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 生意（1）
中国病人 生意（2）
接上
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一天下午大老板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事要跟我谈。大老板这么正式的私下谈话，一般没啥好事，我有点忐忑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看了我一眼，说：“把门带上，坐。”
我坐下后，老板说：“你还记得那个肠扭转、小肠切除后肠漏的那个病人吧，后来变成医疗纠纷的那个？”-我点点头-“今天上午我们医院和他儿子私了了，除了免掉所有医疗费，还赔了十四万。”
我大吃一惊。这个纠纷我们医院怎么会输？之前我相当笃定我们没做错什么，最后放弃治疗的决定也是家属自己做出的，怎么最后还赔了这么多？难道我忽略了什么，不会是ICU的责任吧？
老板一直在观察我的神色，见我很惊讶，他好像也松了一口气，然后把原因告诉了我。
首先他告诉我，这件事和我们ICU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外科的问题。
我们医院认栽的原因，一个是因为那时候生效没多久的一部法律。以前的医疗事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责任事故，即医务人员的疏忽失职导致的；另一类是技术事故，即医务人员尽责了，但是医疗水平不够导致的，处罚相对较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两者有时候很难区分，因而事实上会对病人不公平。现在的法律改为只要是医院的行为导致了病人的损伤，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医院都要对此负责，不再区分责任事故或技术事故。家属抓住这一点，认为术后出现肠漏并最后导致病人死亡，是因为术式选择不合理导致的，所以要求赔偿。但是单独这个指控不成立，因为老先生手术中的情况在手术记录上写得很清楚，范德昭的操作完全按照规程做的，挑不出错来；这个疾病本身是有一定并发症比例的，术前也告知了，家属也签了字，最后放弃治疗也是病人家属自己做出的决定，如果没有别的证据，这个纠纷我们不会输。
但是家属后来拿出了一份关键的证据。我们医院对于外科医生的手术资质把关比较严，手术室内部有一份名单，哪位外科医生可以做什么级别的手术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为了对病人负责。而住院总是可以做肠道切除的，但是如果切除的范围比较大，就必须在上级医生（至少是当天的三线）的指导下做。而切除4米的小肠，肯定算得上是“范围比较大”了。范德昭那天做手术根本就没有通知过三线，三线也就不可能到场，手术是他带着两个实习医生做的，手术记录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了这份文件，如果进入司法程序那么我们医院输掉官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医务处决定私了。自然，作为当事人的范德昭和当天晚上值班的手术室护士各自都被扣了一个月奖金。
可问题是这份名单是内部文件，虽然挂在内网上，但家属怎么会拿得到？很多非手术相关科室的本院职工包括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这份名单被泄露出去，医务处当然会怀疑有内鬼，他们让医院IT部门的人查了一下，当时下载文件是用外科一位副主任的ID登录的，但是当天他在外地会诊，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找这位副主任问了一下，他不得不承认，因为他好多事都是让下面的小医生做的，所以他内网ID和密码很多人都知道。医院早就说过要保管好自己内网ID和密码，这位倒好，搞得人人皆知，医务处顺着这条线索没查到有用的东西，扣了他半个月奖金用以泄愤。范德昭是被家属指名道姓的当事医生，医务处觉得他不可能反过来配合家属做这种事；治疗中另一个主要的经手医生就是我，而且有人告诉医务处说我和病人的儿子来往比较密切，所以就怀疑到我的头上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又不好搞得满城风雨，因此先让老板来探探我的口风。
这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我赶紧把一切都跟老板说了：对方送过红包，但是我没收；手机号码是为了推掉红包不得已给对方的；后来我也没有跟对方有关任何工作之外的接触，这份名单我根本不知道等等。
我在老板手下工作了快十年，老板知道我胆子小，所以他相信了我，告诉我会和医务处把这件事说清楚。他又问这件事我有没有什么线索？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那天半夜范德昭和金明在楼梯拐角处窃窃私语的画面，同时我意识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几乎能解释范德昭和金明的一切不合常理的行为。但是仅凭他们俩见面说几句话，不算什么决定性的证据，为此冤枉了同事也不是我所愿意的，所以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说。
出了主任办公室，我不由得又一次为自己当初的英明决定而庆幸，还好没收那个红包。穷就穷点吧，至少安心。
那天我值班。晚上九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我一般不接陌生号码的电话，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所以就按掉了。过了一分钟，电话又不屈不挠地响了起来，还是这个号码。这次我接了。
“陈医生，我金明啊。我打你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所以我换了我弟弟的电话打给你。”
你的号码在黑名单里，当然打不通了。虽然我不喜欢金明，但是表面的客套还是要做的：“哦哦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手机有时候是会发发神经病。金先生有事吗？”
“是这样，上次我说了我拿到了医院的赔款不管多少都分给你两万，今天你们医院赔了我十四万，我说话算话，你说个时间我叫人给你拿过来。”
我怀疑金明是个魔法师，他的天赋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别人打电话，这个电话还附带让对方混乱的魔法效果。我又一次中招，脑子一片混乱。这是什么操作？为了证明自己的诚信，把拿自己父亲的命换来的钱给我？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思路。
我脑子死机暂时说不出话，金明又说道：“陈医生，你是个好人，我还记得你说过要交我这个朋友，我从来不亏待朋友，这钱你拿去，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
我可不敢跟你做朋友，对自己的父亲都这么狠，朋友算什么。我赶紧说:“这个钱我绝对不能拿，绝对不能拿，拿了我亏心。钱我不要，不如这样，我们医院怀疑是我把那个名单泄露给你，你能不能帮我洗清一下，告诉我是谁把名单给你的？”
金明在电话里笑了起来：“陈医生啊，我对那个人说过绝不会把他说出去。我要是说了，人家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把他卖了，我也亏心。”
我本来也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问一下，既然他不愿意说我也就算了。最后金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陈医生，你们医院真是什么人都有。有像你这样有原则的医生，有时候嘛太迂了；也有的医生跟你正相反，不给钱不干活，给了钱什么都干。”
他这话好像有话里有话暗示着什么，看来真的是有人收了他的钱帮他下载了名单。下午和老板谈话后想到的那个可能性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难道真的是是范德昭？如果金明也给范德昭两万，那么他损失一个月奖金五千就不算啥了。我一会儿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越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在疑邻偷斧，这两个自相矛盾的想法让我纠结了很长时间。
金明可能看出我不喜欢他的行事作风，之后再也没跟我联系过。医务处好像也相信了我的话，至少表面上没有再找我麻烦。
范德昭继续做他的住院总，之后没再出啥事，半年后卸任顺利升了主治。不做住院总，范德昭就很少和ICU打交道了，又过了不到一年忽然听说他辞职了。他老婆是神经内科的护士，也跟他一起辞职，据说夫妻俩都回了范德昭老家的一个地级市，还是继续在当地一家医院做医生护士。范德昭走得悄无声息，过了好久我才知道。
我有些吃惊。当时我们医院在全国也还算出名，每年打破头要挤进来的小医生一大把。范德昭主治也升了，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第二步，但至少也是个良好的开端。他去的那个医院在当地算不错，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和我们医院不是一个档次，这对他来说简直是自毁前程，当年血书也白写了。
范德昭走了之后的某一天，又是我值班。接他班的另一个外科住院总萧通晚上十点多送了个病人进ICU。我在办公室屯了些方便面小蛋糕饮料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晚上忙肚子饿，也算是宵夜了。萧通和我交完班，看到我办公桌上的肥宅快乐套餐——碗面加可乐——说他晚饭没来得及吃，问我还有没有。我又拿出来一套，他老实不客气地在碗面里加上开水，端过来和我一起边吃边聊。
不知怎么的聊到了范德昭，我说：“他怎么突然想起来回老家了，挺奇怪的”。
萧通嗤了一声，说：“他还能回老家继续做医生都不错了。”
我一听这有内幕啊，赶紧问咋回事。
萧通起身把办公室们关上，回来说：“师兄你居然不知道？这事外科几乎传遍了。”我心说传遍了你还关啥门，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
萧通又吃了两口面吊了吊我的胃口，接着说：“他走之前收过一个假急诊，出事就出在这个假急诊上。”
所谓假急诊，就是病人的疾病并不很急，无需立即处理，但是却书面伪造一些急病症状当作急诊病人收进病房。假急诊的原因也很有中国特色。我们医院名气大，是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病人就医的首选之一，甚至有些病人特地从千里之外赶来看病。病人这么多，导致床位非常紧张，很多病人在门诊拿到了住院单，但是却要排队等很久才能等到床位入院治疗。这样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垄断卖方市场，不出意外地很快被有心人注意到了。医院特地为外科设置了一间只有一个人的统筹办公室，从后勤调来一个中年女人专门负责，美其名曰根据门诊病人疾病缓急统筹安排，其实意思大家都懂的。从此她没盖章的住院单就等于废纸一张，她那个小小的办公室每天门庭若市，她和她背后的老板日进斗金。此人六亲不认，整个医院能让她听话的不超过一个手的指头数。有个本院医生的母亲患癌症要开刀，拿着住院单请她盖章，一样被她索去了一千块，还从鼻孔里告诉医生，要不是本院的，这点钱不够买瓶酒的。
在中国很多人一说起医生来就骂“白狼”，可要是亲朋里有个医生那就是很得瑟的一件事了，万一得了病有指望啊。谁都有三亲六故，人家求上门无论什么理由帮不了都会被认为是不愿帮，最后得罪人。于是不知道是哪个天才，在自己的亲戚要住院被拒之后发明了“假急诊”这个骚操作，慢慢成为外科医生们绕过统筹办公室的标准程序。怪不得萧通要关门，那个女的我们都惹不起。
我问道：“是范德昭的亲戚？”
“是也就算了。病人是他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介绍来的，结肠癌，给了他两万让他收进病房。刀也开了，线都拆了人都准备出院了，上个厕所出来倒在地上就死了，（胸外按压）按了两个小时屁用没有。家属当然不干了，闹到医务处。本来医务处以要做尸检确定死因来做挡箭牌，没想到家属开始不愿意，后来突然又同意了，医务处反而难受了，只能做了再说。尸检做出来是肺动脉栓塞，法院说我们医院术后压根没有抗凝治疗，败诉赔了三十多万。”中国人绝大部分希望死者有个全尸，因此对尸检有抗拒心理。但是很多死因不做尸检又无法确定，那样就无法判定责任，医务处经常会抓住家属这个心理以需要尸检来作为防御策略。
我说：“我草，范德昭也够倒霉的。两年里遇到两次医疗纠纷还都输了，怪不得他辞职了。”
萧通说：“这不是他辞职的原因。你知道是谁背后劝家属做尸检的？”
我瞪大了眼睛：“不会是范德昭吧？”
萧通一拍大腿：“就是他。而且他不仅劝家属同意做尸检，而且要求家属胜诉后不再追究他收的两万块红包，还要再给他赔款的10%作为咨询费。家属当时同意了，但是把对话偷偷录了音，官司打赢了以后直接把录音拷给了医务处。”
我这才知道，古人形容人情绪激动已极的时候会用“裂眦”这个词，完全有可能不是夸张。我此时又惊又怒，要是有这么大的力气，我的眼睛也肯定已经掉出来了。虽然我之前有过同样的猜测，但是现在听到我的猜测与事实八九不离十，给我的震惊还是极为强烈。
对付这两起医疗纠纷，范德昭用的应该是同一个模式。这么看来，范德昭术前和金明一家谈话有意无意地轻描淡写含糊其辞，一方面有可能是独立做手术做了一段时间自信心爆表，主要的一方面还是他为了索要红包把手术成功率故意往高了说，否则家属听说病情太重放弃治疗，那他就收不到红包了；书面记录毫不含糊则是为了保护自己。
老先生保守治疗失败，如果全力抢救开第二刀，我估计范德昭自己也没有把握，尤其是他为了吃独食没有通知过上级医生，自然上级医生也不会为他背书，这样后续的治疗会占用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金明送了钱又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按他的脾气应该给了范德昭相当大的压力。范德昭为了做住院总而剑走偏锋写血书搏上了位，这次成功可能让他养成了走偏门的习惯。现在他又被逼到了角落，自然而然地就又不走寻常路，为了保住饭碗和已经放进兜里的红包，转而和金明合作；他对我说要开第二刀，大概只是按和金明商量好的剧本演戏而已。他差点就成功了，医务处和我第一次就被他完全骗过。病人入院收一次红包，病人出了事配合家属告医院，不仅没事还能再赚一票，这里外都挣钱的生意没点想象力没点胆量真做不出来。要不是他这次遇到了个更有心机的家属，他的生意说不定还能做下去。
至于金明，那就是个纯粹的生意人。在他眼里，79岁的父亲和一个牌位大概也没啥区别。治疗失败，金明从投入产出比看觉得不划算，就不愿意再拖了，和范德昭一拍即合：放弃治疗，范德昭不用再收拾残局，金明不用再付出金钱和时间，各自还能从医院身上再赚一笔，就只可惜了老先生的一条命。
医务处听了录音，马上就找范德昭对质。他无法抵赖，只能认了。大概也知道范德昭写血书的往事，医务处没有把事情做绝，给他留了一条退路，没有开除他而是要求他自己辞职，至少还能保住医师执照。做下如此吃里扒外的恶劣事情，范德昭没法在本地医务界再混了，要继续做医生只能回老家去。
我估计医务处肯定也意识到上次老先生那个纠纷的内鬼是谁了，但是他们自然无需和我专门打招呼道歉。不过我的内鬼嫌疑被洗清，也算是好事。
萧通喝完最后一口可乐，说道：“其实范德昭除了下手太狠了点也情有可原。他每个月还房贷就把夫妻俩的工资奖金都填进去了，还要买孩子的奶粉尿布，不挣点外快怎么活得下去。我们医院的头头脑脑个个都比他还黑，不一样过得舒舒服服，只有我们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跟民工一样被剥削。范德昭能反过来坑到医院头上，我还觉得他挺有才的，哈哈。我其实还记着范德昭的好，要不是他的血书，我他妈得40岁才能做住院总，那时候大概手都抖得跟帕金森病人一样了。”
十多年后我跟还在国内的同事聊微信，听说萧通现在已经是人事处副处长。我不由得想，他也成为了他自己以往所痛恨的头头脑脑之一，不知道是否还记得他曾说过这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