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张艺谋的最稳健的理由是他的票房，最难堪的理由是“我们找不到第二个张艺谋”，最通俗的理由是他代表着共同的世俗审美，最保守的理由是他“非常中国”，最奇怪的理由是我们还可以找到他来给我们骂，最发自内心的理由是因为他所以我们有了“谋女郎”。
一、因为他代表着先进文化生产力
在当今文化流向中，影像文化的霸权地位显然越发明显。基于“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是影视垄断的时代”的判断，张艺谋的文化地位亦在等量提升。他擅长组织最为顶尖的队伍，包括漂亮的“谋女郎”在内的大牌演员和幕后班底；他背靠中国目前对电影品牌营销最为纯熟的“新画面”；他的20年艺术历程为他积累了各种名声，并沉淀了在大众媒体中的雄厚而强劲的知名度；他的作品凭借有保障的票房，始终能够处在主流的顶级位置……简单地说，他代表着电影界、艺术界的先进文化生产力。亦正因为如此，他最大地占据着公共空间。当然他懂得自认优缺点，“我的优势是视觉，去营造视觉效果是我的优势。我的缺点还是在叙述上。”但在这个图像时代，并不影响他在先进文化制造中占据有利一方。在此生产力下，他与他的电影作品是一个总价值达40亿的超级品牌，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基于个人品牌增值的野心，同时，我们也对这种品牌增值背后的责任感和市场诚信度深感安慰，不错，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导演――对投资商，对票房。
二、因为我们还没有第二个张艺谋
李安水准飘忽、侯孝贤只懂台湾、陈凯歌太傲、姜文脾气太辣、吴宇森已从属于好莱坞、杜琪峰只属于香港、贾樟柯不成气候、刘镇伟不成系统、王家卫越来越磨蹭、冯小刚越来越闹恶名……更多的所谓第六代、第七代、第N代导演，普通观众连名字都记不住。“张艺谋”尚是唯一：在艺术领域、主流意识与商业领域都能通吃；同时兼收可以信赖的艺术制作能力和值得信赖的票房号召力；在个人艺术操守、团队组建与品牌维系上都颇为成熟；在品质与速度上都能取得较佳平衡点；在社会公众影响力与艺术工作者中都颇有威信；在本土与国际的交往上均有其地位；在跨越电影、舞台与摄影的大艺术领域能融会贯通……如此多的综合衡量下，盘算中国，我们还只有一个“张艺谋”。尽管我们还没有能产生这样的境况，“一个超顶尖的导演是因为他身边有十个顶尖的导演”，但这似乎不是张的责任。
三、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主流的出口
在2004雅典奥运闭幕式8分钟表演上，当翻版“女子十二乐坊”身穿mini旗袍夹着皮笑肉不笑，混着舞蹈的拳路、土里土气的红灯笼与乳臭未干的“儿童”京剧登场时，稍有一些现代思维的人都觉得“这次丢脸可丢大了”为此而脸红――可人家老外还是认这一道。除了笑脸什么都没有的北京奥运宣传片仍然能被意大利人看得津津有味；古典歌剧《图兰朵》超大投资仍然保赚不赔；当年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积累着他在电影领域的口碑，即使改做主流商业电影后，“张艺谋电影”仍然响亮，并能继续在各种电影节代表着中国电影作品而露脸，《英雄》在淡季上映虽显得胆怯，但也算是近年中国艺术产品出口美国的奇葩。与之比较的是，贾樟柯电影名字《世界》全地球人都能理解，但进去一看，大多数老外摇着头出来说“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看不懂？”在张艺谋走出边缘与实验后，他已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主流电影出口。
四、因为他是首屈一指的创意大师
张艺谋的创意霸权涉及：电影、影视视觉、舞台布置、宣传片、广告片、山水实景剧，甚至在中国别人无法涉猎的奥运题材。他超越导演之后，因其创意人的角色，张艺谋业已纵横本土与国际、官方与民间、商业与艺术。他的创意实施有如一个催眠般魔力的景象：比如让《英雄》掀起大秦风格派的“大风”；比如让桂林成为一幕每日上映的光影舞台；让《十面埋伏》竭尽所能地演绎竹阵树阵飞花摘叶伤人的武功至高境界。他的创意与时俱进，在“9・11”后遮蔽野心向全球宣示其“天下大义”；在不确定的年代，他玩弄“十面埋伏”，正如剧中台词――金问：“弟兄们呢？”刘答：“中了埋伏！”堪称本年度最有创意的电影台词。
五、因为他非常中国
他是厚重执拗的陕西人，形象至今是浓厚的泥土味，当年的知青，下乡插过队，当过技术工人――他的经历印着一代中国人的非常经历。他的艺术创造高潮期的作品之中的泥土气息、未开化的传统中国形象为他在国外的电影展中刻下“非常中国”的导演的印记――但同时，这些烙印也被批评者认为他无视中国的现状。有意思的是，在他创作的低迷期，他的电影作品更为“当代中国”――《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 《有话好好说》(1996)、《一个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传统亲情、教育状况、城市状态、人际关系，全在其中。他的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同样“非常中国”，九儿、菊豆、秋菊、招娣、小妹……始终充满着他对中国女性情感、心理与欲望的把握。
越中国就越世界，这个说法，虽然在文化观念上有保守之嫌，但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市场上，却是铁则。的确，我们中国人自己可能不喜欢张的8分钟，但宽容点吧，本来就是外销货。
六、因为他是世俗审美主义者
“美景加美人”――这是每一个拿起摄影器材的中国人的最世俗方式，张艺谋最难得的是，他也不免俗――《我的父亲母亲》里面的华北白杨树、花丛与招娣的笑脸；《英雄》里面的九寨沟湖水与超静止的水滴；当然还有世俗老外眼中的“中国审美”包括《老井》、《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中的一切富有中国气息的道具。尽管张艺谋说过，“观众的口味并不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单一和肤浅。”但我们都记得，这个“亚洲第一色彩大师”在《英雄》中，他的红色、黑色、绿色的简单划分方式，同样迎合世俗审美主义者的趣味。他甚至懂得利用“世俗”来传播，他对大众媒体具有敏锐的透视力，这让他的电影能游走在大俗大雅之间，无论大众媒体采取何种立场，他都能成功地把自己处于话题的中心。正如《英雄》与《十面埋伏》中取景地点、谁会是“谋女郎”她又具备着哪个前任“谋女郎”的影子、她与张导演有没有超正常关系？……也会成为大众媒体恶炒的话题一样。
七、因为我们都爱“谋女郎”
世界有“邦女郎”，中国则有“谋女郎”。巩俐的丰满韵味、章子怡的辣劲野性、董洁的清纯风情、魏敏芝的倔强韧性……以致后来被张艺谋选为某汽车广告女主角的徐筠，也被善于构建视觉通道的传媒形容为具备着“巩俐的嘴形、章子怡的眼睛和董洁的风情”，最新的“谋女郎”是有望在《千里走单骑》中出演的蒋雯，同样被形容为“章子怡的脸容，巩俐的嘴”。来来去去，竟都基本在同一类型的形象标准下。张艺谋挑选女演员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演化为一种看女人的标准，在其影视文化霸权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类中国人对女人的欣赏态度。巩俐继续在戛纳显露水蜜桃诱惑，章子怡的小腰已经在香港晃迷了一众富家子弟，“谋女郎”不仅是中国男人自身的梦想，而且具备全球性态度。
八、因为他尚可以被骂
直到现在，他还不是至高无上与无可挑剔的权威，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跳出来骂他。他俨然“国师”、是“文艺恋尸癖”、他“太膨胀了”、他在“助长人们奔向消费主义”、他“身上透着一股‘贼光’”等等，似乎再狠毒的言论你都可以加诸其身。在他一人满载美誉的时候，他同时肩负被骂的恶名。在他支撑之下，更多的艺术天空等待下一代导演来开挖。同时，我们的文艺评论者也需要张艺谋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基于审读“张艺谋”的态度上，我们还可以被划分为“自由派”、“保守派”、“激进派”、“新保守主义派”等等文化阵线。“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在外界抨击论战《十面埋伏》的时候，张艺谋的电影还是一部接一部拍，为人仍然是“千里走单骑”的劲头，这就值得我们感到可敬。
一、因为他代表着先进文化生产力
在当今文化流向中，影像文化的霸权地位显然越发明显。基于“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是影视垄断的时代”的判断，张艺谋的文化地位亦在等量提升。他擅长组织最为顶尖的队伍，包括漂亮的“谋女郎”在内的大牌演员和幕后班底；他背靠中国目前对电影品牌营销最为纯熟的“新画面”；他的20年艺术历程为他积累了各种名声，并沉淀了在大众媒体中的雄厚而强劲的知名度；他的作品凭借有保障的票房，始终能够处在主流的顶级位置……简单地说，他代表着电影界、艺术界的先进文化生产力。亦正因为如此，他最大地占据着公共空间。当然他懂得自认优缺点，“我的优势是视觉，去营造视觉效果是我的优势。我的缺点还是在叙述上。”但在这个图像时代，并不影响他在先进文化制造中占据有利一方。在此生产力下，他与他的电影作品是一个总价值达40亿的超级品牌，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基于个人品牌增值的野心，同时，我们也对这种品牌增值背后的责任感和市场诚信度深感安慰，不错，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导演――对投资商，对票房。
二、因为我们还没有第二个张艺谋
李安水准飘忽、侯孝贤只懂台湾、陈凯歌太傲、姜文脾气太辣、吴宇森已从属于好莱坞、杜琪峰只属于香港、贾樟柯不成气候、刘镇伟不成系统、王家卫越来越磨蹭、冯小刚越来越闹恶名……更多的所谓第六代、第七代、第N代导演，普通观众连名字都记不住。“张艺谋”尚是唯一：在艺术领域、主流意识与商业领域都能通吃；同时兼收可以信赖的艺术制作能力和值得信赖的票房号召力；在个人艺术操守、团队组建与品牌维系上都颇为成熟；在品质与速度上都能取得较佳平衡点；在社会公众影响力与艺术工作者中都颇有威信；在本土与国际的交往上均有其地位；在跨越电影、舞台与摄影的大艺术领域能融会贯通……如此多的综合衡量下，盘算中国，我们还只有一个“张艺谋”。尽管我们还没有能产生这样的境况，“一个超顶尖的导演是因为他身边有十个顶尖的导演”，但这似乎不是张的责任。
三、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主流的出口
在2004雅典奥运闭幕式8分钟表演上，当翻版“女子十二乐坊”身穿mini旗袍夹着皮笑肉不笑，混着舞蹈的拳路、土里土气的红灯笼与乳臭未干的“儿童”京剧登场时，稍有一些现代思维的人都觉得“这次丢脸可丢大了”为此而脸红――可人家老外还是认这一道。除了笑脸什么都没有的北京奥运宣传片仍然能被意大利人看得津津有味；古典歌剧《图兰朵》超大投资仍然保赚不赔；当年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积累着他在电影领域的口碑，即使改做主流商业电影后，“张艺谋电影”仍然响亮，并能继续在各种电影节代表着中国电影作品而露脸，《英雄》在淡季上映虽显得胆怯，但也算是近年中国艺术产品出口美国的奇葩。与之比较的是，贾樟柯电影名字《世界》全地球人都能理解，但进去一看，大多数老外摇着头出来说“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看不懂？”在张艺谋走出边缘与实验后，他已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主流电影出口。
四、因为他是首屈一指的创意大师
张艺谋的创意霸权涉及：电影、影视视觉、舞台布置、宣传片、广告片、山水实景剧，甚至在中国别人无法涉猎的奥运题材。他超越导演之后，因其创意人的角色，张艺谋业已纵横本土与国际、官方与民间、商业与艺术。他的创意实施有如一个催眠般魔力的景象：比如让《英雄》掀起大秦风格派的“大风”；比如让桂林成为一幕每日上映的光影舞台；让《十面埋伏》竭尽所能地演绎竹阵树阵飞花摘叶伤人的武功至高境界。他的创意与时俱进，在“9・11”后遮蔽野心向全球宣示其“天下大义”；在不确定的年代，他玩弄“十面埋伏”，正如剧中台词――金问：“弟兄们呢？”刘答：“中了埋伏！”堪称本年度最有创意的电影台词。
五、因为他非常中国
他是厚重执拗的陕西人，形象至今是浓厚的泥土味，当年的知青，下乡插过队，当过技术工人――他的经历印着一代中国人的非常经历。他的艺术创造高潮期的作品之中的泥土气息、未开化的传统中国形象为他在国外的电影展中刻下“非常中国”的导演的印记――但同时，这些烙印也被批评者认为他无视中国的现状。有意思的是，在他创作的低迷期，他的电影作品更为“当代中国”――《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 《有话好好说》(1996)、《一个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传统亲情、教育状况、城市状态、人际关系，全在其中。他的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同样“非常中国”，九儿、菊豆、秋菊、招娣、小妹……始终充满着他对中国女性情感、心理与欲望的把握。
越中国就越世界，这个说法，虽然在文化观念上有保守之嫌，但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市场上，却是铁则。的确，我们中国人自己可能不喜欢张的8分钟，但宽容点吧，本来就是外销货。
六、因为他是世俗审美主义者
“美景加美人”――这是每一个拿起摄影器材的中国人的最世俗方式，张艺谋最难得的是，他也不免俗――《我的父亲母亲》里面的华北白杨树、花丛与招娣的笑脸；《英雄》里面的九寨沟湖水与超静止的水滴；当然还有世俗老外眼中的“中国审美”包括《老井》、《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中的一切富有中国气息的道具。尽管张艺谋说过，“观众的口味并不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单一和肤浅。”但我们都记得，这个“亚洲第一色彩大师”在《英雄》中，他的红色、黑色、绿色的简单划分方式，同样迎合世俗审美主义者的趣味。他甚至懂得利用“世俗”来传播，他对大众媒体具有敏锐的透视力，这让他的电影能游走在大俗大雅之间，无论大众媒体采取何种立场，他都能成功地把自己处于话题的中心。正如《英雄》与《十面埋伏》中取景地点、谁会是“谋女郎”她又具备着哪个前任“谋女郎”的影子、她与张导演有没有超正常关系？……也会成为大众媒体恶炒的话题一样。
七、因为我们都爱“谋女郎”
世界有“邦女郎”，中国则有“谋女郎”。巩俐的丰满韵味、章子怡的辣劲野性、董洁的清纯风情、魏敏芝的倔强韧性……以致后来被张艺谋选为某汽车广告女主角的徐筠，也被善于构建视觉通道的传媒形容为具备着“巩俐的嘴形、章子怡的眼睛和董洁的风情”，最新的“谋女郎”是有望在《千里走单骑》中出演的蒋雯，同样被形容为“章子怡的脸容，巩俐的嘴”。来来去去，竟都基本在同一类型的形象标准下。张艺谋挑选女演员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演化为一种看女人的标准，在其影视文化霸权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类中国人对女人的欣赏态度。巩俐继续在戛纳显露水蜜桃诱惑，章子怡的小腰已经在香港晃迷了一众富家子弟，“谋女郎”不仅是中国男人自身的梦想，而且具备全球性态度。
八、因为他尚可以被骂
直到现在，他还不是至高无上与无可挑剔的权威，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跳出来骂他。他俨然“国师”、是“文艺恋尸癖”、他“太膨胀了”、他在“助长人们奔向消费主义”、他“身上透着一股‘贼光’”等等，似乎再狠毒的言论你都可以加诸其身。在他一人满载美誉的时候，他同时肩负被骂的恶名。在他支撑之下，更多的艺术天空等待下一代导演来开挖。同时，我们的文艺评论者也需要张艺谋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基于审读“张艺谋”的态度上，我们还可以被划分为“自由派”、“保守派”、“激进派”、“新保守主义派”等等文化阵线。“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在外界抨击论战《十面埋伏》的时候，张艺谋的电影还是一部接一部拍，为人仍然是“千里走单骑”的劲头，这就值得我们感到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