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成功五年后感受：一下子觉得安全了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6日 11:34 中国周刊
口述 王一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内容简要］：“一下子觉得安全了。”移民成功五年后，王一安想到当初的感受，只有一句话。
见到王一安，是在济南。在一个五星级酒店17层，他穿着拖鞋，右眼红红的，确切的说是包括整个大眼袋都红红的。这是前两天喝酒的结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黄瓜片擦，最后干脆昂着头，把黄瓜片贴在眼袋部位。“凉点，会舒服一些。”他说。
4月份，他刚刚入选了加拿大某市同乡总会会长。该市去加拿大的同乡人已经过万，王一安属于“去得晚的”。
在国内，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红人。
1978年，高中毕业满一年，王一安到农村当起了生产队长，推广杂交水稻，做出了成绩，是个“好干部”。
1982年，王一安通过考试，录取到了区里，进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很快在区里当上了副科长。官运还算顺利。
1993年，下海。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块地，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第二年，就当选了该市第一届十大明星青年企业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数百字的介绍王一安，都是一个“好企业家”。捐款、名誉、职称，一项不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说，“待不下去了。”王一安这样叙述他的移民经历，以下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我觉得自己一向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是，国内很多事情没人脉关系就说不明白道理。这点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国出差。接到公司里的电话说，市里检察院抓了我们六个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税漏税和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等罪状。检察院带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飞回来。我是个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说“要关多少天就让他们关多少天！我们没犯法！”
这六个人，被整得比较惨。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了。自那以后，哥哥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远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是市税务局的干部，在90年代中期，税务干部兼职做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他还欠我38万元没还。
我也开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钱。这个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对方偿还总共53万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继续写匿名信。
后来，检察院没问出什么结果来，刑侦队又来了，出纳抓去关了7天。会计被刑拘。出纳是个年轻人，自己说被吓死了，不敢再做了。出来后，立马辞职了。
以后，我一听说要查我，第一反应是，“查就查，可千万别抓人啊！”
2000年，区里税务局也来了。收走了公司账单。
有一次我还被叫到了区税务局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领导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啊。”
“那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没给他们送好处嘛。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当时看着他们吹着空调很舒服，我们公司还就只有我一间办公室有空调呢，就说，你们吹着空调过得那么爽，怪不得查我账。
这下就得罪了领导了，账单也没要回来。
过了几个月，市里税务局又来了。继续没收账单。局里我有两位朋友对我不错，叫出来吃饭。
朋友开门见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开就是了，干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现在就栽你们手上了。”
“你就补个一两万，事情就算完了。”
“补什么？那你给我开税单，说明白我哪个没交。”
说话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纪委的也来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怀疑，我一定有问题！连我老婆都问我，“这么多人查你，你一定有问题。”我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也在检察院工作，害怕这个。后来我和老婆离婚了，也有这个一点原因。
其实，按理说，税上都容易犯点错误。税务上想查哪个公司，一般一查一个准。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1997年开始查我的时候，其实我没钱，手里的钱全投进工程里了，还没开始收回。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所得税需要交。1997年开始查我了，那我以后的税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交了的。而且，我这个人，个人没钱，钱都在公司账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个坏人，写我匿名信，怎么有那么大能量，后来知道，他在市里的税务局里也是有人的。我们这个机构做事也费解，查了一遍还查第二遍，第三遍。三个月就应该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个月也没有查出结果来，还是不罢休。
要不回来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觉得这个上海男人说到了我心里。
周立波说，应该有个制度，就是事后举报制度。商人在贿赂官员后可以事后举报同时不受处罚。
这个点子太绝了。作为商人，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赚的钱大把大把拿出去给别人，是不得已才会贿赂。如果事后举报，商人无罪，能检举出拿钱的官员。官员就会有顾忌了。这个办法绝对适用。
现在就是监督不明。
几天前，我在温州和老朋友喝酒，还在抱怨我那块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还是郊区，现在已经变成了城中黄金地段。一共四亩。当时我被说服和政府置换，政府要在这里盖安置房。但是，后来，地给了政府了，置换给我的地，一直拖着，没给。
十年里我和公司的员工跑去沟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个月都沟通，早些年沟通的越发频繁。
没办法，我就把当年和我置换土地的政府部门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赢了，判决给我是：在没有给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万元赔偿我。
如今，赔偿金我都拿了好几年了，地还是没有。
为此，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签字写了份万言书，交到市纪委。还贴到网上去了。有703804个网友跟帖支持我们。我当时觉得，这够轰动了，够引起注意了。
纪委也的确受理了，让我们去填了个表。只不过，接下来俩月，又没声音了。判决书拿在手里，就是要不回地。
我还是市里一个有身份的人，还能和市里领导说上话。这次回去，我见到了新换届的市长，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长先表态：一定给你！
“那就现在给吧。”我赶紧接着问。
市长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说，“以前他们那届没安置，我现在怎么弄？再等等，再等等。”
现在，还等着呢。那块地放到现在是值钱了。
“一下子安全了”
这个期间，我一直想着移民，公司经营基本就停滞了。特别是查我的那几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还有很多人是在国外做生意，然后慢慢拿到了绿卡。
后来，我就借出差的时间，去香港咨询这事。
其实，我是中共党员，上过七年半党校，修过哲学，我认为我们的纲领都是不错的，坏就坏在一些干部很坏。譬如，税务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税漏税，然后就有理由找你。
这让人很难办。
2006年，移民的手续批下来。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心里觉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后也没多兴奋，就这样。
现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来了。每周末去打猎、钓鱼。
有个事很感动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没油了。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来送油，五分钟内，警车出现了。我们被监控到了。再过五分钟加油的车来了。加油，不花钱。对方回答，“这是国家的油，我们不收钱。”我赶忙递出200加币小费，给他们。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收小费。”我当时非常感动，和朋友说，“在加拿大捐钱，直接捐给政府就好了！”后来，我朋友把这个故事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帖子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我在中间，两边搂着两名加油人员的合影。
我现在有两对双胞胎女儿，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个月奖励我2000加币。我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
当然，移民，让我损失也很大。
之前我买下的总共1000亩地，没机会开发了，都转给了别人。自己开发的话，肯定赚大钱的。
自己还留下了几个项目，想继续赚钱。项目在中国做，还是比较好赚钱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对双胞胎女儿后，我决定再多赚点钱。
这次到济南，也是因为要处理一个投资的事情。
在济南的两个项目，投资了一个亿。最后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权卖掉。
四年没管这里的项目，我的一个亿的投资没有了。第一感觉就是：“又要上诉了！没办法。”但是，他们在当地有人，听说我那个合伙人的亲姐姐就在检察院。没办法，没人就不好办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诉，后来，市刑侦队出动了，还不错，终于冻结了这部分即将被交易的买卖。但是，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到。
以后的生意，我会转向投资，不涉及具体经营了。经营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过，项目还会在中国投资，赚钱，还是大陆好赚。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见了那个一直举报我的前合伙人。两人看了看，都没说话。各自走开了。我曾经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这个气，是谁也不顺。后来，想开了，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办完济南的事，我就飞加拿大了。那里生活很好。
好期盼早点飞到加拿大啊
口述 王一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内容简要］：“一下子觉得安全了。”移民成功五年后，王一安想到当初的感受，只有一句话。
见到王一安，是在济南。在一个五星级酒店17层，他穿着拖鞋，右眼红红的，确切的说是包括整个大眼袋都红红的。这是前两天喝酒的结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黄瓜片擦，最后干脆昂着头，把黄瓜片贴在眼袋部位。“凉点，会舒服一些。”他说。
4月份，他刚刚入选了加拿大某市同乡总会会长。该市去加拿大的同乡人已经过万，王一安属于“去得晚的”。
在国内，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红人。
1978年，高中毕业满一年，王一安到农村当起了生产队长，推广杂交水稻，做出了成绩，是个“好干部”。
1982年，王一安通过考试，录取到了区里，进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很快在区里当上了副科长。官运还算顺利。
1993年，下海。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块地，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第二年，就当选了该市第一届十大明星青年企业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数百字的介绍王一安，都是一个“好企业家”。捐款、名誉、职称，一项不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说，“待不下去了。”王一安这样叙述他的移民经历，以下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我觉得自己一向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是，国内很多事情没人脉关系就说不明白道理。这点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国出差。接到公司里的电话说，市里检察院抓了我们六个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税漏税和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等罪状。检察院带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飞回来。我是个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说“要关多少天就让他们关多少天！我们没犯法！”
这六个人，被整得比较惨。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了。自那以后，哥哥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远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是市税务局的干部，在90年代中期，税务干部兼职做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他还欠我38万元没还。
我也开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钱。这个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对方偿还总共53万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继续写匿名信。
后来，检察院没问出什么结果来，刑侦队又来了，出纳抓去关了7天。会计被刑拘。出纳是个年轻人，自己说被吓死了，不敢再做了。出来后，立马辞职了。
以后，我一听说要查我，第一反应是，“查就查，可千万别抓人啊！”
2000年，区里税务局也来了。收走了公司账单。
有一次我还被叫到了区税务局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领导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啊。”
“那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没给他们送好处嘛。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当时看着他们吹着空调很舒服，我们公司还就只有我一间办公室有空调呢，就说，你们吹着空调过得那么爽，怪不得查我账。
这下就得罪了领导了，账单也没要回来。
过了几个月，市里税务局又来了。继续没收账单。局里我有两位朋友对我不错，叫出来吃饭。
朋友开门见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开就是了，干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现在就栽你们手上了。”
“你就补个一两万，事情就算完了。”
“补什么？那你给我开税单，说明白我哪个没交。”
说话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纪委的也来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怀疑，我一定有问题！连我老婆都问我，“这么多人查你，你一定有问题。”我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也在检察院工作，害怕这个。后来我和老婆离婚了，也有这个一点原因。
其实，按理说，税上都容易犯点错误。税务上想查哪个公司，一般一查一个准。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1997年开始查我的时候，其实我没钱，手里的钱全投进工程里了，还没开始收回。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所得税需要交。1997年开始查我了，那我以后的税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交了的。而且，我这个人，个人没钱，钱都在公司账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个坏人，写我匿名信，怎么有那么大能量，后来知道，他在市里的税务局里也是有人的。我们这个机构做事也费解，查了一遍还查第二遍，第三遍。三个月就应该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个月也没有查出结果来，还是不罢休。
要不回来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觉得这个上海男人说到了我心里。
周立波说，应该有个制度，就是事后举报制度。商人在贿赂官员后可以事后举报同时不受处罚。
这个点子太绝了。作为商人，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赚的钱大把大把拿出去给别人，是不得已才会贿赂。如果事后举报，商人无罪，能检举出拿钱的官员。官员就会有顾忌了。这个办法绝对适用。
现在就是监督不明。
几天前，我在温州和老朋友喝酒，还在抱怨我那块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还是郊区，现在已经变成了城中黄金地段。一共四亩。当时我被说服和政府置换，政府要在这里盖安置房。但是，后来，地给了政府了，置换给我的地，一直拖着，没给。
十年里我和公司的员工跑去沟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个月都沟通，早些年沟通的越发频繁。
没办法，我就把当年和我置换土地的政府部门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赢了，判决给我是：在没有给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万元赔偿我。
如今，赔偿金我都拿了好几年了，地还是没有。
为此，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签字写了份万言书，交到市纪委。还贴到网上去了。有703804个网友跟帖支持我们。我当时觉得，这够轰动了，够引起注意了。
纪委也的确受理了，让我们去填了个表。只不过，接下来俩月，又没声音了。判决书拿在手里，就是要不回地。
我还是市里一个有身份的人，还能和市里领导说上话。这次回去，我见到了新换届的市长，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长先表态：一定给你！
“那就现在给吧。”我赶紧接着问。
市长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说，“以前他们那届没安置，我现在怎么弄？再等等，再等等。”
现在，还等着呢。那块地放到现在是值钱了。
“一下子安全了”
这个期间，我一直想着移民，公司经营基本就停滞了。特别是查我的那几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还有很多人是在国外做生意，然后慢慢拿到了绿卡。
后来，我就借出差的时间，去香港咨询这事。
其实，我是中共党员，上过七年半党校，修过哲学，我认为我们的纲领都是不错的，坏就坏在一些干部很坏。譬如，税务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税漏税，然后就有理由找你。
这让人很难办。
2006年，移民的手续批下来。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心里觉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后也没多兴奋，就这样。
现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来了。每周末去打猎、钓鱼。
有个事很感动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没油了。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来送油，五分钟内，警车出现了。我们被监控到了。再过五分钟加油的车来了。加油，不花钱。对方回答，“这是国家的油，我们不收钱。”我赶忙递出200加币小费，给他们。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收小费。”我当时非常感动，和朋友说，“在加拿大捐钱，直接捐给政府就好了！”后来，我朋友把这个故事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帖子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我在中间，两边搂着两名加油人员的合影。
我现在有两对双胞胎女儿，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个月奖励我2000加币。我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
当然，移民，让我损失也很大。
之前我买下的总共1000亩地，没机会开发了，都转给了别人。自己开发的话，肯定赚大钱的。
自己还留下了几个项目，想继续赚钱。项目在中国做，还是比较好赚钱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对双胞胎女儿后，我决定再多赚点钱。
这次到济南，也是因为要处理一个投资的事情。
在济南的两个项目，投资了一个亿。最后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权卖掉。
四年没管这里的项目，我的一个亿的投资没有了。第一感觉就是：“又要上诉了！没办法。”但是，他们在当地有人，听说我那个合伙人的亲姐姐就在检察院。没办法，没人就不好办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诉，后来，市刑侦队出动了，还不错，终于冻结了这部分即将被交易的买卖。但是，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到。
以后的生意，我会转向投资，不涉及具体经营了。经营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过，项目还会在中国投资，赚钱，还是大陆好赚。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见了那个一直举报我的前合伙人。两人看了看，都没说话。各自走开了。我曾经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这个气，是谁也不顺。后来，想开了，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办完济南的事，我就飞加拿大了。那里生活很好。
好期盼早点飞到加拿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