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认识麻工的时候，他已近70岁，退休多年，是返聘的。麻工个子不高，背略有些弯了，肤色白皙，戴一副近乎米白色的框架眼镜，银色的头发稀疏地横卧在头顶上。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讲得高兴时，用个手遮着嘴巴，好像怕声音冲撞了谁。他的牙齿有些黄，但夹杂了几颗雪白的，应该是后来补的。
初见麻工，我没有陌生感，因为进单位以来我总听说他的事迹。麻工之所以称作麻工，不是因为姓麻，是因为得过天花。但令麻工如此著名的，不独因为这身体缺陷，还因为麻工出身于中国的“麻理工”，早年是单位里少有的几位高级工程人才之一，在他身上，发生过一些趣事，成为各科室津津乐道代代相传的掌故。
介绍一下我工作的单位。我进单位时，单位占地一平方公里，有在册职工一万两千多人，七大食堂，二十多个车间。单位正中，有一座毛竹搭建的大礼堂，茅草屋顶，大型方砖铺地。偶见砖缝里有青草冒出。我单位家大业大，本该有个更有气势的大礼堂才对，盖因伟人于某年五月一日来本单位视察并在大礼堂发表过讲话，礼堂就成为圣地。我在里面看过好多电影，参加过很多活动。惜乎多年以后，礼堂还是被拆除建成绿地，显见人心不古。只是绿地中央树立了一塑像加以纪念。
这样的单位，自然国家骨干企业，设计生产国之重器。也因此，会配备尖端设备，高级技术人才，麻工是其中之一。
当今之世，凡是个人，都有若干头衔的。不要说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都满地溜达。但时间倒退三四十年，说某人文革前就已是工程师，那是必须肃然起敬垂手恭听指教的，若是见高级工程师，我的天，必须做点心理建设。
麻工出身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有钱读顶级大学的，有几个是穷苦出身？但同样出身不好，每个人后来的境遇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奋发有为，多有建树，虽有政治运动中的磕磕碰碰，最终修成正果，成名成家。例如孟总，工程院院士，德高望重。
也有人忧国忧民，按比例归入右派，运气好的，去车间监督劳动，扫20年地，运气不好的，到白茅林农场关几年，然后遣回原籍。
但麻工毫发无损地穿过了腥风血雨，没听到他有大建树，也没有闻说他经历了大灾难。他只是在本单位留下了一些让人津津乐道的笑料或者掌故。
麻工一直没结婚，年纪很大了，活性精子数量明显减少了，还是孤家寡人。这个事情，各科室的人茶余饭后是有详细分析的。除了脸上的缺陷，有的说是因为他年轻时倾慕某美女，求而不得，却又痴情不改。此美女来头不小，最高学府电机系当年唯一女生，乃以铁腕治国著称且受人爱戴的高层领导的学长，但因为嘴巴敢说，后来做了扫地工。
我是亲耳听见胡工和林工谈过这件事情的。
胡工说，他看见过麻工到车间里看望向凌云的。向凌云，就是扫地工。
林工讲，他那个胆子，敢去看向凌云？我是真不信。当年，开会请大家提意见，向凌云发言的时候，他说去上厕所，一去一个小时，回来说是腹泻了，还请厂医做了证明。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因为他的脾气本身是有些怪的，孤僻，很难与人相处。
举例来讲，他有个好朋友，死党，廖扬，同样也是怪人。两人都住宿舍，同出同进。廖扬比他年轻不少，但两人居然可以混到一道去，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廖扬不知从哪里学到一个科学知识，说打鸡血可以养生祛病，延年益寿，并且可以显著提高某种能力，他就养了个公鸡，抱出抱进。这公鸡放地上，峨冠高步，气宇轩昂，见了母鸡，很有主动性。但廖扬总在关键时刻把母鸡赶走，不使行周公之礼。据说，他要留着公鸡的一腔精血给自己，准备在回山东老家探亲之前打上两针。
作为好友，麻工给他分析，这鸡血乃异体物质，人与人输血尚分A、B、C、D、E各种血型，这鸡和人，连亲戚都不算，浑身不搭界，怎么可以互通有无呢？
廖扬说，这件事情，经过科学论证的。鸡两脚，人也两脚，总比四脚的近。好多人一针下去，面色红润，浑身燥热…..你没结婚，不懂。
麻工说：把借我的20块钱还我。
友乃尽。
2.
麻工最广为传播的故事，是有一次他被抓了起来。
如此老实之人，竟会被抓？当年可没有夜总会洗头房，能让男人犯错误的场所几乎不存在，能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麻工单身，但工资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厂长都没他工资高。按狡兔三窟的原则，他在不同地方的储蓄所存了钱。
麻工有一本保藏得非常好的笔记本，牛皮纸封面，封面上是红色隶书体的“工作手册”四个字。扉页上，是毛主席侧面头像，像的外圈，是代表红太阳的向外发散的红色线条，下面是五洲翻腾云水怒的黑色线条。头像下面，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魏体，遒劲有力。麻工在这本64开的笔记本上用常人不懂的文字和符号记下了一些东西。
我们单位地处远郊，是农村包围下的工业孤岛，除了被称作四大金刚的几家企业旁边家属区有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其他储蓄所就是各公社镇上的信用社了。
某个礼拜天，天高云淡，麻工到马桥镇存钱，出了信用社，站在脚踏车旁边，打开笔记本记录。这是这么多年来的专业训练所养成的习惯，上课，做笔记，看书，做笔记，开会，做笔记……总之，不做笔记的工程师不是好农民。
他的相貌打扮是不同于周围的人的，这在几十年前尤其明显。他脚上的风凉皮鞋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双。他记录着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在他侧后方瞟了一眼，眼睛迅速被本子上的内容吸引。
街对面的白粉墙上，有斗大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远处，还写着：“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以及工农兵粗壮的铁拳捣向屁滚尿流的敌人的图画。此时你应该脑补一下当今朝鲜的革命漫画，对，就是那个调调。
警惕的年轻人发现他在小本子上鬼鬼祟祟写字，而且是天书一样的字，一把抢过去，并将麻工扭住。麻工拼命想夺回自己的笔记本，奈何个子本来不高，平日也没有锻炼体力的习惯，根本不是对手。他越抢，越证明这笔记本的重要，抓他的手就越有劲，他的风凉皮鞋掉了一只，整齐的头发乱了，眼镜也几次落下来，越看越像坏人。
他的周边很快围了很多人，都是到镇上来逛街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跟在哪个年轻人后面，怀着兴奋的、不虚此行的心情，一起走向不远处的派出所。
警察看不懂这笔记本，问麻工，麻工只肯回答自己的单位名字，不肯讲本子上记录了什么。
派出所长不敢对麻工怎样。一来，他知道这单位的分量。他记得这单位文革以前的历任领导，最低行政十一级，而本县虽然是直辖市之下的县，书记和县长就没有过了行政十三级的，见了这单位的领导，是要称“首长“的。二来，谁他妈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东西。贫下中农糊涂，他可不能糊涂。
但是，看这人的形迹，联想到连环画上的各种故事，也可能是美蒋特务。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密电码。要真是密电码，吆西，立大功滴干活……
因为觉得干系重大，派出所逐级上报，市局连夜提人，组成专案组，借调了外语学院的教师，试图破译这其中的秘密。开始的时候，麻工怕钞票不保，坚不吐实，后来被上了手段，吃熬不住，才说出实情。于是一一核对，果然分厘不差。
那本子上面，除了毛主席语录，是英语俄语和数学里常用的阿尔法贝塔等等符号所做的一个备忘录，但对绝大多数人，确实是天书。
麻工后来是被单位保卫处领回来的。他的凤凰全链罩脚踏车放在吉普车后面，链条掉了，哐当哐当的。一双鞋子总算还是两只，掉了的那只后来被革命群众找回来了。谁知道鞋里面是不是藏了发报机呢，对吧。
麻工一夜成名，不独本单位，整个工业区都知道了麻工，知道他是有钱人，并且这被抓的故事几经演绎，出现了无数不同版本。到我这里，版本就是这样的了。但基本事实，不会有大错。因为我是在出差路上听我师傅说的，而我师傅是单位里的老人，说话相当严谨。
曾经的厂长，那时被结合进革委会的首长，碰到麻工，操着山东上海话哈哈笑道：“侬小子他娘的可出了大名嘞，市里首长都知道侬了。侬讲，用英语背个毛主席语录得了，还搞个变天帐。去，给俺买包烟，别抠抠索索，俺要牡丹牌，再来瓶七宝大曲，侬出出血。他娘的，要不是俺，侬小子还得关几天。家里六个小崽子把俺吃空了，侬讲，哪里讲理去。”
其实领导比他大不了一两岁，但人家当惯了首长。
麻工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担心的，他出身不好，怕连累到家乡的地主爷娘。他每个月寄钱回去，要联系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好在这首长出面保他，事情就没有再延伸开去。
遭此无妄之灾，麻工受了惊吓，好长一段时间更加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远离人群，娶媳妇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
3.
岁月忽忽，人生易老，转眼之间，麻工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就在大家以为麻工“注孤身”的时候，不知是谁做的媒，麻工忽然宣布要结婚了。这件事情，成了单位的大事，家属区的盛典。厂里给配了一间房，好多女人来帮忙布置婚房，厂里小食堂的厨师自告奋勇义务加班，为麻工操办酒席。
新娘是嘉兴农村的，三十岁不到，模样端庄，身体健壮。私下里，各班组都会借这个话题说些荤素搭配露骨的玩笑话，到今天应该够得上女士们向法庭控告性骚扰。麻工结婚那天，很多人都随了份子，到食堂吃流水席。
晚上，新房热闹极了，一群群孩子来讨喜糖吃。麻工让孩子们排队领喜糖。好些孩子领完喜糖，又排到队尾再领一次。如此周而复始，麻工终于认出了几个，便笑眯眯地发了糖，说：下次不给啦。
一年多以后，麻工女儿出生。从此，麻工开朗起来，尤其提到女儿，他会描述女儿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乐此不疲。他像是个慈爱的爷爷。也难怪，老来得女嘛。
没多久，麻工就光荣退休了。当退管会和厂工会敲着锣鼓家什“咚咚锵咚咚锵”把光荣退休的喜报送到麻工家里时，据说麻工流了很多眼泪。弄得送喜报的人也一起流了眼泪。麻工低调、谦让、隐忍，但流眼泪却是没人看见过的，即使被派出所抓去那次，所有故事版本都没说他流了眼泪的。
麻工媳妇没有户口，进不了厂里上班，孩子又小，加上国家物价改革闯关，物价涨得厉害，有些觉悟低的群众大概还记得金圆券的故事，大肆抢购草纸和肥皂，等待这两样东西升值到比纸币和金条值钱。“固本”肥皂到底没有贵过金条，后来这部分群众吸取教训，也就不再相信砖头的升值速度能够快过金砖。这是后话。总而言之，渐渐地，麻工高工资优势没有了，日子过得不像以前宽舒了。
但他很快又被返聘，去了厂里的技术情报所，做国外技术资料的翻译收集工作。那时改革开放，国外进来的资料越来越多，懂外文的太少，通外语又懂技术的更少。返聘减缓了退休对麻工造成的不适和冲击，保证了他的收入来源，可谓一举两得。
麻工六十五岁那年，技术情报所已经来了不少新近毕业的大学生，厂里动员麻工回家养老。
据说，麻工去找了当时快要离休的老厂长，老厂长说，要不，到新成立的民品部吧。也不用做什么，帮伊拉把把关。他娘的，这几十年，人家巴不得天天碰到俺，侬天天绕着俺走。这不，俺要退了，来找俺了。也怪俺，应该早点想到，侬的资格，这个这个，做个副总师，啥人敢有意见？别怪俺啊，俺这里道歉，道歉了。
所谓民品部，是厂里把几个军工车间撤掉后新成立的部门。当年百万大裁军，军工条线下马了大批项目。我们单位的好几个车间也不再有军工计划了。厂房、设备、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都在，厂长脑袋一拍，造民品，先造百年都使不坏的电风扇。品牌嘛，就叫“飓风”。由电风扇开始，陆续引进了电动工具、大客车等等产品。
虽然是大材小用，但麻工还是非常高兴地去报到了。
4.
我调到民品部，是随我师傅一起过去的。
我师傅也是本单位一牛人。有一次师傅带我出差，路过杭州灵隐寺，指着观音菩萨背后的一对烛台说：这是我爷爷捐的。我一看，果然写着普陀善男朱葆三等字样。
我师傅长啥样？你百度一下朱葆三，照片上啥样子，他孙子就基本那样。师傅很会打扮，据说，文革期间，小开派头不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依旧。他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没有大灾大难，牛不牛？
师傅调任民品技术部长，许我一个组长的职位，不高不低，但对我这个年纪，算是脱颖而出。好巧不巧，我成了麻工的领导。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成了麻工的顶头上司，何德何能？麻工的同辈中，有已经成了工程院院士的。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些惶恐的，我想，是师傅要栽培我，故意放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我这里。
所以，我是真心想请教麻工的。我想先和他谈谈。
我走到他桌旁，恭敬地说：“麻工，您可以到我这里来一下吗？”
一办公室的人都在，可怕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呼吸。奇也怪哉，要出大事啊，有什么不对吗？
麻工白皙的脸涨得通红，那些麻点颜色更加深了。
我猛醒，麻工本不姓麻，是姓岳的。当面，大家是称他岳工的，或者，岳老师。这是最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
但是，多年来，我的耳边，提起他，总是“麻工”。
大错已经犯下，我不知如何是好，浑身燥热。刚到一个新地方，我就闹笑话，我该怎么补救？我语无伦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岳老师，我……”
想不到他马上恢复了常态，对我说：“哎，小赵组长，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我真的花了很长时间来弥补我的过错，让他相信我不是轻狂小人。他也慢慢接受了我，所以后来，居然有种忘年交的感觉了。
大概是半年以后，我师傅派他和我一起去外地参加一个科研成果鉴定会。说是外地，其实也就刚刚出了上海。开鉴定会需要有资质的专家出席，岳老师出席，一则算作高级专家，二来，召集单位会根据不同的专家资质发放劳务费，我呢，正好学习学习，挺合适。
鉴定会开始，按照流程，专家们挨个发言，基本原则是大处肯定，小处抓错。这是规矩，大家都懂。庆功宴会一开，野生甲鱼大闸蟹一吃，睡一觉，第二天召集单位送去名胜古迹转转，晚上到宾馆发放劳务费，世界就圆满了。
但发言到了岳老师那里，调调不对了。他提出了一些研制者无法回答的问题，最后干脆说，他怀疑某些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这是要推翻科研成果啊！
我没法阻止岳老师，我的资历和地位太低。但我觉得，岳老师这样做，肯定会有不妥的地方。通常，这种事情各单位都是互相帮衬的。
最后鉴定结论部分体现了岳老师的意见，但对方老总的脸色非常难看。岳老师这样一来，以后我师傅就难办了。
晚上我俩就没去庆功宴。没法去，太尴尬了。但岳老师似乎很开心，对我说：“小赵组长，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说：“岳老师，那怎么可以，该是我请您才对嘛。”
他说：“我来请，我今天很高兴，你让我请你一次。”
我们去了宾馆最高处的餐厅，很高级。我有些忐忑，因为，这账单不能报销，对于岳老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建议换一家，到外面去吃。
岳老师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好好吃一顿了。你知道，当年，我的工资，在上海吃个好饭店不难。”
他给我推荐了腓力牛排配芦笋和烤西红柿，法国红酒，自己则要了香煎鳕鱼配土豆泥，加香槟。他自嘲说，老了，吃不动牛排了。
他用餐速度颇快，频频举杯，优雅，从容。大概由于酒精，靠在卡座里，他的话多起来，像对着一个平辈知己，他似乎敞开了心扉。虽然语速还是那么缓慢，外加一点斟酌的停顿和语气词。
“我知道，多少年了啊，我把自己包裹在厚厚的外壳里，不让别人接近，因为我觉得，这样别人才伤害不了我。那个，我，我得了天花，毁了容，我是接受不了的，我知道，我关起了一扇门……也许是上帝关了我的一扇门，谁知道呢。东坡先生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生一场大梦，那么，就当是一场梦吧，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保我爷娘的平安，再不让他们有什么差错。……你说反右？我当然不信那些同事会有好结果，历史的祭坛上，摆满了因言获罪的人头。我出了事情，我爷娘也要死的。”
窗外，灯火璀璨，霓虹灯精灵古怪，远处，一条大河在夜色里泛着粼粼波光。连绵的屋顶涌向地平线尽头，消失在橘黄色的光里。
他又要了一杯酒，继续说下去：“但我，不是唯一包裹在厚外壳里的人。时间久了，那外壳就长在了身上，拿不下来。在你们眼里，我只是那个有很多笑料的好好先生。然后，我也接受了我一辈子是那个，嗯，你们说的，麻工。”
“岳老师，真的对不起，您知道，我那一次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我知道，小赵，我很明白。”
是啊，我们都几乎忘记了，他是绝顶聪明的人。
可是，他今天的表现，似乎与他一向的表现不符。
“你说今天，哈，今天，是啊，我得解释。自从我有了女儿，我变了很多。她是天使，让我重新找到年轻时的我。你知道吗，那一年，我刚来上海读书，看上了一个女孩，买了鲜花，在汽车终点站等她。跑马厅那里，很多人看见。后来？后来，当然是她不喜欢我，再后来，我发现她不坐车了。哈哈，谁不曾荒唐过……不，不是，那不是向凌云。
女儿来了，来到这个世界，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延续过去的我。我有对于她的责任。我要让她知道，我，她的父亲，是一个对家庭、对正常的人生、对社会有着热情、勇气并且负责的男人。我必须是这样一个人，才值得她敬重，才是她合格的父亲。
……是的，你说得对，情怀，就是这个词。这听起来有点，北方人怎么说，矫情。人们不谈这个词很久了，我忘记这个词更久。”
好几次，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了。对面的银发依旧，但在我心里，他已经全然地换了一个他。
上甜点的时候，他把自己那份推到我面前，说糖太多，他吃不了。
回到单位，我师傅倒也没怎么说我。岳老师的饭钱，我拐弯抹角地给他补上了。过了一段时间，鉴定会的事情就淡忘了。
有一天，岳老师没来上班，打了电话来，说是病了，言语中充满歉意。这一病，就是三个星期。毕竟，70岁的人了，恢复起来没那么快。他再来上班的时候，我看得出，还是虚弱。好在上班也没太多事情。有时候，阳光下，他打起了盹。
过了一段时间，师傅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开门见山对我说：“老岳这个事情，要解决。到了年底，我们就不能再聘他了。”
“可是，师傅，他对我们很有用，有他在，我们能少走很多弯路。况且他需要这个工作，他女儿还小，家里就靠他赚钱。他说明年想给女儿买个雅马哈电子琴。”
“赵一鸣，我怎么教你来着？做了领导，就要考虑全局。什么是全局？老岳过七十了，再做下去，你是要让他倒在工作岗位上？真在我们这里出事，他老婆闹过来，你养她们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是啊，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很难说。老话讲，五十六十，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八十，今天不知明天。真出事，说不定就是一大堆麻烦，这都是有前车之鉴的。
师傅放低了声音：“再说，这件事情，是廖副厂长关注的，你明白吗？我们，要留也是留不住的。”
廖副厂长就是打鸡血的廖扬。他是老厂长的同乡，赶上好时光，熬上了副厂长。
这样，到了年底，就由我师傅，还有我，请岳老师在老正兴饭馆吃了个饭，然后，不无抱歉地告诉他，明年，我们就不再聘他了。
他似乎早就知道。三个人有些尴尬地吃完饭，我记得响油鳝丝和八宝鸭几乎没动。
他和我们握了手，踽踽走出饭店。我在他身后，看他的身形似乎佝偻了下去，有些心酸。
5.
过春节之前，我在菜场里碰到了岳老师。我问：“岳老师，最近好吗？”
他手里拎了不少年货，高兴地凑过来说：“小赵组长，我告诉你，马桥公社一家企业，聘我做工程师去，过了节我就去上班。”
那时，公社已改成了乡。他说习惯了，还称作公社。
他边说边笑，一只手挡在嘴巴前面。我听着他说，不知是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伤心。以他的资历，做个乡镇企业的工程师，大材小用；以他的年龄，应在家里安静地享受生活。但是，他想要有份工作，他找到了工作，我应该为他高兴吧。
最后一次见到岳老师，是这一年春天，草长莺飞，迎春花烂漫开放，梧桐树嫩叶在蓝天里舒展，所有压抑了一整个冬天的欲望都钻出了地面。而岳老师和这一切无关了。他躺在最后的鲜花丛中，告别世界。
他倒在去马桥工厂的一条机耕路上。他骑着脚踏车，一部装载了很多货物的拖拉机挂到了他，倒地后，他再也没有起来。
追悼会去了很多人，凡是他呆过的部门都去了人，退管会派了人来做悼词。他级别不够，没有厂级领导出席，这是常例。
我也去了。听着他太太哭得没有声音，女儿撕心裂肺，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伤心，只是没来由地觉得，我也是谋杀了他的人生的凶手之一。而谋杀别人的人生，是比谋杀生命更加罪恶的事情。
那个礼拜天我没有回家。坐在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前，看厂区的香樟树顶冠翻涌，落叶萧萧。不远处，黄浦江无声流淌。诺大的厂区，只有麻雀的叽喳声，衬托此刻的空旷寂寥。
我又一次想起那个夜晚，那条波光粼粼的大河。
五一之前，核心领导到厂里视察。首长走在头里，与站在机器旁的工人握手，亲切询问工作生活情况，还不时向人群挥手致意。市领导走在右后差一步半的位置，既不会僭越，也离得不远；我们单位一把手在左侧，不时略略弯腰介绍情况。晚上，新闻联播用35钟报导了核心领导在本市视察座谈发表重要讲话的消息。领导是在本市上的大学，又在本地工作过，讲得一口标准上海话，亲和力强大。
镜头边缘，可以看见廖副厂长跟在二十米开外的人群中。
第二天，单位几套班子的头头都去了岳老师家慰问，询问岳老师遗孀需要什么帮助。
那房子很小，部分领导只能站在楼道里。
领导们开了现场会，廖副厂长动情地说，岳老是我几十年的老大哥，莫逆之交，几十年前，我们就同吃同住，同出同进，同心同德。嫂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您的户口和工作，一定会尽快落实，请您放心。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我们德高望重的岳老的在天之灵。
是师傅告诉我的，核心领导来之前，上面点了岳正义的名字，说首长想要见见这位老同学。
厂办主任问组织部：岳正义是谁？
组织部长说：麻工。
认识麻工的时候，他已近70岁，退休多年，是返聘的。麻工个子不高，背略有些弯了，肤色白皙，戴一副近乎米白色的框架眼镜，银色的头发稀疏地横卧在头顶上。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讲得高兴时，用个手遮着嘴巴，好像怕声音冲撞了谁。他的牙齿有些黄，但夹杂了几颗雪白的，应该是后来补的。
初见麻工，我没有陌生感，因为进单位以来我总听说他的事迹。麻工之所以称作麻工，不是因为姓麻，是因为得过天花。但令麻工如此著名的，不独因为这身体缺陷，还因为麻工出身于中国的“麻理工”，早年是单位里少有的几位高级工程人才之一，在他身上，发生过一些趣事，成为各科室津津乐道代代相传的掌故。
介绍一下我工作的单位。我进单位时，单位占地一平方公里，有在册职工一万两千多人，七大食堂，二十多个车间。单位正中，有一座毛竹搭建的大礼堂，茅草屋顶，大型方砖铺地。偶见砖缝里有青草冒出。我单位家大业大，本该有个更有气势的大礼堂才对，盖因伟人于某年五月一日来本单位视察并在大礼堂发表过讲话，礼堂就成为圣地。我在里面看过好多电影，参加过很多活动。惜乎多年以后，礼堂还是被拆除建成绿地，显见人心不古。只是绿地中央树立了一塑像加以纪念。
这样的单位，自然国家骨干企业，设计生产国之重器。也因此，会配备尖端设备，高级技术人才，麻工是其中之一。
当今之世，凡是个人，都有若干头衔的。不要说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都满地溜达。但时间倒退三四十年，说某人文革前就已是工程师，那是必须肃然起敬垂手恭听指教的，若是见高级工程师，我的天，必须做点心理建设。
麻工出身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有钱读顶级大学的，有几个是穷苦出身？但同样出身不好，每个人后来的境遇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奋发有为，多有建树，虽有政治运动中的磕磕碰碰，最终修成正果，成名成家。例如孟总，工程院院士，德高望重。
也有人忧国忧民，按比例归入右派，运气好的，去车间监督劳动，扫20年地，运气不好的，到白茅林农场关几年，然后遣回原籍。
但麻工毫发无损地穿过了腥风血雨，没听到他有大建树，也没有闻说他经历了大灾难。他只是在本单位留下了一些让人津津乐道的笑料或者掌故。
麻工一直没结婚，年纪很大了，活性精子数量明显减少了，还是孤家寡人。这个事情，各科室的人茶余饭后是有详细分析的。除了脸上的缺陷，有的说是因为他年轻时倾慕某美女，求而不得，却又痴情不改。此美女来头不小，最高学府电机系当年唯一女生，乃以铁腕治国著称且受人爱戴的高层领导的学长，但因为嘴巴敢说，后来做了扫地工。
我是亲耳听见胡工和林工谈过这件事情的。
胡工说，他看见过麻工到车间里看望向凌云的。向凌云，就是扫地工。
林工讲，他那个胆子，敢去看向凌云？我是真不信。当年，开会请大家提意见，向凌云发言的时候，他说去上厕所，一去一个小时，回来说是腹泻了，还请厂医做了证明。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因为他的脾气本身是有些怪的，孤僻，很难与人相处。
举例来讲，他有个好朋友，死党，廖扬，同样也是怪人。两人都住宿舍，同出同进。廖扬比他年轻不少，但两人居然可以混到一道去，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廖扬不知从哪里学到一个科学知识，说打鸡血可以养生祛病，延年益寿，并且可以显著提高某种能力，他就养了个公鸡，抱出抱进。这公鸡放地上，峨冠高步，气宇轩昂，见了母鸡，很有主动性。但廖扬总在关键时刻把母鸡赶走，不使行周公之礼。据说，他要留着公鸡的一腔精血给自己，准备在回山东老家探亲之前打上两针。
作为好友，麻工给他分析，这鸡血乃异体物质，人与人输血尚分A、B、C、D、E各种血型，这鸡和人，连亲戚都不算，浑身不搭界，怎么可以互通有无呢？
廖扬说，这件事情，经过科学论证的。鸡两脚，人也两脚，总比四脚的近。好多人一针下去，面色红润，浑身燥热…..你没结婚，不懂。
麻工说：把借我的20块钱还我。
友乃尽。
2.
麻工最广为传播的故事，是有一次他被抓了起来。
如此老实之人，竟会被抓？当年可没有夜总会洗头房，能让男人犯错误的场所几乎不存在，能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麻工单身，但工资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厂长都没他工资高。按狡兔三窟的原则，他在不同地方的储蓄所存了钱。
麻工有一本保藏得非常好的笔记本，牛皮纸封面，封面上是红色隶书体的“工作手册”四个字。扉页上，是毛主席侧面头像，像的外圈，是代表红太阳的向外发散的红色线条，下面是五洲翻腾云水怒的黑色线条。头像下面，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魏体，遒劲有力。麻工在这本64开的笔记本上用常人不懂的文字和符号记下了一些东西。
我们单位地处远郊，是农村包围下的工业孤岛，除了被称作四大金刚的几家企业旁边家属区有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其他储蓄所就是各公社镇上的信用社了。
某个礼拜天，天高云淡，麻工到马桥镇存钱，出了信用社，站在脚踏车旁边，打开笔记本记录。这是这么多年来的专业训练所养成的习惯，上课，做笔记，看书，做笔记，开会，做笔记……总之，不做笔记的工程师不是好农民。
他的相貌打扮是不同于周围的人的，这在几十年前尤其明显。他脚上的风凉皮鞋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双。他记录着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在他侧后方瞟了一眼，眼睛迅速被本子上的内容吸引。
街对面的白粉墙上，有斗大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远处，还写着：“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以及工农兵粗壮的铁拳捣向屁滚尿流的敌人的图画。此时你应该脑补一下当今朝鲜的革命漫画，对，就是那个调调。
警惕的年轻人发现他在小本子上鬼鬼祟祟写字，而且是天书一样的字，一把抢过去，并将麻工扭住。麻工拼命想夺回自己的笔记本，奈何个子本来不高，平日也没有锻炼体力的习惯，根本不是对手。他越抢，越证明这笔记本的重要，抓他的手就越有劲，他的风凉皮鞋掉了一只，整齐的头发乱了，眼镜也几次落下来，越看越像坏人。
他的周边很快围了很多人，都是到镇上来逛街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跟在哪个年轻人后面，怀着兴奋的、不虚此行的心情，一起走向不远处的派出所。
警察看不懂这笔记本，问麻工，麻工只肯回答自己的单位名字，不肯讲本子上记录了什么。
派出所长不敢对麻工怎样。一来，他知道这单位的分量。他记得这单位文革以前的历任领导，最低行政十一级，而本县虽然是直辖市之下的县，书记和县长就没有过了行政十三级的，见了这单位的领导，是要称“首长“的。二来，谁他妈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东西。贫下中农糊涂，他可不能糊涂。
但是，看这人的形迹，联想到连环画上的各种故事，也可能是美蒋特务。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密电码。要真是密电码，吆西，立大功滴干活……
因为觉得干系重大，派出所逐级上报，市局连夜提人，组成专案组，借调了外语学院的教师，试图破译这其中的秘密。开始的时候，麻工怕钞票不保，坚不吐实，后来被上了手段，吃熬不住，才说出实情。于是一一核对，果然分厘不差。
那本子上面，除了毛主席语录，是英语俄语和数学里常用的阿尔法贝塔等等符号所做的一个备忘录，但对绝大多数人，确实是天书。
麻工后来是被单位保卫处领回来的。他的凤凰全链罩脚踏车放在吉普车后面，链条掉了，哐当哐当的。一双鞋子总算还是两只，掉了的那只后来被革命群众找回来了。谁知道鞋里面是不是藏了发报机呢，对吧。
麻工一夜成名，不独本单位，整个工业区都知道了麻工，知道他是有钱人，并且这被抓的故事几经演绎，出现了无数不同版本。到我这里，版本就是这样的了。但基本事实，不会有大错。因为我是在出差路上听我师傅说的，而我师傅是单位里的老人，说话相当严谨。
曾经的厂长，那时被结合进革委会的首长，碰到麻工，操着山东上海话哈哈笑道：“侬小子他娘的可出了大名嘞，市里首长都知道侬了。侬讲，用英语背个毛主席语录得了，还搞个变天帐。去，给俺买包烟，别抠抠索索，俺要牡丹牌，再来瓶七宝大曲，侬出出血。他娘的，要不是俺，侬小子还得关几天。家里六个小崽子把俺吃空了，侬讲，哪里讲理去。”
其实领导比他大不了一两岁，但人家当惯了首长。
麻工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担心的，他出身不好，怕连累到家乡的地主爷娘。他每个月寄钱回去，要联系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好在这首长出面保他，事情就没有再延伸开去。
遭此无妄之灾，麻工受了惊吓，好长一段时间更加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远离人群，娶媳妇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
3.
岁月忽忽，人生易老，转眼之间，麻工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就在大家以为麻工“注孤身”的时候，不知是谁做的媒，麻工忽然宣布要结婚了。这件事情，成了单位的大事，家属区的盛典。厂里给配了一间房，好多女人来帮忙布置婚房，厂里小食堂的厨师自告奋勇义务加班，为麻工操办酒席。
新娘是嘉兴农村的，三十岁不到，模样端庄，身体健壮。私下里，各班组都会借这个话题说些荤素搭配露骨的玩笑话，到今天应该够得上女士们向法庭控告性骚扰。麻工结婚那天，很多人都随了份子，到食堂吃流水席。
晚上，新房热闹极了，一群群孩子来讨喜糖吃。麻工让孩子们排队领喜糖。好些孩子领完喜糖，又排到队尾再领一次。如此周而复始，麻工终于认出了几个，便笑眯眯地发了糖，说：下次不给啦。
一年多以后，麻工女儿出生。从此，麻工开朗起来，尤其提到女儿，他会描述女儿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乐此不疲。他像是个慈爱的爷爷。也难怪，老来得女嘛。
没多久，麻工就光荣退休了。当退管会和厂工会敲着锣鼓家什“咚咚锵咚咚锵”把光荣退休的喜报送到麻工家里时，据说麻工流了很多眼泪。弄得送喜报的人也一起流了眼泪。麻工低调、谦让、隐忍，但流眼泪却是没人看见过的，即使被派出所抓去那次，所有故事版本都没说他流了眼泪的。
麻工媳妇没有户口，进不了厂里上班，孩子又小，加上国家物价改革闯关，物价涨得厉害，有些觉悟低的群众大概还记得金圆券的故事，大肆抢购草纸和肥皂，等待这两样东西升值到比纸币和金条值钱。“固本”肥皂到底没有贵过金条，后来这部分群众吸取教训，也就不再相信砖头的升值速度能够快过金砖。这是后话。总而言之，渐渐地，麻工高工资优势没有了，日子过得不像以前宽舒了。
但他很快又被返聘，去了厂里的技术情报所，做国外技术资料的翻译收集工作。那时改革开放，国外进来的资料越来越多，懂外文的太少，通外语又懂技术的更少。返聘减缓了退休对麻工造成的不适和冲击，保证了他的收入来源，可谓一举两得。
麻工六十五岁那年，技术情报所已经来了不少新近毕业的大学生，厂里动员麻工回家养老。
据说，麻工去找了当时快要离休的老厂长，老厂长说，要不，到新成立的民品部吧。也不用做什么，帮伊拉把把关。他娘的，这几十年，人家巴不得天天碰到俺，侬天天绕着俺走。这不，俺要退了，来找俺了。也怪俺，应该早点想到，侬的资格，这个这个，做个副总师，啥人敢有意见？别怪俺啊，俺这里道歉，道歉了。
所谓民品部，是厂里把几个军工车间撤掉后新成立的部门。当年百万大裁军，军工条线下马了大批项目。我们单位的好几个车间也不再有军工计划了。厂房、设备、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都在，厂长脑袋一拍，造民品，先造百年都使不坏的电风扇。品牌嘛，就叫“飓风”。由电风扇开始，陆续引进了电动工具、大客车等等产品。
虽然是大材小用，但麻工还是非常高兴地去报到了。
4.
我调到民品部，是随我师傅一起过去的。
我师傅也是本单位一牛人。有一次师傅带我出差，路过杭州灵隐寺，指着观音菩萨背后的一对烛台说：这是我爷爷捐的。我一看，果然写着普陀善男朱葆三等字样。
我师傅长啥样？你百度一下朱葆三，照片上啥样子，他孙子就基本那样。师傅很会打扮，据说，文革期间，小开派头不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依旧。他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没有大灾大难，牛不牛？
师傅调任民品技术部长，许我一个组长的职位，不高不低，但对我这个年纪，算是脱颖而出。好巧不巧，我成了麻工的领导。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成了麻工的顶头上司，何德何能？麻工的同辈中，有已经成了工程院院士的。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些惶恐的，我想，是师傅要栽培我，故意放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我这里。
所以，我是真心想请教麻工的。我想先和他谈谈。
我走到他桌旁，恭敬地说：“麻工，您可以到我这里来一下吗？”
一办公室的人都在，可怕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呼吸。奇也怪哉，要出大事啊，有什么不对吗？
麻工白皙的脸涨得通红，那些麻点颜色更加深了。
我猛醒，麻工本不姓麻，是姓岳的。当面，大家是称他岳工的，或者，岳老师。这是最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
但是，多年来，我的耳边，提起他，总是“麻工”。
大错已经犯下，我不知如何是好，浑身燥热。刚到一个新地方，我就闹笑话，我该怎么补救？我语无伦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岳老师，我……”
想不到他马上恢复了常态，对我说：“哎，小赵组长，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我真的花了很长时间来弥补我的过错，让他相信我不是轻狂小人。他也慢慢接受了我，所以后来，居然有种忘年交的感觉了。
大概是半年以后，我师傅派他和我一起去外地参加一个科研成果鉴定会。说是外地，其实也就刚刚出了上海。开鉴定会需要有资质的专家出席，岳老师出席，一则算作高级专家，二来，召集单位会根据不同的专家资质发放劳务费，我呢，正好学习学习，挺合适。
鉴定会开始，按照流程，专家们挨个发言，基本原则是大处肯定，小处抓错。这是规矩，大家都懂。庆功宴会一开，野生甲鱼大闸蟹一吃，睡一觉，第二天召集单位送去名胜古迹转转，晚上到宾馆发放劳务费，世界就圆满了。
但发言到了岳老师那里，调调不对了。他提出了一些研制者无法回答的问题，最后干脆说，他怀疑某些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这是要推翻科研成果啊！
我没法阻止岳老师，我的资历和地位太低。但我觉得，岳老师这样做，肯定会有不妥的地方。通常，这种事情各单位都是互相帮衬的。
最后鉴定结论部分体现了岳老师的意见，但对方老总的脸色非常难看。岳老师这样一来，以后我师傅就难办了。
晚上我俩就没去庆功宴。没法去，太尴尬了。但岳老师似乎很开心，对我说：“小赵组长，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说：“岳老师，那怎么可以，该是我请您才对嘛。”
他说：“我来请，我今天很高兴，你让我请你一次。”
我们去了宾馆最高处的餐厅，很高级。我有些忐忑，因为，这账单不能报销，对于岳老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建议换一家，到外面去吃。
岳老师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好好吃一顿了。你知道，当年，我的工资，在上海吃个好饭店不难。”
他给我推荐了腓力牛排配芦笋和烤西红柿，法国红酒，自己则要了香煎鳕鱼配土豆泥，加香槟。他自嘲说，老了，吃不动牛排了。
他用餐速度颇快，频频举杯，优雅，从容。大概由于酒精，靠在卡座里，他的话多起来，像对着一个平辈知己，他似乎敞开了心扉。虽然语速还是那么缓慢，外加一点斟酌的停顿和语气词。
“我知道，多少年了啊，我把自己包裹在厚厚的外壳里，不让别人接近，因为我觉得，这样别人才伤害不了我。那个，我，我得了天花，毁了容，我是接受不了的，我知道，我关起了一扇门……也许是上帝关了我的一扇门，谁知道呢。东坡先生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生一场大梦，那么，就当是一场梦吧，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保我爷娘的平安，再不让他们有什么差错。……你说反右？我当然不信那些同事会有好结果，历史的祭坛上，摆满了因言获罪的人头。我出了事情，我爷娘也要死的。”
窗外，灯火璀璨，霓虹灯精灵古怪，远处，一条大河在夜色里泛着粼粼波光。连绵的屋顶涌向地平线尽头，消失在橘黄色的光里。
他又要了一杯酒，继续说下去：“但我，不是唯一包裹在厚外壳里的人。时间久了，那外壳就长在了身上，拿不下来。在你们眼里，我只是那个有很多笑料的好好先生。然后，我也接受了我一辈子是那个，嗯，你们说的，麻工。”
“岳老师，真的对不起，您知道，我那一次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我知道，小赵，我很明白。”
是啊，我们都几乎忘记了，他是绝顶聪明的人。
可是，他今天的表现，似乎与他一向的表现不符。
“你说今天，哈，今天，是啊，我得解释。自从我有了女儿，我变了很多。她是天使，让我重新找到年轻时的我。你知道吗，那一年，我刚来上海读书，看上了一个女孩，买了鲜花，在汽车终点站等她。跑马厅那里，很多人看见。后来？后来，当然是她不喜欢我，再后来，我发现她不坐车了。哈哈，谁不曾荒唐过……不，不是，那不是向凌云。
女儿来了，来到这个世界，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延续过去的我。我有对于她的责任。我要让她知道，我，她的父亲，是一个对家庭、对正常的人生、对社会有着热情、勇气并且负责的男人。我必须是这样一个人，才值得她敬重，才是她合格的父亲。
……是的，你说得对，情怀，就是这个词。这听起来有点，北方人怎么说，矫情。人们不谈这个词很久了，我忘记这个词更久。”
好几次，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了。对面的银发依旧，但在我心里，他已经全然地换了一个他。
上甜点的时候，他把自己那份推到我面前，说糖太多，他吃不了。
回到单位，我师傅倒也没怎么说我。岳老师的饭钱，我拐弯抹角地给他补上了。过了一段时间，鉴定会的事情就淡忘了。
有一天，岳老师没来上班，打了电话来，说是病了，言语中充满歉意。这一病，就是三个星期。毕竟，70岁的人了，恢复起来没那么快。他再来上班的时候，我看得出，还是虚弱。好在上班也没太多事情。有时候，阳光下，他打起了盹。
过了一段时间，师傅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开门见山对我说：“老岳这个事情，要解决。到了年底，我们就不能再聘他了。”
“可是，师傅，他对我们很有用，有他在，我们能少走很多弯路。况且他需要这个工作，他女儿还小，家里就靠他赚钱。他说明年想给女儿买个雅马哈电子琴。”
“赵一鸣，我怎么教你来着？做了领导，就要考虑全局。什么是全局？老岳过七十了，再做下去，你是要让他倒在工作岗位上？真在我们这里出事，他老婆闹过来，你养她们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是啊，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很难说。老话讲，五十六十，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八十，今天不知明天。真出事，说不定就是一大堆麻烦，这都是有前车之鉴的。
师傅放低了声音：“再说，这件事情，是廖副厂长关注的，你明白吗？我们，要留也是留不住的。”
廖副厂长就是打鸡血的廖扬。他是老厂长的同乡，赶上好时光，熬上了副厂长。
这样，到了年底，就由我师傅，还有我，请岳老师在老正兴饭馆吃了个饭，然后，不无抱歉地告诉他，明年，我们就不再聘他了。
他似乎早就知道。三个人有些尴尬地吃完饭，我记得响油鳝丝和八宝鸭几乎没动。
他和我们握了手，踽踽走出饭店。我在他身后，看他的身形似乎佝偻了下去，有些心酸。
5.
过春节之前，我在菜场里碰到了岳老师。我问：“岳老师，最近好吗？”
他手里拎了不少年货，高兴地凑过来说：“小赵组长，我告诉你，马桥公社一家企业，聘我做工程师去，过了节我就去上班。”
那时，公社已改成了乡。他说习惯了，还称作公社。
他边说边笑，一只手挡在嘴巴前面。我听着他说，不知是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伤心。以他的资历，做个乡镇企业的工程师，大材小用；以他的年龄，应在家里安静地享受生活。但是，他想要有份工作，他找到了工作，我应该为他高兴吧。
最后一次见到岳老师，是这一年春天，草长莺飞，迎春花烂漫开放，梧桐树嫩叶在蓝天里舒展，所有压抑了一整个冬天的欲望都钻出了地面。而岳老师和这一切无关了。他躺在最后的鲜花丛中，告别世界。
他倒在去马桥工厂的一条机耕路上。他骑着脚踏车，一部装载了很多货物的拖拉机挂到了他，倒地后，他再也没有起来。
追悼会去了很多人，凡是他呆过的部门都去了人，退管会派了人来做悼词。他级别不够，没有厂级领导出席，这是常例。
我也去了。听着他太太哭得没有声音，女儿撕心裂肺，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伤心，只是没来由地觉得，我也是谋杀了他的人生的凶手之一。而谋杀别人的人生，是比谋杀生命更加罪恶的事情。
那个礼拜天我没有回家。坐在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前，看厂区的香樟树顶冠翻涌，落叶萧萧。不远处，黄浦江无声流淌。诺大的厂区，只有麻雀的叽喳声，衬托此刻的空旷寂寥。
我又一次想起那个夜晚，那条波光粼粼的大河。
五一之前，核心领导到厂里视察。首长走在头里，与站在机器旁的工人握手，亲切询问工作生活情况，还不时向人群挥手致意。市领导走在右后差一步半的位置，既不会僭越，也离得不远；我们单位一把手在左侧，不时略略弯腰介绍情况。晚上，新闻联播用35钟报导了核心领导在本市视察座谈发表重要讲话的消息。领导是在本市上的大学，又在本地工作过，讲得一口标准上海话，亲和力强大。
镜头边缘，可以看见廖副厂长跟在二十米开外的人群中。
第二天，单位几套班子的头头都去了岳老师家慰问，询问岳老师遗孀需要什么帮助。
那房子很小，部分领导只能站在楼道里。
领导们开了现场会，廖副厂长动情地说，岳老是我几十年的老大哥，莫逆之交，几十年前，我们就同吃同住，同出同进，同心同德。嫂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您的户口和工作，一定会尽快落实，请您放心。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我们德高望重的岳老的在天之灵。
是师傅告诉我的，核心领导来之前，上面点了岳正义的名字，说首长想要见见这位老同学。
厂办主任问组织部：岳正义是谁？
组织部长说：麻工。
最后编辑: 2020-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