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灌水 勇敢者的游戏---在水版发帖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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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后的故事及其启示

　　这篇评论实在精彩。

　　这样大的主题，在毛泽东笔下似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别具一格。题目拟得也耐人寻味。特别是后半部分，洋洋洒洒作文章，批驳得生动有趣，令人叹服。应该说，毛泽东当时对李宗仁这个战败者，自不量力，还摆着代总统的架势，对他说三道四，甚至以教训人的口吻说话是有气的。

　　这篇评论着重批驳的是李宗仁第一份《致毛泽东》。一个半月后的4月8日，李宗仁第二次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在公开发表他的“官样”复电和李宗仁来电时，特意加了一段话：“新华社按：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84页)这段话用了“阿Q语调”、“吹擂”、“作逆”，比第一篇评论讲得更尖锐，更直截了当。

　　可历史是在演变的。16年后，即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陪同下，排除险阻，远渡重洋，从美国到瑞士，转道秘密回国，受到我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毛泽东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亲切会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据程思远回忆，两位当年几度较量、几度言和的老人，紧紧握手。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家非常随和地坐定以后，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笑着对李先生说：“哧！哧！清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笑了，随行的程思远先生替他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接着说：“是的，登了彼岸。”说着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在当年的评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毛泽东还记得那篇评论，是有意的，还是与此无关，属无意的巧合？反正两者是吻合起来了，似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灵验了。

　　李宗仁先生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以78岁高龄逝世，他的临终遗言是两条：一是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二是切盼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新闻是历史的见证，历史的实录。此事已过58年。毛泽东、李宗仁均已作古，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变化。评介毛泽东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名篇，不仅不会有“不敬”之感，也不会引起什么“关系问题”和“适宜”和“不适宜”之说，留给读者的倒是历史知识、政治故事、战争年代的轶闻趣事。对新闻工作者或新闻爱好者来说，得到的将是新闻背后的新闻、宣传艺术、范文范例，启示是：历史名篇魅力永存。（党史文苑）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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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追求人生智慧和生命价值，走了文武结合的路线，赵构君臣就认为岳飞威胁了赵宋王朝的安定而欲制岳飞于死地。“风波亭”实同于“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之手段残忍远胜其祖，而在风波亭之前恰恰是赵构搞了宋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史称“一次忠谋，一次奸谋”。

　　“莫须有”非出秦桧，实为“同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一辙”……

　　在中华浩浩殇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许多个朝代，而宋朝，则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而令人非常瞩目。赵宋这个朝代，又以其颇具争议性的历史，成为史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论，宋朝是中华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宋前与宋后中华历史中的国家形态和社会面貌整体差距很大。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来，宋后的版图疆域和国防军事实力基本不超过宋前，甚至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为基本出发点，则不难发现，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何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呢？前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而这些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也都把北宋和南宋作为分水岭，也可以这样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最直接的分水岭。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分水岭中，千百年来被广大国民讴歌赞颂的岳飞则成为横亘于两宋之间的桥梁，也因此成为在赵宋时代发生断裂的中华古代史中的一个焦点。

　　在抗金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准备“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的岳飞遇害后，赵宋失去了抗战派最坚实的支柱，同时，抗金将领们也深受打击，韩世忠隐遁西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至此，失去武力屏障的赵宋丧失了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基本能力。女真人在遭受了岳飞等重兵集团的沉重打击后，其在漠北的后防线产生了巨大的战略真空。在女真无法有效控制漠北的情况下，比女真更为野蛮和落后的蒙古乞颜部军事集团在铁木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并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其孙忽必烈建元灭宋。而元朝是中华历史中的另类，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混合文化和混合体制，如果没有弱宋对岳飞的残害，也就不会有纵横欧亚的“黄祸”。可以打个比喻，是岳飞之死为铁木真留下了枭腾悍飞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基本被宋后特定的国家体制约束在了东亚范围，虎头蛇尾的郑和出海是宋后朝廷懦弱的必然产物，这与强汉王朝中张骞、班超孤身开西域的壮举有根本性的差异。宋后的社会土壤里，当局在不遗余力地扼杀着“岳飞、狄青、班超、张骞的萌芽”。


　　纵观中华文明史，是以统一的状态为主的。自汉唐以来，三百年的赵宋王朝是第三个相对长久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在这些朝代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中，宋朝又突出了出来。

　　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以稳定用来执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性强大，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成了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但是赵宋的这一“创举”恰恰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两朝政治体制的根源。有人列举了很详实的数据论述宋朝的经济（宋末财政收入一亿贯铜钱）要超过明朝的最繁荣时期（明末四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朝最繁荣时期，但是宋朝的国土版图却是中华大王朝中疆域最小的，也是武功最弱和挨打最多的，还是大王朝中唯一放弃控制西域的。如果宋朝出现在清朝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可能就由于没有幅员辽阔的国防纵深而在历次的战争中被轻易击败，继而成为欧美的殖民地。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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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这个最特殊的转折时代，出现了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英雄岳飞。可以说，“岳飞和岳家军现象”都不是宋朝的产物，如果岳飞这样的天才出现在唐朝的话，在唐朝积极的主动防御、主动出击的国防政策支持下，必将有其更为显赫的西域战功，必定可以扭转唐军与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河交战的大败，改造这个中华文明全面开始走向萎缩的历史分野。岳飞的出生时间是无法选择，这是“历史上帝的安排”，而宋朝政治却是赵匡胤之流选择出来的，由于宋朝开国政治的重大选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向也就进行了一次大选择。

　　宋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重武轻的现象？为何赵宋要改变强盛的汉唐一直采用的积极主动的基本国策和奋发向上的政治体制？这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黄袍加身”的登基经历大有关系。宋太祖其人原本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大将，在周世宗柴荣刚刚去世的时候被部下所拥戴（或者说有胁迫的因素在内），借出征契丹之际在京师汴梁城外的陈桥发动兵变，继而登基顶替了后周柴家孤儿寡妇的皇位。由于自己不光彩的“篡位”经历，使得宋太祖对于将军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


　　赵宋开国政治特殊的文武分途体制，要追溯到以往的中国历史上国制政体来分析其源头。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就是“分封诸邦各自建国”，这是武王伐纣联盟在成功后为各地诸侯和功臣划分地区利益的产物，周王朝具有现代联合国的雏形，绝不同于以后的大一统王朝。

　　而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东亚超级大国的局面。可以说周朝是“天下”而秦朝是“大国”，由秦始皇统一任命官员的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原有的封国藩王都换成了官吏。但这个局面是个反复的局面，秦末战争实质上就是“天下各国”的一次复国战争，项羽分封和刘邦分封（汉初曾有异姓封王）都是“复国联军胜利果实”的必然产物，直到刘邦屠戮功臣恩威并用之后，再率领开国的众将做“白马之盟”，确定异姓不得封王的国家大制，东亚超级大国的王统才第一次稳定而长久地开创起来。中华大地由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思想丰富，人才遍布，从西周以来多次在“天下和王朝”的国家模式之间反复。而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天下阶段”，为结束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尾大不掉的藩镇格局，宋初君臣（主要出自“只懂得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小儒”赵普）就开创性地设立了“知州”等制度，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去“知地方事”，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而主要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尚书》，在军事斗争的发生时期，将领的管辖权遍及财政和民政既是合理的也是传统的。我们可以在春秋、在战国、在秦汉、在三国、在隋唐，看到一个个英雄的影子，这些时代的英雄鲜有像岳飞那样明明立了大功而无辜受死的，而在宋朝，我们看到的是涣散溃败的军队，尸位素餐的将领，一个战将家族劳苦功高却满门战死（杨家将），一个大有作为却没有好下场的统帅（岳飞，在此之前忠勇名将狄青被猜忌而气死）！宋朝整体社会制度和文化都在盲目抬高着和平治国的文人，以致于发展到宋末理宗时期则产生一种文化怪物--“空谈性理的道学君子”，他们对治财政的视为聚敛，对为卫疆土的视为粗材，对作文章的视为玩物丧志，对留心政务的视为俗吏。在北方强敌频频内犯的情况下，没有国防保障的高度经济繁荣就是“将自己变成敌人养的肥猪”，甚至于用姑息外敌（西夏、辽、金）来控制自己的国防将士，用鼓励将帅腐化堕落来懈怠自己的国防将士，这是宋金缔结“绍兴和议”造成南宋偏安江南的根本原因，用当时秦桧的政策言论为“中国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宋朝是中华帝国的最后顶峰，宋朝科技先进、经济繁荣、文化鼎盛，某些带有近代化特征的经济萌芽也的确在出现，如果襄阳之战抵挡住了蒙古人的话，历史会怎么发展呢？但是赵宋皇帝培植打压武人坐而论道之风又怎能救国家于不亡呢？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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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宋代中华民族就失去尚武精神了吗！不是，两宋之间北方的多支山东义军骁勇善战，屡克金国和蒙古大军，半独立于几个政权之间近百年，而象靖康年间太行义军石赫那样，面对劝降诱惑和肢解屠刀而坦言“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比比皆是。

　　南宋末年襄阳被蒙古长年围困的时候，官军皆无法运粮入城，荆湖民兵三千在张顺、张贵兄弟率领下死战入援，全部牺牲。宋朝将领真的那么懦弱笨拙吗？也不一定，宋朝的武官选拔非常严格，《武经七书》被普遍传诵。在“文武分途、崇文抑武”的制度下，他们根本没有多大的发挥余地，宋军出征前皇帝还要遥控军队的阵形。

　　而将民族危亡放到首位而励精图治的岳飞却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他建立了一支无敌天下的而本人威望崇高的岳家军。将帅无敌，必然名扬天下，而岳飞又不安心于做“赵宋家朝地位低级的愚蠢武夫”，好学而礼士，这样身边聚集了大量正直的报国学士为他做幕僚，但这恰恰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因为他们的皇位正是这样来的。因此王夫之说岳飞之死的最重要原因是“结交士大夫”，不像常人理解的那样是岳飞力主“迎还二帝”，进入政治高层后众多智士围绕（幕僚李若虚、薛弼、胡闳休等皆是当世大才）的岳飞早有看透赵构用意的政治智慧，绍兴和议前后岳飞就几乎没有提出过“迎还二帝的北伐理念”。岳飞追求人生智慧和生命价值，走了文武结合的路线，赵构君臣就认为岳飞威胁了赵宋王朝的安定而欲制岳飞于死地。“风波亭”实同于“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之手段残忍远胜其祖，而在风波亭之前恰恰是赵构搞了宋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史称“一次忠谋，一次奸谋”。

　　“莫须有”非出秦桧，实为“同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一辙”！

　　文与武皆为“国之大器”，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健全人格的全部，阉割掉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出问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的十万人崖山投海成为必然，不亡于金也亡于元，被强敌灭国的命运是终不可逃的。而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外敌也是一条必然的路线，戚继光晚年被贬谪而死也是岳飞的类似处境。在宋后三大朝代中皆因为宋朝文重武轻政治恶果的影响，而未能回到中华文明的汉唐雄风。清朝和元朝类似，来自关外蛮族的尚武强悍之风，注入到中华民族对武臣神经过敏的肌体中，扭转了“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恶政，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实在有功！而清朝和元朝在立国之初，种族皆文明初识皆未根除荒蛮野性，杀性未息造成族群对立，耗费大量国力来控制中原汉人，继承中华文明却难能发扬光大于中华周界。而明朝却因循宋朝国制成为第二个宋朝，在完成一统后闭关锁国，中华文明在宋朝之后终守于东亚四界而未能发扬光大于世界五大洲。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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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公布“２００７年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

　　现实中的人们身陷“熊市”，天国里的富翁却仍处“牛市”。美国《福布斯》杂志１０月２８日公布“２００７年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位居前１３位的已故名人，过去一年总共赚了１.９４亿美元。

　　其中，美国著名摇滚歌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以５２００万美元的年收入蝉联冠军，比至今仍活跃在歌坛的“大姐大”麦当娜多赚１２００万美元。

　　上榜的还有“史努比之父”查尔斯舒尔茨、电影《断背山》主演希斯莱杰、科学巨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性感尤物玛丽莲梦露，以及“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等。



电影《断背山》主演希斯莱杰

　　身后赚钱 各有妙招

　　自《福布斯》２００１年推出“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以来，“猫王”普雷斯利一直是这一榜单的“霸主”，只有２００６年“花落旁家”，被“涅磐”乐队主唱科特柯本夺了“王位”，但很快又“王者归来”，继续称霸榜单。

　　去年是“猫王”逝世３０周年，大批“粉丝”前往“猫王”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故居格雷斯兰，共同缅怀那段纵情的“摇摆岁月”。当地旅游收入因此直线上升。此外，不计其数的纪念演唱会、纪念出版物也为“猫王”带来丰厚的版税收入。

　　据《福布斯》杂志统计，“猫王”去年的收入甚至超过了他的小老乡、同样来自孟菲斯的好莱坞当红影视歌三栖明星贾斯汀廷伯莱克（４４００万美元）和歌坛“常青树”麦当娜（４０００万美元）等诸多在世一线明星。

　　榜单上排名第二的是创作了“史努比”漫画形象的舒尔茨。他也是这一榜单的常客，去年收入达３３００万美元，主要来自其遗产继承人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达成的新协议。

　　澳大利亚男星莱杰今年首次上榜就位居第三。这名因主演《断背山》而蜚声世界影坛的帅哥今年初因服药过量而猝死，年仅２８岁。他的遗作、《蝙蝠侠》系列最新影片《黑暗骑士》因为他的去世而格外火爆，全球票房收入高达９．９１亿美元。他通过这部影片获得的利润分成约为２０００万美元。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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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次进榜的还有好莱坞老牌影星保罗纽曼，位居第１１位。他因肺癌于今年９月病逝家中，享年８３岁。他生前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食品品牌，经营了一家有机食品餐厅，去年销售额超过１.２亿美元。他将所有利润所得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并表示死后要将这一善举进行到底。如果算上他从自己塑造的诸多银幕形象中获得的利润，他去年的收入可达５００万美元。

　　“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因冠名一套幼教产品入账１８００万美元，在这一榜单上排名第四。这笔钱来自《小小爱因斯坦》系列幼教音像制品的版税收入。这套产品由美国迪士尼公司生产，除了借用爱因斯坦大名外，似乎与这位物理学家及其理论沾不上边。



性感尤物玛丽莲梦露

　　因为早逝 所以永恒

　　许多演员、运动员、作家死后仍能潇洒赚钱、甚至比生前赚得还多，这一现象引起人们好奇。

　　专门办理过世名人经营许可证的律师罗杰里奇曼把这一现象归结于名人的英年早逝。“吉米亨德里克斯、贾妮斯乔普林、鲍勃马利都属于这种情况，”里奇曼说，“他们都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候撒手人寰，人们对他们还存有不少记忆和感觉。”

　　吉米亨德里克斯被世人称为２０世纪最杰出的电音吉他手，２８岁死于过量吸食迷幻药。贾妮斯乔普林是美国传奇女歌手，２７岁死于过量吸食海洛因。他们二人分享了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末嬉皮士运动最精彩的瞬间。鲍勃马利是牙买加的民族英雄，“雷鬼”音乐的鼻祖，一生用歌声呼唤平等、宽容和博爱，３６岁死于癌症。

　　这些文化偶像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刻，将自己冰冻在时间长河中，他们的知名度也随之如琥珀般永恒。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一个老态龙钟、身材走样的玛丽莲梦露，那张不朽的面容在其身后为她赢得更多宠爱。

　　当然，这些明星生前就已经大红大紫。专门打理已故明星身后事的ＣＭＧ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公司创建人马克勒斯勒尔说：“他们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ＣＭＧ公司名下有２００多个客户，除玛丽莲梦露外，最出名的就是詹姆斯迪恩。他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好莱坞最红的英俊小生，他反叛而危险的眼神说出了迷惘一代的内心独白，他身穿皮夹克和牛仔裤的装扮成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文化标志。他一生只演过３部电影，却两度提名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２４岁那年，他驾驶自己的保时捷与一辆福特轿车“激情接吻”后撒手而去，用身后巨大的空白提示着自己的存在。

　　玛丽莲梦露的脸和詹姆斯迪恩的性格，从来都备受商家推崇。今年秋季，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以这两位已故明星的形象推出新广告，前者收入６５０万美元，后者挣了５００万美元。

　　勒斯勒尔说：“詹姆斯迪恩是一个叛逆者，玛丽莲梦露是一个性感女神。他们不可磨灭的形象早已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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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管理 有法可依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死去的名人，不难发现，其中不少人其实早就过了事业巅峰期。可是，一旦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光环又重新回来。疯狂的崇拜者和商家一起，将他们生命中令人尴尬的最后一页撕去，只留下最美丽的章节。

　　“猫王”普雷斯利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死时已经４２岁，因为吸毒最终倒在自家厕所里。此时的“猫王”身材肥胖，与人们心目中那个英俊潇洒、激情澎湃的“猫王”已经判若两人。

　　事业需要经营，无论是对野心勃勃的新人，还是已经过世的名流。其中，塑造良好的、有价值的公众形象是一项重要事宜。从前，名人一死，形象管理工作就随之嘎然而止，他们的形象可以任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Ｔ恤衫、摊头纪念品和咖啡杯上。商家自然不会过多考虑商品的品质，赚钱才是硬道理。长此以往，名人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

　　直到１９７９年，这种情况才得以转变。电影《德古拉》主演贝拉卢戈希的儿子起诉环球影片公司以其父亲形象推销吸血鬼主题的系列产品。法庭判卢戈希败诉，但其中一段判词引起里奇曼的注意。当时，里奇曼才２０多岁，是洛杉矶一名普通律师。

　　这段判词说，如果卢戈希生前出售过自己的形象，那么他在法律上就拥有一个商标，可以传给自己的后代。言下之意，名誉可以被继承。卢戈希生前没有出售过自己的形象，但有很多明星出售过。于是，里奇曼开始通过各家杂志社联系名人之后，为那些曾经代言过产品的已故名人提供经营许可代理服务。

　　他的第一单生意是电影演员ＷＣ菲尔德。美国邮政局要在邮票上印制菲尔德的形象，必须首先征得菲尔德家人的同意。

　　两大法宝 增值财富

　　“猫王”多年位居“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榜首，他究竟靠什么获得如此骄人“战绩”？这是因为他手中握有两大法宝：一是肖像，二是权威。它们堪称已故名人财富的两大发动机。

　　“猫王”的脸上时常带着嘲讽的微笑，这已经成为摇摆舞的标志性肖像。同时，他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被称为“有着黑人嗓音和黑人情感的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摇滚歌星”，在歌坛有着持久温度。

　　而大多数明星只拥有一件法宝肖像，比如迪恩和梦露，他们代表了好莱坞的魅力，仿佛是好莱坞的代言人。他们的钱源源不断，不是来自所演影片《巨人》或《热情似火》的影碟销售，而是来自印着他们肖像的各种产品。

　　ＣＭＧ公司的勒斯勒尔视这些明星的肖像为“品牌”，与麦当劳、星巴克同属一种性质。它们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比如梦露至今仍是“性感”的代名词，尽管她那种丰满的美丽早已不符合今天的流行审美。

　　还有一些名人拥有持久的权威，比如美国著名儿童学家西奥多盖泽尔。没有人会把他的头像印在手提包上或茶杯上，但大批拥趸会购买他写的“瑟斯博士”系列书籍。

　　这些已故名人能否产生持久的“赚钱效应”？抑或像其他曾经辉煌过的大品牌一样最终褪去光环？法国著名歌剧演员萨拉伯恩哈特也曾风靡一时，她那独特的嗓音令整整一代观众如痴如醉。然而今天，还有谁会想到请她来代言自行车，就像她生前曾经做过的那样？

　　不过，玛丽莲梦露似乎是一个永恒的经典。假如她今天还活着，应该已经８２岁了，但她的崇拜者依然在前仆后继地购买有她形象的商品。

　　勒斯勒尔说：“当你想到好莱坞时，就会想到詹姆斯迪恩和玛丽莲梦露。他们就像米老鼠一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唐昀）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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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前十位

　　1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５２００万美元）

　　2 卡通画家查尔斯Ｍ舒尔茨

　　（３３００万美元）

　　3 澳大利亚影星希斯莱杰

　　（２０００万美元）

　　4 科学巨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１８００万美元）

　　5 电视制片人阿伦斯佩林

　　（１５００万美元）

　　6 儿童文学作家西奥多盖泽尔

　　（１２００万美元）

　　7 “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

　　（９００万美元）

　　8 波普艺术大师安迪霍尔

　　（９００万美元）

　　9 演员玛丽莲梦露

　　（６５０万美元）

　　10 演员史蒂夫麦奎因

　　（６００万美元）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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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2日，《梦圆北京》邓丽君经典歌曲演唱会在北展剧场举行。在华语歌坛上，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

　　“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几年间，没有产生具有全国轰动性效应的偶像。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雷锋、王进喜等“学习榜样式”偶像继续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持续了几代。事情在悄悄酝酿着改变。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最初期，两位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偶像横空出世。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让数亿中国人知道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陈景润的事迹震撼并激励了国人。当时，结束“文革”浩劫不久的中国，包括科技文化事业在内百废待兴，而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科学的春天里，在偶像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奋勇投身科研领域。80年代上小学的笔者清楚地记得，当时班中不少同学都抱有共同的一个理想当科学家。陈景润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

　　另一位是来自台湾的邓丽君。她那缠绵悱恻的歌曲对于已经在革命歌曲中浸泡多年的大陆年轻人而言，绝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全新体验。《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永远只倾诉个人情感的歌曲强烈契合了一代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的内心情绪。他们不但广泛传唱邓丽君的歌，还追随她的卷发以及鲜艳的衣裙。但与此同时，邓丽君的歌也遭到了所谓权威的抨击，被斥为“靡靡之音”。然而这种斥责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喜欢与崇拜。时至今日，尽管邓丽君去世已十余年，尽管邓丽君一生从未在大陆举办过演唱会，但她依旧被众多大陆歌迷视为心中永远的偶像。


“雨后春笋”

　　在陈景润的感人事迹中，在邓丽君的动人歌声中，时间悄然划向20世纪80年代。这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年代，各类型偶像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在仅有6平方米的小屋里，陈景润坚持埋头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成为激励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的旗帜。

　　和陈景润一样被视为全社会学习榜样的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为救掉进粪坑的大爷而牺牲的青年张华等。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个人特征迥异，但他们仍属于全社会学习的对象，他们共同的名称是“英雄模范”。


　　用今天的流行语说，80年代的“业界精英”也出现了一批偶像。文学界的顾城、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来自香港的金庸、台湾的三毛、琼瑶也在大陆产生了一大批的“迷”。如果要论当时的业界精英中谁是最让中国人集体崇拜的偶像，毫无疑问中国女排。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以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创下了世界排球史上的“五连冠”。这几年，正是中国试图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女排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争得了世界级的荣誉，也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鲁光采写的关于女排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广泛流传。女排精神被视为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它带给中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也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

　　80年代，一批来自港台日本的娱乐明星也随着影视剧的热播涌入大陆。1983年香港无线的《射雕英雄传》让人们记住了长着一对可爱兔牙的“俏黄蓉”翁美玲；万人空巷的《上海滩》让周润发成了万千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日本的《追捕》带来了高仓健，《血疑》带来山口百惠……BEYOND、张雨生、费翔、罗大佑、张明敏等港台歌星的歌曲流传于大街小巷。中国大陆自产的最红娱乐偶像则属后来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崔健。 1986年，当崔健背着一把吉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一无所有”的时候，观众被惊呆了，中国人被惊呆了。崔健用他那些极具个性并富有文化反叛意味的音乐作品开始了他的摇滚“长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旧的观念正被慢慢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却尚未建立，崔健的歌唱出了一代青年人的怀疑和茫然，崔健因此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选择偶像，各取所需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热的口号。女排精神是当时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

　　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被认为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消解深度、调侃权威的“无厘头”时代。香港电影明星周星驰和大陆作家王朔等成了青年的新偶像。

　　论及周星驰的偶像地位，则必提他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1995年拍摄的《大话西游》公映时票房惨淡。到了2000年左右，这部片子却通过网络、VCD等方式率先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深深抓住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以至被称为“星爷”。2001年5月，周星驰在北京大学礼堂受到青年学生英雄式的欢迎。有人评价说:“这是大众文化胜利的又一个标志。”

　　北京作家王朔，最早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其后改编自他的小说的电视剧《过把瘾》以及冯小刚的喜剧贺岁电影的大获成功，让王朔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小说风格独特，笔下人物的“我是痞子我怕谁”的那份玩世不恭，以及小说中极具地方色彩、充满活力而又通俗的对白，加上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反讽与嘲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21世纪的今天，网络等媒体的日益发达使得一大批世界各地的娱乐明星占据了人们的眼球。然而，与此同时，娱乐明星偶像风潮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就被人们忘却了。

　　除了娱乐明星，今天，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领袖的崇拜依然在延续；官方树立的新公仆典型也不在少数；姚明、刘翔这样令国人骄傲的运动员也同演艺明星们一样拥有了广泛的“粉丝”；比尔盖茨、袁隆平、马云等一批知识英雄、企业家则是向往成功和财富的青年人的新偶像；钱钟书、陈丹青等文化精英也拥有自己的崇拜者……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对于偶像的选择其实是各取所需。前所未有的是，有不少人坚称自己的偶像是自己。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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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2日，《梦圆北京》邓丽君经典歌曲演唱会在北展剧场举行。在华语歌坛上，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

　　“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几年间，没有产生具有全国轰动性效应的偶像。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雷锋、王进喜等“学习榜样式”偶像继续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持续了几代。事情在悄悄酝酿着改变。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最初期，两位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偶像横空出世。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让数亿中国人知道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陈景润的事迹震撼并激励了国人。当时，结束“文革”浩劫不久的中国，包括科技文化事业在内百废待兴，而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科学的春天里，在偶像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奋勇投身科研领域。80年代上小学的笔者清楚地记得，当时班中不少同学都抱有共同的一个理想当科学家。陈景润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

　　另一位是来自台湾的邓丽君。她那缠绵悱恻的歌曲对于已经在革命歌曲中浸泡多年的大陆年轻人而言，绝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全新体验。《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永远只倾诉个人情感的歌曲强烈契合了一代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的内心情绪。他们不但广泛传唱邓丽君的歌，还追随她的卷发以及鲜艳的衣裙。但与此同时，邓丽君的歌也遭到了所谓权威的抨击，被斥为“靡靡之音”。然而这种斥责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喜欢与崇拜。时至今日，尽管邓丽君去世已十余年，尽管邓丽君一生从未在大陆举办过演唱会，但她依旧被众多大陆歌迷视为心中永远的偶像。


“雨后春笋”

　　在陈景润的感人事迹中，在邓丽君的动人歌声中，时间悄然划向20世纪80年代。这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年代，各类型偶像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在仅有6平方米的小屋里，陈景润坚持埋头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成为激励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的旗帜。

　　和陈景润一样被视为全社会学习榜样的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为救掉进粪坑的大爷而牺牲的青年张华等。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个人特征迥异，但他们仍属于全社会学习的对象，他们共同的名称是“英雄模范”。


　　用今天的流行语说，80年代的“业界精英”也出现了一批偶像。文学界的顾城、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来自香港的金庸、台湾的三毛、琼瑶也在大陆产生了一大批的“迷”。如果要论当时的业界精英中谁是最让中国人集体崇拜的偶像，毫无疑问中国女排。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以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创下了世界排球史上的“五连冠”。这几年，正是中国试图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女排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争得了世界级的荣誉，也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鲁光采写的关于女排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广泛流传。女排精神被视为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它带给中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也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

　　80年代，一批来自港台日本的娱乐明星也随着影视剧的热播涌入大陆。1983年香港无线的《射雕英雄传》让人们记住了长着一对可爱兔牙的“俏黄蓉”翁美玲；万人空巷的《上海滩》让周润发成了万千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日本的《追捕》带来了高仓健，《血疑》带来山口百惠……BEYOND、张雨生、费翔、罗大佑、张明敏等港台歌星的歌曲流传于大街小巷。中国大陆自产的最红娱乐偶像则属后来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崔健。 1986年，当崔健背着一把吉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一无所有”的时候，观众被惊呆了，中国人被惊呆了。崔健用他那些极具个性并富有文化反叛意味的音乐作品开始了他的摇滚“长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旧的观念正被慢慢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却尚未建立，崔健的歌唱出了一代青年人的怀疑和茫然，崔健因此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选择偶像，各取所需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热的口号。女排精神是当时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

　　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被认为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消解深度、调侃权威的“无厘头”时代。香港电影明星周星驰和大陆作家王朔等成了青年的新偶像。

　　论及周星驰的偶像地位，则必提他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1995年拍摄的《大话西游》公映时票房惨淡。到了2000年左右，这部片子却通过网络、VCD等方式率先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深深抓住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以至被称为“星爷”。2001年5月，周星驰在北京大学礼堂受到青年学生英雄式的欢迎。有人评价说:“这是大众文化胜利的又一个标志。”

　　北京作家王朔，最早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其后改编自他的小说的电视剧《过把瘾》以及冯小刚的喜剧贺岁电影的大获成功，让王朔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小说风格独特，笔下人物的“我是痞子我怕谁”的那份玩世不恭，以及小说中极具地方色彩、充满活力而又通俗的对白，加上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反讽与嘲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21世纪的今天，网络等媒体的日益发达使得一大批世界各地的娱乐明星占据了人们的眼球。然而，与此同时，娱乐明星偶像风潮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就被人们忘却了。

　　除了娱乐明星，今天，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领袖的崇拜依然在延续；官方树立的新公仆典型也不在少数；姚明、刘翔这样令国人骄傲的运动员也同演艺明星们一样拥有了广泛的“粉丝”；比尔盖茨、袁隆平、马云等一批知识英雄、企业家则是向往成功和财富的青年人的新偶像；钱钟书、陈丹青等文化精英也拥有自己的崇拜者……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对于偶像的选择其实是各取所需。前所未有的是，有不少人坚称自己的偶像是自己。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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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直接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鲁迅在孙中山生前，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易培基等人所发动的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到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了苏联领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 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 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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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并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Gary.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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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定论。比起“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过，“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对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在随后写作的《通信》里，鲁迅又表白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由此可知，在鲁迅的革命意识中，是充满着行动上的拒绝与思想上的怀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 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同样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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