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基调要订订好,后面364天都按基调来。
南泥湾
我给你摘抄了一段儿,和你的人民日报体相反的。既然要看,需要兼听则明,这才叫自由的基本含义。郭兰英可能不知道,王震和塔利班干的是一个路数。
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像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
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打住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
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我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胜利?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我党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挡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