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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5-10-31
何清涟：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
当代中国研究【编者说明】本报告是作者受“中国人权”委托完成的研究报告，版权归“中国人权”所有。本刊获“中国人权”许可，自2004年秋季号（总第 86期）开始将该报告分成4部份连载，至这一期（2005年夏季号）全文刊完。 2005年2月24日，在各国知识界声誉着着的美国《纽约书评》双周刊刊登了介绍这个研究报告的书评“China: Wipping Out the Truth”，书评的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E. P. Link（林培瑞）。
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不管他们的走访是否深入，总是以为“我了解中国”。但观察家们如果只被一些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就会堕入“盲人摸象”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表面现象看得再多，也毕竟只能了解“大象”躯体的一部份。笔者引用这个寓言，是因为许多人往往分不清“见微知著”（从小处观察大处）与“盲人摸象”的界限在哪里。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人只要去中国的几个大城市“走马看花”式地旅游一趟，几乎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有古老历史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变。但正是在这不断奔涌的时代激流下面，中国也有始终不变的东西。而这始终不变的东西，正是被这个国家的政府动用一切力量全力护卫的专制政治制度。
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中，资源分配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变化最大，经济体制由原来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但资源分配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结果政治精英集团成了经济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团。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没有任何本质变化，仍然是一党专政。近几年总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谓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变革无关。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改变的是政府的管理方法和部门设置、人事任命方式等，而后者要改变的则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即政府权力源自暴力夺权后建立的一党专制还是源自民主选举。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面对听众的提问时答道：“中国人民至今还未做好选举领导人的准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所以不具备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这一说法与20世纪中国历代政治精英拒绝实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如出一辙。然而，过去20多年中国的现实演变却完全驳斥了上述藉口：正是在中国人口总体素质最低的农村里，当局为了建立适应于农户单干状态下的基层政治结构，不得不允许10亿农民实行村委会选举；但在人口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里，政府至今仍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自由选举。这说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并非国人素质太低，而是当局至今还未“做好放弃一党专制的准备”。
就政治体制的特质来看，中国现在奉行的威权政治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一脉相承。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是步苏联后尘建立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非常精确地描述过这种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极权主义当权，它必然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权力所及的地方，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的传统。不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有传统，或者其意识形态的精神泉源为何，极权政府往往把阶级转变为群众，而且，藉着群众运动，依赖一党专制体制取代政党制，同时把权力核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手里，也建立起一个以征服、统治全世界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传统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识，以功利为目的诸种范畴都无法帮助我们处理、判断，或者预测它们的活动途径。[52]”因为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对极权体制的剖析一针见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因为这些分析会让人产生许多对当局不利的联想。而那些对“贫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论表示充份理解的外国政治学者，却能在中国获得不少被介绍的机会。比如，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美籍华人，已故），因为他在著作中反覆表示能充份地理解“中国的专制政治存在之合理性”，所以曾很早就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这位政治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情赞美与向往，会让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瞠目结舌。
以汉娜．阿伦特概括的特点来观照当今中国，就会发现她所归纳的极权政治的本质特点在中国其实未曾发生变化：
首先，一党专制仍然是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从世界各国现有的宪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部“宪法”：宪法由中共起草，经其提名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这一宪法则赋予中共以“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之永久地位；于是中共及其控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互相赋予对方以权力的合法性，中共绕了一个弯，把最高政治权力永久性地授给了自己。一旦中共认为宪法条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会立刻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修改。中国的制宪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中确立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曾经成为清王朝效法的榜样；日本1945年以后的“和平宪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中国在这一百多年当中虽然有过几部以“宪法”为名称的文献，却从未建立过真正的宪政。很难想像，由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领导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主持修订的“宪法”可能将中国带入“宪政民主”。
中共扶持了8个“民主党派”，它们的所有办公经费、干部的工资福利开支甚至办报刊杂志的费用，却全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编列预算拨给，从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开支。这些“民主党派”的主要干部任命、级别确定与升迁也全由中共的统战部们掌管。多年来，这8个“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花瓶”，为“社会主义民主”装点门面，对中共的任何荒谬决定（如镇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和1999年镇压法轮功）都无条件地支持。除了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国民间的任何组织，哪怕是单纯的学社，都被共产党悬为厉禁。中共统治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中间组织──宗法组织，将原来的“政府─宗法组织─个人”这种社会关系简化为由“政府─个人”，从而消灭了任何民间的组织资源。
其次，依靠国家暴力工具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保持权力地位的最后手段。邓小平名义上从未担任过中国的党政最高职务，依照宪法和中共党章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但只要他把持了军委主席的位置，他就能超越宪法和中共党章而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由此可见，不管中国的宪法和党章对最高权力作什么样的规定，只有掌握军权的人才能成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虽然这种状况明显地违宪。
苏联共产党依靠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全面监控社会，这被视为极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干预也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把监控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份子及其他异议人士作为日常工作，而且普遍渗透到机关事业单位，整个因特网（Internet）系统更是全部由国安部掌控。与此同时，中国各级政府解决社会诸种矛盾的手段也越来越藉助于警察系统的暴力镇压，警察执行公务时则越来越随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的孙志刚暴死事件即著名一例，许多黑社会组织背后的撑腰者就是警察系统的官员。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但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正好与传统文明呈断裂状态。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否定得如此彻底。即使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也还对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文明进步表示尊敬并引以自傲。而中共却将自己国家的文明作为“封建主义的垃圾扫进历史垃圾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被斩断文明之根的中国人其实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漂泊无依。
对外开放是国人引以自豪的改革成就，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也正是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为中国的专制政府输血，才使这个政权得以延续生命力。从引进外资中得益多的主要是中国大城市的居民，而9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却正在痛苦地挣扎。到2003年初中国的失地农民已经高达8千万人[53]。中国的农民为了摆脱毫无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据统计，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倍，每年有15万农民服毒自杀，50万人服毒自杀未遂，而贫困的煎熬与基层政府滥用权力压迫农民则是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54]。
不少国人现在也正在为自己的权利作艰苦的斗争，其中以农民的反抗最为悲壮。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的有组织抗争每年高达1万多起，但都被政府武装镇压下去。不少农民悲愤地说，现在政府拥有的武力实在太强大，农民们“斩木不能为兵，揭竿不能为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是中国古语，意谓“砍断树木作为武器，举起一根竹竿作为义旗，号召天下受压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中国政府就是坐在这样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国的媒体集体撒谎，讴歌“太平盛世”的 “繁荣”。
二、墨写的谎言涂饰着中国
对中国民众来说，最有嘲讽意味的是，他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即使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着种种不满，甚至生活里充满了痛苦，中国的媒体对国内情况的报导却总是充满“阳光”。这样的“阳光”不但普照中国，而且还延伸到国外。如果说欧美国家的记者偶尔还能够写上几条暴露阴暗面的报导，那么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努力对中国政府尽美化之能事。2002年12月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就听到一位华裔政治学教授用种种他在国内“调查”得来的数据论证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对中国政府与现状“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面对听众的质疑，他解释道：“连中国政府官员都对我讲，你这个调查中谈到的群众对改革的满意度比例，比我们自己做的调查还要高几个百分点。我对这些官员打保票，我这个调查绝对没有问题，是有科学论据的。”其实，中国政府从 2000年以来颁布了一系列涉外调查法规（见第一章注[5]），明确规定境外机构和个人（包括回国为撰写论文做调查的中国留学生）均不得自行在中国进行任何民意调查，所有民意调查都必须事先申请获准，由中国官方指定的机构代为调查，并由“有关部门”参与监督。这种完全被操控的“民意”调查是否有学术意义，其数据是否可信，用常识就能判断，即使它披上了复杂的“分层分阶段抽样技术”之类的“科学外衣”，也改变不了其实质。
中国政府在许多国家设有大使馆和领事馆，其主要任务并不是协助本国侨民解决困难，而是从事“统战”（统一战线）工作，用“统战”口号来表述，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塑造中国政府的好形象而努力。不少华人曾在文章中抱怨，当自己在海外遇到困难（如因被偷窃而失去证件机票等）、到中国使领馆去求援时，往往被冷淡地拒之于门外。由于中国驻外机构“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导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
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该文指出，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导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这篇文章揭示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海外中文媒体现在对中国政府总是一片赞誉，如果偶有批评，那也只是针对枝节问题或底层官员，特别是那些已经被曝光或被逮捕的腐败官员，属于“小骂大帮忙”之类。“小骂”只是为了遮掩其真实立场，在读者面前显示“我们也是站在公正立场上的媒体”。
2003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中国代表团努力运作和一些人权记录极差的国家的配合下，竟然将5年一度的“人权奖”颁发给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且不论邓朴方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仅就让邓朴方得以获奖的那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来看，这个机构只不过是以帮助残疾人为名大量敛财，它的活跃与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几乎是同步的。这个“人权奖”不仅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蒙羞，也展现出中共在海外的“形象工程”之成就。中共常把关心中国的人权进步的一些由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组织指称为“国际反华势力”，其实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比海外的亲中共势力微弱得多，因为这些国际组织所凭藉的只是道义的力量，而中共政府的金钱外交已经成功地操纵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精英总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梦中女神，国人只能看见它的裙裾飘动，却始终无法将这尊女神请入中国的政治殿堂。不过，笔者坚信，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开放，中国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化。至于这个过程的长短，则取决于中国政府与反对力量之间的博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的报刊电视台能否成为自由的媒体，一个信息封闭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国家，媒体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风向标，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在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媒管理原则不仅误国害民，连政府自身也受制于此。因为这种旨在过滤信息、择情传递的资讯管理方式必然导致信息严重梗阻，下情无法上达，决策层无法了解社会的实际状况，做出的政治决策自然也总是“药不对症”。即便是在一个信息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里，社会成员的代际沟通亦非易事，老一代人往往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青年一代会有所隔膜。中国近25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观念的巨变，年青一代无论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兴趣爱好与中年以上的人都炯然各异，中国身居高位的政治领导人最年轻的也有60岁了，很难设想，一群耳目闭塞、垂老且故步自封的老人，能够在这个人为制造的信息阻滞的社会里，准确掌握社会动向，胜任地领导13亿人口的大国。
通过控制媒体营造出来的“繁荣”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90多年前，中国打倒帝制之后的第一个总统袁世凯想复辟做皇帝，引起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做传承帝位的皇太子，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反对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为他的父亲一个人编印了一份专登拥戴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让他的父亲陶醉在颂扬声中。但这份只有一个读者的《顺天时报》最终愚弄的还是袁大总统本人。做了103天的皇帝之后，一代枭雄袁世凯不得不在全国的反对声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国政府目前控制媒体的做法，其实不过是效法袁克定的假《顺天时报》，聊以自慰而已。
如此严格控制媒体言论，恰恰是中国政府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笔者现在生活的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任何言论的国家。波士顿（Boston）、旧金山（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等好几个城市都设有“革命书店”（或叫“红色书店”），专门出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许多左派团体相当活跃，他们热衷于从理论上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这些组织的活动，更不会禁止它们的自由讨论、自由出版、自由传播。中国政府支持的官方、半官方中文媒体之所以能在美国自由地传播中共的宣传，就是利用了美国的这种制度环境。
我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时曾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思”（Spartacus）的左派组织成员来找我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言谈中这位先生抱怨，美国的 “工人阶级”因为活得太舒服，因此缺乏革命精神。我告诉他：“如果工人生活得很好，他们确实不需要革命。中国的工人、农民如果能够吃饱饭，他们也根本不想革命。由于你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人民吃饱了苦，受够了罪，中国人民现在的最高理想是拥有一个你们这些左派痛恨入骨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我还告诉他：“我在中国只是批评了政府的腐败，就如此为中国政府所痛恨不容。如果你们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早就被投进监狱去了，因为你们天天在号召人们推翻政府。中国法律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就是为惩治你我这种人设立的。你们热爱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不给人以言论自由；你们痛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好保证了你可以痛骂它而不用坐牢的权利。请你们想一想，到底哪个制度好？”
允许各种反对力量活跃在自己的国土上，既是美国充满魅力之处，也是美国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主要原因。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一直坚信，美国公民必须生活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制度中，他们有获得各种观念和思想的权利，当然包括对现存制度的一切批评，只有让公民充分获得这些信息，他们才能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公共讨论的自由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不应受到限制，限制这种自由等于摧毁民主制度的基石。
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做法其实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故智。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renitzin）曾写过一部政治小说《第一圈》，描绘的就是特务横行、人人被迫说假话的“红色帝国”苏联。在这个“红色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时受到监听，监听者则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冠冕堂皇的藉口公然侵害或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压迫、暴力与恐吓，就可以永远维持苏共的独裁统治。中共夺取政权后采取了“全盘苏化”的建国方针，从制度设计到社会控制方法都处处照搬“斯大林模式”，后来的经济改革只是想通过经济上的松动来巩固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强盛一时的苏联帝国早已化为历史烟尘，苏联共产党也成为独裁者的代名词而受到历史的唾弃。如果以为苏联的垮台和解体仅仅是因为“经济不改革”，那实在是愚人之见。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信息，正好比决策者用黑布将自己的眼睛蒙上，成了看不见外部世界的盲人；而中国的媒体则好比一匹马，驾驭它的决策者按“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实行奖惩，宛如给这匹马的眼睛也蒙上一块黑布。中国就是这样在“盲人瞎马”的导引下前行，向“深水池” 一步步迈进。
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尽管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一些海外人士或团体因为与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无视中国正在发生的种种恶劣情事，对中国民众的痛苦充耳不闻，一味给中国当局献上廉价的“赞美诗”，但不管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总有正义人士会超越个人利益，关怀整个人类的福祉。
我无意去评论屈从强权这类行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屈从强权的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只想提及一些始终不渝地在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呼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 “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这些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搜集发布的各种真实的信息，始终是那些廉价“赞美诗”的克星。也因为有这些组织的存在，中国政府用金钱收买的势力始终不能一统天下。就在2003年12月18日，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了“2004年世界独立国家自由评比报告”，台湾被列为全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分数仅次于日本；中国则属于亚洲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情况只比北韩及沙特阿拉伯略好。正因为有这些组织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的政治犯与良心犯的待遇才能够比毛泽东统治时期有所改善。
我同样钦佩那些在中国国内始终不向强权妥协的人士。我从那个国度出来，深知在中国要想坚持不向强权妥协，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包括“知识份子”群体被迫或主动地孤立这样的人，因为与“异端”的交往可能会令人陷入不测之境、丧失安全感。本报告列举的那些因揭露腐败而身陷囹圄的记者们所做的努力，始终是照耀中国人良知不泯的一盏明灯。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也为信息的自由传播做出了独特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
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牺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我曾看过不少“二战”时期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资料片，发现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的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揭开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
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的进步，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之上且政治清明的中国，比目前这个正处于极端腐败、视本国人民如草芥，且在外交中毫无原则、唯利是图的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起的作用要积极得多。
哈哈，如果都跟我想的一样，大家都不用回流了，也不用水土不服，不适应民主体制，抱怨这埋怨那了。。。哈哈。。。一门心思往国外跑，啥也说明不了，你和云儿一门心思往北卡跑，不代表温哥华不好，只是你们在那里碰巧有工作，有移民回流中国，不代表中国又比加拿大好，只是这个人更适合在国内发展～～
你自己的回忆录也说了，当年你出国，不是受迫害活不下去无法安居乐业吧，不过是想并且有能力给自己换个活法而已
转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一门心思往国外跑，啥也说明不了，你和云儿一门心思往北卡跑，不代表温哥华不好，只是你们在那里碰巧有工作，有移民回流中国，不代表中国又比加拿大好，只是这个人更适合在国内发展～～
你自己的回忆录也说了，当年你出国，不是受迫害活不下去无法安居乐业吧，不过是想并且有能力给自己换个活法而已
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中国
IAN JOHNSON
北京——今年30岁的陈括曾拥有很多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一些东西：一套属于自己的单元房和一份跨国公司的高薪工作。但10月中旬的一个午夜，她却登机飞往澳大利亚，去那里开始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就像每年离开的数十万中国人一样，驱使她离开的是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国外会过得更好。尽管中国最近几年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她还是向往澳大利亚，因为那里可以提供更健康的环境和完善的社会服务，还可以提供在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国度建立新家的自由。
“中国太压抑了——有时候，我一周要在上班的那家审计公司工作128个小时，”离开前几个小时，陈括在她北京的房子里说。“而且，在国外养育信仰基督教的孩子会更容易一点。澳大利亚更自由一些。”
中国共产党正在为11月初的领导人大换届做准备，与此同时，像陈括这样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流失。最新完整数据显示，2010年有50.8万中国人离开中国，去了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人数比2000年增长了45%。
单个国家的记录显示这个趋势还在继续。2011年，美国接收了8.7万来自中国的永久居民，一年前的数字则是7万。中国移民使得从曼哈顿中城到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的一系列大相径庭的地方房价攀升。曼哈顿的一些房地产中介正在学习普通话，而塞浦路斯则提供获取欧盟护照的途径。
很少有中国移民把政治作为离开的理由，这样的沉默却凸显了他们的许多担忧。他们说不计任何代价搞发展的战略已经毁掉了环境，堕落的社会和道德体系也让中国变得比他们小时候还要让人感到冷漠。总之，他们有一种这样的情绪：尽管中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它的政治和社会走向仍然很不明确。
“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未来，特别是子女的未来没有安全感，”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研究中国移民的副教授曹聪称。“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环境不稳定。”
看起来，大多数移民都只是把外国护照当做应对最坏情况的一种保险，并不想彻底抛弃中国。
上海一家工程公司的经理在匿名的条件下称，他今年早些时候在纽约市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上投了资，希望最终能拿到绿卡。他还是一个言辞犀利的时事评论博主。他说，当地公安人员找他谈过话，致使他获取美国护照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
“绿卡是一种安全感，”这位经理称，“这里的体制不稳定，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倒想看看，下面几年这里会变成什么样。”
政治动荡也加重了这种情绪。今年初，共产党高官薄熙来的丑闻曝光，震惊了全国。根据官方报道，他的辖区竟然充斥着谋杀、拷打以及腐败活动。
“哪怕是在最高层，哪怕到了薄熙来的级别，仍然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和风险，”奥尔巴尼大学(University at Albany)移民问题专家梁在称。“人们不知道两三年后会发生什么。”
不安全的感觉也影响到了那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差的中国人。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去年年底有80万中国人在国外工作，1990年的数字则只有6万。很多人都在做小生意——开出租车、捕鱼或者种地——还担心自己这个阶层错过了中国的30年繁荣期。尽管在此期间，中国有上亿人脱离了贫穷的生活，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经济也越来越被大公司主导，这些大公司很多都是国有企业。
“这种潮流的动因是害怕在中国成为输家，”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人口学家项彪称。“出国已经成了一种或许能带来一些机会的赌博。”
在海滨城市温州经营一家餐馆的张林（音译）便是这样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所在的大家庭里的农民和生意人把钱凑在一起，送他儿子去加拿大的温哥华读高中。家里人希望他能进入一所加拿大的大学，将来的某个时候能获得永久居留权，说不定还能让他们家所有人都移民过去。“这就像一把椅子，椅子腿不止一条，”张林说。“我们希望在加拿大安放一条腿，以防这儿的这条腿折了。”
如今，移居国外的形势已不同于过去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学生开始出国，其中许多都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留在了西方国家，因为那些国家主动为他们提供居留权。上世纪90年代，没钱的中国移民付钱让“蛇头”把自己带到西方去。他们有时会搭乘货船，比如1993年在纽约市搁浅的“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这一现象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如今，多年的繁荣意味着数百万人具备了合法移民出国的途径，要么通过投资项目，要么通过送子女出国留学，寄希望于获得一个长远的立足点。
北京一家传媒公司的秘书王瑞金（音译）表示，自己和丈夫正在劝说23岁的女儿申请新西兰的研究生院，希望女儿能留在那里，为家里人打开出国的大门。她说，自己和丈夫都觉得女儿拿不到奖学金，因此家里人正在借钱，就像是做长期投资。
“我们感觉，中国不适合像我们这样的人，”她说。“想在这里取得成功的话，你要么得堕落，要么就得有关系。我们更喜欢过稳定的生活。”
这个话题已经在官方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这或许表明了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方竹兰在半官方杂志《人民论坛》上撰文说许多人是在“用脚投票”，还把大规模移民出国现象称为“民营企业家们对自身权利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保护和实现程度的消极评价”。
这股潮流并不完全是单向的。鉴于西方各经济体趋于停滞，就业机会受到限制，2011年归国的学生人数较前一年增加了40%。政府也设立了一些高调的项目，通过暂时提供各种额外待遇和特权来吸引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回国。然而，诺丁汉大学的曹聪教授表示，这些项目取得的成果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
他说，“归国人员都能想到，五年之后，他们也将变成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处境和那些已经在国内的同事一样糟。这就意味着，很少有人会被吸引回来长期居留。”
许多移民问题专家表示，这些数字和其他一些国家过去的经历是一致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和韩国都有过人口大量流向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历，尽管当时它们的经济正在起飞。财富和更好的教育让人们有了更多移民出国的机会，那时的许多台湾人和韩国人之所以出国，部分是因为担心受到政治打压，就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
尽管那些国家最终都走向了繁荣，迎来了开放社会，但许多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却是，幕后选定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下一届领导班子派系林立，是否能够带领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在这里很兴奋，但又对未来的发展感到很迷惑，”去年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的彭磊说。如今，他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名为Ivy Magna的咨询公司。眼下他虽然留在中国，但却表示，在他的100位客户中，很多人要么拥有外国护照，要么就希望拥有外国护照。大部分人都拥有或管理着中小型企业，这样的企业受到了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的挤压。
“有时候，你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状况也会变得非常复杂，”彭磊说。“有些人可能会希望生活在更透明、更民主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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