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屋顶房梁上垂下一个绳圈，人站到支架的一端，双手拉住绳圈，身体重量和另一端的达到平衡时，稍稍用力拉一下绳圈，铁杵便落下去，手臂放松时，人的重量把铁杵再次抬起来，循环往复，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几十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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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屋顶房梁上垂下一个绳圈，人站到支架的一端，双手拉住绳圈，身体重量和另一端的达到平衡时，稍稍用力拉一下绳圈，铁杵便落下去，手臂放松时，人的重量把铁杵再次抬起来，循环往复，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几十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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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屋顶房梁上垂下一个绳圈，人站到支架的一端，双手拉住绳圈，身体重量和另一端的达到平衡时，稍稍用力拉一下绳圈，铁杵便落下去，手臂放松时，人的重量把铁杵再次抬起来，循环往复，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几十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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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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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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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RGMSF5BFH6SEY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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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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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RGMSF5BFH6SEY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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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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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RGMSF5BFH6SEY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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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大眼睛，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RGMSF5BFH6SEY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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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但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RGMSF5BFH6SEY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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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西北 说:

楼主是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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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Tin 说:

楼主的文都都有那段深深的历史印记，好像伤痕文学。

期待更多美文。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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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ptyhy 说:

喜欢你的文，即使文中苦辣酸甜滋味齐全，但年味也够足！

看你写糯米糕，跟着嘴馋之余，也回忆起小时过年，外婆妈妈姨们做豆腐，做糕点，炸丸子，浓浓蒸汽中的馥郁的香甜，遗憾起自己怎么从小到大就只管吃不管学呢。

心灵丰富的人怎么会老，就算老夫也能聊发少年狂
祝您新春快乐！鼠年大吉！顺心顺意！平安健康又一年！

我赶紧领红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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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不是。我小时候叫上海县，后来，徐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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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谢谢捧场，谢谢打赏！祝春节快乐！只管吃不管做，是天天过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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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w019 说:

在外公家， 怎么爷爷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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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西北 说:

他的"爷"，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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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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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ptyhy 说:

哈，那是当姑娘时的福。现在是家庭煮饭婆，天天都要操心做什么吃的。这十几年搜索菜谱是基本日常，硬是从十指不沾阳春手，修炼到如今得闺女一句窝心话：妈妈，没有你，我以后可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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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悬 说:

lz出品神速啊，我的北方年还来不及写呢

谢lz红包

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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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上海话，几十年前头额事体煞清，眼面前额事体一团浆糊。所以写老事体快。
新年快乐，万事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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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西北 说:

看你说做糕，以前崇明同学带自家做的糕来分，以为你也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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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w019 说:

在外公家， 怎么爷爷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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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老了，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楚，半小时前的事情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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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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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公家， 怎么爷爷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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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客 说:

俩亲家一起闹

昨晚，看哭了。老了，怕回忆却老是不自然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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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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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客 说:

俩亲家一起闹

昨晚，看哭了。老了，怕回忆却老是不自然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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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上海称父母为爷娘。对别人介绍自己父母，我爷我娘。但当面叫爷娘，就阿爸，姆妈。现在孩子，比如我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更接近国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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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那段回忆，是一两亿人心中的苦和痛，但，苦中有人间的甜。
老了，顺其自然吧，让我们体面优雅地老去，怀着对永生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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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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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RGMSF5BFH6SEY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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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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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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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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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岳 说:

三公里，二十年。
唏嘘。

楼主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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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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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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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RGMSF5BFH6SEY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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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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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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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w019 说:

请问楼主， 这三公里， 二十年， 是因为外公每天被监视， 劳动改造， 不能去三公里外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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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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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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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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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楼主新春吉祥！喜欢读你的文字，要是不太忙的话，请多写 ！记录下来我们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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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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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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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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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wen 说:

祝福楼主新春吉祥！喜欢读你的文字，要是不太忙的话，请多写 ！记录下来我们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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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oo 说:

大师级别的文章，家园真是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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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ywlj 说:

又静静地读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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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ywlj 说:

最后一天，差5毛6的赞，就能拿奖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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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哈哈，还差一个五毛，再加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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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ywlj 说:

差5毛4的赞币。这波奖金也许是论坛最后的机会了。求临门一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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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液体 说:

看来是没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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