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大陆教育之扭曲，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其一是教育费用愈来愈高昂，非但底层难以承受，甚至到了中等工薪阶层和普通公务员难以承受的地步。
现在连公立小学，除学杂费外，一个学期赞助费、补课费都要几千元，“重点小学”上万元见怪不怪。
中学和大学就更贵了。
教育费用如此高昂，以致于连普通公务员都受不了。笔者的一个公务员朋友，在全面放开“二胎”后也不敢生了，主因就是教育成本太高，生下来“养不起”！
此种教育费用的畸形高涨，正在令习近平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完全失效，中国社会加速滑向断子绝孙恶性老龄化的深渊。
其二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简直重到了近乎体罚的变态程度：
笔者一个在大陆的亲戚，才是小学阶段，尚不是“重点小学”的学生，几乎每晚家庭作业都要做到十一点多，第二天清晨六点多就得起床，几乎连七个小时的睡眠都不能保障（一般儿童需要八九个小时的睡眠）！
试问，这到底是教育，还是摧残！？
对于这种现象，一贯把中共的罪恶推到中国传统和中国人祖宗头上、大骂“亡你妈的国”、“绝你妈的种”、力挺“计生”、“转基因”以求多快好省地灭绝中国人的某“独评人士”、方舟子铁粉解释说：
这是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变态心理劣根性造成的，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棍棒教子”的现象是一脉相承的。
那为什么我们“七零后”这一代人小时候并没有这种现象呢？笔者少年时代就读于当时桂林市最好“重点高中”，直到高三，都很少有现今小学生这样重的课业负担。哪朝那代的学童有这样重的课业负担呢？
可见，某方舟子铁粉的歪理，不值一哂。
有人认为：学生课业负担重，是老师变态造成的。
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都“变态”了呢？比“文革”时期还变态呢？须知给学生加负的同时，也在成倍地增加自己的劳累（如批改作业），老师们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呢？这显然讲不通。
也有人认为：学生课业负担重，是升学率的压力造成的。但实际上现在由于“计划生育”造成中国学生生源大降，中国高校入学早成了“买方市场”——除少数重点大学之外，各高校之间抢夺生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入学门槛不断降低，现在的大学本科录取率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百分之十，已大涨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学比过去容易考多了。
但在大学比过去容易考多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比过去重多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可见，中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不断加重，根本不是升学率的压力造成的。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邓小平的“计划生育”国策是根源，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则是直接祸手。
邓小平鼠目寸光、丧心病狂的“一胎化”计生，自1980年全面推开以来，造成中国学生生源呈几何级数雪崩而中国教育事业衰颓，是必然的事，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其可怕恶果并未全面显现，只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小学数目开始萎缩——由于学童急剧下降，小学开始合并、减少。
“计生”的恶果，首先由小学开始，向上蔓延到初中、高中和大学，是必然之势。“计划生育”实际上只能配套于计划经济，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必然要“计划”学校的数目，如果不想“计划”学校的数目，就必须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朱镕基对此茫然无察，他和江泽民一方面坚持“计生”，一方面打着“振兴教育事业”、“改善教师待遇”（实为收买知识分子）的幌子，推出“教育产业化政策”，就是要把教育事业的蛋糕做大。
这显然完全和“计划生育”相矛盾：“计划生育”导致学生生源大减，必然要求减少学校和教师的数量；朱镕基却要以市场化的手段，把中国教育事业推上自我膨胀的快车道。这就埋下了中国教育全面扭曲乃至崩溃的祸根。
一方面，随着“计划生育”的坚持，学生生源不断减少、加速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吸引和教师地位的大幅提高，公立学校教师成特权既得利益阶层（福利超好并享受公务员待遇——养老金长期由别的阶层代缴），从业者趋之若鹜，造成教师队伍膨胀。
这就是现今中国教育全面扭曲、危机空前的主要原因！
只不过，在九十年中后期朱镕基厉行“教育产业化”的时候，“计生”带来的学生生源短缺，尚未如今天这样严重，因此，1998～2008年这十年间，教师队伍空前膨胀，以致于公立学校教师成为“贵族”职业——广州甚至出现了博士生竞聘小学老师教职的怪现象！
然而，凡是不正常的东西有一个铁律，通俗地说就是“出来混的，总有一天要还”。2008年之后，随着“计生”少子化恶果的全面浮现，朱总理上位以来悠哉惯了的教师的日子，急剧地变得不好过了起来：
生源是学校立身之本，就好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学校离不开学生，无水则鱼死。由少子化的恶果全面浮现，教师和学校越来越过剩的危机猛烈地袭来，于是2008年后大陆出现中、小学关停并转潮（如2010年北京小学比1990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教师“竞争上岗”（如末尾淘汰制等残酷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小学自然首当其冲，其核心原因就是“学生太少了，教师太多了”。
在“末位淘汰制”等残酷竞争上岗的压力下，教师们为了保饭碗，除了转过身来逼迫学生，加课加业，以求本班的平均高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愈演愈烈，恶性循环，所以一切都如天津大麻花一般地扭曲。
有人问：怎么这么残酷呢？不都是公立学校吗？公立学校难道养不起多余的老师吗？恰恰是因为公立学校，所以造成了这般“特色现象”！朱镕基“产业化”后的公立学校有两重性：
一是教职工收入的大头变为事业单位工资和奖金，原先财政工资只占小头，也就是把公立学校变相地改成了企业，学校的大部分收入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二是继续保留事业单位的性质，教职工能进不能出，若非犯罪或严重违纪，万难解聘。
因此形成了无解的“僧多粥少”格局。而且随着“计生”恶果地加速显现，愈演愈烈。钱不够分怎么办？一是斗：校领导是不会下岗的，自然要斗争教师——美其名曰“竞争上岗”，顺便以课业高分来吸引生源；二是榨，生源越来越少，只好加大对学生的榨取，于是巧立名目乱收费，不断恶化。这就是教育费用不断上涨的真正原因。
而中国教育费用的畸形高涨，是朱镕基“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必然结果。
笔者并非反对市场经济的毛左，笔者之所以坚决反对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是因为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不是正常的市场化政策，而是十足的流氓市场化政策，但遗憾的是，迄今很少人注意到朱镕基“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流氓性。
正常的市场经济，产权界限和责权利都必须明晰，要搞教育产业化，本应该完全开放民办学校才对。但朱镕基却一方面对民间办学设置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却放开闸门让公立学校大搞创收，把公立学校变相改作集事业单位特权和企业盈利于一身的混账“特色”企业。
众所周知，公立学校是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建立的学校，并不属校领导和该校的教职员工所有，朱镕基放手让校领导和该校的教职员工拿着纳税人的财产去创收分红，这和拿别人的房子去出租，然后把租金揣进自己的腰包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为吗？
这就是朱镕基的流氓“产业化”政策！
这样流氓的政策，当然会造成中国教育界全面腐败烂透！
曾节明 于2016年四月十七日傍晚于春暖纽约上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其一是教育费用愈来愈高昂，非但底层难以承受，甚至到了中等工薪阶层和普通公务员难以承受的地步。
现在连公立小学，除学杂费外，一个学期赞助费、补课费都要几千元，“重点小学”上万元见怪不怪。
中学和大学就更贵了。
教育费用如此高昂，以致于连普通公务员都受不了。笔者的一个公务员朋友，在全面放开“二胎”后也不敢生了，主因就是教育成本太高，生下来“养不起”！
此种教育费用的畸形高涨，正在令习近平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完全失效，中国社会加速滑向断子绝孙恶性老龄化的深渊。
其二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简直重到了近乎体罚的变态程度：
笔者一个在大陆的亲戚，才是小学阶段，尚不是“重点小学”的学生，几乎每晚家庭作业都要做到十一点多，第二天清晨六点多就得起床，几乎连七个小时的睡眠都不能保障（一般儿童需要八九个小时的睡眠）！
试问，这到底是教育，还是摧残！？
对于这种现象，一贯把中共的罪恶推到中国传统和中国人祖宗头上、大骂“亡你妈的国”、“绝你妈的种”、力挺“计生”、“转基因”以求多快好省地灭绝中国人的某“独评人士”、方舟子铁粉解释说：
这是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变态心理劣根性造成的，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棍棒教子”的现象是一脉相承的。
那为什么我们“七零后”这一代人小时候并没有这种现象呢？笔者少年时代就读于当时桂林市最好“重点高中”，直到高三，都很少有现今小学生这样重的课业负担。哪朝那代的学童有这样重的课业负担呢？
可见，某方舟子铁粉的歪理，不值一哂。
有人认为：学生课业负担重，是老师变态造成的。
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都“变态”了呢？比“文革”时期还变态呢？须知给学生加负的同时，也在成倍地增加自己的劳累（如批改作业），老师们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呢？这显然讲不通。
也有人认为：学生课业负担重，是升学率的压力造成的。但实际上现在由于“计划生育”造成中国学生生源大降，中国高校入学早成了“买方市场”——除少数重点大学之外，各高校之间抢夺生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入学门槛不断降低，现在的大学本科录取率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百分之十，已大涨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学比过去容易考多了。
但在大学比过去容易考多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比过去重多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可见，中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不断加重，根本不是升学率的压力造成的。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邓小平的“计划生育”国策是根源，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则是直接祸手。
邓小平鼠目寸光、丧心病狂的“一胎化”计生，自1980年全面推开以来，造成中国学生生源呈几何级数雪崩而中国教育事业衰颓，是必然的事，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其可怕恶果并未全面显现，只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小学数目开始萎缩——由于学童急剧下降，小学开始合并、减少。
“计生”的恶果，首先由小学开始，向上蔓延到初中、高中和大学，是必然之势。“计划生育”实际上只能配套于计划经济，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必然要“计划”学校的数目，如果不想“计划”学校的数目，就必须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朱镕基对此茫然无察，他和江泽民一方面坚持“计生”，一方面打着“振兴教育事业”、“改善教师待遇”（实为收买知识分子）的幌子，推出“教育产业化政策”，就是要把教育事业的蛋糕做大。
这显然完全和“计划生育”相矛盾：“计划生育”导致学生生源大减，必然要求减少学校和教师的数量；朱镕基却要以市场化的手段，把中国教育事业推上自我膨胀的快车道。这就埋下了中国教育全面扭曲乃至崩溃的祸根。
一方面，随着“计划生育”的坚持，学生生源不断减少、加速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吸引和教师地位的大幅提高，公立学校教师成特权既得利益阶层（福利超好并享受公务员待遇——养老金长期由别的阶层代缴），从业者趋之若鹜，造成教师队伍膨胀。
这就是现今中国教育全面扭曲、危机空前的主要原因！
只不过，在九十年中后期朱镕基厉行“教育产业化”的时候，“计生”带来的学生生源短缺，尚未如今天这样严重，因此，1998～2008年这十年间，教师队伍空前膨胀，以致于公立学校教师成为“贵族”职业——广州甚至出现了博士生竞聘小学老师教职的怪现象！
然而，凡是不正常的东西有一个铁律，通俗地说就是“出来混的，总有一天要还”。2008年之后，随着“计生”少子化恶果的全面浮现，朱总理上位以来悠哉惯了的教师的日子，急剧地变得不好过了起来：
生源是学校立身之本，就好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学校离不开学生，无水则鱼死。由少子化的恶果全面浮现，教师和学校越来越过剩的危机猛烈地袭来，于是2008年后大陆出现中、小学关停并转潮（如2010年北京小学比1990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教师“竞争上岗”（如末尾淘汰制等残酷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小学自然首当其冲，其核心原因就是“学生太少了，教师太多了”。
在“末位淘汰制”等残酷竞争上岗的压力下，教师们为了保饭碗，除了转过身来逼迫学生，加课加业，以求本班的平均高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愈演愈烈，恶性循环，所以一切都如天津大麻花一般地扭曲。
有人问：怎么这么残酷呢？不都是公立学校吗？公立学校难道养不起多余的老师吗？恰恰是因为公立学校，所以造成了这般“特色现象”！朱镕基“产业化”后的公立学校有两重性：
一是教职工收入的大头变为事业单位工资和奖金，原先财政工资只占小头，也就是把公立学校变相地改成了企业，学校的大部分收入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二是继续保留事业单位的性质，教职工能进不能出，若非犯罪或严重违纪，万难解聘。
因此形成了无解的“僧多粥少”格局。而且随着“计生”恶果地加速显现，愈演愈烈。钱不够分怎么办？一是斗：校领导是不会下岗的，自然要斗争教师——美其名曰“竞争上岗”，顺便以课业高分来吸引生源；二是榨，生源越来越少，只好加大对学生的榨取，于是巧立名目乱收费，不断恶化。这就是教育费用不断上涨的真正原因。
而中国教育费用的畸形高涨，是朱镕基“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必然结果。
笔者并非反对市场经济的毛左，笔者之所以坚决反对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是因为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不是正常的市场化政策，而是十足的流氓市场化政策，但遗憾的是，迄今很少人注意到朱镕基“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流氓性。
正常的市场经济，产权界限和责权利都必须明晰，要搞教育产业化，本应该完全开放民办学校才对。但朱镕基却一方面对民间办学设置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却放开闸门让公立学校大搞创收，把公立学校变相改作集事业单位特权和企业盈利于一身的混账“特色”企业。
众所周知，公立学校是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建立的学校，并不属校领导和该校的教职员工所有，朱镕基放手让校领导和该校的教职员工拿着纳税人的财产去创收分红，这和拿别人的房子去出租，然后把租金揣进自己的腰包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为吗？
这就是朱镕基的流氓“产业化”政策！
这样流氓的政策，当然会造成中国教育界全面腐败烂透！
曾节明 于2016年四月十七日傍晚于春暖纽约上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