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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认为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前途远大的人来说，以下一幕并不一定合适: 1997年6月30日，在英国人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前几个小时，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给曾荫权(Donald Tsang)封爵。
作为财政司长，曾荫权当时是香港的第三把手。
然而，在当时看来，他进一步升迁的几率近乎为零。曾荫权很难想象，自己能在2005年接替主权回归后的香港首位特首董建华(Tung Chee-hwa)。
至少香港的亲北京阵营绝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命，因为曾荫权不仅是英国王室的骑士，还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忠诚于教皇。
由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引起的骚乱震惊了香港，香港“爱国”团体中的许多成员此后都变得激进起来。
他们不会忘记，曾荫权就在同年加入港英政府，开始了走向政治巅峰的漫长征程。
对曾荫权而言，幸运的是，事情有了转机。香港前任政务司司长、作为董建华实际上的副手的陈方安生(Anson Chan)于2001年下台，为曾荫权升任港府第二号人物铺平了道路。4年后，董建华自己也提前辞去特首职务。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北京方面别无选择，只能启用曾荫权。
似乎连曾荫权本人都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就在前任离职前夕，人们看到曾荫权轻松地吹着口哨，漫步走进香港政府办公楼去参加紧急会议。他吹的曲调正是中国国歌。
很多人认为，曾荫权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坐上特首的位子――在香港耗资180万美元对香港礼宾府(Government House)进行翻新之后，他决定搬进这座董建华一直回避的殖民时代标志性建筑，更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然而，曾荫权在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声称，自己并不迷恋这个去年1月份搬入的新家。当被问及住在一座豪华的古建筑中有什么感受时，他表示：“有一种被监禁的感觉。我所拥有的，只是三楼角落里的一间小卧室。”
“我必须穿好衣服才能离开卧室，”他补充道。“我不能穿着睡衣出来。因为有人在那里。那里是办公室。”
更有甚者，一位风水先生拍摄的特首官邸录像，去年落到一家当地报纸手中，其中包括曾荫权卧室的镜头。
香港特首在其它方面也遭到孤立。虽然香港政府理应由“特首领导”，但实际上，它要依赖于有60个席位的香港立法会来通过法案和预算。
曾荫权通常可以依赖于由亲商界和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组成的联盟，来凑足他所需要的多数票。但当反吸烟法等商界不喜欢的措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时，曾荫权必须求助于立法会的24名亲民主议员。亲民主阵营也有足够多的票数，可以阻止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支持的提案，例如，在2005年12月，亲民主阵营就否决了曾荫权提出的一篮子政治改革计划。
曾荫权对那次遭遇没有留下什么美好回忆，他将其形容为一次“大败”。
“我得到了经验，反对方从否决不算糟糕的过渡期（政治改革）一篮子计划中也得到了痛苦经验，”曾荫权表示。“人人都需要小心谨慎。你需要通融。你不能只是一味高声反对或阻挠。在任何政治磋商中，你都不得不妥协。”
“某个（特定的政治改革）一篮子计划，不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他补充称，“棘手的是，你如何能在立法会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2005年，我几乎达到了那个目标……但民主党议员需要考虑的，不是他们有一项提案，而是他们需要提出一项能在立法会得到40票的提案。”
作为一个警察的儿子，一个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曾荫权在加入公务员队伍之前曾在辉瑞公司(Pfizer)做过两年销售员，这位香港特首能敏锐地觉察到香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最近，一项政府研究报告发现，有一半的香港家庭月收入低于1.725万港元（合2200美元），而10年前这一数字为1.75万港元。
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名列前茅的一个城市而言，更令香港感到尴尬的是，这里9.2%的家庭靠每月4000港元或者更少的收入生存，而在1996年，这个比例为6.7%。
“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几年，富人（变得）更富，特别是在我们如今正迅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他表示。“金融分析师、投资银行家正在变得非常非常富有，获得的报酬非常丰厚，而草根阶层还呆在原地不动。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一个认为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前途远大的人来说，以下一幕并不一定合适: 1997年6月30日，在英国人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前几个小时，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给曾荫权(Donald Tsang)封爵。
作为财政司长，曾荫权当时是香港的第三把手。
然而，在当时看来，他进一步升迁的几率近乎为零。曾荫权很难想象，自己能在2005年接替主权回归后的香港首位特首董建华(Tung Chee-hwa)。
至少香港的亲北京阵营绝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命，因为曾荫权不仅是英国王室的骑士，还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忠诚于教皇。
由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引起的骚乱震惊了香港，香港“爱国”团体中的许多成员此后都变得激进起来。
他们不会忘记，曾荫权就在同年加入港英政府，开始了走向政治巅峰的漫长征程。
对曾荫权而言，幸运的是，事情有了转机。香港前任政务司司长、作为董建华实际上的副手的陈方安生(Anson Chan)于2001年下台，为曾荫权升任港府第二号人物铺平了道路。4年后，董建华自己也提前辞去特首职务。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北京方面别无选择，只能启用曾荫权。
似乎连曾荫权本人都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就在前任离职前夕，人们看到曾荫权轻松地吹着口哨，漫步走进香港政府办公楼去参加紧急会议。他吹的曲调正是中国国歌。
很多人认为，曾荫权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坐上特首的位子――在香港耗资180万美元对香港礼宾府(Government House)进行翻新之后，他决定搬进这座董建华一直回避的殖民时代标志性建筑，更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然而，曾荫权在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声称，自己并不迷恋这个去年1月份搬入的新家。当被问及住在一座豪华的古建筑中有什么感受时，他表示：“有一种被监禁的感觉。我所拥有的，只是三楼角落里的一间小卧室。”
“我必须穿好衣服才能离开卧室，”他补充道。“我不能穿着睡衣出来。因为有人在那里。那里是办公室。”
更有甚者，一位风水先生拍摄的特首官邸录像，去年落到一家当地报纸手中，其中包括曾荫权卧室的镜头。
香港特首在其它方面也遭到孤立。虽然香港政府理应由“特首领导”，但实际上，它要依赖于有60个席位的香港立法会来通过法案和预算。
曾荫权通常可以依赖于由亲商界和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组成的联盟，来凑足他所需要的多数票。但当反吸烟法等商界不喜欢的措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时，曾荫权必须求助于立法会的24名亲民主议员。亲民主阵营也有足够多的票数，可以阻止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支持的提案，例如，在2005年12月，亲民主阵营就否决了曾荫权提出的一篮子政治改革计划。
曾荫权对那次遭遇没有留下什么美好回忆，他将其形容为一次“大败”。
“我得到了经验，反对方从否决不算糟糕的过渡期（政治改革）一篮子计划中也得到了痛苦经验，”曾荫权表示。“人人都需要小心谨慎。你需要通融。你不能只是一味高声反对或阻挠。在任何政治磋商中，你都不得不妥协。”
“某个（特定的政治改革）一篮子计划，不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他补充称，“棘手的是，你如何能在立法会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2005年，我几乎达到了那个目标……但民主党议员需要考虑的，不是他们有一项提案，而是他们需要提出一项能在立法会得到40票的提案。”
作为一个警察的儿子，一个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曾荫权在加入公务员队伍之前曾在辉瑞公司(Pfizer)做过两年销售员，这位香港特首能敏锐地觉察到香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最近，一项政府研究报告发现，有一半的香港家庭月收入低于1.725万港元（合2200美元），而10年前这一数字为1.75万港元。
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名列前茅的一个城市而言，更令香港感到尴尬的是，这里9.2%的家庭靠每月4000港元或者更少的收入生存，而在1996年，这个比例为6.7%。
“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几年，富人（变得）更富，特别是在我们如今正迅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他表示。“金融分析师、投资银行家正在变得非常非常富有，获得的报酬非常丰厚，而草根阶层还呆在原地不动。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