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看到尾，就事论事嘛，随便发表观点立场！
其实我来加拿大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加拿大在生活、环境方面比中国还是要好一些，但是我不能说我就是厌恶中国、喜欢加拿大这个社会，或者说加拿大的社会制度和科技就一定比中国先进多少，当然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中国先进，但是也有很多落后的方面，这是事实！这一点，请深蓝深红随便拍砖！
有一点，假如中国不受欧美国家的技术制裁，你认为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很多加拿大、日本、欧洲、美国可以轻松共享和获得的技术，中国却只能靠自力更生，付出的努力和时间当然要多很多！现在的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地区，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帮忙，会有现在的样子？二战后最好的20年，中国人浪费了啊搞窝里斗了，真是令人后悔不已啊！这一点，“毛”是打仗好手，但是治国真是不行啊！
美国这个国家，喜欢挑事，但是是挑别人的事，每次挑完事后美国的资本家得到了利益，剩个烂摊子就不管了。 这是美国资本家的本质，没法改变，因为美国是一个崇尚富人的社会，唯利是图是资本家的本质，他们就是为了赚钱，赚完钱其他事关我屁事啊！所以美国打着民主的幌子到处祸害其他国家的人民，近十几年的每场战争都是这样收场的！
中国这个国家，喜欢息事宁人，讲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有了东海、南海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个人认为在20年前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还这么做就是下下策！纯属个人观点，随便拍砖！但是中国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窝里斗，这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留下来的恶瘤，不好处理啊！所以国内事情不断，包括“毛”晚年发动的文革，其实也是窝里斗的结果！
言归正传，那么今天的香港，是不是中国人窝里斗的问题呢？从根本上说，应该算是，但也不算。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说这次[占中]的根源，就是由于香港经济社会的原因，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面临着巨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缺乏持久动力，
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工作后赚得薪水不足以供楼养家。这些问题在香港社会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导致香港社会有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借普选问题释放出来，尤其是年轻学生，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普选问题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
其次是香港政治的原因。香港政治原本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传统，但是从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逐渐塑造了一种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即政治问题不是通过立法会、行政长官、政治选举、政治对话等现有的政治架构来解决，而是通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公投、占领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来表达其政治诉求。特别是2003年大游行导致行政长官及其他政府高官辞职。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意识到社会运动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这次他们更是通过发起更极端的“占中”运动，不仅提出人大重新决定的主张，而且喊出来“
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反对派一点一点地冲破法治的限制，慢慢形成“法不责众”的群体效应，这种效应也在鼓励香港社会集体犯法，无疑在冲击和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
所以说，既是内斗，又不是内斗！内斗是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不是内斗是社会经济的问题！
香港目前已经陷入了经济民生与政治冲突死循环之中。一方面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有很大的怨气和抱怨，这个抱怨释放在政治问题上，转化成一个普选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普选问题又导致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冲击了政府权威和管治能力，致使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无法形成发展共识，无法凝聚力量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相互恶化的死循环过程。因此，中国政府应当思考如何走出香港目前的经济民生与政治分歧之间的死循环，否则香港会一直这么拖下去，没有根本的起色，会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慢慢被边缘化，慢慢变成一个平庸的城市。
那么在回归之前，香港民主吗？
在回归之前，英国统治时期，那时香港的民主政治参与度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一部分，人们已经谈得很多，
港英时期采取的是独裁统治。这个毋庸置疑，可以随便查询，绝不是杜撰！香港民主体制是中国政府在推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带来了。关于这些具体的对比，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
白皮书》中已经有权威的叙述。
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率先提出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解决香港问题。这就明确了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中国政府作出的这一政治决断，直接奠定了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体制。
事实上，当时不少香港人在猜测中国政府提出的治港政策时，认为中央会直接委任行政长官来取代港督的地位，而没有料到香港人会由自己选举产生行政长官，更不用说普选了。所以，即使在联合声明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都完全规定采用普选。
基本法规定中国政府对港方针政策保持五十年不变，同时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实现普选”。也就是说，在这五十年中，不是“马上”实现普选，也不是“很快”实现普选，而是“最终”实现普选，因此，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无疑是指接近2047年的时候实现普选。
香港回归之后，反对派一直积极争取“双普选”，以至于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香港民主普选是他们争取来的。而事实上，香港民主发展是中国政府、建制派、泛民主派以及香港普通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社会对于何时落实普选的时间表问题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香港普选要根据香港实际情况进行，中国政府无法预先给出一个普选时间表，这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也有不少人认为，要在中央与特区的政治关系充分磨合成熟之后，也就是在五十年不变的中后期，比如2027年、2032年、2037年或2042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比较妥当。
面对这种分歧和争论，
中国政府作出了政治决断，不仅要给出普选时间表，而且明确规定在五十年不变的前半期，即2017年就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应该说，这个决定当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甚至连反对派都没有料想到普选来的这么快。需要注意的是，香港是是一个多元社会，在普选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分歧。如果仅仅依靠香港的力量很难达成民主的共识。反对派会在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难道建制派不会立法会否决不利于自己政改方案？事实上，由于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建制派往往要在立法会通过对自己不利的政改方案。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的推动，香港回归之后不会这么快就实现普选。
香港回归之前大部分时间是一种非民主的状态，虽然有自由，但是没有民主。当时实行“港督独裁”制度。英国对于很多殖民地，在撤退之前，都会搞一些动作，就是一种所谓“还政于民”的民主策略。他们会通过培养一批民主斗士，再帮助这些民主斗士夺得政权，然后英国再通过这些人去影响整个政治。现在学界和大多数香港人都有一种认识，那就是回归之前，英国人从他们的国家利益出发，是不想给香港民主的。包括《
中英联合声明》，它里面也没有提到普选。普选是在《
基本法》里规定的。现在网络上所谓的“回归之前英国是要给香港普选的，但是中央不让”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回归之后，中央一直大力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从香港这几届的行政长官选举、立法会选举的实践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按照循序渐进这种方式来推进香港的民主，这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参与
近期，有机密文件揭发《
壹传媒》老板黎智英用金钱买通反对派议员和“占中”分子，两年间送出4000万港元，为反对派造势，制造社会支持“占中”的
民意。同时，也有人爆料称设立于香港中文大学内的“香港美国中心”表面上以“教育机构”示人，实质是向香港反对派提供抗争培训、支持“占中”行动等“反中乱港”的基地。
这两个事情对于从事香港研究的人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闻，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西方势力试图将香港变成对中国实行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基地，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开的战略。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香港市民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这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强调“爱国者治港”。
这个实际上是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占中”实际上挺危险的，它很有可能滑向颜色革命。因为现在它确实与颜色革命有若干的相似因素。在颜色革命当中，外部的势力是一个很核心的因素，实际上有不少香港媒体也揭露出来了。美国在这次整个运动过程当中扮演着一些角色，实际上也是给了这次“占中”更加复杂的成分，它有可能让整个局势更加的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