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会见侵华日军高官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和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用确凿可靠的证据，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级特工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和日军参谋总部在南京的间谍机构“梅机关”，与日本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等历史内幕。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1939年，潘汉年和岩井会见后，在另一位中共特工袁殊陪同下，到南京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举行了会见。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对潘特别重视，不仅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
潘汉年向日方提交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日方为此每月给潘汉年提供费用，当时是2000港币（相当于当时一个香港公务员五年的年收入）。后来，潘汉年、袁殊又说，要发行什么杂志等，找了很多理由，要求岩井再提供一万港币。不久，潘汉年又得到一大笔钱。
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特工袁殊的介绍，日本间谍机构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双方会谈三天，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均获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和东南亚的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奠定基础。
潘汉年会见大汉奸汪精卫
第一次：潘在会见日本外务省间谍岩井之后，经岩井介绍，潘到南京会见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的首脑影佐。影佐对外公开的身份是侵华日军扶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潘跟影佐交涉后，通过影佐跟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见了面。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对此有详细记录。
第二次是：1943年，在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陪同下会见汪精卫。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由特务头子李士群直接指挥。潘汉年与这个特务机关也有联络。20世纪40年代，潘曾多次会见李士群，并在李士群陪同下会见了汪精卫。
据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
潘汉年和李士群的关系，在中共出版的《潘汉年传》、《潘汉年情报生涯》中都有提到。
潘汉年是“替罪羊”
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当他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时，谢说：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录达30多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和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用确凿可靠的证据，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级特工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和日军参谋总部在南京的间谍机构“梅机关”，与日本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等历史内幕。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1939年，潘汉年和岩井会见后，在另一位中共特工袁殊陪同下，到南京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举行了会见。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对潘特别重视，不仅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
潘汉年向日方提交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日方为此每月给潘汉年提供费用，当时是2000港币（相当于当时一个香港公务员五年的年收入）。后来，潘汉年、袁殊又说，要发行什么杂志等，找了很多理由，要求岩井再提供一万港币。不久，潘汉年又得到一大笔钱。
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特工袁殊的介绍，日本间谍机构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双方会谈三天，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均获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和东南亚的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奠定基础。
潘汉年会见大汉奸汪精卫
第一次：潘在会见日本外务省间谍岩井之后，经岩井介绍，潘到南京会见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的首脑影佐。影佐对外公开的身份是侵华日军扶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潘跟影佐交涉后，通过影佐跟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见了面。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对此有详细记录。
第二次是：1943年，在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陪同下会见汪精卫。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由特务头子李士群直接指挥。潘汉年与这个特务机关也有联络。20世纪40年代，潘曾多次会见李士群，并在李士群陪同下会见了汪精卫。
据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
潘汉年和李士群的关系，在中共出版的《潘汉年传》、《潘汉年情报生涯》中都有提到。
潘汉年是“替罪羊”
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当他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时，谢说：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录达30多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