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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6-06-08
毛泽东的私生活
作者:曹长青
1958年毛泽东与李志绥合影
100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6日，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湖南韶山呱呱坠地。这个从偏僻、贫穷的乡村走出的青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的名字——毛泽东三个字，让后人想起的是皇帝、独裁者、暴君。
人们像研究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探究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帝国。但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毛的书籍，由于没有出版自由，大多仍是歌功颂德。而在海外出版的谈毛之作，则缺少知情细节。毛已死了17年，但他仍像厚重的紫禁城一样，秘史鲜为人知。
这堵城墙终于撬开了缝。给毛泽东做过22年专属医生的李志绥，在美国开始透露他所了解的毛泽东。美国蓝灯出版社（Random House）特派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前去采访并整理成书。这本书名为《毛泽东的私生活》的秘史性回忆录，明年夏天将以英、、法、日、德、韩、中等7种文字在全球推出。兰灯 出版社副总裁、资深编辑埃伯斯藤认为，“在现代历史中，除了李志绥，找不出另外一个人，与一个独裁者有过这么近的关系，长达这么多年。”曾出版过几本有关 中国人著作的作家石文安，两年前在芝加哥郊外李志绥的住所采访了几百小时，现已写完书稿，全书178页。
几天前，在华府“美国和平基金会”大楼石文安的办公室，我有机会听这位女作家谈李志绥以及她书中这位红色御医讲述的毛泽东的秘辛。
作者:曹长青
1958年毛泽东与李志绥合影
100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6日，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湖南韶山呱呱坠地。这个从偏僻、贫穷的乡村走出的青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的名字——毛泽东三个字，让后人想起的是皇帝、独裁者、暴君。
人们像研究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探究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帝国。但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毛的书籍，由于没有出版自由，大多仍是歌功颂德。而在海外出版的谈毛之作，则缺少知情细节。毛已死了17年，但他仍像厚重的紫禁城一样，秘史鲜为人知。
这堵城墙终于撬开了缝。给毛泽东做过22年专属医生的李志绥，在美国开始透露他所了解的毛泽东。美国蓝灯出版社（Random House）特派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前去采访并整理成书。这本书名为《毛泽东的私生活》的秘史性回忆录，明年夏天将以英、、法、日、德、韩、中等7种文字在全球推出。兰灯 出版社副总裁、资深编辑埃伯斯藤认为，“在现代历史中，除了李志绥，找不出另外一个人，与一个独裁者有过这么近的关系，长达这么多年。”曾出版过几本有关 中国人著作的作家石文安，两年前在芝加哥郊外李志绥的住所采访了几百小时，现已写完书稿，全书178页。
几天前，在华府“美国和平基金会”大楼石文安的办公室，我有机会听这位女作家谈李志绥以及她书中这位红色御医讲述的毛泽东的秘辛。
大内御医：祖传专业
今年73岁的李志绥1940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医学院，学的是西医。1949年他正在澳大利亚行医，听到“新中国”诞生，像许多具强烈民族情结的中国 知识分子一样，他立即返回北京。由于傅连璋——唯一一个经过西方医学训练，而后追随毛泽东万里长征的基督教医生的保荐，李志绥出任中南海医疗所医生。他的病人都是高官，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等。
1954年，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的汪东兴找他谈话，推荐安排他给毛泽东做专属医生。那年才34岁的李志绥，从此开始了直到毛死长达22年的“伴君如伴虎”的紫禁墙内的御医生活。
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做专属医生的十几年中他写了40本日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恐惧红卫兵肆虐，在一个晚上，他将全部日记付之一炬。毛死后，他凭记忆恢复原来的日记，最后整理出记载颇详的回忆录。
由于长年跟着毛泽东，目睹中南海内残酷诡秘的政治斗争，李志绥养成绝不多说话，极端自我抑制的谨慎个性。他是一个与政治绝缘，专心尽力为伟大领袖一 个人看病保养身体的“大内御医”。给当朝执政者看病是李志绥的祖传专业。他的四曾祖父在清朝同治年间任职太医院，曾为同治皇帝医病。专属医生的特殊身份， 使李志绥对毛泽东的起居习惯、性生活、疾病史以及夫妻关系等私生活了解甚多、甚详——
今年73岁的李志绥1940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医学院，学的是西医。1949年他正在澳大利亚行医，听到“新中国”诞生，像许多具强烈民族情结的中国 知识分子一样，他立即返回北京。由于傅连璋——唯一一个经过西方医学训练，而后追随毛泽东万里长征的基督教医生的保荐，李志绥出任中南海医疗所医生。他的病人都是高官，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等。
1954年，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的汪东兴找他谈话，推荐安排他给毛泽东做专属医生。那年才34岁的李志绥，从此开始了直到毛死长达22年的“伴君如伴虎”的紫禁墙内的御医生活。
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做专属医生的十几年中他写了40本日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恐惧红卫兵肆虐，在一个晚上，他将全部日记付之一炬。毛死后，他凭记忆恢复原来的日记，最后整理出记载颇详的回忆录。
由于长年跟着毛泽东，目睹中南海内残酷诡秘的政治斗争，李志绥养成绝不多说话，极端自我抑制的谨慎个性。他是一个与政治绝缘，专心尽力为伟大领袖一 个人看病保养身体的“大内御医”。给当朝执政者看病是李志绥的祖传专业。他的四曾祖父在清朝同治年间任职太医院，曾为同治皇帝医病。专属医生的特殊身份， 使李志绥对毛泽东的起居习惯、性生活、疾病史以及夫妻关系等私生活了解甚多、甚详——
起居习惯
毛泽东长期居住的中南海并不像从长安街上看去那么静谧、详安。里面有数道复杂的防卫线，戒备森严。除了被称为“一组”的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以及李志 绥，连毛的同事们见到毛泽东都是很困难的。毛行踪诡秘，除了去苏联访问那次，其他离京外巡，只有在临行前一、两个小时，他的工作人员才知晓。
毛泽东外巡，专用飞机上只有他和警卫人员以及李志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汪东兴等坐另一架飞机，毛的工作人员乘其他飞机。毛的专机一动用，该航线 及附近航线都要停飞，毛的专机有两架战斗机护航。毛有时也喜欢乘坐火车出访。他有专列，共11节车厢。该专列从距北京20多里的丰台出发，沿线不管多长， 每几百米都有一名士兵站岗警戒，有纵深三道保卫线。该专列如果在某一火车站停，该车站的所有乘客都要被清除站外，以确保毛的安全。但毛泽东不喜欢“脱离群 众”。为了让毛感觉车站正常，当地众多公安干警装扮成各种乘客和卖冰棍、烧鸡的小贩，“热热闹闹”，像拍电影。
五十年代，毛的食物都来自北京郊外由公安部办的巨山农场。所有供给毛的蔬菜都经过严格的营养和是否有毒的检查。即使毛去外省视察，他所需的食物仍从巨山农场运去。
李志绥给毛做专属医生后吃惊地发现，这位权极一时，被万人崇拜的伟大领袖，竟然极少洗澡、梳头。毛泽东认为做这些事太浪费时间。每天服务员给毛用热 毛巾全身擦一次澡，毛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毛泽东几乎从不刷牙，他的牙齿坏了很多。牙医曾建议毛每天刷牙，毛坚持了几天就放弃了。当李志绥劝他刷牙保健牙齿 时，毛不高兴地说，“我是湖南农民”。他一直到死都保持着他的湖南农民的习惯：一直用绿茶水漱口，最后把茶叶全部吃掉。毛晚年只剩几颗牙。注意毛晚年照片 的人会发现，毛的牙齿已完全变色，呈黑绿色。曾任中共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一次对李志绥说，“毛主席的牙像刷了绿漆。”
毛泽东确如外界所说的精力过人。但他也有大部份时间在床上度过，毛喜欢依偎在床上看书。李志绥几乎每次看到毛泽东，他都是在看中国历史书，许多书都 反复看过多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毛感到沮丧时，也是回到床上，一连几个月不出来，一直看历史书，从中学习他的斗争策略。毛喜欢游泳，在泳池四周也仍满了 古装书籍，游泳累了，就随处休息看起书来。在这期间，毛都是不穿什么衣服。毛很少会客，包括他的同事。他主要是阅读各种文件来了解事态。平时毛见到的人主 要是“一组”人员。毛见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有什么消息？”他喜欢手下人打“小报告”，他常常单独接见那些来告别人状的工作人员，乐见他们之间不和。连毛 的私人秘书林克也曾被人打了小报告，李志绥也因有人背后微词，被罚去黑龙江巡回医疗了一阵子。
毛泽东长期居住的中南海并不像从长安街上看去那么静谧、详安。里面有数道复杂的防卫线，戒备森严。除了被称为“一组”的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以及李志 绥，连毛的同事们见到毛泽东都是很困难的。毛行踪诡秘，除了去苏联访问那次，其他离京外巡，只有在临行前一、两个小时，他的工作人员才知晓。
毛泽东外巡，专用飞机上只有他和警卫人员以及李志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汪东兴等坐另一架飞机，毛的工作人员乘其他飞机。毛的专机一动用，该航线 及附近航线都要停飞，毛的专机有两架战斗机护航。毛有时也喜欢乘坐火车出访。他有专列，共11节车厢。该专列从距北京20多里的丰台出发，沿线不管多长， 每几百米都有一名士兵站岗警戒，有纵深三道保卫线。该专列如果在某一火车站停，该车站的所有乘客都要被清除站外，以确保毛的安全。但毛泽东不喜欢“脱离群 众”。为了让毛感觉车站正常，当地众多公安干警装扮成各种乘客和卖冰棍、烧鸡的小贩，“热热闹闹”，像拍电影。
五十年代，毛的食物都来自北京郊外由公安部办的巨山农场。所有供给毛的蔬菜都经过严格的营养和是否有毒的检查。即使毛去外省视察，他所需的食物仍从巨山农场运去。
李志绥给毛做专属医生后吃惊地发现，这位权极一时，被万人崇拜的伟大领袖，竟然极少洗澡、梳头。毛泽东认为做这些事太浪费时间。每天服务员给毛用热 毛巾全身擦一次澡，毛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毛泽东几乎从不刷牙，他的牙齿坏了很多。牙医曾建议毛每天刷牙，毛坚持了几天就放弃了。当李志绥劝他刷牙保健牙齿 时，毛不高兴地说，“我是湖南农民”。他一直到死都保持着他的湖南农民的习惯：一直用绿茶水漱口，最后把茶叶全部吃掉。毛晚年只剩几颗牙。注意毛晚年照片 的人会发现，毛的牙齿已完全变色，呈黑绿色。曾任中共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一次对李志绥说，“毛主席的牙像刷了绿漆。”
毛泽东确如外界所说的精力过人。但他也有大部份时间在床上度过，毛喜欢依偎在床上看书。李志绥几乎每次看到毛泽东，他都是在看中国历史书，许多书都 反复看过多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毛感到沮丧时，也是回到床上，一连几个月不出来，一直看历史书，从中学习他的斗争策略。毛喜欢游泳，在泳池四周也仍满了 古装书籍，游泳累了，就随处休息看起书来。在这期间，毛都是不穿什么衣服。毛很少会客，包括他的同事。他主要是阅读各种文件来了解事态。平时毛见到的人主 要是“一组”人员。毛见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有什么消息？”他喜欢手下人打“小报告”，他常常单独接见那些来告别人状的工作人员，乐见他们之间不和。连毛 的私人秘书林克也曾被人打了小报告，李志绥也因有人背后微词，被罚去黑龙江巡回医疗了一阵子。
人参鹿茸治疗阳萎
李志绥出任御医后，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所有医疗记录交给了李。李志绥发现毛的牙齿感染很严重，他开始检查毛的牙、发、囊腺和胰腺，检查中李发现毛的右睾丸不正常下垂。女作家石文安在书中写道，也许是惊人的巧合，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有过与毛同样的症状，可谓帝王一绝。
结合其他检验结果，李志绥发现当年61岁的毛泽东已无生育能力。当时毛正为他的阳萎而苦恼。原来是用鹿角治疗，李志绥改用长白山原始人参等补品。毛 1976年去世后，不断有女性上京告状，说是当年曾与毛主席有过性生活，要求补偿，并要求追认所生孩子为毛的后代。李志绥认为，依据他掌握的医疗记录和后 来对毛的身体状况与性能力的追踪记录，这些孩子都不大可能是毛的后人。
但据《华夏文摘》报道，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做出决定，对六十年代做过毛的特殊生活秘书、后来在军队中被软禁十几年、近年来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赔 偿的丁慧芬女士，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费12万元人民币；丁本人可选择在北京或沈阳工作，按副局级待遇；对丁要求追认的毛的骨肉、她的儿子按科级待遇。
而据中共《北京日报》1993年5月8日报道，这几年来，共有170多人声称是毛泽东失散的骨肉，要求与毛的家属联络。曾有一对夫妇到毛泽东唯一尚在人世的儿子毛岸青的住处攀亲，吃了闭门羹后埃毛宅前静坐抗议，直至被请进屋内才罢休。
还有一名男子到毛岸青之子就读的大学，赖在其宿舍不走，称毛岸青之子为“贤侄”。另一人更大胆，自己出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一书，自视为毛的后代。气得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联名撰文斥为胡说。中共也下令查禁此书。
经李志绥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阳萎症有所好转。就性生活问题他们曾有过讨论。毛泽东认为，人的性生活从青少年开始，到60岁结束。但他决定将他自己 的性生活延长到70岁或80岁，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要求李志绥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毛告诉李志绥，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18岁左右，与家乡韶山村一个 12岁的女孩。毛在北京掌权后，还曾叫人带来这个第一次性伴侣见过一面，那时这个女孩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仍然在韶山，仍然不识字。
李志绥出任御医后，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所有医疗记录交给了李。李志绥发现毛的牙齿感染很严重，他开始检查毛的牙、发、囊腺和胰腺，检查中李发现毛的右睾丸不正常下垂。女作家石文安在书中写道，也许是惊人的巧合，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有过与毛同样的症状，可谓帝王一绝。
结合其他检验结果，李志绥发现当年61岁的毛泽东已无生育能力。当时毛正为他的阳萎而苦恼。原来是用鹿角治疗，李志绥改用长白山原始人参等补品。毛 1976年去世后，不断有女性上京告状，说是当年曾与毛主席有过性生活，要求补偿，并要求追认所生孩子为毛的后代。李志绥认为，依据他掌握的医疗记录和后 来对毛的身体状况与性能力的追踪记录，这些孩子都不大可能是毛的后人。
但据《华夏文摘》报道，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做出决定，对六十年代做过毛的特殊生活秘书、后来在军队中被软禁十几年、近年来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赔 偿的丁慧芬女士，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费12万元人民币；丁本人可选择在北京或沈阳工作，按副局级待遇；对丁要求追认的毛的骨肉、她的儿子按科级待遇。
而据中共《北京日报》1993年5月8日报道，这几年来，共有170多人声称是毛泽东失散的骨肉，要求与毛的家属联络。曾有一对夫妇到毛泽东唯一尚在人世的儿子毛岸青的住处攀亲，吃了闭门羹后埃毛宅前静坐抗议，直至被请进屋内才罢休。
还有一名男子到毛岸青之子就读的大学，赖在其宿舍不走，称毛岸青之子为“贤侄”。另一人更大胆，自己出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一书，自视为毛的后代。气得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联名撰文斥为胡说。中共也下令查禁此书。
经李志绥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阳萎症有所好转。就性生活问题他们曾有过讨论。毛泽东认为，人的性生活从青少年开始，到60岁结束。但他决定将他自己 的性生活延长到70岁或80岁，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要求李志绥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毛告诉李志绥，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18岁左右，与家乡韶山村一个 12岁的女孩。毛在北京掌权后，还曾叫人带来这个第一次性伴侣见过一面，那时这个女孩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仍然在韶山，仍然不识字。
晨夜颠倒和巴比妥
李志绥认为，毛泽东的阳萎症很大程度由于他反常的生活习惯。毛夜间工作，凌晨睡下，下午4、5点钟才起床。毛的一天不是24小时，有时长至几十小时 或很短。毛泽东很早就患上了失眠症。1930年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时，负责中共高层领导保健的傅连璋医生就开处方从上海给毛买睡眠药巴比妥 （Barbiturate）。在中共早期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毛有时要连续工作36或48小时，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待李志绥做专属医生时，已不敢把睡眠 药直接交给毛本人掌管，因为他往往不按剂量，成倍地多吃，多到李志绥认为能把正常人吃死的剂量。后来药品交给保健护士管理，但毛固执起来，谁也不敢不给 他。最后中共高层决定，制作一种半假半真的巴比妥，即一片药中一半是睡眠药，一半是葡萄糖粉剂。依此来骗毛，使他以为已吃够量。
毛泽东的这种晨夜颠倒的生活习惯使他与江青很难有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因为江青习惯于正常的作息时间，按时起息。夫妻俩的生活时间表完全错位。在饮 食上，他们也吃不到一块。江青喜欢清淡，愿意吃蔬菜；毛泽东则嗜好油水比较大的猪肉，而且每样菜都要放辣椒。毛能吃辣远近闻名，中共高层中毛的湖南同乡很 多，他们经常比吃辣。如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宋任穷、王震以及后来做过党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湖南人。据知情人透露，当年在延安一次中央庆典会 餐上，菜还没上时，就先有一盘辣椒摆在毛的面前，毛竟有滋有味地先吃起来。坐在毛旁边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看得目瞪口呆。毛还问这位美国小姐 “是不是也来一点儿？”而毛在接见外国客人时，用一种特殊的水果：用梨蘸辣椒面。不要说外国人，连江青都“惊”不忍赌。
据李志绥回忆，他只见过一次毛和江青一起出外旅行。他们虽然有时在一个地方出现，但都是在不同时间各坐各的车。当时他们的孩子李敏、李纳还有毛的侄子毛远新都住在中南海大院中，但毛泽东和他的家人一年只有几次一起吃饭。
李志绥认为，毛泽东的阳萎症很大程度由于他反常的生活习惯。毛夜间工作，凌晨睡下，下午4、5点钟才起床。毛的一天不是24小时，有时长至几十小时 或很短。毛泽东很早就患上了失眠症。1930年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时，负责中共高层领导保健的傅连璋医生就开处方从上海给毛买睡眠药巴比妥 （Barbiturate）。在中共早期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毛有时要连续工作36或48小时，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待李志绥做专属医生时，已不敢把睡眠 药直接交给毛本人掌管，因为他往往不按剂量，成倍地多吃，多到李志绥认为能把正常人吃死的剂量。后来药品交给保健护士管理，但毛固执起来，谁也不敢不给 他。最后中共高层决定，制作一种半假半真的巴比妥，即一片药中一半是睡眠药，一半是葡萄糖粉剂。依此来骗毛，使他以为已吃够量。
毛泽东的这种晨夜颠倒的生活习惯使他与江青很难有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因为江青习惯于正常的作息时间，按时起息。夫妻俩的生活时间表完全错位。在饮 食上，他们也吃不到一块。江青喜欢清淡，愿意吃蔬菜；毛泽东则嗜好油水比较大的猪肉，而且每样菜都要放辣椒。毛能吃辣远近闻名，中共高层中毛的湖南同乡很 多，他们经常比吃辣。如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宋任穷、王震以及后来做过党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湖南人。据知情人透露，当年在延安一次中央庆典会 餐上，菜还没上时，就先有一盘辣椒摆在毛的面前，毛竟有滋有味地先吃起来。坐在毛旁边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看得目瞪口呆。毛还问这位美国小姐 “是不是也来一点儿？”而毛在接见外国客人时，用一种特殊的水果：用梨蘸辣椒面。不要说外国人，连江青都“惊”不忍赌。
据李志绥回忆，他只见过一次毛和江青一起出外旅行。他们虽然有时在一个地方出现，但都是在不同时间各坐各的车。当时他们的孩子李敏、李纳还有毛的侄子毛远新都住在中南海大院中，但毛泽东和他的家人一年只有几次一起吃饭。
毛泽东的女人们
李志绥到中南海不久就发现，毛泽东有很多女人。起初毛找女人要瞒着江青。“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毛的同乡，湖南浏阳人；后任北京市副市 长），就住在毛的隔壁，毛的女人预先被藏在叶子龙住处，待晚上江青睡熟，毛打电话叫叶子龙送人过来。后来毛与江青为此闹翻，毛一度公开与一个女人住在一 起。
在性生活上，毛对江青兴趣不大。毛最有兴趣的是“周六舞会”。这种舞会几乎专门为毛准备的，因为舞会上除了毛，大都是女性，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漂 亮，政治上忠诚可靠，而且文化水平不高，多是文艺团体的演员。她们依次邀请毛泽东跳舞，毛跳到累了就会领其中自己喜欢的一个，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 半小时。
在女人上，毛并不避讳李志绥。李与毛的很多女人都很熟，包括后来的张玉凤。一则李志绥寡言少语，从不插嘴；二则毛经常与李志绥讨论男女阴阳互补之 说。毛很相信道家的房中术，认为用女人的“阴”可以补他下降的“阳”。他在晚年一直研究和练习道家房中术，在性事之前，毛要和他的性伴侣一起读道家的房事 经书。后来毛得了性病，传染给了他的女人们。李志绥还要给那些女人治疗。在毛患性病期间，毛还坚持要和别的女人有性事，至于传染与否，毛从来不管，反正有 李志绥去治疗。李志绥至今对这点还心有余恨。
李志绥发现，五十年代的江青比毛更孤独。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谈心的夥伴，更没有权力。她除了是主席的夫人，什么也不是。而她的主席丈夫 很少理她。因此她愈发有坏的脾气。包括李志绥在内，毛的“一组”人员很少有人喜欢她。江青对服务人员多有苛求，如要求室内温度必须准确地保持在华氏80 度，洗澡水必须不凉不热，室内光线和灯光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不能有任何噪音，对一些颜色又特别敏感，服务员衣服的颜色不对劲，都要立即换下来。江青和他 的丈夫相反，她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看电影。她和丈夫相同的是，她也失眠，也经常吃巴比妥。
李志绥到中南海不久就发现，毛泽东有很多女人。起初毛找女人要瞒着江青。“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毛的同乡，湖南浏阳人；后任北京市副市 长），就住在毛的隔壁，毛的女人预先被藏在叶子龙住处，待晚上江青睡熟，毛打电话叫叶子龙送人过来。后来毛与江青为此闹翻，毛一度公开与一个女人住在一 起。
在性生活上，毛对江青兴趣不大。毛最有兴趣的是“周六舞会”。这种舞会几乎专门为毛准备的，因为舞会上除了毛，大都是女性，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漂 亮，政治上忠诚可靠，而且文化水平不高，多是文艺团体的演员。她们依次邀请毛泽东跳舞，毛跳到累了就会领其中自己喜欢的一个，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 半小时。
在女人上，毛并不避讳李志绥。李与毛的很多女人都很熟，包括后来的张玉凤。一则李志绥寡言少语，从不插嘴；二则毛经常与李志绥讨论男女阴阳互补之 说。毛很相信道家的房中术，认为用女人的“阴”可以补他下降的“阳”。他在晚年一直研究和练习道家房中术，在性事之前，毛要和他的性伴侣一起读道家的房事 经书。后来毛得了性病，传染给了他的女人们。李志绥还要给那些女人治疗。在毛患性病期间，毛还坚持要和别的女人有性事，至于传染与否，毛从来不管，反正有 李志绥去治疗。李志绥至今对这点还心有余恨。
李志绥发现，五十年代的江青比毛更孤独。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谈心的夥伴，更没有权力。她除了是主席的夫人，什么也不是。而她的主席丈夫 很少理她。因此她愈发有坏的脾气。包括李志绥在内，毛的“一组”人员很少有人喜欢她。江青对服务人员多有苛求，如要求室内温度必须准确地保持在华氏80 度，洗澡水必须不凉不热，室内光线和灯光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不能有任何噪音，对一些颜色又特别敏感，服务员衣服的颜色不对劲，都要立即换下来。江青和他 的丈夫相反，她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看电影。她和丈夫相同的是，她也失眠，也经常吃巴比妥。
火车上的窃听事件
1961年2月，毛泽东乘坐他的“专列”去杭州、长沙、武汉和广州等地视察。毛喜欢直接与省市地方接触，痛恨繁琐梗阻的中央官僚机构。他的专列上照 例没有他的夫人江青，簇拥在毛周围的是他喜欢的那些漂亮女人。火车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室，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后， 李志绥和毛的那些漂亮女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无线电的小伙子，凑到与毛一块从卧室中出来的那个女人面前，半调侃地说； “我听到了你今天的谈话。”那个女人惊讶地说，“你什么意思？”这个技术员说，“我听到你告诉主席，‘快点儿，把你的衣服穿上！’”那个女人闻言变色，迅速跑回车厢告诉毛，卧室中有窃听器。毛闻言暴怒，立即召见罗瑞卿和当时负责保卫的杨尚昆等，要他们彻查。
此事不查自招。罗、杨坦承他们在毛卧室中安了窃听设备。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决定的。这种窃听设备早在毛1959年1月视察天津、 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装。窃听毛的谈话，实际上是想保留毛的伟大指示。对毛泽东的每次谈话，一般旁边都有人记录下来，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材料保存。毛对这 一点并不高兴。毛说，有时我只是随便讲讲，不能作为政策和文件。除了想给中共党史保留完整的资料，窃听毛谈话的另一个动机史，刘少奇、邓小平们总是感到跟 不上毛主席的想法，尤其是当毛一出京城，他们更直觉到，主席一定又有了什么新想法。他们急于想了解，以便紧跟伟大领袖。窃听之举，毛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 道，但作为党的纪律，他们谁也不能告诉毛，包括李志绥在内。
1961年2月，毛泽东乘坐他的“专列”去杭州、长沙、武汉和广州等地视察。毛喜欢直接与省市地方接触，痛恨繁琐梗阻的中央官僚机构。他的专列上照 例没有他的夫人江青，簇拥在毛周围的是他喜欢的那些漂亮女人。火车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室，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后， 李志绥和毛的那些漂亮女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无线电的小伙子，凑到与毛一块从卧室中出来的那个女人面前，半调侃地说； “我听到了你今天的谈话。”那个女人惊讶地说，“你什么意思？”这个技术员说，“我听到你告诉主席，‘快点儿，把你的衣服穿上！’”那个女人闻言变色，迅速跑回车厢告诉毛，卧室中有窃听器。毛闻言暴怒，立即召见罗瑞卿和当时负责保卫的杨尚昆等，要他们彻查。
此事不查自招。罗、杨坦承他们在毛卧室中安了窃听设备。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决定的。这种窃听设备早在毛1959年1月视察天津、 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装。窃听毛的谈话，实际上是想保留毛的伟大指示。对毛泽东的每次谈话，一般旁边都有人记录下来，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材料保存。毛对这 一点并不高兴。毛说，有时我只是随便讲讲，不能作为政策和文件。除了想给中共党史保留完整的资料，窃听毛谈话的另一个动机史，刘少奇、邓小平们总是感到跟 不上毛主席的想法，尤其是当毛一出京城，他们更直觉到，主席一定又有了什么新想法。他们急于想了解，以便紧跟伟大领袖。窃听之举，毛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 道，但作为党的纪律，他们谁也不能告诉毛，包括李志绥在内。
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发怒后，很多人被解除了职务。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此事也是原始导因之一。窃听事件发生后，毛认为男人都不可信，而女人则比较可 靠。尤其是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他认为可以信赖。从此，毛周围的女人数量增多，年龄下降。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为纪念毛泽东百年推出特别节目，名为 《一对多》，即反映毛的这种生活：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泽东除了多次到很多省市视察外，作为诗人，他还有着浪漫的情怀，曾数次回到他的家乡韶山探视，并给他的双亲扫墓祭奠。这一点，倒与当今中共伟大领 袖邓小平有很大不同。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刚刚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邓小平至今不知道他的生身母亲的名字叫什么。今年89岁的邓小平自离开家 乡后，从来没有回去家乡一次祭奠双亲，虽然那里还有他的亲人。五十年代初，邓已到了距家乡广安只有60公里的重庆，也没回去一顾。
毛回到家乡韶山，都是住在专为他修建的别墅“滴水洞”中。他访亲问友，自得其乐。一位叫汤瑞仁的当地农妇，只因有缘与毛照了一张合影，立即身价高 升，当了韶山村妇女队长，不用出工，每天拿最高工分。而当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只因亲自为毛彻夜站岗警卫，给毛留下忠厚忠诚的深刻印象，日后才被毛选为接 班人，毛临终为华写了条幅“你办事，我放心”。
但毛在外视察的日子也不都是很快乐，他的住处经常“闹鬼”。1966年初在江西南昌，毛患了重感冒，病得没力气握手。正在江西参加“四清运动”的李 志绥被紧急召去给毛看病。李给毛用药治疗后，毛告诉李志绥，这个房间有问题，被放过毒，所以他才会得病。他说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李志绥劝他不要这样想， 房间绝不会有毒，但毛还是马上搬离了。
后来毛到了武汉。一天晚上，毛夜半惊醒，说房顶阁楼上有声音，有“阶级敌人”潜伏其中。毛的警卫队紧急出动，折腾搜索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两只野猫在阁楼上做窝，因毛的别墅长期没人住过。保卫人员把打死的两只野猫拿给毛看，毛仍不相信，决定立即离开，去了杭州。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的这种“怀疑症”很早就有。1958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清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模仿中南海那 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几次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象有特异味道。最后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 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室内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于是当时中国到处贴满了“毛主席畅游长江” 的照片。
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返回北京，在中南海他感到住不下去，心情非常烦闷。最后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别墅。在那住了不久，毛感到房间 有毒，又搬回到钓鱼台。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毛又是觉得房间有异常味道，又搬回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在118住了几个月，于1966年底又搬回了中南海， 直到去世。
女作家石文安曾专程到毛泽东住过的无锡别墅考查过，发现房间里确实有一种异常味道。她的结论是，因为毛的别墅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南方湿度较大，因而散发一种异味。令她吃惊的是，无锡别墅的卫生间，大到可供十几人开鸡尾酒会。
毛发怒后，很多人被解除了职务。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此事也是原始导因之一。窃听事件发生后，毛认为男人都不可信，而女人则比较可 靠。尤其是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他认为可以信赖。从此，毛周围的女人数量增多，年龄下降。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为纪念毛泽东百年推出特别节目，名为 《一对多》，即反映毛的这种生活：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泽东除了多次到很多省市视察外，作为诗人，他还有着浪漫的情怀，曾数次回到他的家乡韶山探视，并给他的双亲扫墓祭奠。这一点，倒与当今中共伟大领 袖邓小平有很大不同。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刚刚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邓小平至今不知道他的生身母亲的名字叫什么。今年89岁的邓小平自离开家 乡后，从来没有回去家乡一次祭奠双亲，虽然那里还有他的亲人。五十年代初，邓已到了距家乡广安只有60公里的重庆，也没回去一顾。
毛回到家乡韶山，都是住在专为他修建的别墅“滴水洞”中。他访亲问友，自得其乐。一位叫汤瑞仁的当地农妇，只因有缘与毛照了一张合影，立即身价高 升，当了韶山村妇女队长，不用出工，每天拿最高工分。而当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只因亲自为毛彻夜站岗警卫，给毛留下忠厚忠诚的深刻印象，日后才被毛选为接 班人，毛临终为华写了条幅“你办事，我放心”。
但毛在外视察的日子也不都是很快乐，他的住处经常“闹鬼”。1966年初在江西南昌，毛患了重感冒，病得没力气握手。正在江西参加“四清运动”的李 志绥被紧急召去给毛看病。李给毛用药治疗后，毛告诉李志绥，这个房间有问题，被放过毒，所以他才会得病。他说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李志绥劝他不要这样想， 房间绝不会有毒，但毛还是马上搬离了。
后来毛到了武汉。一天晚上，毛夜半惊醒，说房顶阁楼上有声音，有“阶级敌人”潜伏其中。毛的警卫队紧急出动，折腾搜索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两只野猫在阁楼上做窝，因毛的别墅长期没人住过。保卫人员把打死的两只野猫拿给毛看，毛仍不相信，决定立即离开，去了杭州。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的这种“怀疑症”很早就有。1958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清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模仿中南海那 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几次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象有特异味道。最后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 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室内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于是当时中国到处贴满了“毛主席畅游长江” 的照片。
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返回北京，在中南海他感到住不下去，心情非常烦闷。最后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别墅。在那住了不久，毛感到房间 有毒，又搬回到钓鱼台。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毛又是觉得房间有异常味道，又搬回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在118住了几个月，于1966年底又搬回了中南海， 直到去世。
女作家石文安曾专程到毛泽东住过的无锡别墅考查过，发现房间里确实有一种异常味道。她的结论是，因为毛的别墅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南方湿度较大，因而散发一种异味。令她吃惊的是，无锡别墅的卫生间，大到可供十几人开鸡尾酒会。
高干就医先要毛批准
1957年秋，江青被发现患了癌症，被送去苏联治疗。对癌症，毛泽东也像对性事、刷牙和男女阴阳互补一样，有自己独到而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癌症是不 能治的，治也没用。只有乳房癌可以治疗，因为它可看到。因此，中共高层很多干部患了癌症，都是到了相当晚期才得以就医，因为高层干部的重大医疗手术都必须 经过毛本人的批准。例如，周恩来早就被发现患了膀胱癌，周的专属医生张佐良几次向中共高层汇报周的病情，但治疗一直被延缓。1974年4月21日周得知自 己真实病情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治疗，隔了整整40天，于5月31日，毛才批准周恩来住院治疗。周在他余后生命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 次手术，最后死于1976年1月。研究中共毛周晚年权力斗争的专家多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拖缓，以致周于死地。但李志绥认为，这很大程度在于毛认为癌症不能 治而然。因为连毛最信任的中共特务总管康生，也是在癌症晚期，才得到毛批准就医。
毛对自己的疾病也是这样，认为绝不会得绝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他全身水肿刚退，体重从180磅降到 154磅，右侧手臂和大腿的肌肉已严重萎缩，并不自觉地颤抖。他当时只能走很短的路，还要别人帮助。同时唾液增多，流涎，视力严重减退，需要用大功能的放 大镜去读书。
第二年，毛说话出现障碍，嗓音低哑，话语别人很难听懂。李志绥检查不出毛病到底出在哪里。而毛泽东又固执地拒绝看别的医生，他认为其他医生都不可 靠。1974年夏，毛的所有症状都加重，最后毛同意李志绥去找另外两名神经病学专家黄克维和王希德。经会诊，三人最初一致认为毛患了帕金森症 （Parkinson），最后又一致推翻原来的诊断，确诊毛患了“中枢性神经衰竭”，顶多可以再活两年。毛从来没有被告之他患了这种不治之症，没有人敢告 诉他，因为他会发怒，认为那些可恨的医生们故意吓唬他，和当年吓唬并毒害斯大林的医生们一样。
毛最后几乎说不出话来时，还自认为只是患了“喉炎”，并确信“人定胜天”。
1976年9月8日深夜，毛泽东进入垂危状态。在他的病榻旁边，垂立着中共中央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毛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李志绥一直摸着毛的微弱脉动。 突然，毛的嘴唇动了几下，李志绥不懂是何意，在旁的张玉凤翻译说，“主席问你还有没有希望？”李志绥两眼望着这位他跟随了22年的伟大领袖，半天说不出话 来。他感到毛的手在紧紧握他的手，他只好说，“主席，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李志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听了这句话，脸上高兴得红起来，接着手一松，就断了 气。李志绥看了看手表，9月9日零时10分。
1957年秋，江青被发现患了癌症，被送去苏联治疗。对癌症，毛泽东也像对性事、刷牙和男女阴阳互补一样，有自己独到而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癌症是不 能治的，治也没用。只有乳房癌可以治疗，因为它可看到。因此，中共高层很多干部患了癌症，都是到了相当晚期才得以就医，因为高层干部的重大医疗手术都必须 经过毛本人的批准。例如，周恩来早就被发现患了膀胱癌，周的专属医生张佐良几次向中共高层汇报周的病情，但治疗一直被延缓。1974年4月21日周得知自 己真实病情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治疗，隔了整整40天，于5月31日，毛才批准周恩来住院治疗。周在他余后生命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 次手术，最后死于1976年1月。研究中共毛周晚年权力斗争的专家多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拖缓，以致周于死地。但李志绥认为，这很大程度在于毛认为癌症不能 治而然。因为连毛最信任的中共特务总管康生，也是在癌症晚期，才得到毛批准就医。
毛对自己的疾病也是这样，认为绝不会得绝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他全身水肿刚退，体重从180磅降到 154磅，右侧手臂和大腿的肌肉已严重萎缩，并不自觉地颤抖。他当时只能走很短的路，还要别人帮助。同时唾液增多，流涎，视力严重减退，需要用大功能的放 大镜去读书。
第二年，毛说话出现障碍，嗓音低哑，话语别人很难听懂。李志绥检查不出毛病到底出在哪里。而毛泽东又固执地拒绝看别的医生，他认为其他医生都不可 靠。1974年夏，毛的所有症状都加重，最后毛同意李志绥去找另外两名神经病学专家黄克维和王希德。经会诊，三人最初一致认为毛患了帕金森症 （Parkinson），最后又一致推翻原来的诊断，确诊毛患了“中枢性神经衰竭”，顶多可以再活两年。毛从来没有被告之他患了这种不治之症，没有人敢告 诉他，因为他会发怒，认为那些可恨的医生们故意吓唬他，和当年吓唬并毒害斯大林的医生们一样。
毛最后几乎说不出话来时，还自认为只是患了“喉炎”，并确信“人定胜天”。
1976年9月8日深夜，毛泽东进入垂危状态。在他的病榻旁边，垂立着中共中央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毛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李志绥一直摸着毛的微弱脉动。 突然，毛的嘴唇动了几下，李志绥不懂是何意，在旁的张玉凤翻译说，“主席问你还有没有希望？”李志绥两眼望着这位他跟随了22年的伟大领袖，半天说不出话 来。他感到毛的手在紧紧握他的手，他只好说，“主席，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李志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听了这句话，脸上高兴得红起来，接着手一松，就断了 气。李志绥看了看手表，9月9日零时10分。
皇帝作古，天下进步
在石文安所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本书中，李志绥主要回忆的是毛的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很少。但其中有一段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出人意料：毛一次对李志 绥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这件事，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但不这 样做的话怎么办呢？中国走哪条路呢？”
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是五五对开。但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绩。适值毛生辰100周年，中共大兴土木，对毛歌功颂德。在 毛家乡韶山修筑了一面山坡的百首毛泽东诗词碑林及纪念毛的五大工程。陆续编拍出八部歌颂毛泽东的电影——峨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在 重庆》，西影：《毛泽东在延安》，上影：《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长影：《毛泽东和周恩来》，北影：《毛泽东在1927》，八一：《井冈山风云》，福建： 《毛泽东在闽西》。
在毛刚去世时，北京盛传一个幽默评语：毛如死于1956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1966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 不他死于1976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则评语幽默而入木三分，概括了毛的残暴既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斯大林。
另一个政治幽默则是，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认为，撬开猫的嘴，强灌进去。毛认为“太残忍”。周恩来说，让猫饿三天，然后把 辣椒夹在鱼肉中，骗猫吃下去（活画出周的为人）。毛认为“不光明正大”。毛的方法是，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它受不了就要舔，结果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让 它自觉自愿地自我作贱。在大跃进、文革中，亿万中国人就是这样狂热地“领袖挥手我前进”；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虔诚地认为毛是伟人，中国还流行“毛热”， 实际上这些中国人还在像那只可怜的猫那样痛苦地自我作贱着。
当年，亿万人曾虔诚地祝愿“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今天，人们真是庆幸毛没有活到百年；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中南海“黑手高悬霸主鞭”，中国目前的这 一切改革进步都难以想像。人们感谢历史上有个9月9日，毛泽东驾崩，中国开始了解冻。它至少告诉人们，只要是独裁者，只要是皇帝，一旦他撒手人寰，社会只 能更宽松，更进步。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12月26日
在石文安所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本书中，李志绥主要回忆的是毛的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很少。但其中有一段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出人意料：毛一次对李志 绥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这件事，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但不这 样做的话怎么办呢？中国走哪条路呢？”
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是五五对开。但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绩。适值毛生辰100周年，中共大兴土木，对毛歌功颂德。在 毛家乡韶山修筑了一面山坡的百首毛泽东诗词碑林及纪念毛的五大工程。陆续编拍出八部歌颂毛泽东的电影——峨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在 重庆》，西影：《毛泽东在延安》，上影：《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长影：《毛泽东和周恩来》，北影：《毛泽东在1927》，八一：《井冈山风云》，福建： 《毛泽东在闽西》。
在毛刚去世时，北京盛传一个幽默评语：毛如死于1956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1966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 不他死于1976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则评语幽默而入木三分，概括了毛的残暴既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斯大林。
另一个政治幽默则是，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认为，撬开猫的嘴，强灌进去。毛认为“太残忍”。周恩来说，让猫饿三天，然后把 辣椒夹在鱼肉中，骗猫吃下去（活画出周的为人）。毛认为“不光明正大”。毛的方法是，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它受不了就要舔，结果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让 它自觉自愿地自我作贱。在大跃进、文革中，亿万中国人就是这样狂热地“领袖挥手我前进”；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虔诚地认为毛是伟人，中国还流行“毛热”， 实际上这些中国人还在像那只可怜的猫那样痛苦地自我作贱着。
当年，亿万人曾虔诚地祝愿“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今天，人们真是庆幸毛没有活到百年；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中南海“黑手高悬霸主鞭”，中国目前的这 一切改革进步都难以想像。人们感谢历史上有个9月9日，毛泽东驾崩，中国开始了解冻。它至少告诉人们，只要是独裁者，只要是皇帝，一旦他撒手人寰，社会只 能更宽松，更进步。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12月26日
戚本禹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多谎言捏造
作者：戚本禹
前不久，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与戚本禹相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父辈，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驳斥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
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部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
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干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
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
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
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
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
尽管江青多么热衷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
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
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
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
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
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三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
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
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
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
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不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
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
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
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像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
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
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
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三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
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
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
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 “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
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
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她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
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像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
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
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后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
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
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于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干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
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
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像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
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
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
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毛泽东大饥荒时奢侈菜谱：7大西菜17种鱼虾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6-09-12 08:41 来源: 多维 作者:
大饥荒期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 国情。而毛泽东在实际生活中的饮食却令人吃惊。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披露，毛在大饥荒期间的菜谱有七大西菜，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至少十七种。本文摘 自2008年11月《炎黄春秋》，作者司马昭，原题为《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
拍摄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图源：AFP/VCG）
几年前，一篇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的文章在网络中疯传，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也让一贫如洗的我眼红了很久：还是做领袖好啊，不但“面子”风光，“里子”也实 惠；同时又十分感叹：难怪主席衣钵会由邓总设计师继承，原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早在1976年以前就开始实践了。
几年来，这篇文章就这么平安无事地流传，直至最近，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邵华女士去世几个月之后，才有一篇反驳和辟谣的文章出来。出来反驳和辟谣的，是毛泽东当年的管家吴连登。
话既然说出来，那就应该认真听，老司我一向认为，只要说的在理儿，即便说话人的身份不那么合适那也应该接受。但是，仔细拜读了这篇同样在网络上疯传的《“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泽东管家吴连登》，我反而想起，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以下为正文，共分两篇：名不正篇和言不顺篇。
名不正篇
一．吴连登不是亲历者
吴连登虽然以知情人的身份出现，但吴连登在文中承认“他的稿费我没有管过”。岂止没管过，从文章叙述的内容来看，吴连登甚至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知情人”——吴连登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吴连登：郑长秋曾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主席处需要八千元钱，实际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还要新票。郑长秋就对张玉凤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
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来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吴连登说这个故事，是用来证明汪东兴“对稿费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紧”。这却恰恰证明吴连登所知有限。
吴连登身为为毛泽东的管家，按他的说法：“我给毛主席管家的那12年，主要是管他的工资和全家的开销”。就是这样一个管家，却连江青的日常支出都不知道，还要从郑长秋处听说！
在该文中，吴连登亲历的部分仅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都是旁枝末节，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内容均以“郑长秋告诉我”、“汪东兴告诉我”的形式，转述 郑长秋、汪东兴的话。这种转述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法庭上是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证，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任何书证，可以证明汪东兴、 郑长秋曾经对吴连登说过什么，或者证明吴连登在转述的时候准确无误，没有曲解汪东兴和郑长秋的原意。
如果汪东兴、郑长秋已经故去，吴连登的这种转述或许对历史研究还有一点点参考意义，在直接证人汪东兴、郑长秋还健在的情况下，吴连登的这种转述连一丝一毫的意义都没有。
如果汪东兴真的像吴连登所说的那样，认为“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背离事实的，那么以汪东兴的阅历及其对毛泽东的感情，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说法会对毛泽东的 声誉造成伤害。况且，“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本身就把汪东兴牵连其中。在该说法中，汪东兴不是与周恩来、张玉凤一起，是三个知情人之一吗？
所以，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造谣，那么无论于公于私，汪东兴都应该出来辟谣。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汪东兴出来澄清过吗？没有，汪兴东一言未发。
二．吴连登不是当事人
当“毛泽东亿元稿酬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直系亲属、“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的当事人，无一站出来澄清辟谣。这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 儿媳绍华将军、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博士。其中，李敏、李讷在“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曾接受过中办拨与的200万元购买房屋。
无论如何，李敏、李讷作为当事人，是不是拿了200万买房子，知道的应该比吴连登更清楚；
无论如何，邵华、毛新宇作为直系亲属，听到、看到的的应该比吴连登更多。
无论如何，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假的，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这些当事人所受的伤害应该比吴连登更多，更直接。
然而，为什么这些当事人都不站出来说话？
言不顺篇
一．“中办特会室”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吗？
吴连登一直强调郑长秋是管理毛泽东稿费的人。
“管他稿费的，是个名叫郑长秋的同志，今年82岁了。他从1952年9月直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叫 ‘中办特会室’。出纳为老红军战士钟子山，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非常准确地告诉我，到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即老人家临终前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郑长秋退休前转交下任时，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共计为157万 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了33万。”
我们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曾经管理过毛泽东的稿费，也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毕竟我们没有亲耳听到当事人郑长秋的证词——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就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
实际上，以往关于毛泽东稿费的报道，均提到：毛泽东高达七千多万的稿费，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而且文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稿费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我的问题有三个：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否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户头？
2.如果有，这个户头里面存放的是不是毛泽东稿酬？
3.如果是，这笔费用的数字是多大？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吴连登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吴连登当年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周总理已经故去了，但汪东兴和张玉凤不是还健在吗？
扯的远一点。我虽然钱不多，但至少有五个帐号，五张银行卡。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连傻瓜都知道的事情。
二．文革中毛泽东真的没有拿过稿费吗？
关于这个问题，吴连登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角度，是引述郑长秋的话。
我曾专门就这个事问过郑长秋，他非常确切地说，文革期间他所在的“中办特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也就是说，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稿费。
如前所述，在我们不能确定“中办特会室”是唯一存放毛泽东稿费的单位的前提下，郑长秋的话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便郑长秋讲的是实话，也只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和郑长秋在文革期间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却不能证明其他单位和人员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
第二个角度，是吴连登自己的逻辑和推理。
有人说，在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毛主席一人还有稿费，好像他在搞特权，以权谋私，拿了亿元稿费，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胡说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 败、反对特权。我举个例子。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吃的东西非常紧张。毛主席跟大家一样，好长时间里，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 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他多次对我们说，我是个普通的市民，一样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业卷等。我们要和老百姓一样，不管有什么 困难，一起共度难关。文革中既然已经明确取消了稿酬，他不会也不可能一个人搞特权，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
关于这个角度，吴连登的逻辑很明白，共有两层：
第一层，毛主席是反对特权的，从来不搞特殊。证据是，“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毛泽东“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
第二层，毛主席既然是反特权的，就肯定不会“搞特殊”拿稿费。
关于这种逻辑，首先，我认为，吴连登可能真的见过毛泽东吃糠咽菜，也可能真的听过毛泽东说类似“痛恨腐败、反对特权”的话，但这并不能这证明毛泽东真的就是“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或者毛泽东就不搞特权。
在逻辑层面上，一个人说什么，和一个人做什么，这是两码事。对包括吴连登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毛泽东是言出必践、道德高尚的领袖；但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毛泽 东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的阴谋家。不幸的是，能够证明后者观点的毛的不良信用记录，俯拾即是、众所周知。比如，58反右。
在事实层面上，毛泽东也是承认过自己搞过特权的。毛泽东不是对王海容、唐闻生说过吗：“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
其次，吴连登用来证明“毛主席反对特权、不搞特殊”的证据从根本上就是伪证。
《毛泽东遗物事典》是一本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辑、红旗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红色”读物。在这本由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做顾问的读物里，有这样的内容：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鱼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 （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 大虾等等。（第94页，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饮食起居篇）
1961年4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按官方说法，1959年、1960年、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按老百姓的说法，我问过一个过来人，70多岁了，他说：“61年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上，到63年的时候才好点呢！”。
吴连登自己做顾问的书打了吴连登自己的脸。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个是正确的？毛泽东到底在那个时期是不是真的“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是不是真的“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
幸运的是，《毛泽东遗物事典》在“饮食起居”篇“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一章里是有物证的，这份物证以照片的形式载于《毛泽东遗物事典》第95页。这份物证，就是一份1961年4月26日毛泽东的菜单。
以《毛泽东遗物事典》里的事实为基础，套用吴连登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因为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吃鸡鸭鱼肉的，所以毛泽东是搞特权的；因为毛泽东是搞特权的，所以文革的时候他肯定会“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的！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6-09-12 08:41 来源: 多维 作者:
大饥荒期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 国情。而毛泽东在实际生活中的饮食却令人吃惊。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披露，毛在大饥荒期间的菜谱有七大西菜，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至少十七种。本文摘 自2008年11月《炎黄春秋》，作者司马昭，原题为《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
拍摄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图源：AFP/VCG）
几年前，一篇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的文章在网络中疯传，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也让一贫如洗的我眼红了很久：还是做领袖好啊，不但“面子”风光，“里子”也实 惠；同时又十分感叹：难怪主席衣钵会由邓总设计师继承，原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早在1976年以前就开始实践了。
几年来，这篇文章就这么平安无事地流传，直至最近，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邵华女士去世几个月之后，才有一篇反驳和辟谣的文章出来。出来反驳和辟谣的，是毛泽东当年的管家吴连登。
话既然说出来，那就应该认真听，老司我一向认为，只要说的在理儿，即便说话人的身份不那么合适那也应该接受。但是，仔细拜读了这篇同样在网络上疯传的《“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泽东管家吴连登》，我反而想起，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以下为正文，共分两篇：名不正篇和言不顺篇。
名不正篇
一．吴连登不是亲历者
吴连登虽然以知情人的身份出现，但吴连登在文中承认“他的稿费我没有管过”。岂止没管过，从文章叙述的内容来看，吴连登甚至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知情人”——吴连登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吴连登：郑长秋曾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主席处需要八千元钱，实际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还要新票。郑长秋就对张玉凤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
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来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吴连登说这个故事，是用来证明汪东兴“对稿费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紧”。这却恰恰证明吴连登所知有限。
吴连登身为为毛泽东的管家，按他的说法：“我给毛主席管家的那12年，主要是管他的工资和全家的开销”。就是这样一个管家，却连江青的日常支出都不知道，还要从郑长秋处听说！
在该文中，吴连登亲历的部分仅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都是旁枝末节，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内容均以“郑长秋告诉我”、“汪东兴告诉我”的形式，转述 郑长秋、汪东兴的话。这种转述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法庭上是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证，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任何书证，可以证明汪东兴、 郑长秋曾经对吴连登说过什么，或者证明吴连登在转述的时候准确无误，没有曲解汪东兴和郑长秋的原意。
如果汪东兴、郑长秋已经故去，吴连登的这种转述或许对历史研究还有一点点参考意义，在直接证人汪东兴、郑长秋还健在的情况下，吴连登的这种转述连一丝一毫的意义都没有。
如果汪东兴真的像吴连登所说的那样，认为“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背离事实的，那么以汪东兴的阅历及其对毛泽东的感情，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说法会对毛泽东的 声誉造成伤害。况且，“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本身就把汪东兴牵连其中。在该说法中，汪东兴不是与周恩来、张玉凤一起，是三个知情人之一吗？
所以，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造谣，那么无论于公于私，汪东兴都应该出来辟谣。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汪东兴出来澄清过吗？没有，汪兴东一言未发。
二．吴连登不是当事人
当“毛泽东亿元稿酬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直系亲属、“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的当事人，无一站出来澄清辟谣。这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 儿媳绍华将军、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博士。其中，李敏、李讷在“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曾接受过中办拨与的200万元购买房屋。
无论如何，李敏、李讷作为当事人，是不是拿了200万买房子，知道的应该比吴连登更清楚；
无论如何，邵华、毛新宇作为直系亲属，听到、看到的的应该比吴连登更多。
无论如何，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假的，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这些当事人所受的伤害应该比吴连登更多，更直接。
然而，为什么这些当事人都不站出来说话？
言不顺篇
一．“中办特会室”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吗？
吴连登一直强调郑长秋是管理毛泽东稿费的人。
“管他稿费的，是个名叫郑长秋的同志，今年82岁了。他从1952年9月直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叫 ‘中办特会室’。出纳为老红军战士钟子山，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非常准确地告诉我，到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即老人家临终前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郑长秋退休前转交下任时，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共计为157万 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了33万。”
我们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曾经管理过毛泽东的稿费，也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毕竟我们没有亲耳听到当事人郑长秋的证词——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就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
实际上，以往关于毛泽东稿费的报道，均提到：毛泽东高达七千多万的稿费，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而且文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稿费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我的问题有三个：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否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户头？
2.如果有，这个户头里面存放的是不是毛泽东稿酬？
3.如果是，这笔费用的数字是多大？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吴连登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吴连登当年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周总理已经故去了，但汪东兴和张玉凤不是还健在吗？
扯的远一点。我虽然钱不多，但至少有五个帐号，五张银行卡。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连傻瓜都知道的事情。
二．文革中毛泽东真的没有拿过稿费吗？
关于这个问题，吴连登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角度，是引述郑长秋的话。
我曾专门就这个事问过郑长秋，他非常确切地说，文革期间他所在的“中办特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也就是说，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稿费。
如前所述，在我们不能确定“中办特会室”是唯一存放毛泽东稿费的单位的前提下，郑长秋的话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便郑长秋讲的是实话，也只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和郑长秋在文革期间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却不能证明其他单位和人员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
第二个角度，是吴连登自己的逻辑和推理。
有人说，在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毛主席一人还有稿费，好像他在搞特权，以权谋私，拿了亿元稿费，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胡说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 败、反对特权。我举个例子。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吃的东西非常紧张。毛主席跟大家一样，好长时间里，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 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他多次对我们说，我是个普通的市民，一样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业卷等。我们要和老百姓一样，不管有什么 困难，一起共度难关。文革中既然已经明确取消了稿酬，他不会也不可能一个人搞特权，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
关于这个角度，吴连登的逻辑很明白，共有两层：
第一层，毛主席是反对特权的，从来不搞特殊。证据是，“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毛泽东“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
第二层，毛主席既然是反特权的，就肯定不会“搞特殊”拿稿费。
关于这种逻辑，首先，我认为，吴连登可能真的见过毛泽东吃糠咽菜，也可能真的听过毛泽东说类似“痛恨腐败、反对特权”的话，但这并不能这证明毛泽东真的就是“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或者毛泽东就不搞特权。
在逻辑层面上，一个人说什么，和一个人做什么，这是两码事。对包括吴连登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毛泽东是言出必践、道德高尚的领袖；但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毛泽 东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的阴谋家。不幸的是，能够证明后者观点的毛的不良信用记录，俯拾即是、众所周知。比如，58反右。
在事实层面上，毛泽东也是承认过自己搞过特权的。毛泽东不是对王海容、唐闻生说过吗：“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
其次，吴连登用来证明“毛主席反对特权、不搞特殊”的证据从根本上就是伪证。
《毛泽东遗物事典》是一本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辑、红旗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红色”读物。在这本由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做顾问的读物里，有这样的内容：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鱼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 （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 大虾等等。（第94页，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饮食起居篇）
1961年4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按官方说法，1959年、1960年、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按老百姓的说法，我问过一个过来人，70多岁了，他说：“61年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上，到63年的时候才好点呢！”。
吴连登自己做顾问的书打了吴连登自己的脸。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个是正确的？毛泽东到底在那个时期是不是真的“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是不是真的“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
幸运的是，《毛泽东遗物事典》在“饮食起居”篇“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一章里是有物证的，这份物证以照片的形式载于《毛泽东遗物事典》第95页。这份物证，就是一份1961年4月26日毛泽东的菜单。
以《毛泽东遗物事典》里的事实为基础，套用吴连登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因为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吃鸡鸭鱼肉的，所以毛泽东是搞特权的；因为毛泽东是搞特权的，所以文革的时候他肯定会“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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