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戈扬、丁玲、艾青（摄于1985年）
二十一 最后的Party
周扬和母亲谈话后，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安波，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是学音乐的，延安时代与王大化合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很有名，他也写诗，刚刚发表了长诗《雷锋颂》。他是那种热情洋溢的人，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打成右派之后，没有一个官员如此对待母亲。
周扬找母亲谈话，他说，安波来要干部，你去了辽宁吧，好好工作。母亲说，我可以重新入党吗？周扬说，只要努力，可以。
右派重新入党，当时没有先例。但是母亲相信周扬的话，她充满希望。父亲也相信周扬的话，两年后他对我说：
“周扬威风大，他可以制定政策，没有先例创造一个先例！”
母亲回沙城办调动手续，这时候，父亲从北大荒回来了。父亲老了，人很廋，精神还不错。经过三年“劳改”，居然不再怕冷，胃溃疡也好了。父亲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卖掉一些红木家具，还有些东西分给两个姑姑。我留在北京上高中，弟弟妹妹要等本学期结束转学到沈阳。
在准备搬家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唐瑜家聚会，这是57年以后“二流堂”的第一次聚会，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聚会，一代艺术家文化沙龙的终结。
唐瑜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因为大饥荒，采用新的AA制，即每家带一个菜。从北大荒回来的人不必带菜。瞿希贤带来“八宝饭”，有几年没有吃到的红豆沙和各种果仁，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八宝饭”。唐瑜拿出精美的法国磁器，大家惊叹这些磁器用了许多年，竟然一个也没有打破。叶浅予蓄着小胡子，穿着背带裤，一副洋派头。他和戴爱莲离婚了，这次带来的是王人美。黄永玉和太太张梅溪也来了，他们的年龄比老“二流堂”小十来岁。当然还有黄苗子和郁风。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童心未泯，像小孩子一样“人来疯”，十分活跃。小丁把刚出生的儿子丢给沈峻，去了北大荒，一去就是四年，这个京戏迷叫太太扮演一回“王宝钏”。事实证明，吴祖光与新凤霞是最完美的结合，在吴祖光打成右派后，新凤霞找到领导说：
“既然祖光是右派，我也划个右派吧！”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天唐瑜家灯光暗淡，好像开烛光晚宴似的，空气中有一种凄清和愁怅。
从唐瑜家回来，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全套的《三国》、《水浒》、 《西游》、《封神》，原来，唐瑜要父亲为他出版的幻灯片写说明词，用这种办法在经济上帮助父亲。父亲在北大荒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家里的储蓄花光了。实际上父亲写的说明词根本没有用上，但是幻灯处长支付了几千块钱稿费。这以后我每个月到唐叔叔家领取生活费。
在北大荒，父亲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大诗人聂甘弩，一个是大法官王淮安。
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回家，说：
“我到聂甘弩家，他请我吃熊掌。”
哪儿来的熊掌？难道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诗人的雅兴和放浪形骸非比寻常，“潭深千 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经历北大荒的磨难之后，聂甘弩70岁了。他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 晚年打成右派，文革关进牢房，真是命运多舛呀！
聂甘弩有诗赠胡考：
霜雪能教胃病松，操劳似把敌巢攻。
几经春夏秋冬日，一笑东南西北风。
狼洞难留青面兽，虎林微访白头翁。
不知新四军连队，与此生涯果异同。
诗写得平常，但是写出父亲在艰苦的环境中的从容。诗中写到小说《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当年的父亲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生涯。
大法官王淮安打成右派，是在司法部部长助理的职位上。他的儿子叫王小淮，比他要出名。王小淮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花，照片登在所有报纸杂志上，全国人民都认识这孩子。王小淮另有一张照片，他和一个女孩手捧鸽子，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招贴画，贴满大街小巷。
王淮安到和平里来看望父亲，他说在北大荒，父亲救了他一命。这件事放到后面再说。说他是大法官，是他在右派改正之后当了最高法院副院长。
风止烟息，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胡考自画像（作于1977年）
二十二 张仃的儿子
1962年春天，父亲母亲和小妹妹准备先去沈阳，我和胡小米、胡小林要等到放暑假。
临行前父亲叫我到张仃叔叔家。他怕张仃不认识我，写了一张字条，“命小犬往拜”，叫我去拿几条香烟。张仃没有划右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享受“特供”待遇。在“大饥荒”时期，“特供”是按级别严格划分的。父亲与张仃相识于延安，1940年他们结伴从延安到重庆，一起住进唐瑜的“二流堂”。
其实张仃的儿子张郞郞是我育才学校同学，一起踢足球，他对我的球技很折服。后来他上101中学，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张郞郞长得白里透红，是胆汁质容易冲动的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一次他心血来潮跳进冰水玩冬泳，顿时人事不省。有一个高年级学生把他救上岸，背到校医院。郞郞苏醒后发现救命恩人十分面善，便抓住他的双手大声说：
“你是我的哥哥！你是我的哥哥！”
原来郞郞有一个哥哥。延安时候张仃和太太陈布文闹离婚，把儿子送了人。后来两人重归于好，生了郞郞。郞郞知道自己有一个哥哥，不知今在何方。偏巧101中学救人的孩子出生在延安，他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一天睡在窑洞里，妈妈以为孩子睡着了，对客人说，“这孩子是抱来的”。三岁孩子记住这句话，十几年从来没有对父母说破。他的父母是延安老干部，在哈尔滨工作。于是郞郞把“哥哥”带回家，陈布文阿姨见了说：
“没错呀，是我生的！”
“哥哥”同哈尔滨的父母通了消息，确认了亲生父母。这孩子同郞郞相反，十分内向，因为三岁听到一句话，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养成沉默寡言的性格。
张郞郞到底是个惹事生非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二流堂”的事被关进秦城监 狱。当时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系，搞一个“战斗队”批判“二流堂”，出版了几期油印小报。你说这个郞郞，批判哪门子“二流堂”呀！“二流堂”的艺术家大多来自30年代的上海，大多与当年的二流电影明星蓝萍有来往。郞郞把蓝萍的照片和桃色新闻发在小报上，自然犯了大忌，被一锅端了。
父亲也是30年代在上海认识江青的。在延安，父亲奉周扬之命搞了一个文化俱乐部，在鲁艺找一个大的窖洞，作为文艺工作者聚会的场所。父亲用泥揑了一些茶壶茶碗，送到老乡的窑里烧成陶器。一天，江青来了，她来要几张纸。延安的纸紧张，画画也没有纸，父亲只给她两张纸。江青拿出二流演员的腔调说：
“胡考呀，你这个小气鬼！”
江青正在同毛泽东恋爱，她不小气，把主席的留声机和唱片拿到文化俱乐部让大家玩，有很多程砚秋的唱片，因为主席也是“程迷”。
几十年后，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正如郁风在《章泯与蓝萍》一文中写道：“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无事。”
章泯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30年代他导演的话剧《娜拉》由蓝萍出任主角，他们因之同居，造成唐纳自杀的闹剧。
在父亲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和父亲谈文学，谈当作家的理想。父亲当然是鼓励我的，他说，作家的基本训练就是读书，好的书要精读。我说，母亲叫我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父亲说，那不是好小说，空想社会主义嘛，是表述一种政治观念。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服楼拜，他们是伟大的作家。读书就是拜师，要向一流的老师请教。梅里美的短篇小说是一流的，高尔基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是一流的。读梅里美一定要读傅雷翻译的《嘉尔曼》、《高龙巴》，那是最好的翻译文章。
后来我最喜欢的外国小说家是托尔斯泰，他的几部书我读了好几遍，特别有震撼力，正如托马斯．曼所说：“托尔斯泰是大象，我们都是老鼠。”
有一天，我正在看一部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太有名了，我一直没有读，有的书，你没有读过就好像缺少点什么，就好像身上某一个地方发痒。父亲走过来，拿起书，看我打开的一页。这一页写的是保尔．柯察金修铁路，他以前的女友冬尼亚与他不期而遇。
现在看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充满政治激情，以“阶级斗争论”抹杀人性和爱，是对充满人道主义的“俄罗斯精神”的反叛，是对由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建立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反叛。保尔．柯察金是一个现代的“英雄——魔鬼”式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冷酷面貌，他对于美好爱情的埋葬方式，他的清教徒式的忏悔和狂热（正如主人公的自 白——“不因碌碌无为而痛苦，不因虚度年华悔恨”），恰好反衬出产生他的那个历史时期——“大清洗”时期。
但是在当年，我读这本书还是很入迷的。我看到冬尼亚身穿裘皮大衣，而保尔身穿褴褛的军装，站在冰水里干活。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反差。
父亲说道：
“这个环境和北大荒根本不能比！”
人物漫画：高占非与王人美（胡考作于30年代）
二十三 住进少帅府
1962年和1963年发生了许多重要事情。在国内，大饥荒接近尾声，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经济问题作自我批评，随后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击刘少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好斗性格导致几年后一场惊天大内乱。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古巴导弹危机使冷战达于极点；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我十分关心局势，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在父母走后一个月，我和弟弟妹妹放暑假了。除了路费，父亲特别留下200元，叫我带弟弟妹妹吃一顿。于是我们到北京饭店，在大厅落座。墙上有一个大招牌：“谭家菜迁入北京饭店”，那是吃不起的。据说是周恩来的指示，谭家菜从菜市口迁来，主厨是谭家的烧火工彭长海——谭家三姨太从河北乡下招来孩子，成了谭家的传人。我们三个孩子在北京饭店大吃一顿，这一年物价回落不少，手里的钱吃得不错了。这可是1962年啊，大饥荒还没有过去。
到了沈阳，我们的新家在沈阳老城大南门，即张作霖的帅府园。帅府园是一个大院子，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占据办公区，作家协会和文联占据生活区。生活区有三幢楼，文联在大帅府，作协在少帅府，还有一幢前小楼，过去是下人的房子。赵四小姐楼在帅府园的大门外，归沈阳市文联，后来是《芒种》杂志编辑部。大帅府和少帅府都是西洋式建筑，四层楼，院子里有假山、鱼池、花圃。大帅府贴白色面砖，配绿色琉璃，就像土财主的大宅，很难看。少帅府好看，用红砖砌筑，是严谨的西洋建筑。少帅府有两个大门，两个门厅，每个门厅摆一张台球桌。这里的几十个房间，彼此通连，每个房间均有两三个门。张学良有许多卧室，每天住哪一间卧室，外人不得而知，以防刺客。
这是一个安静而舒适的小院，罗烽伯伯每天在楼下打弹子，是四个球的“开伦”。几年前，聋叔叔带我到东安市场打过“开伦”。罗烽打得有模有样，他穿西装背带裤，黑色丝绸马甲，头发打了蜡，一副绅士派头。
沈阳很大，又脏又乱。从大帅府出来，走200米即是努尔哈赤的皇宫。同北京故宫相比，这里就像农家小院。再走几百米是第二大商业区中街，有两家大商场是日本人建的老房子。南门外有小河沿公园，两只老虎，几只猴子。第一大商业区太原街，小孩子的粪便就在联营百货公司的大门口。沈阳比较像样的公园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北陵和东陵，不比北京明十三陵差。
辽宁作家协会是老干部成堆的地方，作协主席马加行政九级，在作家中很高了。马加为人厚道，不善言辞，有点木讷。他高举《讲话》的大旗，各次政治运动碰不到他，在作协主席的位子上坐了40年，正像他小说名字，《开不败的花朵》。马伯伯喜欢下围棋，我只同他下过一次，他的满盘棋子没有一块是活的。他最喜欢钓鱼，可是钓鱼把他害苦了。一次钓鱼水流湍急，大儿子不小心掉进水里，被漩涡卷走，马加的弟弟跳下去救人，两个人都死了。作协还有比马加级别高的，八级，他是罗烽，可惜打成右派。罗烽在延安整风期间有一句名言：“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这句话作为反面教材写进毛泽东的《讲话》。辽宁作协1957年打右派的有“罗舒白”外加萧，罗烽、舒群、白朗、萧军，名气都不小。罗烽和白朗是夫妇，女作家白朗凭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得到“文艺一级”，是全国唯一的“文艺一级”女作家！丁玲应该评一级，可是她不要；冰心呢，她的编制在大学里，评的不是文艺级。白朗这可就遭人忌妒啦！她又是漂亮女人，上大学时候就发表小说，是“美女作家”。白朗的“文艺一级”是她打成右派的重要原因。舒群行政九级，他和罗烽“九一八事变”前后入党，如果不搞文学，官位肯定大得多。搞文艺是做不了大官的，可怜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拔擢，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萧军不用说了，延安时代就是另类，和王实味差不多，1957年当右派后又打成“反革命”。罗烽打弹子的时候气宇轩昂，派头十足，俨然一个将军，借用一句东北土话，“倒驴不倒架”。这些东北文化人呀！
我家在少帅府的二楼，对面是编辑部的范程、赵玉秀，和韶华家一门相隔。门是封死了，但是不隔音，听见韶华家里说话。前面说了，少帅的各个卧室是相互联通的。白朗经常来找母亲聊天，她的心情比较低落，母亲要开导她。
母亲调到任刊物的编辑部主任，主编是思基。的文学刊物叫《文艺红旗》，大跃进色彩的名字。
父亲在沈阳住了一个月，他要回北京，到外文局报到，分配工作。周扬把母亲调到沈阳，却不调父亲。他认为胡考冥顽不化，他需要的是“齿轮和螺丝钉”，不需要自由化的人。父亲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他和母亲吵架的时候说：
“摘不摘帽子无所谓！”
母亲十分恼火，这样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大是大非，居然无所谓！
王人美像（胡考作于1977年。王人美时年63岁，每天到胡考的小屋坐一个多小时，去了一 个星期，画毕。王人美对自己的画像很不满意。她的先生叶浅予说：“画得太好了，把她的精神病画出来了。”50年代有人诬陷王人美与戴笠有关系，致使王人美 精神失常住进疯人院。胡考认为这是他最好的素描作品之一。）
二十四 唐山麻糖和棋子烧饼
父亲是不能留在北京的，他被分配到唐山市文化局。
1963年暑假到了，父亲写信叫我到唐山。唐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准确地说，它是一座煤矿之城。沈阳也是一座工业城市，铁西区和南火车站一带总是迷漫着烟尘。唐山呢，开滦煤矿的竖井就在市中心，立起高高的卷扬机，旁边是一座高高的矸子山。矸子山是石渣堆起的山，山上冒黄烟，是石渣中的硫磺在燃烧。这座城市就是因煤矿而起的，每天，矿井发出撕心裂肺的汽笛声，老百姓叫“响汽”。开滦煤矿是中国最老的煤矿，建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是“对外开放”、“中外合资”的创始人，他命“滦州府”与英国人的“开平矿务”合资，因名“开滦”，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和上市公司。
父亲住“小山”，地处闹市区，在评剧团的小楼里。评剧团是一幢木结构的环形二层小楼，小楼中间是院子，面向院子的是跑马廊。演员们在小院和跑马廊练功和吊嗓子。小楼的南侧就是穿过城市的京沈铁路，中国北方交通大动脉，火车日夜奔腾。 父亲的房间在一楼阴暗的角落里，见不到阳光。每当火车开过，房子要随之震动，如同地震一般。
我在人大附中读高中二年级，同父亲书信联系。父亲除了写信，每个月给我发两个邮件：一是寄10斤粮票，二是寄文学期刊和书籍。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10斤粮票极重要，而文学期刊和书籍是精神食粮。寄的最多的期刊是《世界文学》，父亲认为国内的文学期刊没有阅读价值，翻译作品还有些值得看的东西。当然，当时的政治气候，《世界文学》偏重所谓“亚非拉”作品。父亲认为艺术是最崇高的事业，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毛泽东不是说过吗？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有一部《红楼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男儿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唯立身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曹丕做皇帝有什么扬名千古的业绩吗？还是曹家诗文以“建安文学”传之后世。父亲对有志于文学的儿子寄于期望。
但是他自己的艺术事业陷入困境。父亲的一首词写唐山的环境和自己的心态：
平生只写春光秀，几曾写过春光丑！烟雾压低迷，风沙成日稀。
唐山还得住，好赖黄昏曙。汽笛报时辰，夜深未睡人。（《菩萨蛮》）
从30年代的上海，到抗战八年，到解放战争三年，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为了建设新社会的理想，父亲颠沛流离，在艰难时世中，生活依然美好，人间处处有春光。但是今天，春光在哪里？这是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悲鸣。
在父亲的另一首词中，读者似乎又看到春光：
燕子尠来稠杂地，孤客谁与为邻？人行道上树成荫。轻烟抚屋脊，细露湿街心。
闹市阑珊夜补袖，岂能忘了胸襟。天寒地热自叮咛：饭多知足健，愁少觉风清。
（《临江仙》）
同样写唐山，同样写闹市，同上一首词的感觉不一样了。“轻烟抚屋脊，细露湿街心”，这街景多么甜美！父亲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相反，他的感觉更加细腻而温柔。“岂能忘了胸襟”，这是双关语，这是作者的宣言：艺术家的良知和追求是不可泯灭的。
1963年我第一次到唐山，父亲是评剧团的编剧，没有摘右派帽子，工资70元 （1964年摘帽之后发文艺七级工资，140元）。父亲领我到市区转一转，到他常去的饭馆吃饭。唐山有两样点心，棋子烧饼和唐山麻糖，很好吃。父亲买了一些，叫我带到沈阳。父亲说，他写了两个戏，是为皮影剧团和评剧团写的。冀东一带是皮影戏和评剧的故乡，评剧在这里叫唐剧，幼年新凤霞就在唐山学戏。父亲写的皮影戏《东厢记》，主人公是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为什么是韩愈？韩愈祖籍昌黎，即今唐山市的一个县，所以人称“韩昌黎”。年轻的穷小子韩昌黎看上了东厢的大家闺秀，搞笑的爱情故事。评戏《邓培》写开滦煤矿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为写这个戏，父亲跑了几个矿区搜集素材。完成这两个本子，他感到一丝欣慰。
戈扬与草明（摄于1985年）
二十五 《鸭绿江》杂志
从唐山到沈阳，母亲的心情比父亲好很多。母亲说：
“刊物在改版，搞了一批封面设计，你来看看！”
母亲提议将《文艺红旗》更名《鸭绿江》，得到大家赞同。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是中朝边境一条美丽的江。名字起得好，鸭绿江、松花江、澜苍江，都是好听的名字。我到编辑部，大图版上粘贴十几幅图样，是从全国征集来的封面，有翻腾的江水，有白雪皑皑的长白山，有朝鲜战争特别著名的鸭绿江大桥。母亲问我哪一幅好，我看来看去，拿不定主意。母亲指向一幅最朴素的作品：
“这才是大家之作！”
这一张画面极简单，一条横线上面是黑色的“鸭绿江”三个字。三个字不是书法也不是美术字，却朴拙刚劲，韵味十足。原来，这三个字是把普通五号铅字放大数十倍得来，笔画中残缺的地方特别有趣。这是张正宇的设计，他是父亲那一批上海画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师，舞台美术和书刊装帧的一流高手，这次母亲特别邀请，他的作品中选是当然的。
母亲大张旗鼓搞她的新刊物，《鸭绿江》面目一新。首先她捧出一批本省的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顺应了政治气候，又打破了文坛的沉闷空气。工人诗人晓凡和刘镇，农民诗人霍满生和金玉廷火起来。霍满生海城县人，面如重枣，声如洪钟，一位健壮的60岁乡村老汉。母亲叫我看霍满生写的长篇叙事诗《铁牛传》，确实写得不错。也有大牌诗人，最牛的是郭小川，母亲把他请到沈阳，在《鸭绿江》发表《两都颂》。郭小川时任全国作协秘书长，他携夫人东北一游，为夫人买了名贵的貂皮大衣，引起很多非议。在那个年代，私生活的透明度极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必然要被垢病。韶华描写大伙房水库建设的长篇小说《浪涛滚滚》在刊物上发表节选，使他成为最强势的老作家。母亲同样注重对业余作家的培养，她在大连多次举办文学培训班，每次几十人，因之她最通常的称呼是“戈扬老师”。
一天，我在家里看书，母亲进门说：
“小胡，你快去看！来了一个上将，正在抠脚丫呢！”
我跑下楼，看见会议室聚了很多人，宣传部长安波陪一个大人物坐在中间沙发上，那人即周桓上将，只见他脱掉袜子，盘起一条腿抠脚丫儿。我观之大乐。周桓时任辽宁省委文教书记，他在彭德怀事件中受牵连，从部队贬到地方。但是他干文教书记十分起劲，又搞芭蕾舞，又搞交响乐，又排歌剧《茶花女》，专玩“大洋古”。周桓酷爱文艺，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时候，他经常光顾歌舞团，看排演，并客串导演。他甚至参与舞蹈节目的编排。他动手为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修改剧本。他重视文艺人才，三次派安波到北京网罗人才，母亲的调动即在周桓的计划之中。因之到了文革，这位倒楣的上将又被狠狠整肃一回。1967年造反派组织全省“巡回批斗”，周桓在丹东被打得满脸鲜血。文革以后，周桓仍没有回部队，他要求担任文化部顾问，痴心不改。安波呢，不久调北京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只一年便死在任上。
母亲的积极也表现在她对我的教育上，她叫我到作协的农场劳动锻炼。大饥荒之后， 许多单位建农场，补充干部和员工的副食品需求。作协的农场在新民县，距离沈阳五十多公里,那里是马加主席的老家。作协总务科干事大刘带我去农场，做十天农活，用赵树理的话，“锻练锻练”。农场有几幢“乾打垒”的房子和几百亩地，主要是大田作物，玉米高粱之类。这里是东北大平原，四周望去一马平川，脚下是干旱的黑土地。大刘出身农村，农活干得不赖。夏天的农活是“铲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跟在大刘和几位编辑的身后，一条垄沟几百米长，总也铲不到头，只觉得喉咙冒烟，两手发麻，精疲力竭。
农场的快乐时光是晚饭时间，吃高梁米水饭，新鲜的地瓜和豆角，饭后还有现摘的香瓜，大家说说笑笑，解除了一天的疲劳。都是弄文学的，文学和老作家的逸闻趣事自然是大家的话题。十天劳动结束，每人分到五斤花生，在大饥荒刚刚过去的年月，五斤花生是一件大事。有一个年轻编辑，回到沈阳不及回家便把女朋友约出来享受美食。于是有人模仿裴多菲诗作顺口溜云：
生命诚可贵，花生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五斤全报销。
今人物志（胡考作于30年代）
二十六 《思想列传》
1964冬天，高中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在学校准备高考。我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当时有一个说法，即清华大学看重成绩而不大看重家庭成分，传说一个考生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镇压”，仍被清华录取，有点不可思议。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是高等教育部部长，敢于实行特殊政策，对于家庭有问题的考生鼓舞极大。我的班主任老师名叫杨峻，是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我入不上共青团，可是杨老师叫我当班长，这在人大附中是绝无仅有的。我的作文总是展示在走廊上，我告诉杨老师报考理工科大学的想法，他赞赏我独特的求学之道。后来杨老师在文革中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因加入过三青团）游街殴打，自杀而亡。
中学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每天到人民大学图书馆温习功课，揣两个馒头，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九点。这是一生中最用功的日子，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最用功的日子还是高中时候。当我已经准备好，我便放松自己，以保持良好状态。高考前一个月，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到颐和园游泳，花一毛钱买门票，来回两个多小时。我独自一人，没有人别的孩子愿意陪我去，没有别的孩子敢于这样做。
到了填写志愿表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这是所有理工科专业中最具艺术色彩的专业，其实，建筑本身是最古老的艺术，古希腊的五大艺术门类即为诗歌、戏剧、雕塑、建筑、音乐。学建筑是要画画的，父亲是画家，我也曾练习过素描，有绘画基础。有两张志愿表，分别报考一类学校和二类学校，每一张表可以填六个学校。杨老师看了我的志愿表，大笑一声说道：
“小胡，你是非上清华不可啊！”
在我的志愿表上，第一志愿是清华，第二志愿还是清华。
高考结束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家，等候发榜。我先到唐山看望父亲，父亲在月台上接我。他并不问我考得怎么样，似乎考上清华顺理成章。父亲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文化局不再让他写戏，把他调到图书馆当管理员；第二，他和母亲离婚了。
我随父亲到他的新家，图书馆后院一间小屋。这小屋同评剧团旧居一样的狭小阴暗，只是没有了闹市的喧嚣。父亲的小桌上放了一撂手稿，父亲说，这是他的新作。
从“反右”到“劳改”，过去了七年，父亲又开始写长篇小说。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已经荒废了许多岁月。这一次父亲写北大荒，居然写北大荒！居然写“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说到小说创作，父亲兴奋起来：
“总要搞一点东西，我不能什么都不做。画画不成，改写小说；小说不能出版，只好写戏；戏写不成了，再写小说。再不成，只有写旧诗词了！”
父亲是那样无奈，又是那样执着。父亲说，北大荒题材难度很大，这里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没有家长里短，只有一帮子“右派”，一块黑土地，一片原始森林。但是，小说创作是写人，只要把人物写活，就是好小说。父亲说，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本事最大的莫过于曹雪芹了。熟悉《红楼梦》的人，从书中拿出一句对话，就可以知道出自何人之口。曹雪芹的文字有这样强的表现力！父亲说，师法《红 楼》，他设计了一个场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偷听隔壁五六个人谈话，作者不说这五六个人是谁，却通过对话的词句区别这些人物，使读者了然于胸。
父亲谈起小说兴致勃勃。在唐山的几天，父亲又谈了北大荒，谈三年的流放生活。
“两年前我对你说，北大荒的艰苦是保尔．柯察金不能比的。条件之差，超过奴隶时代。原始的奴隶劳动，奴隶是一条心的，监工手拿皮鞭，监工来了，奴隶就干活，监工走了就怠工。右派不行，右派是彼此监视，打小报告，人不人鬼不鬼的状态。”
在北大荒，最苦的劳作是上完达山伐木，那是难以想象的，是真正的苦役。几百个右派在初秋的9月份进山，第二年5月出山。伐木是手工拉大锯，一排一排地放倒参天大树，人拉肩扛把园木运到堆场，劳动强度极大。父亲说，严冬时候零下40度 摘下皮帽，寒风吹来犹如春风拂面。更苦的是山上没有水，从秋天到春天，右派们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脚，没有洗过一次脸。父亲带了一麻袋卫生纸，每天用纸擦一擦脸，只有脸面可以见到皮肤的颜色，脖子以下便如车轴一般。脚上的棉鞋称为“棉乌鲁”，一个冬天不脱。右派住半地下窝棚，没有床，在地上铺草睡觉。看管右派的士兵的房子可以生火，伙房可以生火，右派的窝棚不准生火，晚上头戴皮帽脚穿“棉乌鲁”钻进三层棉被，室内温度零下28度，有如冰窟！吃饭的时候，一碗棒子面糊糊，吃到一半已是冰碴。1959年全国大搞“三面红旗”，劳动竞赛如火如荼，在遥远的完达山也不例外，号令右派大干48小时，大干72 小时，不睡觉连轴转。右派们砍倒无数参天大树，这些大树一根也没有拉出来，全部烂在山里。
1959年和1960年，853农场的冬季伐木还算平安，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到了1961年，严重的大饥荒漫延到北大荒，由于粮食匮乏，挺不住了，伐木场开始死人：有的人晚上睡下，早上已停止呼吸；有的人蹲在茅厕里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于是农场报上级批准，把右派们从山中撤出。
这就是《思想列传》的生活场景。为什么叫《思想列传》呢？“思想改造”是惩治知识分子的武器，是一把无形的尖刀。“列传”则是尖刀下的众生相了。小说写了30万字，父亲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他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严文井很想帮忙，可是无能为力。不能说《思想列传》类似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是从题材上看，都是写政治犯，劳改营。
母亲49岁，摄于1965年。(本章提到清华建零班政治辅导员批判的即为这张照片。)
二十七 清华园
1964年8月的一天，我在沈阳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中午我们在少帅府的地下室吃饭，那里是作协的食堂。大家为我鼓掌庆祝，许师傅特别为我做东北烧茄子。十年前，许师傅是“东北王”高岗的厨师，有几样绝活儿。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八月底，我到清华报到，住进二号楼。我遇到的第一个室友叫那向谦，毕业于北京男八中，有点儿故作深沉；又有天津来的焦毅强，人称“胖子”，南开中学的，画画很棒；山东的沈荣勤，青岛一中的，特别机灵；河南的刘继武，全班最早的学生党员；福建的林祥行，来自农村，他光着脚走进清华园，没有鞋穿。他享受全额助学金，被褥衣服也由学校补助。从南方到北方，要做棉衣棉裤，可是发下的布票和钱有限，憨厚的林祥行苦笑着说：
“只好做一条棉裤衩了。”
土建系由建筑系和土木系合并而来，有两位系主任，梁思成和陶葆楷，两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通过美术考试，我上了建筑学专业。建筑系馆是1911年清华建校初期的第一批校舍，坡顶带老虎窗的都铎式建筑，大门上的额方由那桐题写“清华学堂”四字，他是清末处理庚款的总理衙门大臣。古朴的建筑系馆充满艺术色彩，走廊上是华宜玉先生的水彩画展，画的是青岛和大连的西式建筑；美术教室和教研室 挂着学生的习作和堆着石膏头像。我的建零班的教室，在建筑系馆北侧“同方部”，这是一幢老房子，建零班教室加雕塑教室，几百平方米吧。建校之初，这里是清华小礼堂，梅贻奇校长每年在这里与新生见面。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这里讲演，他以《易经》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青年，“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
这一年梁思成先生63岁。林徽茵先生英年早逝，梁先生再婚的妻子是系资料室资料员林洙。梁先生脊椎有问题，一直戴金属支架。他挂名的课程只有一门——建筑概论，面向一年级新生的课程，新学期开学，梁先生上第一堂课，天南地北聊一通，以后的课程交给讲师和助教去了。
建筑系第二号权威是吴良墉先生，江苏无锡人。梁先生矮而廋，吴先生矮而胖，两位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反对破坏古建筑，反对拆除北京古城墙。他们是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不屈的精神。而水利系的张光斗先生，他本来是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周恩来找他谈一次话，180度大转弯，成了三峡工程最积极的鼓吹者。90年代吴先生联名建筑界专家上书反对国家大剧院方案。当我走进建成后的大剧院，看到这个与实用性完全脱离的大而无当的结构形式，更加赞成吴先生的观点。
文革之前的清华园是读书的好地方。美丽的大礼堂南草坪和周边的西洋建筑群，小巧有致的工字厅，碧绿的池塘和小山上的“闻亭”，幽静的图书馆和“断碑”，荒凉的荷塘和土山……西大操场是我最熟悉的运动场，旁边的体育馆用“庚款”修建，50年代初，这里有北京唯一的室内游泳馆，毛泽东冬天到这里游泳。
我是最亲近校园的学生，因为我学建筑，又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建筑系学生在校园写生，是清华园的一道风景线。我们班的女生是那样漂亮，被称作“五朵金花”；她们的名字是那样动人，曹达，高凯渝，金昭美，黄豪……大家坐在春日的阳光下，草地上，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每天下课后，我要到西大操场报到。我是先农坛体校足球班科班出身，加入清华足球队乃是必然。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也是一 年级新生，他身材魁梧，对足球十分着迷，最想加入足球队，可是足球队不要他。于是贺鹏飞每天站在球门后边捡球。其实他比我高两届，毕业于男四中，第一年没有考上清华，北工大录取他，他不去。第二年还是没有考上清华，到清华附中再读高三。第三年终于考取，可见他的执着。这事情说明，文革以前即是元帅的儿子，也不能走后门上清华。
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参加了全国足球乙级联赛，第一场比赛在官园体育场，对阵北京电车公司队。今天，金志扬指导的北京工业大学队参加甲B联赛，不就是当年的乙级联赛吗？40多年前清华足球队就这样做了。几乎每天见得到马约翰先生站在西大操场前面，穿一套19世纪运动装，鹤发童颜，风度翩翩。
但是，清华园不是世外桃园，60年代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成为热点。政治思想教育集中在两方面：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学校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即在一年级的班级中，除了设班主任，还要设一名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由青年教师或者高年级党员学生担任，胡锦涛即为文艺社团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建零班的辅导员金丽华是一位年轻女教师，戴金丝眼镜，皮肤白皙，文质彬彬。金先生（在清华，年轻女教师亦称“先生”）的工作方法是同学生单独谈话，轻声慢语，循循善诱。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对我说，小胡，你要把争取入团的过程变成锤炼自己的过程，家庭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她叫我写“交心材料”，清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的“交心材料”一写就是上万字，我的写作才能在宗教式的“忏悔录”中得以发挥。金先生喜笑颜开：小胡，写得太好了！你想当作家，又想当工程师，这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怪呀！你看了资本主义的画报就羡慕，就想入非非。这很好，敢于揭开真实的“我”才能进步。你还要深挖，把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全部挖出来！
1965年的春天，母亲到乡下参加“四清”，从那里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附一张照片。母亲心情很好，她在信中说，照片是在县城里拍的，像一个劳动妇女的样子。我把信和照片给金先生看，照片拍得多么好啊，尽管母亲犯了错误，她的本质是善良的，她在自觉地改造思想，她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用的人。
金先生听完我的话，语重心长地说道：
“年轻人看问题容易只看表面啊！‘劳动妇女’是表面现象，资产阶级右派才是本质。她不是在改造自己，而是在伪装自己呀！”金先生的表情刹时严峻了。“小胡，你为什么不能摆脱她的影响呀？你们之间有母子亲情，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情是高于一切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要有勇气，你要敢于革命！你要彻底和你的右派母亲划清界限！”
我一时愕然。金先生有着柔弱的身躯，白晳的皮肤，戴一副眼镜，而她的话是何等严厉啊！
以后几天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把火烧了“交心材料”。我真的恨她！寒假以前我搬到体育代表队住，申请入团的事由足球队的团支部受理，再不接受金先生的谈话了。金先生是60年代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政治工作专家，很有典型性。
文革初期金先生被整得很惨，我在西大操场前看到她戴着高帽子游街，很可怜。
双栖图（胡考作于1986年）
二十八 《解佩令》
上大学以后，我的寒暑假还是在沈阳过的，每一次去东北都到唐山看望父亲。文革前的几年，辽宁的文艺界在毛泽东“两个批示”的指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整风，政治形势日渐严峻。“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两个批示”给了整个文艺界当头一棒，并上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不知道主管文艺的周扬先生看到“批示”之时作何感想。“延安整风”以来，许多政治运动文艺界首当其冲，作家艺术家成为可怜的靶子。母亲也要参加整风，在辽宁作协，母亲是边缘人物，唱主角的是当权派。
第一次整风，当权派是“蔡文基”（郭沫若有话剧《蔡文姬》）。“蔡”是主持工作的作协副主席蔡天心，“文”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菲（原副部长安波调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并于1965年死于院长任上），“基”是另一位副主席思基。蔡天心揪出老作家慕柯夫、谢挺宇，把他们的作品上纲为“毒草”、“汉奸文学”，他们受到严厉批判和党纪处分。
80年代我到辽宁作协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慕柯夫、谢挺宇成了我的同事，他们也是帮助和鼓励我的前辈作家。
第二次整风，所谓风水轮流转，蔡天心成了被整肃的对象。蔡天心也是延安时代的老作家，他自命左派，狂妄自大，因整人而不得人心。事情的起因是蔡天心用公款38700元在沈阳大南街为自己修建一座小院，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有人向省委检举此事，又有人指出蔡的小说《大地的青春》是“毒草”，鼓吹“富裕中农路线”。于是辽宁的作家们坐下来对蔡天心批了八个月，蔡天心退赔了三万多元公款，被撤销副主席职务，撵出作家协会。在形势逼迫下，他将《大地的青春》几万元稿费当作党费上缴了。
母亲对蔡天心的为人很不以为然，对于整来整去更是无可奈何。80年代，蔡天心调回北京，和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辽宁作协为他平了反，并将上缴党费的稿费退还他。
父亲在文艺界已无立足之地，他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老朋友中只有龚之芳到唐山看望过他。父亲被撵出评剧团还是因为周扬。在文革中，唐山市文化局局长与父亲同为“牛鬼蛇神”，关在同一间牛棚里。被打倒的局长说出事情的原因：1964年周扬到唐山视察，文化局在汇报中提到革命历史题材话剧《邓培》，作者胡考。周扬扬起头一脸威严地说道：
“胡考在唐山？胡考这个人，怎么能让他写戏呢？”
在周扬的脑子里，胡考是不可救药的。周扬的一句话，把父亲从剧团赶到图书馆。
但是父亲不愿意放弃艺术创作，1965年夏天我到唐山，父亲开始写《思想列传》 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写家乡上海，写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东方大都市的崛起，写几个家庭的兴衰，其中的一个家庭即是父亲祖父的家。父亲准备写120万到160 万字，定名《上海滩》。我读了一部分手稿，写父亲最熟悉的生活，也是父亲最精彩的小说。父亲曾对我说，长篇小说的最高境界是“风尘摇曳”，这是从容不迫的境界，挥洒自如的境界，在自由空间飞翔的境界。父亲写儿时的上海，一幅幅精美的画面，一个个光鲜活泼的人物，我在手稿中感受到“风尘摇曳”的境界。
1966年春节前我到唐山，临走前，父亲叫我穿上他的呢大衣，一件英国料子的黑呢大衣。上火车后，我发现大衣口袋中有一张纸，是一张介绍信。介绍信大意是这样的：“XXX派出所：我单位胡考同志欲与XX单位XX同志结婚，请予办理。”落款是“唐山市图书馆”，并盖有公章。看来父亲准备结婚了。如果父亲结婚，会告诉我的，可是他并没有说呀！XX同志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唐山女人吗？她多大岁数？说一口舌头不停打弯儿的唐山话吗？
父亲没有结婚，十几年以后，我在《聊以诗词》中找到当年的故事。这是一个叙事组词，用了元曲中的牌子，一共三首：
《解佩令》一
春天来了，梨花开了，但，天时却仍然还冷。落日孤鸿，总想把运儿来碰，漫搜寻，群芳蹊径。 唇红齿白，眉尖如削，黑皮肤倒还齐整。路远溪山，一步步渐陈佳境，是真情唤谁都领。
《解佩令》二
眼波一送，秋波一动，嘿，真叫人百般难禁。这几天来，惹得我火星拼顶，该如何，块堆儿拧。 茶浓带涩，酒浓带晕，这情浓最难清醒。别后殷勤，是何事喜欢磨蹭，到黄昏叫人死等！
《解佩令》三
迎风飞燕，迎人飞絮，想通音信先为凭证。海誓山盟，两下里终身初订，着行云，月藏花影。 秋天到了，林花谢了，恨闲人从中作鲠。雨打风吹，逆不测难为她顶，只而今仅余私赠。
父亲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提到当年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25岁的女人，“唇红齿白，眉尖如削”。父亲那年53岁，以“右派”之身，欲与年轻女人结婚，在政治与社会观念上都有巨大阻力。“逆不测难为她顶”，结局只能如此了。
三首词有流畅跳跃的节拍，情景交融，情深意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词中用了许多口语，“火星拼顶”，“块堆儿拧”，“叫人死等”，诙谐、风趣、生动。用曲牌写叙事诗别开生面，这为作者嗣后的叙事长诗《梨花恨事》打下基础。
二十九 “造反有理”
196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校长陆平先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一年上半年，我专注的事情不是学业，不是政治风潮，也不是文学，而是足球。这 一年，我入选北京高校足球队，准备参加暑期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足球比赛。北京高校队由石油学院和清华两个学校组成，主教练是清华水利系青年教师关仁卿。 关先生大连人，“运动健将”，踢过北京队，担任过中国青年队的队长。1945年苏军进驻大连，给这个殖民化城市带来足球。大连人身材高，弹跳力好，很具运动天赋，直到今天，大连籍的球员占据国家队和中超赛场的半壁江山。
足球这项运动其妙无穷，它的大场面，它的对抗与技巧的完美结合，它的不可预测性，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球迷，它也是青少年最好的游戏和娱乐。
进高校队，运动服多了几套，义利体育用品公司为我们量身定做足球鞋，伙食标准比赛期间每月45元，平时每月36元，比一般学生高出数倍，每顿饭小黑板上写出菜单，单点单炒，早上有牛奶，晚上有水果，享受特殊待遇。
关仁卿教练和国家队教练年维泗熟悉，为了提高成绩，北京高校队与国家队多次搞练习比赛，分别在天坛国家队训练场、清华大学、石油学院举行。建零班的女生曹达，她母亲叫年景玉，是年维泗的姑妈。年维泗的弟子是中国足球最具影响力的一代名宿，他们是高丰文、徐根宝、戚务生、桑廷良、胡之刚、金正民、胡登辉……在天坛，我与高丰文相撞，他的眉骨开裂，缝了五针。（70年代我在鞍山踢业余足球，撞翻国家队队长的经历使我在足球场上名燥一时）多数比赛以高校队惨败告终，只有石油学院一场，我们一度以三比二领先，几乎创造奇迹，最终三比四输了。
我们期盼暑期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足球赛，父亲也很期待，他要到西安看我踢球。 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巨澜，平静的校园变成火药桶。不久关闭运动员食堂，训练停止。国家队也停止了训练，国脚们跑到清华园看大字报，足球队宿舍是他们的落脚点。这一年中国最好的前锋胡登辉自杀身亡，和他同时自杀的有名气更大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7 月，江青带领“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北大煽风点火。8月4日，周恩来带领全体中央委员到清华，清华北大是文革战场的最前线。8月5日凌晨，毛泽东《我的一 张大字报》转贴在清华园，宣布向刘少奇开火，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
8月4日这天下着小雨，晚上全校师生聚集在东大操场，自带座椅和雨具，等候最高当局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将近9点钟，来了一列长长的车队，周恩来率领参加中央全会的几乎全体中央委员到达。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和 以陈伯达、江青、陶铸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其它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坐在下面，邓小平作为中央常委也坐在台下。除了董必武，主席台上就座的人一律军装。周恩来在雨中登上讲台，显得心绪不安。他说红卫兵小将是革命先锋，他来为“反动学生”蒯大富平反。蒯大富是工程化学系的学生，在王光美、叶林率领 “工作组”进校以后，他被打成“反动学生”。此时蒯大富站在周恩来身边。周恩来将派遣“工作组”的政策宣布为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80岁的董必武说，见到红卫兵小将，使他年轻了一个甲子。雨一直下，江青并不善于演讲，但是充满激情，她的话与周恩来大相径庭，学生们都感觉到，这位“国母”正在与以 “宰相”为首的老臣们较劲儿，在她身后的政治新星：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一个个威风凛凛。大会在午夜后结束，到了凌晨四点钟，大家纷纷赶到大礼堂，看毛泽东的大字报。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随后，学生开始“大串联”，各地造反派纷纷成立。
在20世纪，中国有多起在全世界具影响力的学生运动，如1919年，1936 年，1966年和1989年，这几次学生运动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而1966年的学生运动，是唯一由最高当权者发动和引导其过程的学生运动，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动乱。红卫兵运动的破坏力超出中国百姓的预料，也超出毛泽东本人的预料。
我在小说《阿玛蒂的故事》中是这样描写的：
“那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各地武斗的战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北京的红卫兵‘大使’在各地指挥着战斗。想一想那时的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正在同旧日的文明作痛苦的决裂。每一条街道，每 一个店铺，每一幢房屋都改变了面貌。标语，数不清的标语，黑色的，红色的，用墨写的，用油写的，写在马路上的，写在大墙上的。古老的建筑物敲掉了额头打瞎了眼睛，新建的楼房用红砖砌出大大的‘忠’字正悬当中。‘联动’的勇士们刚刚打出了新的‘招牌’，路人只要看到他们推出一排崭新的永久牌十三型自行车，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高傲和蛮横气派，就会躲得远远的，想起‘红色恐怖万岁’那句口号。天安门广场刚刚开过百万人大会，欢迎‘旗手’的受伤了和没有受伤的部下 从武汉归来。大街上刚刚通过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愤怒的人和麻木的人相杂其间，在他们身后留下了纸旗和标语的无数碎片。几千年的文明都到废品收购站报到。 在简直容纳不下的旧书库里，大本小本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仍然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分量。屈原和李白在一团烈火中化为青烟，完成了他们新的浪漫主义杰作。在小山一样的唱片堆里，贝多芬、莫扎特和梅兰芳、程砚秋聚在一起，被人们用镐头刨砸成碎片，发出同样的破裂声……路人的裤腿稍微瘦了一点，会被一直豁 开到大腿根。烫发的妇女会被抓住剃成光秃儿。全聚德打掉了霓虹灯的招牌。丰泽园关闭了所有雅致的单间，在小院中搭起天棚，出售大碗面。只有路旁的绒花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开放着的粉红色马樱花，织成斑驳的彩带，却没有因为颜色不够纯正受到惩罚……”
毛泽东速写像（胡考作于1949年）
（父亲曾两次作毛泽东像，第一次于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的窖洞里。第二次于1949年，在北京第一届文代会 上。当时是在戏剧家凤子的本子上画的，由凤子请毛泽东签名。）
三十 大串联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副主席发表讲话，将“造神运动”推向高峰。此后，毛主席多次接见学生，而北京的学生走向全国。
八月底，我和建零班六七个同学离开北京，参加“大串联”，第一站到哈尔滨。短短两个月时间，政治局势和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一个大学生激情澎湃，对文化大革命充满向往，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文革初期的大串联是叫学生到全国煽风点火，有的学生加入到各地与当权派的斗争中。“黑五类”子女是不能冲锋陷阵的，他们既不是看客，又不是先锋，心中的冲动总会在某一时刻被扼止。
从哈尔滨到长春到沈阳，我带同班六个同学回到大南门的家。院子里有许多标语，一 楼还是少帅的那张台球桌，四周贴满大字报，这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母亲看到孩子们很高兴，叫我去买菜，她要为孩子们做一锅菜。母亲做扬州红烧狮子头，猪肉肥廋分开切碎，肥在里，廋在外，加上荸荠丁、香菇丁，用油菜打底，炖出香喷喷一大锅。这一年母亲50岁，头上有了白发。作家协会是个小机关，“造反派” 只那么几个人，矛头对着当权派“马思韶”（马加、思基、韶华），母亲没有被游街，也没有挨打、抄家。家是自己抄的，11岁的小妹妹把字画和书籍拿到院子里烧，金农、八大、石涛、吴昌硕的画，沾上火便化为灰烬，那些《世界美术全集》，那些伦勃朗、弗美尔、毕加索，一本本厚重的重磅道林纸西洋画册。胡小妹回忆 说：
“那些画册真难烧啊！”
在胡小妹大破“四旧”之时，胡小米、胡小林这两个中学生，整天在外面造反不回家,这是母亲最担心的。
这个秋天，全国的学生到北京朝觐，北京的学生到全国漫游。我去了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年底，我和班长戚荣林组织十几位同学步行串联，行程一千七百公里。我们设计的路线是走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根据地，即韶山、长沙、萍乡、井冈山、瑞金，横跨湖南、江西、福建三省。建零班九人，工民建专业二人，又有我的球友时作隆，中年教师唐益韶。这一年11月，一行13人从北京乘火车到长沙，在绵绵秋雨中开始长途跋涉。单建打一面红旗，上面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老山东”背一架幻灯机，为穷乡僻壤播放宣传图片。每人自背棉被，两个月行程，没有人掉队，也没有乘过一次车。我在诗中写道：“敢把红军胆，长征万里还。轻装出险道，飞雨入苍山……”
我们领略了湘南、赣南和闽南的美丽风光，这是苦行僧式的旅行，每天路程约一百华里，也曾一日一夜行走240华里，体验红军长征的滋味。每日三歺在沿途乡村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每顿饭是永远不变的清水萝卜红米饭，见不到一点油腥。 从湖南到江西，一路凄风苦雨，身上裹塑料布，还是湿漉漉的，脚上的胶鞋趟在泥水里。经过十几天雨中行军到井冈山，在黄洋界，忽然云散天开，艳阳高照，脚下是无边的云海，白波汹涌，飞湍争流，绿林迤逦，山岛耸峙，是我一生所见最为壮丽的云海！第一件事是打开背包晒被子，每天盖潮湿的被子，十几天啦！新年到新余县城，大家凑钱买猪肉、面粉、青菜，包一顿饺子，几个月来第一次尝到肉味。
一月中旬，小队到达福建龙岩，这是预定结束串联的地方，多数同学乘火车北上，我和戚荣林几个人继续步行到厦门，我们从湖南长沙一直走到东海边。
回到北京正值春节，这一年取消春节假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被官方取消的春节。 上海的“一月风暴”开始了造反派的夺权，在全国各地形成造反派之间的争斗。而在北京，学生的矛头始终对准刘少奇：冬天，学生们在府右街组织“揪刘火线”， 春天，在清华园召开声势浩大的批斗王光美大会,一年前王光美率工作组进清华，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这一切当然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的。
四月的一天，批斗王光美大会在清华主楼广场举行，与会40万之众，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人流如潮，红旗似海。王光美被两个女学生押上主席台，她被涂脂抺粉打扮一番，身穿访问东南亚时穿过的白色旗袍，脖颈上挂 一串乒乓球做项链，极尽侮辱与欺凌。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陪斗”。几天前，我在航空学院看到彭德怀元帅被学生押在卡车上游街，而今天，可怜的罗大将跳楼摔断了腿，学生用一只大箩筐将他抬上主席台。我们的“蒯司令”做主题批判发言：粪土当年万户侯！一个名叫李敦白的洋小丑上台发言。我的一 位朋友准备几个臭鸡蛋，他要挤到台前砸向王光美。我拉住他说：
“我讨厌这样做！”
他还是挤上去丢了鸡蛋。很多人丢鸡蛋和西红柿。清华主楼广场像一个大垃圾堆。我不愿意看这场面，孤零零地转身离去，就像一颗石子被汹涌奔腾的江河抛上岸边。
夏天，我和育才的同学洪平结伴去东北。洪平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有一架苏联造泽尼特牌照相机，想拍一些沿途风光。晚上，我们在沈阳站下火车，感觉到特别的气氛。大街上没有人没有车没有路灯，城市一片死寂。偶尔传来枪声，叫人心惊胆寒。我们沿大西街向东走，月光下看见路旁的街垒和工事。半夜走到少帅府，进得家门。家里只有母亲和小妹妹，母亲不知道我回来，吃了一惊。胡小米和胡小林跟“八三一派”守楼去了。母亲说，东北很乱，到处打仗，还是早点回北京吧。
我和洪平在家住一晚，第二天去大连。火车仍是免费的，红卫兵的免费旅行已近尾声。到了大连，果然看到武斗场面：在斯大林广场有人推出一门榴弹炮，准备向对面楼房轰击。数十壮士赤膊上阵，手持大砍刀，杀气腾腾。数千百姓围观，原来这场奇怪的战争是可以欣赏的，如同活报剧一般。于是我拿照相机上前，拍下这一奇景。突然，两名武士举着大砍刀向我冲来，一把夺走照相机。
张仃像（张仃先生于昨日逝世，享年93岁）
三十一 提审周扬
从大连回到北京，工程物理系的丁正明约我参加批判“文艺黑线”的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由几所高校学生组成，地点在中央音乐学院。写作班子分成几个小组，各有选题，出版一本批判“文艺黑线”和权威人物的书，这本书由“中央文革小组”审定。我的小组选题是“茅盾”。
中央音乐学院在宣武门里石驸马桥，是个很小的学校，校长马思聪年初逃到香港。按父亲的说法，中国大陆那么高一堵墙，怎么叫他跑掉了？马思聪确实跑了，而且带上全家。他们跑到珠江口买船偷渡，一家渔船修理厂的工友在听完马思聪演奏《思乡曲》后送走一家人和他们唯一的行李——一把斯特拉蒂瓦里小提琴。当然，驾船的工友进了监狱。
比起纷纷扰扰的清华园，音乐学院幽静而安详，一早一晚有悠扬的琴声，叫人唏嘘不已。我们几个同伴上午写文章，下午到玉渊潭游泳，结识了几个学音乐的女孩，学钢琴的，学小提琴的，学作曲的。音乐学院的经历和张云彰的故事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阿玛蒂的故事》的由来。张云彰是足球队张云辉的哥哥，他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他的故事我在后面说。
一天丁正明对我说：
“他们提审周扬，去看看！”
“他们”指的是另一个“红卫兵”写作组。这天晚上，丁正明领我到一间教室，屋子里有三四个人，我不认识。教室灯光暗淡，在炎热的夏天显得阴冷凄清。一会儿，两个红卫兵领来一个人，是冯雪峰。冯雪峰1957年划了“右派”，已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审问的问题是30年代“左联”，周扬是如何反对鲁迅的。审完冯雪峰审刘白羽。几年前我随母亲到过刘白羽家，母亲已是右派，而刘是左派，是红人，文化部副部长。刘的太太王琦阿姨用西瓜招待我们，一辆三轮车送来几十个西瓜。在大饥荒时期，竟然有这么多西瓜，叫我目瞪口呆！王琦阿姨的名字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一次父亲和客人聊天说：“延安时候，王琦是追求我的！”王琦阿姨生了一个先天愚的儿子，整天躺在床上。幸亏父亲没有娶王琦阿姨，不然，我也要先天愚啊！当了右派的父亲异想天开，从北大荒回来，他寄几首诗词给王琦，想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王琦是副刊的负责人。须知在这里发表旧诗词，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胡乔木几位，父亲如果是左派，也不可能啊！
审过刘白羽，带进来一个矮小的五十多岁的人，正是周扬。他奇怪地穿了一套睡衣，好像是从睡梦中抓来的。他双目低垂，驯顺而小心翼翼。十几年前，母亲领我赴怀仁堂的晚会，那时候怀仁堂一半是座位，一半是茶座。母亲和周扬在茶座说话，这时只觉得这位矮个子伯伯方面大耳面如冠玉气度非凡。后来在四联理发馆，在文联礼堂周末电影晚会，在天桥剧场苏联芭蕾舞团演出现场，我多次见到他。他总是左右逢源，气势凌人。他的一生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他竟然被毛泽东戏称为“阎罗王”，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一天，我的心中感到一丝畅快。我没有说话，主审的红卫兵问什么，他都老老实实回答，很认真地说，“我是文艺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反对鲁迅的”，“我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在学生面前，周扬是何等驯服，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十月，母亲发来一封电报，阿布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到北京，叫我去车站接她。沈阳三个造反派开枪开炮，母亲蹲在“牛棚”里，12岁的妹妹没有人管，母亲叫她到北京避难。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北京站。秋天的北京城，所有公交车停运，马路上冷冷清清。我用自行车把小妹妹接回清华园，安排在女生宿舍。文化大革命不再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而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在清华，除了两派激进分子，大部分人变成“逍遥派”。我也无事可做，读小说，踢足球，画水彩，妹妹来了，我领她去颐和园、香山公园、八大处。妹妹七岁离开北京，只有那些古建筑还是当年的模样。天气渐渐冷了，我用一件我的旧夹克衫给妹妹缝制一件衣服，缝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件“两面穿”，一面是浅灰色的防雨绸，一面是黑色呢子，妹妹穿上十分漂亮。
妹妹在清华园过了一个冬天。
三十二 初恋
1967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她叫田青青。
我在八一学校认识她。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弟学校，类似于育才学校。在那里，北京几所大学联合举办“摧毁‘联动’展览会”。“联动”是文革初起时北京中学生的组织，即“联合行动委员会”，多为干部子弟，以“打砸抢”闻名，不久即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动组织”。清华足球队的几个人参与展览会工作，展览会有来自师大女附中、女二中、女十二中的中学生讲解员。年轻的大学生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血气方刚，对异性充满渴望。我们带女孩子到颐和园玩，到清华园玩，给她们拍照，她们的外号有“大喇叭”、“二喇叭”、“小喇叭”，自然不是淑女，“红卫兵”嘛，吵吵嚷嚷，粗声大气。只有师大女附中的女孩儿有淑女味道，冬天，我和竺西约她们到北海溜冰（奇怪北海公园溜冰场依然开放），一个叫冯雅平，一个叫吕其颖，一个叫田青青。“女附”是著名女校，她们是初一学生， 只15岁，稚气未脱。
竺西对我说：
“你不喜欢田青青吗？”
竺西，工程物理系，边后卫。是啊，为什么不喜欢田青青呢？她是那样地清纯美丽，光彩照人。她喜欢读小说，气质不凡，穿衣打扮有个性,在大家不敢穿裙子的时候，她竟然穿一条蓝色短裙上台讲解!但是在竺西说话之前，我并没有想去讨一个小女生的欢欣。
这一年的冬天，同宿舍的小时请我到他哥哥那里画油画。小时叫时作隆，电机系，前锋。我们住同一个房间上下床。一年前，我曾约他参加两千公里的“长征”。他哥哥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小头头，邀我去画一张三米高的毛主席像——大单位搞毛主席雕像，小单位搞不了雕像搞画像。时作光的单位在西单劈材胡同，师大女附中旁边。于是我打一个电话，叫青青来玩。那时候，北京的胡同有传呼电话，是城市唯一的通讯工具。青青来了，乖乖的，坐在一边看我画画。我给她画一张素描肖像，领她到西单吃顿饭。这是我的第一次约会,而对青青来说，是找一个带她玩的大哥哥。
1968年春天，清华园爆发武斗，我随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逃离校园。我的避难地是北京电影学院，那里有好友洪平，导演系学生。电影学院是很小的学校，在新街口豁口外的小西天，永乐皇帝重建北京城的时代，这里是佛教圣地。洪平的父亲是著名导演洪吴天，洪平演算子承父业。洪平在学校主楼占一间办公室，为我们俩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小窝，艺术的课堂。楼下是贴了封条的图书馆，我们可以随意索取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名著，又有取之不尽的赛璐璐唱片，莫扎特、贝多芬、萧邦和柴可夫斯基。这些“封资修”“大洋古”的毒草，绝对禁止的艺术品，对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青青温馨的港湾，她和吕其颖三天两头呆在这里，我们读书，听音乐，用电炉子烧饭，到太平湖游泳。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雕塑家用全部技艺和无尽的爱完成一个女孩雕像，随后他爱上自己的作品。万神之神宙斯有感于雕塑家的真情，将雕像变成活人。这个浪漫故事告诉我如何面对涉世未深的女孩，像希腊神话一样创造我心中的爱。我教青青欣赏古典音乐，第一次，我给她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通俗易懂，是最好的启蒙教材。两大张密纹唱片，将近一个小时，青青静静地听完，说：
“终于完了。”
此时的青青蒙昧无知，情窦初开。若干年以后，青青成了加拿大公民，在温哥华，她有许多音乐家朋友。她成立的一个帮助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孩子的助学基金会，其中许多赞助人是音乐家。初恋确实影响了青青的一生，她学会了很多东西，对文学、戏剧、音乐的鉴赏，她的艺术趣味，她的生活趣味，以及对烹饪的爱好。
无论是书籍还是唱片，我们用过之后送回图书馆。尽管图书馆的大门锁了，我们是从窗户爬进爬出的。最后一次偷出一部线装《金瓶梅》，看完后一把火烧掉了。当时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发现我们在图书馆的勾当，对门窗做了一番加固，《金瓶梅》送不回去了。
青青家在东城交道口香饵胡同，一个诱惑人的胡同名，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哥哥。她的父亲在哪里？竺西告诉我，她父亲是在押政治犯，罪名是“美国特务”。对于这个严重而又敏感的问题，我没有问过她，不愿意开口，怕伤她的自尊心。在我和青青相识五年到了谈婚论嫁之时，母亲为了儿子的政治前途，表示坚决反对。其实，青青的父亲曾是一名战士，他是中国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中的一员，二战时期，他数十次飞行昆明至加尔各答的“驼峰航线”。在他刑满释放之后，他向我描述第一次飞越横断山脉几乎坠机的惊险，以及从空中看到金沙江、怒江、澜苍江，美丽的洱海和大理三塔。二战结束，他是“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1949年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投入共产党怀抱。1958年他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女人。后来，这个女人作为“美国特务”在广州被捕，青青的父亲以同案犯入狱，判刑15年。 青青的母亲是东四医院的护士，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此时我己深陷情网，到了痴迷的地步，却不能对青青作任何表白。青青呢，她聪明地拉吕其颖做伴儿，装作什么都不明白。有一次，洪平问青青“人生最幸福的时刻”，青青回答：
“和我的白马王子在教堂结婚。”
在“文革”的严酷年代，她说出这样的话。
三十三 “蒯司令”
1968年8月，我和青青约几个同伴到云水洞玩，回来在前门棋盘街遇到阿黄说，“时作隆受重伤”！原来时作隆参加清华园武斗，攻打东区浴室。他攀登云梯到屋顶，被对方长矛刺中，仰面跌下，胸椎折断。我赶到积水潭医院，运动队来了许多人，又有“井冈山兵团”众头头，包括“蒯司令”。
我和蒯大富打过几次交道。
蒯大富是工程化学系学生，出生于1945年，与我同年。他是江苏盐城人，而我的出生地是相邻的淮阴。蒯大富体态健壮，戴眼镜，大脑壳，目光狡黠，能言善辩。在文革初期，王光美的“工作组”将蒯大富作为“反动学生”批判并关押，使他陡然成为学生领袖，造反先锋。
我和蒯大富的第一次交道是1967年夏天，我的朋友李磊落在四川被人开枪打死，我在“一教”布置了一个很大的灵堂。李磊落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他的死在清华园引起震动，运动初期，打死学生领袖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李磊落也是运动队的，打乒乓球，乒乓球队与足球队合为一个共青团支部。
灵堂布置好，蒯大富来了，带几个随从，威风凛凛。灵堂进门的地方是死者的血衣，放在玻璃橱里。正面墙上是死者画像，有横幅“红卫兵战士李磊落永垂不朽”。 三面墙上插满“井冈山兵团”战旗，每面旗子的矛尖扎一条黑纱。橱柜里展示死者的遗物、文章、手迹。灵堂布置得庄严而有气势，突出了“井冈山兵团”的背景， 蒯大富十分称赞。
第二次，“总部委员”张云辉找我，要我立即去工字厅见蒯大富。
张云辉动力系，外号“小黑”，足球队队员。“小黑”英俊潇洒，除了“总部委员”的身份，女友刘铭茹是“文艺社团”舞蹈队头号演员，堪称校花，而舞蹈队的队长即胡锦涛先生。在1967年，刘铭茹主演的歌舞剧《井冈山之歌》是清华园唯一的文艺生活，刘铭茹灿若桃花，风光无限。“小黑”的哥哥张云彰是中央芭蕾舞团首席小提琴手,张云辉领我到他家，张云彰有数不清的古典音乐唱片，“小黑”给我放老柴的《一八一二序曲》。在那个时候，“样板团”首席小提琴手何等威风！张云彰的琴为意大利名琴斯特拉蒂瓦里，来自对一位音乐家的抄家，据说中央文革小组参与此事。这个故事被我写成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
我随“小黑”到工字厅，那里是井冈山兵团总部。老蒯出来，原来，他要我给《井冈山报》写一篇紧急社论，倚马而待。老蒯口述社论内容，我回到宿舍赶紧写出来交给“小黑”，写的什么东西，今天记不得了，总之是形势分析之类。
第三次，即在积水潭医院，与老蒯不期而遇。时作隆是我的室友，足球队的正印前锋。他虽是老蒯一派，并不是武斗队的成员。这天回校办事，赶上“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众人起哄把他推上战场，瞬间摔成重伤。这期间老蒯多次到医院探视，送来水果之类。在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园之时，老蒯送给时作隆一根火柴，那是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用的火柴盒中的一根。老蒯毕业的时候，大家到东四恩成居酒家吃分手饭。席间他对我说：
“小胡，你将来一定要写一部歌颂红卫兵的小说！”
从1968年至1970年2月，一年半时间，我一直参与对时作隆的护理，在积水潭医院八个月，回到清华又近一年。时作隆胸椎第四节折断，高位截瘫。几十位同学参与护理工作，并在他以后十余年的生命中，每年给他汇款。
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不久，他在当地被捕。几年后文革结束，公审江青，蒯大富作为证人出现在电视直播中。又过了十年，我在辽宁鞍山一家国有大企业任宣传部长，老蒯突然来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蒯在狱中15年，仍是那样的自信、敏捷、率性，仍是谈锋犀利，口若悬河。在格尔木监狱，他和几个学生领袖 ——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同样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关进一座小院，得到优待。他们可以看书报，看电视，打乒乓球，伙食也不错。如今在北京，海淀区区长支持他成立“大富公司”，他要投入商海大干一番。老蒯当年要我写“红卫兵”，于是我送他一本《阿玛蒂的故事》，“蒯司令”作为反面人物在书中出现。此前我听说老蒯的婚事：有一个云南女孩，北大毕业，比老蒯小17岁，千里迢迢到宁夏找老蒯。老蒯喜不自胜地说：
“还没有结婚呢！”
同老蒯聊天，感觉他多年与世隔绝，对世事的看法停留在学生时代，单纯而可爱。除了幼稚，还有他的自恋情结，对于学生时代的怀念和珍爱。许多“红卫兵”时代风光一时的人物都有这种自恋情结。老蒯说，虽然“红卫兵”领袖都是中央文革的牵线木偶，那种感觉还是奇妙而难以名状。
“大富公司”的梦想破灭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令将老蒯撵出北京。无奈之下，老蒯应山东篷莱一家农民企业之邀，到那里任总工程师。1990年，我在中国三冶公司当总工程师，到烟台黄海钢厂工地处理技术问题。蓬莱为烟台属地，以海市蜃楼闻名。我给老蒯打一个电话，欲往蓬莱拜访。我的车开到老蒯的村子，天已黑，好一番周折找到他家。这一天，他的太太罗晓波回南方老家，遗憾没有见到这位小嫂子。老蒯在他的“乡间别墅”下厨为我做几样海鲜，把酒临风，畅叙情怀。 这一年胶东一带汽车走私猖獗，家家户户院子里停满韩国汽车。老蒯说道：
“这种事我不会干的，当局也不会坐视不管！”
蓬莱只有“海市蜃楼”，不久，老蒯离开蓬莱到深圳去了。
三十四 “梁效”写作班子
1968年7月27日，北京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包围两派总部和所有武斗据点。 第二天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说，“现在是轮到你们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至此，“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全国所有高等学校由“工宣队”接管。清华“工宣队”负责人为迟群、谢敬宜，来自8341部队。
工宣队进校的第一年，我以护理时作隆为借口，躲避了许多政治活动。当时所谓“斗 批改”，目标是各系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生们批判、斗争、政治学习从早到晚，有时半夜起来聆听“最新最高指示”。我和几个的同学把时作隆弄到二号楼一个大房间，这里便于轮椅出入。时作隆是意志坚强的青年，对政治局势有独特见解，并用乐观精神面对护理他的同学。土木建筑系对梁思成、吴良墉、莫宗江等老教授的批斗会，我一场也没有参加；工宣队要求每个学生背颂“老三篇”，我一篇也不会背。和青青见面的机会少了，在电影学院当“逍遥派”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有一天青青到清华找我，说，女附中组织去云南插队，她想去。云南？那不是天边吗？那不是蛮夷之地吗？不去不去！
到了1969年夏天，我借口护理时作隆躲避班级政治活动已不可能，因为两个年级的学生统统到门头沟清水涧工地劳动。母亲在信中说，她也在乡下劳动，在盘山县修水利工程，辽宁省直属系统的干部下去几万人。胡小米下乡插队到西丰县，胡小林下乡插队到清源县，胡小妹由邻居代为照看。母亲得了黄疸性肝炎，体重只70斤，在工地烧饭。沈阳三派的斗争总算平息，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万干部将被撵到边远地区。父亲1967年从“牛棚”到古冶区劳动，一直呆在那里。
在清水涧工地，我给青青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爱意。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回信，就像等待法厅的生死判决。不久，青青回信了，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坐在工地食堂看完信，颓然仰在椅子上，额上冒出汗珠。同班绍刚是知道我爱情秘密的人，后来他对我说：
“你脸白得像死人一样！”
我又写了很多信，却是再无回音。我几乎崩溃，痛不欲生，只有绍刚安慰我。年轻人精神分裂，百分之一百源于失恋，我也走到危险的边缘。
1969年9月，我被选进“清华大学写作组”，也就是显赫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土建系推荐了两位学生，我和吴硕贤。吴硕贤比我低一班，他是1965年福建省“高考状元”，入学时候受到蒋南翔校长接见的，长了一双聪明而又闪亮的小眼睛。
写作组初建，只十几个人，地点选在航空系馆，一幢老式二层楼，大家工作住宿都在这里。写作班子负责人来自工宣队，而迟群、谢敬宜亲自抓。迟群30多岁，穿军装，此前是8341部队宣传科长，出任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派头超过两年前的“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敬宜是不到30岁的年轻女人，也穿军装，也来自“御林军”，行为举止模仿江青，扭捏作态。她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总是侧过身子，从不正面面对台下，以示与众不同。这两个政治新星经常到航空系馆，一坐就是半天，和我们讨论选题，讨论提纲，讨论初稿，认真而装腔作势。他们俩看样子高中文化水准，但是毛主席说了，“文盲也可以当皇上”。中共“九大”刚刚开过，迟群指示，集中火力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痛打落水狗。
写作组出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说来也巧，分配给我的第一个选题就是“周扬”。一个月以后，我和吴硕贤成为写作组最主要的“笔杆子”。
三十五 毕业
1969年12月，工宣队宣布，在校的最后两届学生将于1970年3月毕业。在全国众多高等学校中，只有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学生提前毕业，算是享受了特殊待遇。一天，雪后天晴，几个同学即兴赋诗，我和吴硕贤取《贺新郎》词牌，我的一首是这样的：
霞染一天晓。乍推门、燕山已白，蛇飞龙蹈。却为多情壮行色，送我风容雪貌。漫天里，松林惊啸。素练红缨初晴日，叹江山真个逞奇妙！竟与我，暗争俏。 群芳最喜阳光照。看同学、双目清炯，风华正茂。天下才情知多少？八斗与汝分了。儿女意，此时休道！回首鹏飞九万里，待关河迢递传捷报。更举酒，仰天笑。
这首青春之作描写一个单纯而又充满激情、向往未来、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在60 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有数百万大学生，他们是中国引进西方高等教育制度以来最为幼稚无知的一群，他们陶醉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激情之中，沐浴在宗教式的个人迷信之中，对社会的破坏力是空前的。当然，这一代大学生经历了政治的炼狱，变得成熟。他们被称为“老五届”。在他们身后，中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停滞了12年。在邓小平改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改革开放之后，“老五届”发挥出巨大能量，成为民族中兴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至今，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仍由 “老五届”担当。
建零班34 人，5人留校，其它人分配至全国各地。我虽在写作组受宠，并不能留校，这是理所当然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唱词云：“他出身雇农品质好”，“品质” 是由家庭出身决定的。我被分配到辽宁省鞍山市，鞍钢建设公司。那里是百万人口城市，那里是超大型企业，比起分配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待遇不错了。
就在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航空系馆的时候，青青的同学张竹萍打来电话，约我到她家，青青要见我。突然的消息叫我不知所措，惊颤不已。这是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吗？还是她要礼貌地同我道别？也许她要下乡去，她们班第一批下乡的同学已经到云南，她的前途扑朔迷离。一个星期之前，我曾找过张竹萍，同她谈了一次话。这姑娘锦心绣口，特别喜欢我的诗词，她会背诵我写的十几首诗词。她并不是从我这里得到这些诗词的，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我的诗词在北京十几所中学流传，从海淀区流传到东城区。我告诉张竹萍我将毕业离京，我真的很爱青青，即使不在北京，如果青青召唤，我会立刻来到她身旁。张竹萍说出一件令我十分吃惊的事情：有一个男人叫冯明禁，中国广播乐团首席小提琴手，40余岁，未婚。他是青青的邻居，特别喜欢青青，总是缠着她。又是一位首席小提琴！这个冯先生乃民国大总统冯国章的孙子，皇亲贵胄！冯明禁与寡母生活在一座大院落里，而他们的院子挤进十几户人家。冯明禁有一把“阿玛蒂”，多次为青青演奏。我的这位情敌，风度翩翩的音乐家，挂着“王孙”的名号，手持意大利名琴“阿玛蒂”，那是一把多么好的琴啊！
我忐忑不安，如约到张竹萍家，她家在香饵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自从青春拒绝我，半年没有见她了。这时候青青17岁了，娇艳欲滴，坐在我面前一言不发。她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她想说什么？张竹萍妈妈为我们做了饭，吃饭的时候，只有张竹萍和我说话，青青，你变成哑巴啦？
吃过饭，张竹萍把我们送出门。晚上九点多钟，街上人很少。前一天下了大雪，空气清新。我们漫无目的地走，青青仍是不说话。后来，她终于扑到我的怀里说道：
“我不会遇到比你对我更好的人！”
以后的几天，青青每天到清华来。留在北京的时间只有几天，我不能去她家，她不敢告诉妈妈。多么美好的冬天！相恋的人一分钟也不愿分离。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可去，70年代的北京没有一家咖啡馆，更不要说歌厅舞厅迪厅。一天晚上，又是雪后（一个多雪的冬天），我们在城里走，东四，西四，西单，东单，在寒冷中依偎着，路上静悄悄，只有天安门的灯光略显明亮。我们沿着内环走到天亮。
土建系、水利系、机械系分配到鞍钢建设公司的同学共16 人，我没有和大家一起出发，推迟了两天。我带青青到沙滩椅子胡同时作隆家，向他告别。小时因伤不能毕业，没有生活来源。体育代表队24名同学愿意为小时寄生活费，我们排一张表，每个月有两名同学各汇款20元，小时每个月得到40元（同学们坚持了十年，直到他去世）。我带青青到北京站送别先行的同学，在月台上，漂亮的青青让同学们看呆了。
三十六 《梨花恨事》
离开北京，我到唐山看望父亲——四年没有和父亲见面了。父亲在唐山郊区一个叫古冶的地方，仍是被监督劳动。
两年前，父亲的劳动是拉粪车和掏大粪。一次,父亲拉一辆两千斤重的粪车，上坡时跌倒，致使胃大出血，险些丧命。还有一次，父亲晚上坐在床上抽烟，不慎失火。那是一个大屋子，住几十个“牛鬼蛇神”。众人扑灭火，可是父亲的被褥烧掉了，正值隆冬，没有被褥怎么办？父亲写信叫三姑姑从北京寄去一套被褥。
父亲见到儿子很高兴，他说：
“我写了一样东西，由你替我保存。”
父亲叫我去小街上买一个小本子。劳改队的住处是一个封闭的院落，父亲叫我站在门口望风，怕有人来。父亲趴在小炕桌上写下《梨花恨事》。
《梨花恨事》是由五个词牌组成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总378行，故事讲的是一个戏曲女演员（梨花）的一生。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过程，父亲在《〈梨花恨事〉后记》中写道：
“《梨花恨事》的写成，倒也有一些戏剧性。先是有这么一个意思，想尝试一下；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初，因自己是被指定的‘牛鬼蛇神’，这就除了挨整，另无所事。我就利用晚上，上床以前的一点时间，开始写《梨花恨 事》。所谓写，其实是脑子里默念。那时，你居然还敢白纸上写下黑字，其后果必定是严重的。半年之后，我所顾虑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些年轻人，气势汹汹地勒令我，只要有我的字迹的，包括友名通讯录在内，都要让他们抄走，要我做到一字不留。我只有从命，别无选择。欣喜我的《梨花恨事》是藏在肚子里的，可以与我共存亡，谁也休想抢去。到了1970年，我的长子小胡，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路经唐山，前来看我。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梨花恨事》从肚子里掏出来，一字字一句句写在白纸上，最后让他带走，为我保存起来。”
文革初期抄家，唐山市文化局的几个年轻人抄走父亲所有文稿、书信，其中文稿约100万字，包括长篇小说《思想列传》的初稿、定稿，长篇小说《上海滩》的第一、第二部。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默念的方式坚持创作，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这是何等严酷的环境啊！这又是何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为了不把这长诗忘记，父亲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把全诗默诵一遍。他知道长诗是不能发表的，也许在他生前不能发表。
《梨花恨事》可以说是“长诗”，也可以说是“组词”，它是由“减字木兰花”、“浣溪纱”、“采桑子”、“鹧鸪天”、“虞美人”等五个词牌组成，描写女演员梨花从学艺到成名到她的三次恋情和最后沦落的悲惨遭遇。
《梨花恨事》的第一个特点，是独创了组词的格式，同时又发挥了中国诗歌凝练、简约、严整、明亮的传统。
中国的叙事诗，在唐以前，多为五言诗，受民间文学影响较多。至唐白居易写出《琵琶行》、《长恨歌》，成为成熟的文人诗，树立了汉文学叙事诗的最高典范。《梨花恨事》，一改白诗七言古诗格式，独创组词格式，使长诗活泼多变，音韵铿锵，如泣如诉，面貌一新。
汉文学的叙事诗历来有凝练、简约、严整、明亮的传统，《梨花恨事》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梨花恨事》的五个词牌皆为小令，以“减字木兰花”为情节线，其它几个词牌不交代情节，只是阶段情景和主人公心理的渲染。经过作者的精心编织，凝练、严整的长诗展现在读者面前，表现出纯正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些词是整体的一部分，单独拿出又是一首完整的词。比如一首《鹧鸪天》：
六曲栏杆谁与凭？相思滋味最关情。一声低唤楼头月，两手轻扶水面星。 如梦里，却分明。庭芜湿漉雨初晴。酸眸子对梨花落，怎不叫人泪暗零！
这里写的是一个失恋的女孩，独自在一处江南园林中徘徊，春月挂在楼头，梨花刚刚开过，水面星光点点，女孩在这里恰是完成一曲《春江花月夜》的独舞。
《梨花恨事》的第二个特点，即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中写梨花的成长，往往一句诗写出她成长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一幅画。比如写梨花13岁：“一枝偷绽，转过回栏金玉槛”；比如写梨花初上舞台的艳丽风姿：“才上红毡，晓日风迎江上帆”；比如写梨花18岁长大了：“细雨蒙蒙，万倾荷香无点尘”，“月暗银河，天上亮星只一颗”，“无限从容，芍药花开彻底红”。这些描写，联想到作者擅长的水墨画，有浓墨重彩，有烟雨蒙蒙，使读者浮想连翩。写梨花的第一次失恋的心情是一首《鹧鸪天》：
一掬红英随手捻，春余多少怎能掂？凄离惨别生生受，旧恨新愁细细添。 流水岸，小桥边，江南虽好雨绵绵。奈何燕子飞来去，舔破夕阳半梭烟。
梨花是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女演员，这里写出了如画的场景和如泣如诉的心态，用了几个传神的动词，“捻”，“掂”，“舔”，使女主人公变成从画中走下美女！
《梨花恨事》的第三个特点，是把性格描写和情节描写融于诗词之中，即把“小说手法”运用到诗词中，这是没有人尝试过的。
《梨花恨事》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没有停留在感悟性的喜怒哀乐上，没有停留在传统诗词的“愁”字上，而是深入到复杂多样的层面中。比如写梨花15岁：“学解风情，未解风情更动人。”这是极精彩的心理描写，使女主人公的美艳和纯情跃然纸上。又比如写梨花长到16岁：“青衣花旦，佳丽还须妹丽扮。扮作风流，演到羞时真个羞。”读者看到这里，自然会拍案叫绝了。“真个羞”是一句口语，少女的仪容情态活脱而出！诗人在这里把人物情感的真实描摩、心理的嬗递变化融合为一体。写到梨娘嫁到豪门作小，后因色衰被出，流落街头：“寒鸦数点寒枝暮，隐隐梨园鼓。见人不肯道真名，为怕觉来原是那红伶！”用梨园鼓来敲击主人公的心，用当年的“红伶”来对比如今的天涯沦落人。在爱情描写中，“小说手法”时时 表现出来。比如她第一次失恋：“心有余恨，人带辛酸行步穏。艺带辛酸，撩拨人心邀彩声。”“行步穏”，这是伤心的神态，惟妙惟肖。再比如写梨花第三次恋爱，一首《减字木兰花》：
眉间唇侧，学戏女儿奁开合。小别三夕，慌将闲风当信息。 等人不到，险与刘郎成计较。打断飞丝，情在无端别扭时。
这首词写恋人的约会，梨花独坐闺房，“奁开合”，即不停地打开关上梳妆匣，不停地修饰打扮；“慌将闲风当信息”，她的心情好不急切，好不紧张！情人(刘郎)来了，她反而要耍脾气，使小性子。“情在无端别扭时”，无缘无故闹别扭，反而衬托出真情。情节、性格、心理在呈现，在波动，在发展，这是小说手法与诗歌合而为一的独特之作。
《梨花恨事》代表了作者的追求、感奋、失望和痛苦。“梨花一枝春带雨”，这是催花的雨，也是作者的泪。从某种意义上说，《梨花恨事》是那个时代的“血泪篇”。
三十七 李家营子
1970年3月，我到鞍钢建设公司报到，开始新的生活。清华16位同学，大部分分配到土建二公司的工人班组。我到木工班，参加齐大山矿选矿工程施工。我在工地呆了一个星期，干了三天活儿，下了三天雨，公司“政工组”便调我到机关。原来他们在档案中看到我“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履历。很快，我成为二公司的“笔杆子”。总公司的“革委会”主任是“军代表”，人称“周副师长”，他第39野战军115师的副师长，他和我谈话，想把我调到部队去。这事情当然是不可能的。
1971年，我上班后第一个春节，全家要到母亲远在沙漠里的新家团聚。
母亲插队在昭乌达盟敖汉旗，这里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文革发生“内人党”事件（即宣布“内蒙人民革命党”为反动组织）后，这里被分而治之，将东部三盟划归东三省，辽宁省分得昭乌达盟。1969年，数万省直属机关干部被遣送到这里。
从地图上看，鞍山距离敖汉旗不过六七百公里，可是“回家”的路足足走了四天！第一天，我从鞍山出发，乘火车到沈阳与弟弟会合，转乘另一班火车，第二天凌晨到朝阳。这时是春运高峰，买不到当天的长途汽车票，只好在朝阳住一晚。第三天一早上了长途汽车，是解放牌敞蓬卡车。卡车在冰天雪地中开了四小时，零下二十几度，寒风刺骨，我和弟弟几乎冻僵。这才到县城敖汉旗。又住一晚，第四天，再乘长途汽车，仍是敞蓬卡车，仍是四个小时。这样，总算到了公社（即今天的乡镇），名叫荷叶乌苏，是蒙古语吧。下车后我们冻得说不出话。可是李家营子在哪里？ 一打听还有50华里，穿过沙漠，沿着骆驼的足迹走。这里是科尔沁沙漠边缘地带，偶尔见到几丛一尺多高的灌木，再就是无尽的黄沙。“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天黑时分，我和弟弟终于到家。
母亲的家建在村子外面，沙丘背面孤零零一座土坯房，只一间半：外面半间是灶房， 里面一间是一铺炕。这房子是生产队特别为插队干部修建的，而李家营子的插队干部只母亲一户，娘儿俩，一个53岁，一个14岁。这里是敖汉旗最为边远之地，村子北头有一条河，名叫老哈河（河的名字有大漠荒原的气概），过了河便是哲里木盟。
老哈河在这里转弯，形成一小片绿洲，养育几百户人家。这里与世隔绝，老百姓没有见过火车、汽车、摩托车。这里没有电，更没有自来水。做饭烧炕，唯一的燃料是牛粪。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推独轮车到老哈河上游的草甸子拾粪，以备过年之需。站在草甸子上，我想，这里的夏天会是不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是现在，寒风刺骨，黄沙漫天。
母亲和妹妹到这里一年多，度过艰难时日。下乡之初，母亲因肝炎卧炕不起，家务事由妹妹料理。她们是村子里唯一吃商品粮的人家，要去公社买粮，主要是玉米面、高粱米，很少一点大米，每月每人三两豆油。于是14岁的胡爱农到生产队赶一条毛驴，走50里沙窝子路到荷叶乌苏镇，住插队干部家。第二天，胡爱农把一百多斤粮食驮上毛驴，赶回李家营子。谁知走到半途，粮食口袋从毛驴背上颠落，胡爱农束手无策。她只能站在沙堆上，等待骆驼队走过这里，请赶脚的大叔帮助。正值隆冬，北风呼啸，胡爱农在沙窝子里等了四个小时，等来一只骆驼队，小姑娘几乎冻僵。回到李家营子已是半夜时分，母亲硬挣起身，等候在村口。
看到这个家我的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一个不讲人性，丧失人性的时代。负责遣送插队干部的造反派，王八蛋，为什么把母亲放到最远的地方？敖汉旗的插队干部数百人，荷叶乌苏也有几十人，大多数年轻力壮，却把孤儿寡母赶到李家营子！原因很简单，母亲是右派。这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
母亲14级干部工资，138元，在李家营子，简直是天文数字。当地农民看不到钱，在鞍山，一斤羊肉三角八分，而在荷叶乌苏，一斤羊肉只九分钱。自从母亲为一个衣不蔽体的村民扯布做一件棉衣，母亲的家便成为全村的救济总站，贫困的村民三天两头找上门，要这要那。母亲为村民花了不少钱。
在身体稍稍好转之后，母亲便参加生产队的工作，她有新四军时期学会的与老百姓相处的能力，很快得到村民的认同。她在村子里办扫盲班，晚上在昏暗煤油灯下给村民上课。石门子水库工程是敖汉旗最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冬天，旗革命委员会向每个村子摊派劳动力，组织人海战术。母亲参与动员村民的工作，并把胡爱农送往工地。我和胡小米、胡小林回家过年，小妹妹却在石门子抬土筐！不久传来消息，工地放炮炸死了人。
母亲老了，头上多了白发，眼角下垂，双颊凹陷，形销骨立。母亲就是母亲，从不见她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她一直在读《鲁迅全集》，并在日记中写读后感言。她写东西在清晨，她有时读着书笑出声来。她最称赞鲁迅的深刻，对国民性的批判毫不留情。
三十八 陇西行
在我到鞍山不久，也就是1970年5月，青青离开北京到甘肃去了。青青的母亲是北京东四医院的老护士，这一年，整个医院迁移至甘肃，分散在陇西、定西几个县。青青本来想随师大女附中到云南插队，被我阻止了。陇西亦是那样遥远，著名古战场，中国西部的边关，唐诗中多有提及。
我从鞍山返回北京，为青青送行。这一回，我进了青青家门，见到青青妈妈。她的家在交道口香饵胡同，一户两进的四合院。房子是青青父亲在50年代初买的，作为“中华航空”驾驶员，手中有一些钱。青青的哥哥叫田千里，与我同年。他说，在 40年代，单走私黄金一项，驾驶员便可腰缠万贯。文革时青青家的院子挤进好几户人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青青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已有12年，18岁的青青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青青妈妈是慈祥的四川女人，她在我面前反复说着一件事：青青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一次带青青到王府井买鞋，可是钱不够，要回家取，青青妈妈叫青青坐在鞋店里。两个小时后回来，五岁的青青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青青妈妈拿出一本旧杂志，1959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封面是青青的特写照，一个北海幼儿园的孩子。这张照片是青青儿时的骄傲。
我和青青的事情此后却发生波折。青青到陇西，在县化肥厂当化验工，我们只有通过书信传情，从东北到西北。但是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在信中对青青说，母亲反对我们的婚事。我的本意是想对青青表明我对她的爱，即使母亲不赞成，我也不会改变。谁知惹恼了她。
1971年秋天，父亲来信说他已解除“劳动改造”，并补发了五年来扣发的全部工资，住到唐山干校，叫我去看他。我先到北京看时作隆，却听到一件惊人的消息。
小时的家在北京沙滩椅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小时虽是卧床的残疾人，却是“小道消 息”最多。第一，体育代表队很多同学去探望他，从全国各地带来消息，当然，北京的消息最多；第二，他专心听美国之音和BBC广播，这是他最大的消遣。在 “913”事件发生后三四天，外台即播出坠机消息，到了国庆节，确定为“林副统帅”出事了。小时是聪明人，他得出结论：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总结，出自残疾青年之口。
父亲的干校在古冶，距唐山几十公里。干校分配给他一间土坯房，工资恢复到文艺七级的145元，也算不错。干校在农村，周围是一派丰收景象。这里有很多池塘，是采煤后地面塌陷形成的，池水青青，白云悠悠。
我把林彪事件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说起京戏《打金枝》的故事：宰相郭子仪的儿子娶公主为妻，不想小俩口闹别扭，动手打了“金枝玉叶”，闯下大祸。正当郭子仪惶恐不安之时，皇上出来说话，“不痴不聋，不做阿婆阿公！”郭子仪是中兴名将，功高震主。郭子仪做官小心谨慎，他在长安的宰相府，白天几重大门打开，他做什么事情，路人皆可望见。史书上说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显然，郭子仪能做的事情，林彪做不到。
没有想到“林彪事件”的消息引来父亲如此这般的议论。
父亲说到天津去玩一玩，我和分配在天津的戚荣林联系，戚荣林是建零班班长，我的好友。于是由他接待我们，在天津玩了两天。我把青青的事情告诉父亲，父亲说：
“你要喜欢青青，就到陇西去吧。”
1972年春节，我踏上去陇西的路，修复我和青青的关系。我在诗中写道：“燕北征人欲起程，陇西清泪滴无声”，“飞来十万苍山影，疑是昨宵梦里行”。
田千里在陇西车站迎接我。这里是兰州西面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兰新铁路，就是荒凉的戈壁滩。青青家的小镇叫文峰镇，在铁路线上，距县城30里。化肥厂是新建的，当时每个县办一家小化肥厂，能到这样的国有企业上班不错了。
青青的妈妈热心招待我，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过年嘛。可是青青说，妈妈打算把她嫁给一个上海小伙子。在文峰镇的医院里，有一些上海来的医生，他是同事的孩子，在军工企业开卡车。青青说小伙子嘴很甜，会讨妈妈的欢心。
“他长得什么样？”我问道。
“比你好看。”青青回答。
“看来他有希望。”
“我不会嫁给他的——难道在陇西呆一辈子吗？”
从1970年至1977年，青青在陇西生活了七年，她一辈子也没有忘记陇西。她在80年代初嫁到加拿大，变成该国移民。2003年，她在温哥华建立了一家援助中国西部贫困女孩的基金会，帮助陇西、定西一带200多名农村女孩上大学。 她以为在中国西部的贫困地区，女孩子比男孩子更难上学，为此，她十几次重返陇西。
我的第一次陇西行得到青青的谅解。这一年的秋天，我第二次赴陇西，算是趁热打铁的求婚之旅。我的青青——我小鸽子，关山阻隔，世事艰辛，这些不能把我们分离，我愿意一生一世陪伴你！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国家也会好起来的，我们也会有美好的前途！青青答应第二年到鞍山，我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三十九 别离难
1973年春天，青青从陇西到北京。凤凰飞来，我到北京，把她接到鞍山。这里是她将来要生活的城市，东北的工业重镇，祖国的钢都。这里有广袤的黑土地和美丽的千朵莲花山。这里是排名全国第19位的百万人口城市。
青青在鞍山度过愉快的一周，我们回到清华园最后的那些日子，那样的幸福甜蜜，对未来满怀憧憬。我的清华同学们热情接待这位小妹妹。只有和我要好的一位工人师傅说道：
“她叫田青青？这个名字犯忌呀！你想想，田地总是绿的，永远结不出果儿呀！”
我在三冶二公司政工组做干事，二公司的党委书记姚德元对我很器重，因此我带青青到姚书记家拜访，为什么去姚书记家呢？容我后面叙述。
一周的时间很快，离别就要来临。没有见过海的青青要我送她到大连，我们将在那里告别。但是早春的大连天气糟糕，风狂雨骤，我们在海边冻得瑟瑟发抖。这似乎是不祥之兆。我送青青到码头，青青哭了。我只有买一张票和她一起登船。
“青青，我送你到天津，带你去看父亲好吗？”
青青点点头。早晨，船到塘沽，我们转乘火车到古冶干校，推开父亲的土坯房门。父亲吃了一惊：儿子也没告知，就把女孩子带回来了。我也吃了一惊：父亲这里还有一个女人！
父亲说道：
“这是你张姨——我们结婚了。”
儿子带女朋友回来，父亲当然高兴。这一年父亲61岁，新来的张姨49岁。张姨是上海人，和父亲说上海话。我小时候先说山东话，后说上海话，最后是北京话。父亲感慨地说：
“终于有机会说上海话了。”
从1950年进北京，二十几年，父亲生活在北方，没有多少说上海话的机会。“二流堂”有几个上海人，小丁、浅予、戴浩、龚之芳，那些人早已烟消云散。
张姨是上海人，祖籍宁波。我们余姚老家也算宁波地区。张姨把父亲的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上次来，把父亲的被褥通通拆洗一遍，这一回不用我了。张姨又会烧上海菜，看起来是有见识的大家女人，一双大眼睛很慈祥。父亲得意地说：
“张姨对我照顾极好。”
在古冶住了一天，又到分手时候。我们到火车站，给青青买一张到北京的票，我买一张往东北的票。可是青青又哭了，哭得更厉害。“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还要送吗？我利用周日到大连，没有向公司请假。我的公司是全市先进单位，劳动模范、标杆工程队、先进党支部层出不穷，一刻也离不开我这个“笔杆子”。
青青满脸泪花，噘着嘴：
“不嘛！不嘛！我要你跟我走！”
没辙，我和青青商量，陪她到天津玩一天——她本来要在天津看望一个表姐。
在天津玩了一天，没有见到青青的表姐。晚上，我们在火车站坐一坐，在海河边走一走，这样厮守到天亮，送她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则返回鞍山。
青青甜蜜的东北行结束了，就像我的两次甜蜜的陇西行一样。而在甜蜜之中埋藏下危机。
不久，青青的态度又生变化。原来，为了我们的事情，母亲给二公司党委书记姚德元写了一封信，希望通过组织的力量，劝阻我的婚事。在那个年代，组织的力量十分强大。至今组织的力量依然强大，却与当年有很大不同。姚书记把母亲的信交给我，并与我谈了话。青青到鞍山，我带她去见姚书记，姚书记是个开明人，他对我的婚事没有表态，叫我自己考虑。他殷切地说：
“我派你到施工一线当段长，一年解决入党问题。”
领导的关心使我得意忘形，从姚书记家回来，我把母亲的信拿出来给青青看了。青青一言不发，似乎感激我的坦诚。她回到陇西，我的“坦诚”成为婚姻失败的关键。
四十 敖汉旗
1972年初，也就是“林彪事件”发生半年后，母亲和小妹妹离开李家营子，搬到敖汉县城。
敖汉县城是个一两万人口的小镇，大部分土坯房，红砖和青砖是好房子，最高两层楼。地处沙漠的边缘，树木很少，整个城镇一片灰暗，了无生机。
母亲的家也是一栋土坯房，也是一间半，比李家营子的房子略大些。这里不烧牛粪烧煤，相邻的北票县出产品质极好的煤炭，黑亮的无烟煤。住在敖汉最大的好处是有肉吃，羊肉只一毛几分钱，随便吃。在鞍山，在辽宁其它地方，每个月发油票、肉票，每人只三两油三两肉。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是陈锡联上将，老百姓叫他“陈三两”。7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营养不良，一脸菜色。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每次回家，可以大量补充营养，容光焕发。春节以前，母亲买几十斤肉等我们回家。母亲还托人到北面的翁牛特旗买奶酪，当地叫“奶豆腐”，不脱脂的，油性越大越好。 每次从敖汉回鞍山，我带的也是肉和油。那年我当段长，一次工地午餐，我拿出一个大饭盒请客，二斤雪白的猪油，你一勺我一勺吃得好不开心。多年以后，还有人提起猪油的故事，成了美好的回忆。
母亲到县文化馆上班。文化馆六七个人，主要工作是组织“乌兰牧骑”在全旗的巡回演出。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是半专业的基层文娱单位，是县办小型文工团，文革期间名噪一时。演出的节目是完全政治化的，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之类，专业素质很差；演员走村串乡十分辛苦。
母亲还是做文化宣传工作，组织报告文学之类。我去过文化馆，那里有几百本书，借来读。在文革期间，书籍少得可怜。有一次，文化馆来了一个女孩儿，二十五六，摆出领导的派头，气指颐使。母亲只有点头称是。来人是新上任的旗“革委会”副主任，年轻的“造反派”，小学文化程度。文革时期打破一切常规，村支部书记可以当政治局委员，纺织女工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
胡爱农到鞋厂做工，算是有了工作。
插队干部中有一个做学问的人，写了一部书稿，《鲁迅评传》，拿来请母亲指教。这人叫彭定安，四十多岁，文质彬彬。他是江西鄱阳人，下乡前是《辽宁日报》的文艺编辑。他的哥哥叫彭涛，“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第一任化工部部长，四十几岁因癌症去世，是英年早逝的政治明星。母亲把《鲁迅评传》手稿给我看，确实写得不错，下了很大工夫。彭定安的家在母亲家后面一排土坯房，于是我到彭家坐坐，和彭叔成了文学的谈伴。我当时很想写东西，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材是鞍钢的建设。我把这些不成型的作品拿给彭叔看。当时唯一的文学期刊《萌芽》在上海。这个中国社会是数百年来最为封闭的社会，晚清时代还有半开放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是全面的对外开放，真正的百花齐放。我把短篇小说投给《萌芽》，《萌芽》退回了。《鸭绿江》复刊后，我用报告文学投稿，也退回了。彭叔说：
“你的文学底子好，总会成功的。”
从此，我的文学生涯一直在彭定安的注视之下。1979年，我发表了处女作《阿玛蒂的故事》，第二年，我以此作当选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而彭叔也是新当选的理事，我们同时走进作家的沙龙。以后，我每有新作，彭叔皆热情鼓励，为我的长篇小说《太阳雪》两次写评论。彭叔的《创作心理学》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彭叔缜密而深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80岁的2008年，他这样回答记者的采访：
“在我对当前文学的接受中，时不时会感叹：一面是中华大地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 历史进步、文化转换、人性进化；一面却是如此疏离的、冷漠的、浅薄的叙事！那些震颤灵魂的社会流动、人生浮沉，都付诸流水。对于文学来说，失去这样巨大丰富的叙事对象，等于失去生命。我们需要巴尔扎克所说的‘历史的书记’、托尔斯泰所说的‘写人民的历史’、鲁迅所说的反映‘中国的人生’的作家与作品。”
彭叔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1974年《鸭绿江》复刊后，组织全省创作，母亲代表敖汉旗到沈阳开会。母亲在沙窝子里五年后第一次回到省城，来到她创建的杂志社，见到当年的老同事。母亲住太原街东北旅社，我从鞍山到沈阳看母亲。和母亲一起来的有一位青年作者，名叫金河，敖汉本地人，比我大一岁。他说辽西话，还带一点儿蒙古腔，有几分滑稽。我和金河住一个房间。十几年后，我的这位朋友以短篇小说名扬海内，他当上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而我和彭定安先生同为副主席。
张敏玉像
四十一 张姨
张姨叫张敏玉，她是电影界的人，由戴浩介绍给父亲。戴浩叔叔是二流堂人物，50年代住北京东单栖凤楼，父亲带我到他家去过。他的女儿叫小毛头，是我育才学校的同学，长得特别好看，长大以后精神失常了。戴浩叔叔是老电影演员，爱说笑话，很风趣。打成右派仍是嘻嘻哈哈的，本性难移。他给父亲写信，叫父亲到北京去同张敏玉见面。早在20年前，父亲同张敏玉有一面之识，那时《人民画报》社组织周末舞会，张敏玉来跳舞，也是戴浩叔叔领来的。
张敏玉的父亲是上海滩上著名人物，名叫张石川。他与郑正秋同为中国电影第一代导 演，又是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张石川21岁导演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明星公司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最大的电影公司，张石川捧红了胡蝶、阮玲玉、周旋等明星，拍过《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等一百多部电影。张敏玉三岁上银幕，六七岁是电影舞台上的童星，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她。
张敏玉1924年生于上海，她的前夫叫吴绍澍，做过国民党的大官。吴绍澍曾经风光一时，抗战胜利后他是蒋介石派往上海的接收大员，后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副市长。他又是蒋经国嫡系，参加小蒋的“打虎行动”。1947年吴绍澍与张敏玉结婚，小蒋参加婚礼。1949年在上海起义，变成“起义投诚人员”。解放后他不再风光，只任交通部一个小小的“参事”，而张敏玉在文化部电影局电影资料馆工作。1957年，张敏玉划为右派，吴绍澍也划为右派，嗣后他们离异。
张敏玉与吴绍澍生有一女，名叫吴小羽，但是母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原因是文革初期吴小羽带红卫兵抄了母亲的家，并动手打了母亲。红卫兵在东四竹竿胡同的小院里挖地三尺，寻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材料。吴绍澍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张敏玉是“民革”成员，一家子国民党。红卫兵抄走张敏玉母亲和她自己的两大包首饰，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家当，再也没有找回。女儿打母亲这样的事情十分可怕，在那个年代，非人性的事情总会发生。张敏玉划的是“极右”，开除公职，在街道劳动，所幸没有离开北京。文革结束以后，母女修复了关系。
张姨和父亲结婚以后，一心一意服侍父亲。她不到50岁，身体很好。她在50年代初打排球，打北京女排，代表首都参加全国比赛。前几次我到干校，有一件事是为父亲拆洗被褥——那时候没有被套之类，被褥是用针线缝合的。张姨来了，不用我做了。经过几十年磨练，“大家闺秀”变成劳动能手。和父亲结婚以后，张姨专心研究烹调。她本不擅长此道，后来竟然成为此中高手，在父亲的朋友圈子里，在老 “二流堂”的饕餮之徒中，张姨的烹调技艺颇受称道。90年代她在一家生活杂志上开专栏，每次介绍一道菜。有一次，我到竹竿胡同看父亲，进门先问张姨，父亲笑着说：
“你张姨去买鲥鱼啦！”
70年代未的北京，菜市场里偶尔买到鲥鱼。张姨挎个菜篮子，为买鲥鱼跑遍北京城。今天，产于长江和富春江的鲥鱼已经绝迹。有些城市的高级餐馆里有“清蒸鲥鱼”这道菜，那些鲥鱼来自非洲，与中国产于长江和富春江的鲥鱼有天地之差，食客切勿上当。
张姨是热情开朗的性格，十分好客。在干校，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她喜欢帮助别人，以此为乐。
父亲赠张姨的诗，以三首七律最佳。第一首写的是秋天：
秋雨场场为转凉，懒撕日历到重阳。曲忘词句还记谱，诗赠离情急就章。宜我三朝留枕席，依他百嘱添衣裳。可怜今夜孤灯夜，风嗑谁家未扣窗？
当时张姨往来于唐山北京之间。张姨不在，父亲自有思念与别离之苦，这是诗人最喜吟咏之事。第二首是送别，情意更见深沉，词句更见精妙：
去时履印归时痕，亦送行人亦送春。杯浅不应寄语浅，更深无与离情深。风传散子岩生草，水涮平坡树曝根。但得山河存记忆，道旁杨柳某时辰。
颈联（第三联）的一副对子，父亲非常喜欢。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古冶的郊外散步，看到水溪旁的槐树，粗大的树根曝露着。父亲说，这是一句好诗。后来看到七律，恍然大悟。“风传散子岩生草”，即是多么艰难的环境，生命的种子还是会生根发芽；“水涮平坡树曝根”，用一句俗语说，便是“日久见真情”了。80年代父亲住到北京西城二里沟，他把这副对子写成行书挂在墙上。尾联中的“某时辰”也是妙语，是模糊化的现代艺术思维。
第三首是这样的：
清明雨后更清明，似觉春空任吐呑。堤上杨槐经年长，林中香菌脱宵成。闲抛岁月千行泪，收得心田一茬情。野草有名人不识，看人行事盱人行。
“一茬情”的“茬”字是北方乡村土语，这是作者找到情感和心灵归宿的一声叹息。
四十二 唐山大地震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晚期，经济困顿，民生凋蔽，我们的中央大国特立独行，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邓小平出山之后，“四人帮”仍旧横行，政治风向标变幻不定，“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臭老九”（当时知识分子的别称）喜欢“小道消息”，似乎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的前途，人生的希望。我的朋友丁正明毕业于清华工程物理系，他在葫芦岛核潜艇工厂。他的太太邱心伟，同我一起分配到鞍山。 丁正明往来于葫芦岛和鞍山之间，常去北京上海，他嘴里的“小道消息”特别多，有一半真实或接近真实。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健康上，风烛残年的周恩来已经不愿“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毛泽东依然要打倒邓小平。
丁正明上海人，戴高度近视眼镜，总是傲气地仰着头，鼻子里哼一声。他是游泳高 手，专项是长距离自由泳。学生时代，我们经常在一起，到音乐学院批“文艺黑线”，参加“414派”的活动等等。“414派”称为“老四”，我不是“老四”，但是倾向“老四”。丁正明比我高两个年级，先于我毕业。他分配到江西鄱阳湖的部队农场，我有诗赠他：
少年侠气凌云生，横行之时总相逢。感君为人最爽直，朋辈相倾心至诚。峥嵘岁月变 春秋，一任东南西北风。健笔纵横扫魑魅，文章掷地如有声。曾经拍案争持苦，惟见面赤毛发舞。岂怜阵下裂肝胆，不容眼中杂尘土。秋风木落雁南归，倏忽别去白云飞。无以送君握君手，依依别情九肠廻。君去风尘数千里，遥望南天心早摧。（《惜别小丁有怀》）
小丁最喜欢的女孩儿叫苏文漪，清华女生，美艳逼人。前面说到小黑的女朋友刘铭茹艳若桃花，能歌善舞，可是不如苏文漪。60年代清华在校生一万零二百人，一万零二百人都认为苏文漪是名符其实的校花。我在电影学院住了半年，表演系的女生 没有一个比苏文漪漂亮。小丁胆大妄为，给苏文漪写了无数封信，却没有得到一封回信。他后来找到水利系女生邱心伟，常州人，长得也不错，文艺社团女声小唱队的。邱心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出风头，武斗时是“414派”坚守科技馆的两个女生之一，抵挡了“井冈山兵团”多次猛攻。其实邱心伟是善良而温柔的女孩儿，有舍己为人的精神。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台，发生天安门“四五事件”，是群众自发的政治抗议。这同2009年伊朗大选后的街头政治抗议相似，伊朗的两派都是拥护最高精神领袖的。丁正明赶去天安门拍了一些照片。回到鞍山，我和小丁把胶卷冲出来，给同学和朋友看。在随后的“批邓”运动中，有人揭发此事，大家十分紧张。党委书记姚德元把事情压住，并叮嘱我小心。他让我“批邓”的高潮中入党，真是个好心人。
小丁与当代政治有不解之缘，他虽学物理，却专注于政治与历史著述。1978年，“老五届”有的回校补课有的考研究生。丁正明考何作庥的研究生。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当年准备收两名研究生，却只有丁正明一人考取，可见他何等聪明！第二年，不安分的小丁不想跟何院士念了，他要去美国读博士生。考试在北京举行，考完他到鞍山，对我说：
“六门功课五门没学过，怎么能考上呢？”
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80年，丁正明考上纽约市立大学的博士生，专业是现代物理，后转为核物理。以后30年他生活在美国，长期任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教授。但是他的兴趣始终不在物理学而在政治历史，他写的当代历史著作《阳谋》、《人祸》在海外有广泛影响。1989年母亲因政治原因滞美未归，经济并不宽裕的丁正明从明尼苏达寄给窘困的母亲5000美元，而他与母亲从未谋面。十年后我到美国，方才得知丁正明给母亲寄钱的故事。
从1973年起，父亲得到张姨的照顾，生活状况有很大改善。这几年他专心写诗词，特别是七言律诗。要说七言律诗，杜甫是典范，后人学诗多从学杜开始，主要学七言律诗。父亲不大喜欢杜甫，可是在60岁以后，他在七言律诗上用功。除了上面引述的写给张姨的三首，下面再举两首，皆为《无题》：
空间至大斗难量，容得一身亦不枉。枯草丛中青草绿，落花辰里菊花黄。天生我才却无用，地处他乡只有狂。借问得天谁最厚？人人分得等时光。
丝成碧玉透萤蚕，桑叶浓时蚕已眠。隔岁风筝挂树杪，当年春茧绩绮纨。摧花雨酿樱桃蜜，消鬓愁营锦绣篇。泼向庭心一瓢水，几沁黄土几升天？
前一首翻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句，难掩愤懑之情；后一首则有李商隐一流浓艳哀婉的风格。“人人分得等时光”，诗人虽处困境，“阿Q精神”是最好的自我安慰；“隔岁风筝挂树杪”，读者应该叹服诗人对生活细腻的观察。艺术的创作是艰辛的，难免有“摧花雨”、“消鬓愁”，而艺术的成就又如何呢？留给世人去评价还是留给历史去评价呢？“几沁黄土几升天”，这是诗人的疑问。
1976年，批邓使许多知识分子感到绝望，看不到未来。这一年五月父亲在干校办理退休手续，他可以不呆在干校，住到北京张姨那里。张姨也是十分窘困的状况，她是“极右”，电影资料馆不给她开工资。她的家在北京东四竹杆胡同，一座破旧四合院的东厢房，只十几个平方，窗户歪歪扭扭，从屋内可以看见檐下的破油毡。父亲在这里自得其乐。有一次，他说起文革初期的故事，种种对人格的污辱。他说，中国的老话是“士可杀不可辱”，而文革呢，“士可辱不必杀”，所以大多数人活过来了。
父亲离开唐山两个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闹市区小山成了瓦砾山，图书馆周围的新区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古冶，干校的房子大部分倒塌，父亲的衣物书籍埋在废墟里。地震的走向从西南到东北形成一条断裂带，而古冶正是在断裂带上。幸运的父亲躲过一劫，他和张姨在北京竹竿胡同的地震棚里度过几天。北京有强烈震感，市民惊恐不安。
大地震预示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附记：《我的父亲母亲》第二部分至此结束，两部分总42章。第三部分尚未完成，其中有关“六四”的部分不便发表。第一、第二部分已可成篇，作者在此广告：如有出版业朋友有意出版，可发留言。如有好事者代为联络，感激不尽。
几天后将发《梨花恨事》全篇，以飨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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