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岁月忽忽，人生易老，转眼之间，麻工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就在大家以为麻工“注孤身”的时候，不知是谁做的媒，麻工忽然宣布要结婚了。这件事情，成了单位的大事，家属区的盛典。厂里给配了一间房，好多女人来帮忙布置婚房，厂里小食堂的厨师自告奋勇义务加班，为麻工操办酒席。
新娘是嘉兴农村的，三十岁不到，模样端庄，身体健壮。私下里，各班组都会借这个话题说些荤素搭配露骨的玩笑话，到今天应该够得上女士们向法庭控告性骚扰。麻工结婚那天，很多人都随了份子，到食堂吃流水席。
晚上，新房热闹极了，一群群孩子来讨喜糖吃。麻工让孩子们排队领喜糖。好些孩子领完喜糖，又排到队尾再领一次。如此周而复始，麻工终于认出了几个，便笑眯眯地发了糖，说：下次不给啦。
一年多以后，麻工女儿出生。从此，麻工开朗起来，尤其提到女儿，他会描述女儿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乐此不疲。他像是个慈爱的爷爷。也难怪，老来得女嘛。
没多久，麻工就光荣退休了。当退管会和厂工会敲着锣鼓家什“咚咚锵咚咚锵”把光荣退休的喜报送到麻工家里时，据说麻工流了很多眼泪。弄得送喜报的人也一起流了眼泪。麻工低调、谦让、隐忍，但流眼泪却是没人看见过的，即使被派出所抓去那次，所有故事版本都没说他流了眼泪的。
麻工媳妇没有户口，进不了厂里上班，孩子又小，加上国家物价改革闯关，物价涨得厉害，很多人抢购草纸和肥皂，渐渐地，麻工高工资优势没有了，日子过得不像以前宽舒了。
但他很快又被返聘，去了厂里的技术情报所，做国外技术资料的翻译收集工作。那时改革开放，国外进来的资料越来越多，懂外文的太少，通外语又懂技术的更少。返聘减缓了退休对麻工造成的不适和冲击，保证了他的收入来源，可谓一举两得。
麻工六十五岁那年，技术情报所已经来了不少新近毕业的大学生，厂里动员麻工回家养老。
据说，麻工去找了当时快要离休的老厂长，老厂长说，要不，到新成立的民品部吧。也不用做什么，帮伊拉把把关。他娘的，这几十年，人家巴不得天天碰到俺，侬天天绕着俺走。这不，俺要退了，来找俺了。也怪俺，应该早点想到，侬的资格，这个这个，做个副总师，啥人敢有意见？别怪俺啊，俺这里道歉，道歉了。
所谓民品部，是厂里把几个军工车间撤掉后新成立的部门。当年百万大裁军，军工条线下马了大批项目。我们单位的好几个车间也不再有军工计划了。厂房、设备、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都在，厂长脑袋一拍，造民品，先造百年都使不坏的电风扇。品牌嘛，就叫“飓风”。由电风扇开始，陆续引进了电动工具、大客车等等产品。
虽然是大材小用，但麻工还是非常高兴地去报到了。
4.
我调到民品部，是随我师傅一起过去的。
我师傅也是本单位一牛人。有一次师傅带我出差，路过杭州灵隐寺，指着观音菩萨背后的一对烛台说：这是我爷爷捐的。我一看，果然写着普陀善男朱葆三等字样。
我师傅长啥样？你百度一下朱葆三，照片上啥样子，他孙子就基本那样。师傅很会打扮，据说，文革期间，小开派头不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依旧。他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没有大灾大难，牛不牛？
师傅调任民品技术部长，许我一个组长的职位，不高不低，但对我这个年纪，算是脱颖而出。好巧不巧，我成了麻工的领导。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成了麻工的顶头上司，何德何能？麻工的同辈中，有已经成了工程院院士的。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些惶恐的，我想，是师傅要栽培我，故意放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我这里。
所以，我是真心想请教麻工的。我想先和他谈谈。
我走到他桌旁，恭敬地说：“麻工，您可以到我这里来一下吗？”
一办公室的人都在，可怕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呼吸。奇也怪哉，要出大事啊，有什么不对吗？
麻工白皙的脸涨得通红，那些麻点颜色更加深了。
我猛醒，麻工本不姓麻，是姓徐的。当面，大家是称他徐工的，或者，徐老师。这是最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
但是，多年来，我的耳边，提起他，总是“麻工”。
大错已经犯下，我不知如何是好，浑身燥热。刚到一个新地方，我就闹笑话，我该怎么补救？我语无伦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徐老师，我……”
想不到他马上恢复了常态，对我说：“哎，小赵组长，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我真的花了很长时间来弥补我的过错，让他相信我不是轻狂小人。他也慢慢接受了我，所以后来，居然有种忘年交的感觉了。
大概是半年以后，我师傅派他和我一起去外地参加一个科研成果鉴定会。说是外地，其实也就刚刚出了上海。开鉴定会需要有资质的专家出席，徐老师出席，一则算作高级专家，二来，召集单位会根据不同的专家资质发放劳务费，我呢，正好学习学习，挺合适。
鉴定会开始，按照流程，专家们挨个发言，基本原则是大处肯定，小处抓错。这是规矩，大家都懂。庆功宴会一开，野生甲鱼大闸蟹一吃，睡一觉，第二天召集单位送去名胜古迹转转，晚上到宾馆发放劳务费，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但发言到了徐老师那里，调调不对了。他提出了一些研制者无法回答的问题，最后干脆说，他怀疑某些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这是要推翻科研成果啊！
我没法阻止徐老师，我的资历和地位太低。但我觉得，徐老师这样做，肯定会有不妥的地方。通常，这种事情各单位都是互相帮衬的。
最后鉴定结论部分体现了徐老师的意见，但对方老总的脸色非常难看。徐老师这样一来，以后我师傅就难办了。
晚上我俩就没去庆功宴。没法去，太尴尬了。但徐老师似乎很开心，对我说：“小赵组长，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说：“徐老师，那怎么可以，该是我请您才对嘛。”
他说：“我来请，我今天很高兴，你让我请你一次。”
我们去了宾馆最高处的餐厅，很高级。我有些忐忑，因为，这账单不能报销，对于徐老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建议换一家，到外面去吃。
徐老师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好好吃一顿了。你知道，当年，我的工资，在上海吃个好饭店不难。”
他给我推荐了腓力牛排配芦笋和烤西红柿，法国红酒，自己则要了香煎鳕鱼配土豆泥，加香槟。他自嘲说，老了，吃不动牛排了。
他用餐速度颇快，频频举杯，优雅，从容。大概由于酒精，靠在卡座里，他的话多起来，像对着一个平辈知己，他似乎敞开了心扉。虽然语速还是那么缓慢，外加一点斟酌的停顿和语气词。
“我知道，多少年了啊，我把自己包裹在厚厚的外壳里，不让别人接近，因为我觉得，这样别人才伤害不了我。那个，我，我得了天花，毁了容，我是接受不了的，我知道，我关起了一扇门……也许是上帝关了我的一扇门，谁知道呢。东坡先生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生一场大梦，那么，就当是一场梦吧，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保我爷娘的平安，再不让他们有什么差错。……你说反右？我当然不信那些同事会有好结果，历史的祭坛上，摆满了因言获罪的人头。我出了事情，我爷娘也要死的。”
窗外，灯火灿烂，霓虹灯闪烁，远处，一条大河在夜色里泛着粼粼波光。连绵的屋顶涌向地平线尽头，消失在橘黄色的光里。
他又要了一杯酒，继续说下去：“但我，不是唯一包裹在厚外壳里的人。时间久了，那外壳就长在了身上，拿不下来。在你们眼里，我只是那个有很多笑料的好好先生。然后，我也接受了我一辈子是那个，嗯，你们说的，麻工。”
“徐老师，真的对不起，您知道，我那一次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我知道，小赵，我很明白。”
是啊，我们都几乎忘记了，他是绝顶聪明的人。
可是，他今天的表现，似乎与他一向的表现不符。
“你说今天，哈，今天，是啊，我得解释。自从我有了女儿，我变了很多。她是天使，让我重新找到年轻时的我。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延续过去的我，我有对于她的责任。我，要让她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个对家庭，对正常的人生、对社会负责的男人。我必须是这样一个人，才值得她敬重，才是她合格的父亲。
……是的，你说得对，情怀，就是这个词。这听起来有点，北方人怎么说，矫情。人们不谈这个词很久了，我忘记这个词更久。”
好几次，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了。对面的银发依旧，但在我心里，他已经全然地换了一个他。
上甜点的时候，他把自己那份推到我面前，说糖太多，他吃不了。
回到单位，我师傅倒也没怎么说我。徐老师的饭钱，我拐弯抹角地给他补上了。过了一段时间，鉴定会的事情就淡忘了。
有一天，徐老师没来上班，打了电话来，说是病了，言语中充满歉意。这一病，就是三个星期。毕竟，70岁的人了，恢复起来没那么快。他再来上班的时候，我看得出，还是虚弱。好在上班也没太多事情。有时候，阳光下，他打起了盹。
过了一段时间，师傅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开门见山对我说：“老徐这个事情，要解决。到了年底，我们就不能再聘他了。”
“可是，师傅，他对我们很有用，有他在，我们能少走很多弯路。况且他需要这个工作，他女儿还小，家里就靠他赚钱。他说明年想给女儿买个雅马哈电子琴。”
“赵一鸣，我怎么教你来着？做了领导，就要考虑全局。什么是全局？老徐过七十了，再做下去，你是要让他倒在工作岗位上？真在我们这里出事，他老婆闹过来，你养她们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是啊，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很难说。老话讲，五十六十，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八十，今天不知明天。真出事，说不定就是一大堆麻烦，这都是有前车之鉴的。
师傅放低了声音：“再说，这件事情，是肖副厂长关注的，你明白吗？我们，要留也是留不住的。”
肖副厂长就是打鸡血的肖扬。他是老厂长的同乡，赶上好时光，熬上了副厂长。
这样，到了年底，就由我师傅，还有我，请徐老师在老正兴饭馆吃了个饭，然后，不无抱歉地告诉他，明年，我们就不再聘他了。
他似乎早就知道。三个人有些尴尬地吃完饭，我记得响油鳝丝和八宝鸭几乎没动。
他和我们握了手，踽踽走出饭店。我在他身后，看他的身形似乎佝偻了下去，有些心酸。
（未完待续）
或者留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由各位朋友续上一个结尾。
岁月忽忽，人生易老，转眼之间，麻工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就在大家以为麻工“注孤身”的时候，不知是谁做的媒，麻工忽然宣布要结婚了。这件事情，成了单位的大事，家属区的盛典。厂里给配了一间房，好多女人来帮忙布置婚房，厂里小食堂的厨师自告奋勇义务加班，为麻工操办酒席。
新娘是嘉兴农村的，三十岁不到，模样端庄，身体健壮。私下里，各班组都会借这个话题说些荤素搭配露骨的玩笑话，到今天应该够得上女士们向法庭控告性骚扰。麻工结婚那天，很多人都随了份子，到食堂吃流水席。
晚上，新房热闹极了，一群群孩子来讨喜糖吃。麻工让孩子们排队领喜糖。好些孩子领完喜糖，又排到队尾再领一次。如此周而复始，麻工终于认出了几个，便笑眯眯地发了糖，说：下次不给啦。
一年多以后，麻工女儿出生。从此，麻工开朗起来，尤其提到女儿，他会描述女儿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乐此不疲。他像是个慈爱的爷爷。也难怪，老来得女嘛。
没多久，麻工就光荣退休了。当退管会和厂工会敲着锣鼓家什“咚咚锵咚咚锵”把光荣退休的喜报送到麻工家里时，据说麻工流了很多眼泪。弄得送喜报的人也一起流了眼泪。麻工低调、谦让、隐忍，但流眼泪却是没人看见过的，即使被派出所抓去那次，所有故事版本都没说他流了眼泪的。
麻工媳妇没有户口，进不了厂里上班，孩子又小，加上国家物价改革闯关，物价涨得厉害，很多人抢购草纸和肥皂，渐渐地，麻工高工资优势没有了，日子过得不像以前宽舒了。
但他很快又被返聘，去了厂里的技术情报所，做国外技术资料的翻译收集工作。那时改革开放，国外进来的资料越来越多，懂外文的太少，通外语又懂技术的更少。返聘减缓了退休对麻工造成的不适和冲击，保证了他的收入来源，可谓一举两得。
麻工六十五岁那年，技术情报所已经来了不少新近毕业的大学生，厂里动员麻工回家养老。
据说，麻工去找了当时快要离休的老厂长，老厂长说，要不，到新成立的民品部吧。也不用做什么，帮伊拉把把关。他娘的，这几十年，人家巴不得天天碰到俺，侬天天绕着俺走。这不，俺要退了，来找俺了。也怪俺，应该早点想到，侬的资格，这个这个，做个副总师，啥人敢有意见？别怪俺啊，俺这里道歉，道歉了。
所谓民品部，是厂里把几个军工车间撤掉后新成立的部门。当年百万大裁军，军工条线下马了大批项目。我们单位的好几个车间也不再有军工计划了。厂房、设备、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都在，厂长脑袋一拍，造民品，先造百年都使不坏的电风扇。品牌嘛，就叫“飓风”。由电风扇开始，陆续引进了电动工具、大客车等等产品。
虽然是大材小用，但麻工还是非常高兴地去报到了。
4.
我调到民品部，是随我师傅一起过去的。
我师傅也是本单位一牛人。有一次师傅带我出差，路过杭州灵隐寺，指着观音菩萨背后的一对烛台说：这是我爷爷捐的。我一看，果然写着普陀善男朱葆三等字样。
我师傅长啥样？你百度一下朱葆三，照片上啥样子，他孙子就基本那样。师傅很会打扮，据说，文革期间，小开派头不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依旧。他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没有大灾大难，牛不牛？
师傅调任民品技术部长，许我一个组长的职位，不高不低，但对我这个年纪，算是脱颖而出。好巧不巧，我成了麻工的领导。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成了麻工的顶头上司，何德何能？麻工的同辈中，有已经成了工程院院士的。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些惶恐的，我想，是师傅要栽培我，故意放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我这里。
所以，我是真心想请教麻工的。我想先和他谈谈。
我走到他桌旁，恭敬地说：“麻工，您可以到我这里来一下吗？”
一办公室的人都在，可怕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呼吸。奇也怪哉，要出大事啊，有什么不对吗？
麻工白皙的脸涨得通红，那些麻点颜色更加深了。
我猛醒，麻工本不姓麻，是姓徐的。当面，大家是称他徐工的，或者，徐老师。这是最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
但是，多年来，我的耳边，提起他，总是“麻工”。
大错已经犯下，我不知如何是好，浑身燥热。刚到一个新地方，我就闹笑话，我该怎么补救？我语无伦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徐老师，我……”
想不到他马上恢复了常态，对我说：“哎，小赵组长，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我真的花了很长时间来弥补我的过错，让他相信我不是轻狂小人。他也慢慢接受了我，所以后来，居然有种忘年交的感觉了。
大概是半年以后，我师傅派他和我一起去外地参加一个科研成果鉴定会。说是外地，其实也就刚刚出了上海。开鉴定会需要有资质的专家出席，徐老师出席，一则算作高级专家，二来，召集单位会根据不同的专家资质发放劳务费，我呢，正好学习学习，挺合适。
鉴定会开始，按照流程，专家们挨个发言，基本原则是大处肯定，小处抓错。这是规矩，大家都懂。庆功宴会一开，野生甲鱼大闸蟹一吃，睡一觉，第二天召集单位送去名胜古迹转转，晚上到宾馆发放劳务费，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但发言到了徐老师那里，调调不对了。他提出了一些研制者无法回答的问题，最后干脆说，他怀疑某些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这是要推翻科研成果啊！
我没法阻止徐老师，我的资历和地位太低。但我觉得，徐老师这样做，肯定会有不妥的地方。通常，这种事情各单位都是互相帮衬的。
最后鉴定结论部分体现了徐老师的意见，但对方老总的脸色非常难看。徐老师这样一来，以后我师傅就难办了。
晚上我俩就没去庆功宴。没法去，太尴尬了。但徐老师似乎很开心，对我说：“小赵组长，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说：“徐老师，那怎么可以，该是我请您才对嘛。”
他说：“我来请，我今天很高兴，你让我请你一次。”
我们去了宾馆最高处的餐厅，很高级。我有些忐忑，因为，这账单不能报销，对于徐老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建议换一家，到外面去吃。
徐老师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好好吃一顿了。你知道，当年，我的工资，在上海吃个好饭店不难。”
他给我推荐了腓力牛排配芦笋和烤西红柿，法国红酒，自己则要了香煎鳕鱼配土豆泥，加香槟。他自嘲说，老了，吃不动牛排了。
他用餐速度颇快，频频举杯，优雅，从容。大概由于酒精，靠在卡座里，他的话多起来，像对着一个平辈知己，他似乎敞开了心扉。虽然语速还是那么缓慢，外加一点斟酌的停顿和语气词。
“我知道，多少年了啊，我把自己包裹在厚厚的外壳里，不让别人接近，因为我觉得，这样别人才伤害不了我。那个，我，我得了天花，毁了容，我是接受不了的，我知道，我关起了一扇门……也许是上帝关了我的一扇门，谁知道呢。东坡先生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生一场大梦，那么，就当是一场梦吧，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保我爷娘的平安，再不让他们有什么差错。……你说反右？我当然不信那些同事会有好结果，历史的祭坛上，摆满了因言获罪的人头。我出了事情，我爷娘也要死的。”
窗外，灯火灿烂，霓虹灯闪烁，远处，一条大河在夜色里泛着粼粼波光。连绵的屋顶涌向地平线尽头，消失在橘黄色的光里。
他又要了一杯酒，继续说下去：“但我，不是唯一包裹在厚外壳里的人。时间久了，那外壳就长在了身上，拿不下来。在你们眼里，我只是那个有很多笑料的好好先生。然后，我也接受了我一辈子是那个，嗯，你们说的，麻工。”
“徐老师，真的对不起，您知道，我那一次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我知道，小赵，我很明白。”
是啊，我们都几乎忘记了，他是绝顶聪明的人。
可是，他今天的表现，似乎与他一向的表现不符。
“你说今天，哈，今天，是啊，我得解释。自从我有了女儿，我变了很多。她是天使，让我重新找到年轻时的我。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延续过去的我，我有对于她的责任。我，要让她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个对家庭，对正常的人生、对社会负责的男人。我必须是这样一个人，才值得她敬重，才是她合格的父亲。
……是的，你说得对，情怀，就是这个词。这听起来有点，北方人怎么说，矫情。人们不谈这个词很久了，我忘记这个词更久。”
好几次，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了。对面的银发依旧，但在我心里，他已经全然地换了一个他。
上甜点的时候，他把自己那份推到我面前，说糖太多，他吃不了。
回到单位，我师傅倒也没怎么说我。徐老师的饭钱，我拐弯抹角地给他补上了。过了一段时间，鉴定会的事情就淡忘了。
有一天，徐老师没来上班，打了电话来，说是病了，言语中充满歉意。这一病，就是三个星期。毕竟，70岁的人了，恢复起来没那么快。他再来上班的时候，我看得出，还是虚弱。好在上班也没太多事情。有时候，阳光下，他打起了盹。
过了一段时间，师傅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开门见山对我说：“老徐这个事情，要解决。到了年底，我们就不能再聘他了。”
“可是，师傅，他对我们很有用，有他在，我们能少走很多弯路。况且他需要这个工作，他女儿还小，家里就靠他赚钱。他说明年想给女儿买个雅马哈电子琴。”
“赵一鸣，我怎么教你来着？做了领导，就要考虑全局。什么是全局？老徐过七十了，再做下去，你是要让他倒在工作岗位上？真在我们这里出事，他老婆闹过来，你养她们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是啊，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很难说。老话讲，五十六十，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八十，今天不知明天。真出事，说不定就是一大堆麻烦，这都是有前车之鉴的。
师傅放低了声音：“再说，这件事情，是肖副厂长关注的，你明白吗？我们，要留也是留不住的。”
肖副厂长就是打鸡血的肖扬。他是老厂长的同乡，赶上好时光，熬上了副厂长。
这样，到了年底，就由我师傅，还有我，请徐老师在老正兴饭馆吃了个饭，然后，不无抱歉地告诉他，明年，我们就不再聘他了。
他似乎早就知道。三个人有些尴尬地吃完饭，我记得响油鳝丝和八宝鸭几乎没动。
他和我们握了手，踽踽走出饭店。我在他身后，看他的身形似乎佝偻了下去，有些心酸。
（未完待续）
或者留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由各位朋友续上一个结尾。
，所以因此造就你成了厂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