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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政府开办的孤儿福利院早已变质，以慈善为名，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干着贩婴勾当，婴儿成了摇钱树。
在美国，无论是时报广场，还是在曼哈顿第五大道，都可看到有金发碧眼的成年人或推婴儿车，或手拉蹒跚学步的孩童，与父母不同的是，这些孩子却是一副亚洲人面孔。
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孤儿，目前有7万多人。领养中国儿童俨然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时尚”，尽管与收养的父母并无血缘关系，但这些漂洋过海到达异国的精灵，在无意间构成一种新的特殊移民形态，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
而早前，湖南省祁东县公安局抓获一名人贩子，审讯得知，其拐来的婴儿均被以每名800元至1200元的价格，“销”往衡阳县社会福利院等处。而这些社会福利院买得婴儿后，一方面以此造册向国家申领抚养资金，另一方面则向一些外地福利院及个人以每名8000元至30000元的价格“转售”国外。
福利院贩婴明码标价
湖南不少福利院以一个婴儿300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外国收养者。更可耻的是，一些福利院居然与计划生育部门勾结，抢夺超生婴儿或者干脆贩卖婴儿。
据说湖南衡阳等地福利院的“婴儿经济”最兴盛时，工作人员称婴儿为“货”，买进婴儿叫“进货”，卖出婴儿叫“走货”，没法送出的孩子叫“存货”。婴儿俨然已成为无良福利院进行国际贸易赚取外汇的商品。
福利院婴儿经济如此兴盛，令人触目惊心，这主要是由幕后巨大的利润推动。以湖南省为例，该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3000美元之后，扣除5%，其余拨给抚养婴儿的福利院。也就是说，福利院每送出一个婴儿，就得到2850美元。
多向境外输送一个婴儿就多一笔收入，这怎能不让福利院疯狂？衡阳县福利院曾为此下达任务：一个职工一年内抱回3个孩子，即算完成当年的工作任务，工资可以得到全额发放，年终还有奖金。一些福利院职工甚至游说人贩子不择手段寻找婴儿。
从1999年至去年，单单美国就收养中国孤儿64000多名，如果再加上欧洲国家，估计已有十余万名中国儿童通过涉外送养程序“出口”到国外。在这十余万人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孤儿和弃婴？又有多少是被拐卖的婴儿？恐怕没人说得清，幕后的黑暗恐怕臭不可闻。
涉外收养催生“婴儿经济”
中国涉外收养已有20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送养国之一。此前媒体爆出湖南邵阳福利院将超生婴儿送养国外，再次引发公众对涉外收养的关注。为孤儿弃婴创造更好环境的同时，涉外收养也成为个别福利院的“创收”手段。
在收养的过程中，收养家庭须向福利院捐款已是“协议”内容。捐赠款客观上刺激了一些福利院送养孩子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涉外收养涉及各个环节的收费服务，是否存在利益驱动下的“扩大生产”？
近日，从南昌市收养中心走出十几名外国人，他们怀中抱着1岁左右的中国婴儿。收养中介多会选择这一天为外国人办理领养登记，剩下的公证、护照等程序，也将在这一周内完成。
“我们只做不说。”南昌市收养中心主任傅月蝉拒绝提供涉外收养的信息。他说上级有规定禁止宣传，“涉外收养争议很大，虽是公益项目，但总遭到指责，被误认为‘卖小孩’。”傅月蝉说，国际领养确实有领养人向福利院缴纳“捐赠费”，但这个款项是双方协商而定。
当天20多名中国儿童被领养，每份协议都有“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35000元”的字样。
而据一名从事国际领养工作的人士说，如今国际领养捐款已由两年前的3000美元涨为35000元人民币（以目前汇率约5400美元）。
除此之外，国际领养过程中，公证费、材料费、服务费、证件费以及旅行费用繁多，这个过程下来，每领养一名中国儿童约花费3万美元。这个利益在一些地方催生产业链条，积极推动儿童涉外收养的同时，违法违规案件也逐渐增多。
利益“刺激”人贩子
多向外送养一个婴儿，就多一笔捐赠收入，这在客观上刺激着个别福利院设法搜寻婴儿。
从事收养工作的业内人士认为，捐赠款的收取，让这个公益项目有些变味，一些福利院看到经济利润，开始推动这项工作。
湖南衡阳的福利院曾下任务：一个职工一年内抱回3个孩子，即算完成当年的工作任务，工资可以得到全额发放，年终还有奖金。另外，还有媒体报道，福利院给送婴人报酬，后来逐渐发展成个别福利院通过一些人贩子“收购”，甚至多家福利院对婴儿展开争夺，让价格上涨。
“我们根本看不到钱。”对于这些事件，南昌市福利院书记谭明珠称不可思议。谭明珠说，福利院每项收入和支出都是通过市财政专属账号，收支两条线，捐赠款实际上不会直接到福利院手中。
但业内人士称，一些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很看重这笔捐赠款。送养婴儿多的话，捐赠收入对于地方财政来说会是一笔巨款。个别地方政府会鼓励福利院增加送养儿童数量。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35000元人民币捐赠款正是福利院送养弃婴的动力。这名业内人士称，如今国家调高弃婴的抚育标准，在福利院抚养的儿童，每月有财政拨款1000元。“如果领养费用下降，福利院宁可自己养。”
事实上，对于捐赠款，民政部很早就有明确规定。2000年12月31日《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外送养工作的通知》指出：“严禁把涉外送养工作当作“创收”和“扶贫”手段，不得以涉外送养捐赠款替代政府划拨给社会福利机构的事业费。”
卖婴“一条龙”服务
对于儿童收养，从美国到中国，都有中介机构提供“一条龙”的收费服务。捐赠费，相对于整个领养的花费来说，并不是大头。
一位收养中国儿童的迈克尔夫妇表示，他们从准备申请文件起，就开始准备领养的花费。
2006年2月6日，他们所有的文件都被提交给美国的领养组织“国际儿童希望”。文件经过翻译后，被送往中国收养中心，接受审核。“国际儿童希望”在网站上公布有一份收养所需过程和费用详单，领养一个孩子，总计要花2.6万美元。迈克尔夫妇的资料送进中国收养中心的录入系统后，即开始等待。今年的4月1日，他们接到了电话，等来了一个健康男孩。
5月中旬，他们备足了资金来到中国。到了中国后，一些地方收养中心或国际领养组织成立的专门旅行社，负责接待迈克尔夫妇这样的领养家庭。每个家庭在中国的旅行费用约有5000—6000美元。
迈克尔说，他们看到一同来中国收养的其他美国夫妇总花费大概也是3万美元。其中，跨国领养中介组织收取费用总计约10300美元。地方福利院收取约5400美元捐赠款。此外，中国收养中心收取文件费和公证费等约950美元。
收费的，还有办理手续的职能部门。5月23日，通过“国际儿童希望”到中国收养的艾米莉史密斯说，“我们选择这个机构，也是因为每一笔钱的明细都很清楚。”
在不同的领养组织之间，这个价钱大同小异。曾通过华儿领养中心领养一个女儿的伊丽莎白介绍说，他们为收养孩子支付约25000美元。
据中国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张雯介绍，美国一些大的国际领养组织虽然多为非营利性组织，但每年办理领养儿童上千名，规模达到一定数量后，其中利润累计也有数千万美元。
中国是最大送养国之一
在张雯看来，孤儿弃婴能被外国家庭领养也是一种幸运。她属于中国最早一批接触涉外收养的人士。
1992年，中国颁布《收养法》后，张雯帮助一对外国夫妇到江苏领养了女孩“莲莲”，那是她第一次在国内办理涉外收养。回忆1992年第一次进入福利院的情景，张雯说，还没走近就能闻到屋子里臭烘烘的。那时条件很差，小孩的健康会受到很大影响。她认为，相比之下，外国人领养是一项充满爱心的事业。
中国第一次明确国外领养规范，是1992年4月1日实施的《收养法》。1993年5月29日，中国又加入了《有关保护儿童和跨国领养合作的海牙公约》。《海牙公约》明确了被领养儿童的身份确认程序。如果发现有拐卖或是其他非法途径的儿童被送养，将会关闭其送养国资格。根据《海牙公约》，外国人要领养中国儿童需要在本国向政府提出申请，而后由涉外收养组织帮助他们到中国收养中心（今年3月更名为中国福利与领养中心）递交材料。材料审核后开始等待配对。
在中国，因为人们有重男轻女观念等原因，被遗弃的女婴数量较多，并多数健康。而收养程序比较简便，也吸引了很多国外夫妇领养。
中国继韩国之后，成为国际儿童领养最大的送养国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已与17个国家有领养关系，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儿童送养国。从1992年以来，共计有12万中国儿童被美国人领养。高峰期间每年有一万名儿童进入美国，近年数量下降，每年有4000名。
体制和人性双重缺失
民政部门几乎包揽了整个涉外收养，集送养人与审核机构于一身。涉外收养是否在利益驱动下“扩大生产”被广泛关注。
为防止福利院逐利举动，1996年7月，公安部就曾下发通知，明确规定核查被收养儿童出国护照的审批、被收养儿童身份来历。同年8月，司法部向全国各公证处转发公安部通知，规定凡外国人在华收养中国儿童的，除办理有关公证外，必须办理儿童来源公证。公证处应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出具实体性公证书。
但这些制约性规定，被个别违规的福利院轻松化解。据报道，2005年，衡阳6家福利院给买来的婴儿伪造虚假资料，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谎称婴儿是捡到的，得到派出所开具的弃婴证明，并顺利通过儿童来源公证，取得护照。
对此，法律界人士指出，这是因为收养过程缺乏有力监督。1996年成立的中国收养中心属于民政部门，有悖相互制约的法治原则。据业内人士透露，1996年中国收养中心成立前，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争夺涉外收养项目。后来中央规定涉外收养统一归民政部管辖，收养人的公证仍在司法系统做。公证费为每笔500美元。
依照中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弃婴的监护人只能是民政部门。而民政部门在涉外收养中既是送养人又是登记审核人。目前的收养制度下，民政部门几乎总揽了整个涉外收养，自己送养自己审查，集送养人与跨国收养的审查机关于一身。这种伤天害理的“生意”做了好几年而未被发现，足以说明相关体制的诸多弊端。
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福利院经费缺乏保障，福利院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自行创收，从而为买卖婴儿之类的丑恶事件埋下了祸根。二是政府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当前的中国社会福利机构大都是由政府主办的，民间力量较少参与，社会化程度不高，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以至于贩婴等违法行为能屡屡得手。
但仅仅归结于福利院体制的缺失和政府部门的失职是不够的。在“福利院贩卖婴儿”之痛背后，分明能看见人性的退化和良心的泯灭。“福利院贩卖婴儿”的事实让我们看见了一群人性退化、良心泯灭的“恶人”，他们把福利院里的儿童当成了相互交换、谋取私利的“摇钱树”。可以想象，如果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富于爱心和善心，即便制度不健全、经费不充裕，也不会发生贩卖牟利之类的丑恶事件。显然，在人类的福利事业中，爱心和善心远比制度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