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carboy
- 发布时间 2012-06-12
你说话很客观！说话客观说服力强，不象有的人满嘴喷粪。
回复: 他妈的这还是人吗？这是旧社会吗？（惨绝人寰，慎入）
他那个图片中网址是有些怪；不过人家网页确实在这里
http://www.zhp.gov.cn/CMS/Content.gen?Id=4950
http://www.zhp.gov.cn/CMS/Content.gen?Id=4977
家园网主页也很容易找到阿http://www.iask.ca/news/china/2012/0613/140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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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网络评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全区网络评论工作的整体水平，从而进一步拓宽社会舆情渠道，全面快捷地收集民意、解决民困、澄 清民惑、引导舆论，及时掌握互联网等网络媒体对全区工作动态、民生民情、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信息的报道及评论，加强正面引导，释疑解惑，化解矛盾，把握正 确舆情导向，消除不良影响，树立源城良好的对外形象，更好地为该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
[ame]http://www.youtube.com/watch?v=V32cv2LOzyg[/ame]
开班了，报名了 http://www.heyuan.cn/xw/20120528/66894.htm
此次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网络评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全区网络评论工作的整体水平，从而进一步拓宽社会舆情渠道，全面快捷地收集民意、解决民困、澄 清民惑、引导舆论，及时掌握互联网等网络媒体对全区工作动态、民生民情、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信息的报道及评论，加强正面引导，释疑解惑，化解矛盾，把握正 确舆情导向，消除不良影响，树立源城良好的对外形象，更好地为该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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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网友散纸发帖说：
确切说，那个帖子没敢点进去，老婆点进去了，一晚上没睡着。
不过，老卡的标题是侮辱旧社会了，旧社会可没有政府强制堕胎这回事，即便是在渣滓洞里，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旧社会也没有因怕人呼口号，执行死刑之前把人喉 管割断在塞个钉子进去。旧社会也没有官员公然嫖宿幼女。看过《潜伏》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官员包个二奶都要被判刑的。至于毒奶粉，毒大米，毒黄瓜...这 些，更是未曾听说...
当年田明建的老婆孩子也是这么被搞，后来发生的事情，虽然伤及无辜，却不得不佩服他的硬汉铁骨。只可惜，该死的没死。
隔壁网友散纸发帖说：
确切说，那个帖子没敢点进去，老婆点进去了，一晚上没睡着。
不过，老卡的标题是侮辱旧社会了，旧社会可没有政府强制堕胎这回事，即便是在渣滓洞里，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旧社会也没有因怕人呼口号，执行死刑之前把人喉 管割断在塞个钉子进去。旧社会也没有官员公然嫖宿幼女。看过《潜伏》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官员包个二奶都要被判刑的。至于毒奶粉，毒大米，毒黄瓜...这 些，更是未曾听说...
当年田明建的老婆孩子也是这么被搞，后来发生的事情，虽然伤及无辜，却不得不佩服他的硬汉铁骨。只可惜，该死的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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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新消息了吧！继续转微博，继续看结果！
【财新网】（记者 任重远）6月4日凌晨三点，在被强制注射引产剂36小时后，冯建梅腹内的死胎被排出体外。这个7个月大胎儿，已经近乎发育完全。一周之后，冯建梅与死胎的合影被上传到网络，引发轩然大波。
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告诉财新记者，这张照片是他的姐姐所拍。当时邓吉元正在赶回老家的路上，他的姐姐听说医院不让带出死胎，就为他拍了这张照片。后来，由于对这一行径感到强烈不满，就让朋友代为传到网上，进行控诉。
事件的发生地，正是陕西省的镇坪县医院。2007年，该县曾因周正龙假虎照事件而全国闻名。
冯建梅告诉财新记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6月2日上午九点，她被镇坪县曾家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押到医院，并在当日下午三点，被医生注射了一针“毒针”，进行引产。在带去医院的车上，由于她不断挣扎，也曾遭到殴打。在医院时，也没有其他家属在场陪同。
冯建梅的公公闻讯后赶到医院，却被镇政府的人拦在楼下。而她的丈夫邓吉元，当时还在内蒙古打工。家里的其他亲属，也大多集中在南京的一家医院，照顾身患癌症的婆婆。
据冯建梅介绍，5月29日，邓吉元离家奔赴内蒙古。5月30日，镇政府就开始派人过来，四人一班，每四小时一换岗，对其进行看守。直到6月1日早上，她借口外出买菜，跑到了邓吉元的姑姑家进行躲避，但在当日晚上，即被他们找到。镇政府的人用石头抵住门口，防止其逃跑。第二天早上，就把她押去了医院。
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则回应说，冯建梅并非被强制引产，“当时镇政府的好多人都去了，跟她做了好几天的思想工作，引产的事，她是同意的。”
栗永久还表示，冯建梅被引产时，妊娠刚刚24周，只有6个多月，而非其自称的7个多月。因此，并不违反28周以内“中期引产”的规定。同时，中期引产只是一种提倡，国家并没有完全禁止大月份引产。这主要考虑到大月份产妇属于高危人群，容易造成大出血，危及妇女生命，是基于计生站的设备和医疗水平，对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做出的限制。“冯建梅是在医院实施的引产，就算已经7个月了，也是合法的。” 栗永久称。
然而上述说法，却遭到了冯建梅和邓吉元的否认。冯建梅坚称自己是被强制引产，并曾遭遇殴打。邓吉元也表示，此前他曾带冯建梅去西安市慈爱医院和安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查，相关病例都能证明，被引产时冯建梅已经妊娠超过7个月。
栗永久还告诉财新记者，曾家镇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故被挂了黄牌，到了今年，该镇想拿掉黄牌，就加强了相关工作。而邓吉元家非要生下这个孩子，就违反了当地关于二胎的准生政策，和政府产生了冲突。
但在邓吉元看来，当地超生情况其实非常普遍，镇政府尤其针对他和冯建梅，只是因为没有给钱。他向记者展示了来自镇政府工作人员袁芳的一条短信，“四万一分不能少，我都给你爸说了，他说没钱还能怎样。还是你们自己大意了，没当回事。”而囿于邓吉元母亲的病情，这时家中确已没钱。
对此，袁芳则表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挂断了电话。截至记者发稿，曾家镇政府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河北某县一位计生站站长告诉财新记者，冯建梅被注射的，可能是一种叫做依沙吖啶的引产剂，俗称利凡诺，是一种强力杀菌剂。根据卫生部、全国计生委联合下发的《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适用于妊娠14-27周内要求终止妊娠而无禁忌症者。通过羊膜腔内注射后，将胎儿杀死，然后排出体外，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据这位站长介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注射利凡诺针剂、以及钳刮术等强制性措施都曾被大量应用。但自1997年国家出台“七不准”政策，禁止强制性计划生育手术之后，就已经很少用了。但个别地区，依然存在违反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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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任重远）6月4日凌晨三点，在被强制注射引产剂36小时后，冯建梅腹内的死胎被排出体外。这个7个月大胎儿，已经近乎发育完全。一周之后，冯建梅与死胎的合影被上传到网络，引发轩然大波。
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告诉财新记者，这张照片是他的姐姐所拍。当时邓吉元正在赶回老家的路上，他的姐姐听说医院不让带出死胎，就为他拍了这张照片。后来，由于对这一行径感到强烈不满，就让朋友代为传到网上，进行控诉。
事件的发生地，正是陕西省的镇坪县医院。2007年，该县曾因周正龙假虎照事件而全国闻名。
冯建梅告诉财新记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6月2日上午九点，她被镇坪县曾家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押到医院，并在当日下午三点，被医生注射了一针“毒针”，进行引产。在带去医院的车上，由于她不断挣扎，也曾遭到殴打。在医院时，也没有其他家属在场陪同。
冯建梅的公公闻讯后赶到医院，却被镇政府的人拦在楼下。而她的丈夫邓吉元，当时还在内蒙古打工。家里的其他亲属，也大多集中在南京的一家医院，照顾身患癌症的婆婆。
据冯建梅介绍，5月29日，邓吉元离家奔赴内蒙古。5月30日，镇政府就开始派人过来，四人一班，每四小时一换岗，对其进行看守。直到6月1日早上，她借口外出买菜，跑到了邓吉元的姑姑家进行躲避，但在当日晚上，即被他们找到。镇政府的人用石头抵住门口，防止其逃跑。第二天早上，就把她押去了医院。
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则回应说，冯建梅并非被强制引产，“当时镇政府的好多人都去了，跟她做了好几天的思想工作，引产的事，她是同意的。”
栗永久还表示，冯建梅被引产时，妊娠刚刚24周，只有6个多月，而非其自称的7个多月。因此，并不违反28周以内“中期引产”的规定。同时，中期引产只是一种提倡，国家并没有完全禁止大月份引产。这主要考虑到大月份产妇属于高危人群，容易造成大出血，危及妇女生命，是基于计生站的设备和医疗水平，对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做出的限制。“冯建梅是在医院实施的引产，就算已经7个月了，也是合法的。” 栗永久称。
然而上述说法，却遭到了冯建梅和邓吉元的否认。冯建梅坚称自己是被强制引产，并曾遭遇殴打。邓吉元也表示，此前他曾带冯建梅去西安市慈爱医院和安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查，相关病例都能证明，被引产时冯建梅已经妊娠超过7个月。
栗永久还告诉财新记者，曾家镇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故被挂了黄牌，到了今年，该镇想拿掉黄牌，就加强了相关工作。而邓吉元家非要生下这个孩子，就违反了当地关于二胎的准生政策，和政府产生了冲突。
但在邓吉元看来，当地超生情况其实非常普遍，镇政府尤其针对他和冯建梅，只是因为没有给钱。他向记者展示了来自镇政府工作人员袁芳的一条短信，“四万一分不能少，我都给你爸说了，他说没钱还能怎样。还是你们自己大意了，没当回事。”而囿于邓吉元母亲的病情，这时家中确已没钱。
对此，袁芳则表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挂断了电话。截至记者发稿，曾家镇政府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河北某县一位计生站站长告诉财新记者，冯建梅被注射的，可能是一种叫做依沙吖啶的引产剂，俗称利凡诺，是一种强力杀菌剂。根据卫生部、全国计生委联合下发的《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适用于妊娠14-27周内要求终止妊娠而无禁忌症者。通过羊膜腔内注射后，将胎儿杀死，然后排出体外，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据这位站长介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注射利凡诺针剂、以及钳刮术等强制性措施都曾被大量应用。但自1997年国家出台“七不准”政策，禁止强制性计划生育手术之后，就已经很少用了。但个别地区，依然存在违反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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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或者可以了解一下背后的利益所在：
媒体称中国每年超生罚款或超200亿元
http://news.163.com/12/0502/07/80G0JH8V0001124J.html
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引发舆论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陕西省计生委已针对田亮夫妇生二胎展开调查，而田亮人事关系所在的陕西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计生委工作人员已来到体育局了解情况，大约一周内会有结果。
据《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如果认定超生，将以当事人所在地公布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数的，应当加收超过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依田亮夫妇现在的年收入估计，这个罚款很有可能达到几百万元。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是谋小康家庭的财，害贫寒家庭的命，但对富人是毫无办法的，因为富人可以选择境外生子，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是只纸老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并被征24万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表示。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这个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器”正在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议的对象。
名不正言不顺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我们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过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鼓励生育，哪里还需要用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呢？”
4月23日晚,《投资者报》记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园见到因生二胎被该校解聘的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24万余元。他曾两次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均认定海淀区征收决定合法。近日，法院在扣押银行卡两个月之后，已采取强制措施划走了卡内的相应额度的钱款。
这位知名“超生教授”告诉记者, 他研究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还没有结婚。今日“遭此抢劫，很大程度上是我长期批判计划生育并且拒绝妥协惹的祸。”
“生第二个小孩不是为了抗议计划生育，但我认为怀了孩子堕胎是灭绝人伦的，所以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面临学校解聘，计生委催逼“罚款”，他曾试图卖身交罚款，但从来没有为生二胎后悔。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主要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这个问题法律、法规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说，“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后来为了‘入世’，应对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指责，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实质上还是罚款的性质，而且比以前罚得更厉害，要不然怎么解释生三胎按照二胎社会抚养费标准加倍征收，难道第三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会资源？”
“计划生育可以倡导，但不能强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应当属于基本人权，所以违法生育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正当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表示。
谈及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杨支柱认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占用你什么资源了呢，陕西计生委的行为很荒谬。”
“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著名反计划生育学者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他的消费！”
他认为，田亮夫妇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田亮作为运动员身体素质好，符合优生条件，他们将本来可以购买豪宅、名车的财富，用来多养育一个孩子，不但延续了家庭血脉，也是对社会做贡献。他们的选择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
自由裁量权过大 年收或超200亿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授权国务院制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办法，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又授权地方政府制定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实际上赋予了地方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一）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下统称当事人），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 （二）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按照北京市规定，对杨支柱教授生二胎按9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征收社会抚养费已接近处罚顶格。然而，在北京还有比杨支柱更加离谱的案例，2008年生育二胎的通州区永顺镇农民冯亚杰，被计生委决定征收14.3万元，执行标准是2007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5倍，远超北京市征收3至10倍的规定。
通州区计生委给出的理由是，镇、村两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多次要求冯亚杰终止妊娠，而冯亚杰“态度强硬、坚持违法生育”，“影响恶劣”。而冯亚杰至今认为自己的家庭符合生二胎的规定，“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没有配合计生委去堕胎就认为我态度恶劣。”
去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冯亚杰和她丈夫降低征收数额的申请，一年过去了，冯亚杰没有能力缴纳“社会抚养费”，“孩子如今四岁了，眼瞅就到上学的年纪，可是没有计生委的生育服务证孩子办不了户口” ，冯亚杰的声音充满无奈。
“北京都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处罚随意性就更大了。”杨支柱向记者指出，“没有计划生育证明子女不能上户口、不能上学，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能买房、租房，不给办理暂住证，不给办理营业执照，不给办理‘低保’，不给办理驾驶执照……这些赶尽杀绝的措施使得‘超生’孩子的人不敢对随意裁决的缴纳数额说一个‘不’字，甘心做‘砧板上的肉’。”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赋予计生委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的权力给地方计生委有很大的‘灰色发挥空间’，这种腐败空间的存在进一步说明社会抚养费本身的不合理性。”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已成为计生委的重要财源。”
1980 年代的超生罚款是每人数百元、数千元，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考虑到以前的超生罚款标准比现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能力缴纳罚款，还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足额缴纳罚款，因此我作一个比较保守的粗略估计：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记者连日来向国家计生委阳光热线12356、北京市计生委相关部门咨询有关年度超生处罚人数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统计数据，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公布。记者仔细查阅有关资料，从浙江省行政事业收费统计分析报告中发现，2009年浙江收取社会抚养费8.94亿元，增幅约13%，收费规模首次超过工商。而在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的报告中，社会抚养费收入为8.45亿元，增幅达61%。
考虑到作为征收基数的人均收入年度增长，若以9亿元为2011年内地各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全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
杨支柱对记者表示，考虑到各地实际征收率不一样，以及不少直接流入个人口袋中的罚款，总的数额永远搞不清楚。
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
对于社会抚养费另一个重大的质疑还在于它的使用问题。
各地的相关法规都已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应当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及时、全部存入财政专户。”但纳入财政之后怎么使用却并不像计生部门号称的那么阳光。
“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规范一点，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而计生委的工作经费与社会抚养费完全脱钩。在内地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都委托给了乡镇、街道，虽然是收支两条线，但30%到40%返给了乡镇，然后一部分补充县计生委的工作经费，只是到财政局转一道手而已。”杨支柱告诉记者，“一些地方80%至90%的收入都留在县级以下计生部门，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激励上，要不然这种得罪人的事没人干。”
据了解，《山东省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省、市地、县(市、区)三级计划生育部门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也就是说社会抚养费85%的使用权归县级计生委，只要求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怎么花谁也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媒体报道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普遍，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性质，所以最好就是干脆撤销社会抚养费。”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四川内江市县(区)两级审计机关对所辖5个区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的问题较突出，全市4个区(县)共有11344.07万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直接在预算外财政专户中使用。
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农业税取消以后，村镇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
“这还是上缴财政的部分，至于村镇工作人员打白条、关系户送礼收来的钱全都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数目连计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易富贤对记者表示，许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连60%都达不到，难道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来的钉子户吗？
人口负担论站不住脚
公开数据表示，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正当性在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过高，有必要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调节。然而受访专家一致对记者表示，30多年严厉的强制计划生育已经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问题，现在到了急需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十余年长期跟踪调查北京市人口生育意愿，她的调查研究显示，“北京市被允许生育二胎的双独生子女家庭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只占总数的约四分之一。”
“经济实力、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有父母帮助照顾孩子成为决定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
马小红告诉《投资者报》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竞争的加剧，生育率会自然而然地降低，这应该是人口学领域的公论。”她认为，中国现在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一定会有多大增长，但如果不放开的话，生育率毫无疑问将会继续走低。
对于今天的低生育率得益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观点，何亚福向《投资者报》记者指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杨支柱认为，计生部门往往人为提高出生率数据，夸大人口增长的速度以及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此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日本、韩国生育率降到了1.2至1.3的水平后，都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政策。
好在，即使在计生委部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4月24日，人口问题专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在京表示，“放开生育控制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迫在眉睫。如果现在政策不马上改变，20年后，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将非常严重，中国社会将不堪重负。”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 )
责任编辑：NN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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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引发舆论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陕西省计生委已针对田亮夫妇生二胎展开调查，而田亮人事关系所在的陕西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计生委工作人员已来到体育局了解情况，大约一周内会有结果。
据《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如果认定超生，将以当事人所在地公布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数的，应当加收超过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依田亮夫妇现在的年收入估计，这个罚款很有可能达到几百万元。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是谋小康家庭的财，害贫寒家庭的命，但对富人是毫无办法的，因为富人可以选择境外生子，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是只纸老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并被征24万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表示。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这个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器”正在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议的对象。
名不正言不顺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我们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过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鼓励生育，哪里还需要用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呢？”
4月23日晚,《投资者报》记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园见到因生二胎被该校解聘的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24万余元。他曾两次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均认定海淀区征收决定合法。近日，法院在扣押银行卡两个月之后，已采取强制措施划走了卡内的相应额度的钱款。
这位知名“超生教授”告诉记者, 他研究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还没有结婚。今日“遭此抢劫，很大程度上是我长期批判计划生育并且拒绝妥协惹的祸。”
“生第二个小孩不是为了抗议计划生育，但我认为怀了孩子堕胎是灭绝人伦的，所以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面临学校解聘，计生委催逼“罚款”，他曾试图卖身交罚款，但从来没有为生二胎后悔。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主要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这个问题法律、法规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说，“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后来为了‘入世’，应对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指责，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实质上还是罚款的性质，而且比以前罚得更厉害，要不然怎么解释生三胎按照二胎社会抚养费标准加倍征收，难道第三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会资源？”
“计划生育可以倡导，但不能强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应当属于基本人权，所以违法生育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正当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表示。
谈及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杨支柱认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占用你什么资源了呢，陕西计生委的行为很荒谬。”
“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著名反计划生育学者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他的消费！”
他认为，田亮夫妇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田亮作为运动员身体素质好，符合优生条件，他们将本来可以购买豪宅、名车的财富，用来多养育一个孩子，不但延续了家庭血脉，也是对社会做贡献。他们的选择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
自由裁量权过大 年收或超200亿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授权国务院制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办法，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又授权地方政府制定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实际上赋予了地方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一）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下统称当事人），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 （二）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按照北京市规定，对杨支柱教授生二胎按9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征收社会抚养费已接近处罚顶格。然而，在北京还有比杨支柱更加离谱的案例，2008年生育二胎的通州区永顺镇农民冯亚杰，被计生委决定征收14.3万元，执行标准是2007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5倍，远超北京市征收3至10倍的规定。
通州区计生委给出的理由是，镇、村两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多次要求冯亚杰终止妊娠，而冯亚杰“态度强硬、坚持违法生育”，“影响恶劣”。而冯亚杰至今认为自己的家庭符合生二胎的规定，“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没有配合计生委去堕胎就认为我态度恶劣。”
去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冯亚杰和她丈夫降低征收数额的申请，一年过去了，冯亚杰没有能力缴纳“社会抚养费”，“孩子如今四岁了，眼瞅就到上学的年纪，可是没有计生委的生育服务证孩子办不了户口” ，冯亚杰的声音充满无奈。
“北京都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处罚随意性就更大了。”杨支柱向记者指出，“没有计划生育证明子女不能上户口、不能上学，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能买房、租房，不给办理暂住证，不给办理营业执照，不给办理‘低保’，不给办理驾驶执照……这些赶尽杀绝的措施使得‘超生’孩子的人不敢对随意裁决的缴纳数额说一个‘不’字，甘心做‘砧板上的肉’。”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赋予计生委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的权力给地方计生委有很大的‘灰色发挥空间’，这种腐败空间的存在进一步说明社会抚养费本身的不合理性。”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已成为计生委的重要财源。”
1980 年代的超生罚款是每人数百元、数千元，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考虑到以前的超生罚款标准比现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能力缴纳罚款，还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足额缴纳罚款，因此我作一个比较保守的粗略估计：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记者连日来向国家计生委阳光热线12356、北京市计生委相关部门咨询有关年度超生处罚人数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统计数据，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公布。记者仔细查阅有关资料，从浙江省行政事业收费统计分析报告中发现，2009年浙江收取社会抚养费8.94亿元，增幅约13%，收费规模首次超过工商。而在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的报告中，社会抚养费收入为8.45亿元，增幅达61%。
考虑到作为征收基数的人均收入年度增长，若以9亿元为2011年内地各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全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
杨支柱对记者表示，考虑到各地实际征收率不一样，以及不少直接流入个人口袋中的罚款，总的数额永远搞不清楚。
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
对于社会抚养费另一个重大的质疑还在于它的使用问题。
各地的相关法规都已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应当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及时、全部存入财政专户。”但纳入财政之后怎么使用却并不像计生部门号称的那么阳光。
“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规范一点，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而计生委的工作经费与社会抚养费完全脱钩。在内地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都委托给了乡镇、街道，虽然是收支两条线，但30%到40%返给了乡镇，然后一部分补充县计生委的工作经费，只是到财政局转一道手而已。”杨支柱告诉记者，“一些地方80%至90%的收入都留在县级以下计生部门，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激励上，要不然这种得罪人的事没人干。”
据了解，《山东省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省、市地、县(市、区)三级计划生育部门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也就是说社会抚养费85%的使用权归县级计生委，只要求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怎么花谁也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媒体报道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普遍，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性质，所以最好就是干脆撤销社会抚养费。”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四川内江市县(区)两级审计机关对所辖5个区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的问题较突出，全市4个区(县)共有11344.07万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直接在预算外财政专户中使用。
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农业税取消以后，村镇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
“这还是上缴财政的部分，至于村镇工作人员打白条、关系户送礼收来的钱全都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数目连计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易富贤对记者表示，许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连60%都达不到，难道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来的钉子户吗？
人口负担论站不住脚
公开数据表示，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正当性在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过高，有必要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调节。然而受访专家一致对记者表示，30多年严厉的强制计划生育已经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问题，现在到了急需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十余年长期跟踪调查北京市人口生育意愿，她的调查研究显示，“北京市被允许生育二胎的双独生子女家庭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只占总数的约四分之一。”
“经济实力、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有父母帮助照顾孩子成为决定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
马小红告诉《投资者报》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竞争的加剧，生育率会自然而然地降低，这应该是人口学领域的公论。”她认为，中国现在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一定会有多大增长，但如果不放开的话，生育率毫无疑问将会继续走低。
对于今天的低生育率得益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观点，何亚福向《投资者报》记者指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杨支柱认为，计生部门往往人为提高出生率数据，夸大人口增长的速度以及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此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日本、韩国生育率降到了1.2至1.3的水平后，都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政策。
好在，即使在计生委部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4月24日，人口问题专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在京表示，“放开生育控制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迫在眉睫。如果现在政策不马上改变，20年后，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将非常严重，中国社会将不堪重负。”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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