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多伦多,也去了周边的一些地方。
除了在家里,要找到一点污染的水,河水,湖水十分困难。而国内除了一些旅游的地方,找到看上去干净的水太难了。
常有人说,中国人太多,不容易搞。
那日本人也多,台湾人,香港人也多,自然环境不错吧。应该说人多不是理由。
每个人住一个家园,大家自以为是,不加爱惜,才会愈来愈糟糕。
上海开世博会,我住在附近,当然很高兴。那时环境干净多了。
现在上海苏州河的河水干净多了,是徐匡迪做市长那会儿搞的规划。
首先改变苏州河功能,不搞运输。
其次管好排污,排污的工厂基本也搬完了。
再在好像上海啤酒厂那里搞了苏州河梦清圆,就是类似于自然湿地的污水处理。(多伦多也有,在悬崖公园)
浦东陆家嘴一块绿地就是徐坚持下没动,延安路绿地也是徐搞的规划。
我可以说是老上海了。
解放后,上海出了两个半好市长。
陈毅我就不说了,不仅仅是好市长,对于解放后全国的经济稳定都功劳巨大。
朱融基解决了许多上海市民的具体困难,住房,交通,物质供应,而且城市老化特别严重,(我家的自来水,下班后用不上水,邻居说:我掉的眼泪都比它多)那时上海库存的煤只够发电几天,每天都有停电的危险。
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一句,受命于为难之际,他就是此时来上海的。
徐匡迪算半个,规划搞完,许多事还没干完。由于某些原因(不知道是不是上海那个金苹果花园项目碍手)去做那个科学院院长了。
说得远了,一个是地方领导要有远见,根据当地特点,按照中央的政策,认真做事,全搞得好。
现在是不是呢,下午开会,黄昏带走,人心惶惶,搞不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瑞(田各)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