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flashlight
- 发布时间 2014-05-25
遥月你当时还小，没亲身参与4月9日-6月4日这场持续2个月之久愈演愈烈的学运， 你没有切身体会。本人曾参加去天安门声援同学的游行， 亲眼看见游行队伍里有些女生见着广场上绝食的男生上去就亲一口， 不管认识不认识， 不管那些男生是不是绝食抗议多日脸上身上都很脏， 这些举动无疑对当时的男生们是最大的鼓舞。 当时的整个氛围就是反常的， 全国人民都很亢奋。 这种不正常的亢奋状态持续下去会出现什么情况真的很难说。我那时开始冷静下来， 感觉到全体失去理智并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我就旁观为主了，也许自身的性格不喜欢那种失去理性的行为吧。
最后编辑: 2014-05-27
后来不少人都谈到学生运动的问题，群体运动展开很容易，只要有足够响亮的题材，能产生共鸣，组织者的足够社会活动能力，就一定会有人响应，而且有很强大的裹胁性，本来没想法的看到大家都去也就不好意思不去，去了以后没准脑袋热了还成了主力了呢，所以说运动展开很容易，但是事情发展过程的组织性是临时的，是没有预演的过程，所以运动的走向和节奏就呈现出自然状态，这也是所有群众运动的共同特征，并且彼此之间的领导关系是脆弱的，就不可能有企业和机构那种程式化的上传下达，而且信任度也是脆弱的，就会出现开始面对的谈判者最后根本就没有代表性...
这方面的事情，有个在台湾参加过很多次运动的人给我讲了他们在台湾时的各种集会运动经验，很有启发性，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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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背后的东西我们也许看不到，感觉维基的描述还是算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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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六社論
為了抗議在四二六社論的定性問題，數百萬名學生與群眾發起了四二七游行活動，在照片中可以看見遊行隊伍紛紛舉起如「民主萬歲，人民萬歲！」、「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横幅標語。
趙紫陽在前往北韓後便由留在北京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行政機關，4月24日時李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以及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會面，希望能夠了解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對此北京市政府官員想盡快解決危機，並且誣陷抗議活動實際上是為了推翻中國現有政治制度和包括鄧小平在內主要政黨領導人的陰謀。在總書記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77]。4月25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並且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藉此來抑制示威活動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78]。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高層首次對抗議活動的正式評估，並且再次強調重要問題仍然是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準。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且向中共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
4月26日時，作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其頭版上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內容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共和現行的政治制度[79][80]。然而這項聲明則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成功嚇唬學生放棄示威活動，相反地促使得更多學生願意共同團結並且表態支持學生活動[78][81]。之後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82]，4月27日時有50,000名至100,000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經由北京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展開遊行[83]，其中學生團體成功通過由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且沿途接受市民廣泛的支持，特別是來自工廠的工人團體[1]。而組織這次活動的學生領袖則希望藉由這次運動展現其愛國性質，並且還特意淡化有關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其中在遊行學生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唯親」這一問題，但也提到學生仍然會繼續「擁護共產黨」[81]。
這次示威遊行成功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並且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會見了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84]。儘管會談中討論了包括報刊編輯、新華門事件以及民主自由等廣泛議題並且獲得一些實質性成果，然而包括吾爾開希等獨立推舉而成的學生領袖則表態拒絕出席[85][86]。趙紫陽於4月30日自平壤並且重新取得行政權力後，中國政府其對於學生示威活動的態度則更為軟化。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被證明並沒有實際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是唯一的選擇[87]。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且在5月3日到5月4日期間發表了2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88]。在發言中趙紫陽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之問題是正當的，同時這次學生運動亦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89][90]。儘管在5月4日當天仍然有10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91]，並且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92]；但是趙紫陽的發言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所提出的社論內容，這使得很多大學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93]。到了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93]。
升級
對話與絕食
4月中旬時，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便就如何回應學生運動而意見分歧，在趙紫陽從北韓回國後這類討論衝突更為加劇。其中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溫 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話，然而以國務院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要強硬反對抗議活動繼續進行。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趙紫 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一議題有所衝突，李鵬認為國家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但是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強化民主和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 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90]。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但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领袖不願意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94]。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個人魅力的學生领袖呼籲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94]，绝食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95]
最後學生決定在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高調進行國是訪問的前兩天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96][97]；其中學生领袖認為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運動成為一種道德行為並且受到群眾的追捧[98]。而北京的抗議活動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是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99]。整體來說於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示威活動仍保有秩序，來自北京不同地區的大學學生每天發起遊行以表達抗議要求並且表示團結，同時許多學生也會在行進過程中齊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著名的《國際歌》[100]。
戈巴契夫訪華
在北京參與遊行活動要求言論自由的浦志強，攝於5月10日。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採放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然而由於擔心示威活動將會失控，鄧小平要求在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除廣場上的抗議群眾。為了達成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仍使用柔性辦法並且指示他的下屬馬上與學生進行談判[98]。趙紫陽相信此時仍能夠成功藉由愛國主義吸引學生的關切，並且讓學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蘇首腦會議期間讓其他人士知悉內部有動亂跡象的話會使得全國難堪。5月13日上午，民主黨派負責人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並且邀請到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以及王軍濤等知識分子[101]。閻明復說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舉辦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这样也使學生领袖们之間陷入分歧[102]。
5月14日時，以戴晴為首的知識份子在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意見，呼籲學生應該要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許多學生卻認為知識分子是為了政府發言而拒絕做出讓步[99]。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102]。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著不同派系的學生間無法事先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不久學生领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後宣告會議無限期中止[103]。之後閻明復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以換取撤離的決定，然而學生之間並沒有理會其勸告[1]。而在隔天閻明復還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且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69]。
最後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學生仍然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也使得戈巴契夫訪華的歡迎儀式上改在機場內進行。這次中蘇首腦會晤是中蘇交惡後 相隔30年後進行的國事訪問，除了標誌著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外，同時也被視為中國領導人其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突破。然而相比之下由於學生運動仍然堅持 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而為這次會談帶來尷尬，進而促使得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104]。其中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中國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高峰會時，學生群眾則在附近天安門廣場上發起騷動和示威活動[98]。而在5月16日戈巴契夫與趙紫陽會面後，趙紫陽則在國際新聞媒體前告訴戈巴契夫表示鄧小平在中國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對此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的這句話是企圖將抗議活動處理不當的責任嫁禍給他本人，而隨後這項言論標誌著鄧小平和趙紫陽2個中國最高層領導人之間決定性的分裂[98]。
局勢升級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105]，並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而參與者還包括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成員、警察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政或者是低階的政府官員[7]，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7]。此外一些中國民主黨派成員學生致信給李鵬以表達意見，而中國紅十字會也特別下達通知並且安排大量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為絕食群眾提供醫療服務。而在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離開中國後，許多外國記者仍決定繼續留在中國並且報導於首都北京市進行的抗議活動，這使得學生運動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並且也讓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呼籲中國政府保持克制。
至此原本於4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5月17日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400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部都遭遇學生示威遊行影響[9]。 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遲遲沒有針對北京發起的示威活動有明確的定位，這使得地方當局不知道如何處理於地區發起的學生運動。其中由於示威活動已經合併 了許多範圍廣泛且關注不同議題的社會議題，這使得中國政府無法清楚分析哪些議題可以談判乃至於示威活動提出那些要求。與此同時由於絕食抗議本身成為具有 「犧牲特質」的行動就其本身而言，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無法處理這一情況[7]。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一種可行的應對示威活動之手段[106]。
到了5月18日時，李鵬首次與學生會面並且希望能夠安撫受到大眾關注的絕食行為[106]。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撤銷四二六社論並且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對此李鵬則表示政府主要關切的是因為絕食而送往醫院診治的患者。儘管這次討論僅取得了少數實質性成果，但是學生領袖也因而得以在國家電視臺重要節目上有出現的機會[107]。而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則在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4時50分時藉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的舉動，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108]。這個時候的趙紫陽已是心力交瘁，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108][109]。
戒嚴
頒布戒嚴令
自1978年開始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最後決定實施戒嚴。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5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69][110]。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110]。鄧小平警告說如果北京市進行中的抗議活動不迅速平息的話，意味著中國將冒著另外一次內戰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風險，而他的意見亦得到其他中國共產黨黨內元老的支持[111]。鄧小平隨後表示應該宣布戒嚴以表達政府無法容忍抗議活動持續進行的立場[112]，同時為了證明戒嚴有其作用性而決定將示威群眾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倡導者的「打手」，並且指稱是幕後籌畫的人士試圖打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並且進一步實現他們個人的野心[113]
胡耀邦的去世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传言引发了最初的学潮。当时在同学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 党内改革派受到保守派的打压， 情况危急好比百年前的光绪变法。 同学们很多因为这个感觉自己必须要参与罢课游行， 以表示对改革派的支持，迫使保守派让步， 不敢打压改革派， 云云。。。还有就是那些应届毕业生， 似乎当年的分配政策有变， 很多毕业生本来就有不满情绪， 4，5月份在校园里都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那种一触即发的烦躁情绪， 也混合着悼念胡耀邦支持改革派的潮流发作出来。至于后来闹到绝食的地步， 其诉求已经是逼迫”老人回家“，就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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