄黨天下,成為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改革家; 要麼後退回去,跌倒在慈禧太后的位置上,重演歷史悲劇。

鄧小平選擇了慈禧太后的角色。比起慈禧太后的頑固,鄧小平還總算有點清醒,一演完 這場悲劇,馬上告退。鄧小平的斷然退休既是給黨的一個交代,我已經儘力了,日後你們好自為之;也是向民眾所做的一個表示,我如此選擇,並非是為了專權,實 在是迫不得已。但鄧小平畢竟沒有曾國藩那樣的文化心胸和內心修為。鄧小平在開槍之後非但沒有趕緊向民眾致歉,相反,還大模大樣地慰問了軍隊。鄧小平實在是 太沒有文化了。兩軍交戰,尚且有個向雙方的死者同樣表示悲悼的人道立場,更何況是屠殺了手無寸鐵的無辜。鄧小平的黨性冷酷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竟然不懂得 向無辜死難者一掬同情之淚。比起毛澤東,鄧小平是有溫情脈脈一面的。對自己的子女,甚至對王震那樣曾經仗義相待過的武夫,鄧小平從來沒有生硬過。唯獨對倒 在血泊中的無辜民眾,如此的視而不見;以致人們不得不順理成章地問上一聲:當年的江山究竟是為黨打的,還是為民眾打的?

鄧小平從曾國藩退成了慈禧太后

對歷史人物很難作道德判斷。就像曾國藩戡定太平天國,也同樣血跡斑斑。但那畢竟是戰爭,而不是針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屠殺。就算學生上街起先未必含有多少民意,但一旦民眾站到了學生一邊,那麼鄧小平就不得不面對民眾。

在 歷史的關鍵時刻,是選擇黨權和黨性,還是選擇民眾和民心,成為二十世紀末從事專制制度改革的政治人物的一道分界線,也成為歷史是前進還是後退的標誌。歷史 通常是在領袖人物的一念之差中改變的。前蘇聯的葉里欽和的台灣的李登輝跳出了黨權黨性的束縛,斷然選擇了民眾,順從了民心民意,將歷史推向了民主化的進 程。不論這二位政治領袖的私德如何,他們在事功上的建樹,已然成了豐碑。遺憾的是,鄧小平卻退後一步,從曾國藩退成了慈禧太后。這一步退得鄧小平相當狼 狽,等到他發現有人企圖改變改革的方向、從而發表南巡講話時,已經很難再從慈禧的角色上回到曾國藩的位置上了。真可謂,成亦小平,敗亦小平。以改革登上歷 史舞台的鄧小平,最後竟以槍殺自己的改革告終。

曾國藩的改革在當時雖然沒有話語。但數十年過後,不僅產生了聯省自治的歷史話語,而且出現 了「五四」運動那樣的啟蒙話語。「五四」啟蒙,沒有聯省自治那樣的寬鬆環境,沒有中央集權專制在社會各方各階層的心照不宣中的式微,乃是不可想像的。相比 之下,鄧小平的開槍,使一度輝煌過的八十年代啟蒙運動,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和黑暗。開槍以後的鄧小平,喪失了之前因為改革而具有的曾國藩意味,從而把自己 釘死在了慈禧太后那張腐朽的座椅上。曾國藩改革之功之德,澤被千秋;而鄧小平改革卻有功無德,致使不僅當時失語,而且至今無語。曾國藩的改革從戡定太平天 國燦然起步,鄧小平的改革到「六四」開槍黯然退場。鄧小平最終成了一個失敗的曾國藩。

鄧小平的開槍,把中國歷史推回到了相當於日本明治維 新之前的時代。不知當今國人躍躍欲試地想跟日本人比個高低時,有沒有想過,自己的祖國,在八十年代起飛之後,差點趕上過日本,就因為鄧小平的開槍,在一夜 之間,落後於日本人一百多年。日本人在一百多年前就跨出去的那一步,在中國卻跨了兩次沒有跨過去。置身於世界民族之林,還是謙虛點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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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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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4
纪念“六四”热情在消退

作者:陈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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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纪念“六四”,也许是二十七年来规模,声势最小的一年,特别是纪念“六四”的主战场的香港,香港的青年学生甚至退出了“香港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美国最大的“纪念六四活动”,“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巡回展”,其内容也是以国家恐怖主义为主题的。

纪念“六四”活动的消退,并不是说“六四”在人们的心中随着岁月的流去而渐行渐远,而是人们对这种传统的纪念方式已经产生疲劳,在这以前,人们纪念 “六四”,既是不忘那场运动,更希望借助以纪念“六四”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每年“六四”之前,也会有种种猜测,党内对“六四”的态度可能会得到某种程 度的改变。某些新上来的中共领导人也可能借平反“六四”,解决社会积弊,开启政治改革。但这种无端的猜测与良好的愿望,在二十七个年头中,一次一次击碎 了。

人们对纪念“六四”热情的减退,也是人们对中共政权不抱希望的开始。“六四”是一场希望中共改革的民主运动。虽然中共以坦克机枪屠杀了这场运动。但 是历年来纪念“六四”的内容基本是以“平反”为诉求的,也就是说让当局承认错误,开启中国的民主改革,实际上是将中国民主的希望放在中共体制内,经过二十 七年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希望无疑是缘木求鱼。因为当今的中共权贵集团正是“六四”屠杀带来既得利益的群体。而事实上这个集团对民主的要求的屠 杀是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抓捕异见人士,镇压维权民众,威逼维权律师,对公民运动开刀,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六四”镇压。

三年前,习近平上台多数中国人对他充满了期待,认为他是最有可能为“六四”平反的中共领导人,最有可能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结果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习 成了“六四”以后中共领导人中,公开反对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的人,也是民主最为残酷的杀手。在此之下纪念“六四”的意义明显地被弱化。人们认识到只有中共下 台才是中国民主的唯一的出路。

纪念“六四”的意义是抛弃幻想,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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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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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7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本文译自香港《信报财经新闻》英文网站EJInsight 2016年6月6日刊登的Frank Ching的评论文章,题目为:

中国外长对人权问题发飙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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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斥责一名胆敢提问有关中国人权的加拿大记者,此事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

王毅出人意料的咆哮反映了中国试图向西方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审查制度。

这一表现与其说是不自觉地发火,不如说是明显的表演。

中国官员所到之处都被问及(中国的)人权,因此,该提问本身并不令人惊讶。

奇怪的是,虽然这个问题是向加拿大外交部长Stephane Dion发问的,但是中国外长插进来回答。

尽管北京大肆宣称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现在看来,在实践中,中国在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个例子中,它试图阻止一名加拿大记者问一名加拿大官员有关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

如果这种行为被接受的话,这等于给了中国审查世界各地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告诉那名加拿大记者Amanda Connolly说,中国的人权,你没有发言权。王说,只有中国人才有发言权。但是,站出来谈人权的中国人被关进了监狱。

中国人为他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王毅问“你知道中国从一穷二白的情况让6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吗?”他在夸大。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天堂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还有6亿人生活在贫困当中。

因为该党的政策,有多少百万计的人饿死于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大跃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少百万计的人被杀害、流放和监禁?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以其行动,“判处”如此多人贫穷一辈子?

在王毅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他无权夸耀让人们脱贫。

中国新的自信体现在王的长篇大论中,他问了那名加拿大记者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你了解中国吗?”

“你去过中国吗?”

“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所展示的傲慢是可怕的。

如果这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的行为方式的话,它成为第一时会是什么样子?

显然,王毅和中共对于人权问题是敏感的。

媒体的反应应该是在他所到之处,都保持向他尖锐地发问关于中国如何对待人权倡导者、那些香港书商、被监禁的加拿大传教士Kevin Garratt和南中国海问题。

因为这些是王毅不想听到的问题,所以,这些是应该问的问题。

王毅企图公开扼制加拿大媒体,中国对保障人权的最新承诺有多少可信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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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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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2
两岸归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作者: 羽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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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你高兴或不高兴,华人社会第一例女总统今天都将走马上任。此时此刻,位于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喜气洋洋,世界各国观礼嘉宾济济一堂,心仪自由的大陆网虫正各显神通地翻墙偷窥,高票当选的蔡英文总统即将演说施政大纲。作为传承中华文明最闪亮的窗口,台湾正向人类宣言:我们炎黄子孙也能告别丛林,欢庆在自由的海洋。

早在半个月前,关于蔡英文就职演说提前曝光的讹传,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猎奇心去看看究竟,因为无论是真是假,谁当总统都得服从台湾民众意志当家理政, 与演说是否精彩毫无关系。我一直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说蔡英文是有明显台独倾向的政要,但就我已经知道她的所有言辞来看,我从没有发现她说过一句 “台独”语汇,我几乎看不出她与马英九的执政理念有什么明显区别,但为什么大陆政府对马英九又寄望更多的统战热情,却对蔡英文祭出一副敌对的面孔呢?无论 马英九还是蔡英文,尽管各自表述不一样,但他们在公开发言中都是秉持为台湾人民的自由、幸福和尊严而奋斗,要自由就必须保卫台湾的民主成果,要幸福就必须 提升台湾的经济繁荣,要尊严就必须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这似乎不是哪个民选总统能改变的,而是由选民意志决定他们只能做这样的抉择,这又怎么能单单怪怨蔡 英文的个人政见取向呢?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无论谁承认还是不承认,汉语都是她的母语,大陆都在她的对岸,两岸都叫一声中华。就算作为 中华的实验基地,台湾人民追求自由、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有错吗?没错的话,为什么一定要用长枪短炮挟持台湾人民做出恐惧的选择呢?为什么一定要用暂停经济 互惠政策反制新任总统的政见分歧呢?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啼笑皆非的一句话就是:“飞弹仅仅针对台独分裂势力”。我就不信这飞弹还能从两千多万台民中挨家挨户去精准寻找分裂分子单独击中?如果不能,那就 只能说明飞弹针对的是所有台湾人民,包括老弱妇幼,当然也包括我心爱的林志玲。自然对台湾人民的生命权利都不在乎,那究竟是为了统一什么?如果说台湾的官 员有成吨成车成亿的贪腐,如果说台湾的警察也经常搞类似雷洋案的栽赃抓嫖,如果说台湾的城管经常围殴街头小贩,如果说台湾的奸商专卖地沟油毒奶粉,总之, 如果说台湾的官商系统有罄竹难书的累累恶行,说明这届台湾人民真的不行,确实应该将所有飞弹对准台湾。但别人都没有啊!

最损人不利己的一句话就是:“离开了大陆市场台湾经济将咋的咋的”。想当年,这边说解放台湾,那边说反攻大陆,别人三十多年的“水深火热”也没听说 饿死几千万啊!我在想,大陆市场不给台湾那又给给谁呢?给美国?给日本?给菲律宾?好像无论给谁都不是省油的灯。朝鲜又不稀罕你的市场,金胖只希望你把肉 汤熬好直接火车皮送过去。并且现在已经由不得你给不给,白送可能别人都还不想要呢,现在全世界都在踢你的屁屁,再玩几年估计都不知道“有汉,无论魏晋” 了。当然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大陆人无论怎么整都能摆平,尤其大陆这届人民确实有点怂,反正自己是一群搜刮民脂民膏的寄生虫,哀鸿遍地也不影响自己茅台酒和 文工团的干活。

最自欺欺人的一句话就是“某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好像别人不承认台湾就不是一部分了,好像别人一承认似乎台湾真的就成为一部分了,笑死人都 是。自然台湾问题是你内政问题,我就不明白,为啥总是要无数第三国口头上来承认一下才作数?三自信呢?特别有趣的是,随着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家越来 越多,承认台湾人民倒是真的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到了130多个国家免签资格了,而承认大陆人民的却越来越少,连香港都不能免签,并且还只能滞留七天。在全 世界各国眼里的大陆人民越来越像一群贼,都混到这等程度了,那就别怪台湾人民想挣脱“属于中国一部分”这块烂招牌。

武力威胁、经济威胁和国际空间威胁三板斧用完了,究竟威胁了谁?名义上是威胁台湾,但最终都是由大陆人民全部买单,世界各国借此揩油,不但吓不住台 湾人民,反而激起台湾朝野和不同颜色的人民集体反感,这究竟为哪般?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这些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江湖烂招数,总认为 在曾经家庭大战中得逞了就可当做颠簸不破的混世法宝,也不知今日已何年?

古人言:正人先正己。要想统一台湾你就得首先统一大陆。不让司法太烂,就可以先把千万访民统一起来;不让贫富差距太大,就可以先把三千万光棍统一起 来;少向外撒点钱解决社会保障,就可以先把四百万失独家庭统一起来;放开言论自由,就可以先把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建立财产公布制度,就可以先把官僚作风统 一起来……总之,先把自己可以做的也能做到的先统一起来,慢慢广开言路招贤纳谏,清算好历史包袱和现实罪孽,逐步推行各省自治走上联邦共和,让大陆的电视 竞选比小岛搞得还热闹非凡,慢慢地慢慢地,其实要不了三五年,用不着口是心非虚情假意说血浓于水,海峡再深也会变坦途,两岸自然会是一片天。这很难吗?不 难,只须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私心私欲私利,人终归有一死,当一辈子帝王将相最后还是带不进棺材。看,马英九多潇洒,今天依然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微微一笑转 身就向总统府说再见,轻松自如去做教授抑或做讲演,那都是一种风景,一种天人合一的仙骨风范。

如果说深圳是邓大爷先行经济改革的实验窗口,台湾就是根本不用自己出力的政治试验田,这样千载难逢立名扬万的机会再不抓住,就是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国民负责、更不对两岸负责的蹉跎者。威胁台湾就是威胁中华也是威胁自己,何去何从?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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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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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5
中国逆转国企改革方向
作者: 韩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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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在《求是》杂志上撰文称,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先由党委(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经理班子作出决定。

中国共产党正采取行动收紧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逆转了按照西方企业的模式重塑这些企业的近20年尝试。

官方媒体文章和党的文件宣传这项努力之际,对公民社会、军方和媒体的控制也在收紧。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在党内巩固权力。

赋予每一家国有企业内部党委更大权力的新方向,破坏了之前的努力,即建立董事会,推动其根据市场状况、盈利能力和硬性预算约束做出决策。

此举也与去年9月出台的政策(使国企更有效率、以市场为导向)明显抵触。昨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建议中国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帮助重组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这个建议与中国政府今年春季发起的承认并应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努力是一致的。

“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先由党委(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在有影响力的党刊《求是》(Seeking Truth)撰文写道,“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经理班子作出决定。”

“这实际上是回到了改革前的时代,”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他提出,此举违反了中国《公司法》。

中国国有部门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私营企业以及经历了之前几十年的战火而幸存下来的基础设施都按照苏联模式被国有化。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工厂、炼钢厂、炼油厂和发电厂纷纷从主管它们的部委剥离出来,而多数面向消费者的国有集团被私有化或者破产。

上世纪90年代末推行改革、淘汰效率最低且负债累累的国有集团后,“支柱产业”剩下的国有企业被重组为国有冠军企业。这些企业试图在形象和行为上模仿跨国公司竞争对手,启用公司标识,在北京建设神气的新总部,并在境内外证交所上市。

习近平发起的持续已三年多的反腐败斗争重创了国家级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中石油(PetroChina)。曾支持习近平的政治对手薄熙来、现已失势的周永康曾经主管石油和政法委部门。他曾在国有石油和资源系统内部编织一个亲信网络,利用这些企业的财务和国际影响力。

几乎所有国企高管都是党员。像监管国企高管的政府官员一样,国企高管在企业管理层的地位有对应的行政级别。最大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党内级别也很高。

中国的国企部门理论上是盈利的,但2012年由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最强大的国家、省和地方国有企业在2001年至2009年亏损,它们报告的利润被获得的补贴抵消。近年来,在全 球金融危机过后北京方面实行刺激计划期间,国有企业背上大量债务。

左派批评者认为,中国企业的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使工人们失去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在中国被称为“铁饭碗”。

尽管如此,国有企业继续推进国家的利益。他们弥补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为减少失业坚持不裁员,并在海外投射中国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