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口中的跪着的德国人给中国提供了遗臭万年的主义。 而站着的日本人和华人都属东亚黄人,理应共存共荣,共何况日本作为亚洲的领头羊,把白人赶出亚洲,从老毛子手里帮中国人抢回了东北。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有一本研究日本的经典之作《菊与刀》,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让人们当做理解日本的重要指南。该书的主要论点之一,乃是将“羞耻感”和“罪恶感”作了详细的区分和论证,认为日本有着极高的“羞耻感”,但却没有“罪恶感”。
由于“羞耻心”,遂使得日本国民严于律己,追求完美,并塑造出独特的以成功为导向的价值观。
但它的反面,则是日本对不如己者盛气凌人地野蛮残害,将他人视为非人,并不以此为罪恶。这种“罪恶感”的丧失,造成了它对二战暴行认识的合理化。它认为,诸如南京大屠杀等都是战争行为,只不过是日本战败而已,因而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在它没有“罪恶感”的世界观里,一切都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没有借着“罪恶感”而将心灵与文化提升的超越性价值存在。
因此,战后的德日两国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德国的宗教神学界、文艺界和政界,都对二战的纳粹暴行以及当时德国人的沉默作出了深刻的痛思,多数德国人甚至认为对罪恶保持缄默即是共犯。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反思,德国的人文力量一直在发展,对20世纪带来许多正面的影响。德国当然还有“新纳粹”,但已是极其稀少的边缘族群了。
反观日本,则是另一种情况。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原本要解构它的整个旧结构和旧体制,但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止。于是,旧结构、旧体制、旧思维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不能否认在“羞耻感”驱动下,日本在经济和生活素质上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但日本未像德国那样在经过“罪恶感”的洗礼后焕发出新格局,使得它尽管经济实力排名全球第二,但在政治发言和受到尊敬的程度上,却只有一个劣等国家的水准。探其原因,即在于日本没有洗涤自己,它的过去因而如影随形地长期跟在它身后。
世人普遍困惑难解的,乃是日本对别人加之于它的伤害,如广岛核爆,念兹在兹,国际每有反核活动,日本国民及僧侣即大举前往;但它对自己伤害别人的,如南京大屠杀、如细菌武器试验、如在东南亚的暴行,居然能缄默无声,这是何等奇怪的双重标准!
也正因此,对这样一个令人困惑而又难以自在的邻居,东亚各国都难免有着独特的爱憎情结,其中以受日本荼毒蹂躏最深的中国人尤然。
日本以“羞耻感”为基础而造就优越性,受到大家的肯定,但日本缺乏“罪恶感”的那种黑暗心灵,则让人厌憎与恐惧。中日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底,若日本果能洗涤自己的心灵,对中国及其他东亚人民以更公道的态度来相处,这对亚洲将是何等功德。
设若日本不能经由历史“罪恶感”的觉悟,反省二战暴行,自我清洗,并在符号层次(如靖国神社)、历史书写层次(如教科书)、价值层次(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司法诉讼)等方面作出本质上的改变,则昔日战争罪恶的阴影将永远附着在日本身上,也令东亚人民难以挥别对日本的怨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