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定居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危害,我单独发个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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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从1949年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现在的近13亿,主要原因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现在的72岁。并且在1950、1960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
  
  现在寿命延长已经非常缓慢,初育年龄从十几岁推迟到25岁(并且还将推迟),不孕症家庭比例从过去的1%增加到12.5%(并且还将继续增加),丁克家庭比例不断增加。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农业县翼城县试点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集“山、老、少、贫”于一身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也试点二胎晚育方案,生育率也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蒙古和朝鲜既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但是目前蒙古生育率只有1.9-2.25(不同资料来源);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加上一些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在2.0以上,并且执法力度远远比中国宽松。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晚十几年,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91,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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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潜在危机不可漠视
  
  王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
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
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
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

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

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

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
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
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
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
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
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
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
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
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
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需求结构也有直接的作用。
人口老化会造成对某些消费品如服装、化妆用品、文体娱乐开支的减少,同时扩大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需求。
人口老化也会迫使人们为未来作准备,包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这些新增的储蓄,一方面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孕育着新的风险。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


中国社会由于生育水平在近20年前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已成定局。
换言之,尽管表面上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大,而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持续缩小、人口不断加剧老化的大势已经造成。
这一人口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已经是事实,不可漠视和观望。
认识把握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新形势,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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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民族结构
  
  要是继续现在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在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并且这些人口中汉族比例将很低,而全球到时候仍然会有90亿左右人口。数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将变为三流民族的。即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我们今后也难以将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保持在六分之一。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
   


只看到这里,就没看了
因为这情形不存在
如果人口下降到某一数字
人口政策就会改变,
而且第几流的民族和人口数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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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
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
(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
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
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
(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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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
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

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
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帮助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
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
有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在年老时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现在整个社会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话,今后数十年内各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
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
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
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高校录取分数线反而远比农业省份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养”,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
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到时候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以前的100元将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
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
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
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运行,但随着老年化的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

这种分配模式其实也并不有利于老年人,随着年资的增加,工资增加,结果导致企业往往寻机解雇年资高的员工,高年资的员工失业率增加。

因此合理的分配模式是,让贡献与工资成正比,年轻人刚开始参加工作,工作经验和能力都欠缺,工资低一些(低就业门槛也有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国家通过降低幼儿教育、住房等民生成本,使得他们能够低廉地成家、生子;四十岁左右家庭开销大,孩子读书需要钱,并且上面还有父母需要扶养,这个时间也是工作的黄金时期,贡献也大,工资应该高一些;五十岁之后,孩子已经长大,父母大多也已经去世,家庭负担轻,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稳定,工作能力在降低,工资应该逐渐降低。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
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上提倡孝道。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在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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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在城市人们的心目中,农民超生严重,计划生育停不得。
但是既然全国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即使北京、上海的生育率也还有0.7左右,那么就意味着农民超生并不严重。
1990年代以来所有的生育意愿调查都显示农民生育率不断降低,早就低于1.8了。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农民不原意生孩子了?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1990年代后中国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全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
而这些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育龄人口,9亿农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龄人口一共只有三亿多。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
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很多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的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孩子入学有困难)。
  
  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把财力向中央集中(国家有财力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大城市有财力发展基础建设),却继续让基层政府承担农业基础建设、义务教育(而国家又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只好打白条拖欠教师等人员的工资)、卫生医疗等开支,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政府面临“破产”。

全国人大常委冯之浚说,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中,中央财政仅负担了8%,省级财政负担11%,县级以下财政负担超过80%,而县级教育支出最终是由当地农民直接承担。
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中国乡村级政府的债务高达一万亿元人民币。
而基层政府为了运转,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所有农民身上转移,但是中央又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禁止“搭车收费”,结果只有计划生育这个合法的“捞钱”途径了。
由于计划生育又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得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经来源
虽然1990年代的计划生育从手段上并不比1980年代严厉,但是罚款数额却是数倍增加,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每次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
基层工作已经是围着计划生育转了,计生大楼成为一些地方最为豪华的建筑。
近年湖南、山东、河南、云南、广西等农业省份都重现1980年代那种涉及计划生育的极端残忍的非法行政事件。
现在开始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最后一个可以“搭车收费”的借口也没有了,要是农村机构不能缩减的话,就更要特别警惕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制造不和谐,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概括起来:1990年代之后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意愿不断下降;贫富差别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使得农民养育孩子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分税制改革使得计划生育成为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方面将农民不当人,加大农民负担,农民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另一方面计生委却又将农民当成超人,高估了百姓对抗政策的能力,夸大农民超生现象,以至于城市居民总以为农民超生严重。

  计划生育的后果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已经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象战争年代一样满目疮痍;而城市却因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一片繁荣,甚至还有“人满为患”的感觉。

掌握决策发言权的城市并没有感受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有调整人口政策的动力。等到计划生育的后果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之时,国家再也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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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七成村庄无劳力可外输

  2: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时,帮农民工讨拖欠的工资,此事经新华社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社会开始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

  3:有限的青壮年大量外流,没有足够人口补充,内地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县乡财税短缺。

4:《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意味着超过21%同龄男性将打光棍。

 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

 6:《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
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为1.70个、1 .74个、1.77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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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
  
  1949年之后,由于中国在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死亡率急剧下降,预期寿命由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

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
  
  加上当时文革的一些僵化经济政策,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明显。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展开。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一般要在4年以上;“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

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

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平均每个妇女生育4.54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7年的2.84(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
就是说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生育意愿将不断降低。
由于寿命增加在延缓,只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增长。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步得以解决。
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稻区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可见1970年代那样的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停止而不应该再强化。
  
  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引起发达国家的担忧,《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纷纷出笼(虽然西方国家自己从来没有控制人口,但却希望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1970年代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潮。宋健1978年到欧洲开会,某些研究所向他提议用控制论研究人口
  
  1978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极其希望很快改变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央还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时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得减少人口分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在1978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并在各种会议上不遗余力地鼓动。
  
  陈云很早就提出了通过计划生育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他说:中国人多,必须节制生育,现在粮食、布匹、学校都很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
这些主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原因,没有被采纳。文革结束以后,陈云重提这个问题。
在1979年6月给陈慕华的信中,他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建议采取五条计划生育的措施:
  1、大造舆论;
  2、制定法令,只准生一个;
  3、加强避孕药物工作;
  4、优待独生子女;
  5、实行社会保险[2]。
  
  1979年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感叹:“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从1978年开始,以宋健为首的航天部(原七机部) 的一些人员(李广元、于景元)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教师(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分别率先用控制论的方法预测我国人口发展[1]。

依照宋健自己后面的话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3]。

田雪原1979年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田雪原的头上,田雪原1980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
  
  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4]。

这种预测结果要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进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寿命延长已经减缓的话,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学术界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
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
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
当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对科学和人才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
国务院副总理专门询问了预报的计算情况。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
当时的情况是:领导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学者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5];然后领导又迷信学者的“论证”。捏了个泥菩萨,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
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

“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6]。
  
  1981年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
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
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7]。
  
  1985年11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
。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
  
  受宋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的影响,1980年开始学者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计划生育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几种[8]:
  
  (1)、有人主张“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
  
  (2)、有人提出我国人口要降到七、八亿的“适度人口”的观点。
  
  (3)、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几位学者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
这个“一胎化”方案曾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80年有关部门曾公开提出“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
  
  (4)、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图是要在20世纪内,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之内,这一目标最早是在宋健、田雪原的(预测)“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 ”发表后[9],于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

其后,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在1981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共中央中发[1984]7号文件中,都又相继强调了这一指标。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
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
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10]
  
  (5)、1984年一些人口学者提出:根据农村超生实际情况来调整控制人口的目标,将“12亿以内”调整为“12亿左右”较为适宜。
党中央1985年将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调整为“力争把我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1990年调整到 “13亿以内”的目标。目标改变,但政策却没有改变。
  
  总结一下当时的情况:
  (1)、宋健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出现的错误。宋健的这种认识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并没有错。
  
  (2)、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到很多现实因素,本文将具体分析)。
  
  (3)、当时认为即使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宋健对中国有15亿人口不能容忍)。
  
  (4)、当时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个生育率,估计要举国欢庆的)。
  
  (5)、当时认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梁中堂认为宋健等人的预测在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
  
  (6)、当时认为不必担心劳动力不足,但事实上2003年就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劳动力短缺为时不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透露,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11]。
  
  (7)、当时认为不必担心“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但事实上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几年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增高,现在已经高达120-130,这26年以来有近两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
  
  (8)、当时认为不必担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是现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出现高达8万亿的养老金缺口。
  
  (9)、当时认为中国最适人口只能在7亿以内(要是在清朝以前的话最适人口才数千万)。
  
  (10)、独生子女政策需要实行30-40年,就是说要到2010年-2020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后,有些学者建议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由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比例较少,意味着大多数人丧失二胎机会),有些学者提出了“二孩晚育方案”(这些方案只允许36岁以下的人生育二胎,意味着1970年代出生的基本丧失二胎机会)[12],在这些方案的配合下,宋健、田雪原的7亿人口目标还是可望实现的。
  
  (11)、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 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
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从理论到实践不到一年,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作为一个大国,在社会制度的探索上宁愿晚些时间也不能抢第一(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更不能做“唯一”(比如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12)、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13]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14]。
  
  (13)、当时没有考虑不孕不育(当时不到2%,但现在至少有12.5%)和丁克、单身等不生育情况(目前北京、上海的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30%左右;日本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的占49%)。
  
  (14)、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本身能够降低生育率的问题(现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不到1.1,农民也不到1.8)。
  
  (15)、在某些学者的误导下,直到1985年邓小平还以为要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国人口到2000年将达到15亿。
其实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00年也只比实际上的12.4亿多增加8千万人口,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只有13.2亿;即使最夸张估计,也只多增加1.5亿,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最多只有可能达到13.9亿。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15]:“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
意味着每个妇女都结婚、都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也都依照国家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38个孩子(政策生育率);
考虑至少15% 的不生育人口,意味着要是都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生育妇女只能生育1.175个孩子(现实政策生育率);
1980年代不育不孕比例没有现在这么高,假如当时不生育的人口总数为10%的话,现实政策生育率为1.24。
因此称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为“独生子女政策”一点也不为过。
  
  根据宪法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但是根据各国的经验,在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人口并非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才是决定性因素。1980年的这些方案岂不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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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要是不实行任何限制的话,欧洲妇女一生最多可生育15个左右孩子(自然极限生育率)。
但事实上,即使在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欧洲妇女平均只生育8、9个孩子
(现在非洲一些相当于中国1960年代发展水平的国家也还平均生育7个孩子),
中国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国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自然极限生育率可能也不像欧洲那样有15)。
体质在各种族间有差别(就像黑人在很多体育项目上占有优势一样),白人妇女生孩子后两三天就能逛商场,黄种人还得坐月子(古代对坐月子更是小心翼翼,因为那个时候是以五谷杂粮为主食,营养不足,体质差;现在食品丰富,并且都接种了疫苗,体质增强,对坐月子也就相对随便一些了)。
  
  现在北美的阿米什人(Amish),过着18世纪那种传统农业社会的简朴生活,不使用电器。
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但是每个妇女平均也只生育6、7个孩子。
  
  正常说来,主要育龄期是在15岁到45岁这30年。

将30年育龄期分成三段时间,15-25岁是生育能力最强阶段(女性在20到21岁是一生最漂亮的时期,也是生育能力最强的时期,可能是造物主这样安排以吸引异性),35-45岁是生育能力比较差的阶段。

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在近二十年增加10倍,那么也意味着即使在目前仍然有生育能力的人群中,平均自然极限生育率和平均现实极限生育率也是下降了的,已经没有15和6了。
  
  那么以自然极限生育率15来计算,粗略假定15-25岁生育6个,25-35岁生育5个,35-45岁生育4个。
现在中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延迟到25岁左右,意味着减少了6个孩子的潜力,不孕(12.5%人群不孕)减少1.5个,避孕减少2个,人流减少1个,缺乏性生活(离婚、电视、电脑等)减少1.5个,这样算下来就只有3到4个的潜力了。
  
  按照现实生育极限6来计算,晚婚(25岁初育)减少1个,不孕(不是每个人,而是整个人群平均)减少0.75个,避孕、人流减少1.25个,性生活减少(离婚、电视、电脑等)减少0.5个,这样算下来就只有2到3个的潜力了。
而要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持人口不增加不减少,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育2.1个孩子。可见即使没有计划生育,需要挖潜才能使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说明:上述推测是比较粗略的)。
  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却感觉中国的人口仍然在快速增加。这是一种错觉。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是以偏概全。处于迅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大陆,即使总人口不增加甚至有所减少,城市的人口仍有可能快速增加,而知识分子和官员恰恰居住于城市,尤其是迅速膨胀的大城市。回老家过年的传统、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核心家庭成员的分居以及人为的每年两个"黄金周",都在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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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孩子的价格》
  (这是一篇在网络流传多年的文章,作者不详)
  
  
  美国政府最近公布了一项估算,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总共约需16万美元。那么16万美元这么高的付出,我们买到些什么呢?
  
  你买到命名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孩子命名。
  
  你可以每天感觉新生命的活力。
  
  你每天晚上可以在被子里挠痒痒,听窃窃的嬉笑。
  
  你可以得到真诚的爱,超越自己心灵的承受。你可以得到最甜蜜的亲吻、最温柔的拥抱。
  
  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可以看到对石头和云彩,甚至热饼干的永无止境的好奇。
  
  你时刻有一双小手握住,那手上常有的果酱或是巧克力。
  
  你总有个伙伴陪同,一起吹肥皂泡、放风筝、挖沙洞。
  
  你可以不顾一切地欢笑,即使那天老板骂人,或者股票跌得一塌糊涂。
  
  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能够刻南瓜脸,玩捉迷藏,抓萤火虫。
  
  你有借口,可以百读那些自己年幼时喜爱的读物,星期六早上看动画片,看迪斯尼电影,对着星星许愿。
  
  你还可以拿吸铁块在冰箱门上摆出虹、心、花的形状。
  
  你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从车库顶上取下飞盘,从脚踏车上取下助轮,从手上挑出小刺,给游泳池放水,或者做小球队的教练,虽然那个队从来没有赢过,但每场赛后都能得到冰淇淋奖励。
  
  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坐在历史的头一排座位上,见证人行走的第一步,讲出的第一个字,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开车上街。
  
  你能够成为不朽。
  
   你为你的家族之树添加了一个新枝,如果你幸运,那枝上将长出更多的小枝,代代相传。
  你接受到大学里得不到的教育,心理学、护理学、司法学、沟通学。
  
  在孩子眼里,你是上帝之下的第一人。你具有最大的力量,能够医治伤痛,驱赶床下的恶魔,安抚破碎的心灵,巡视过夜聚会,处罚一切犯规,同时给予无限度的爱。
  
  有一天,你的孩子,他们也将同你一样去爱,决不考虑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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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楼主加分,你的观点肯定会有不妥的地方,但是为你在家园里的朋友们贡献好文章向你表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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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多~两个正好~三个太吵~
嘿嘿~,现在人谁还生那么多啊~2个正好了,再多自己的生活就末了:wd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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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在不断提醒人民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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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到这里,就没看了
因为这情形不存在
如果人口下降到某一数字
人口政策就会改变,
而且第几流的民族和人口数量无关

计划生育使中国减少三亿人口,使世界60亿人口日延缓了4年到来;中国要是减少10亿人口,世界60亿人口日不过是再延缓几年而已,而中华民族可就灭绝了。这种当人进化到非人时候才会有的大公无私思想竟然成为现实!
  
  计划生育的本意是在假设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腾出空间,但是即便如此,要是全球人口仍然在增加,中国腾出的空间给谁呢?就像长途火车,你将儿孙赶走,自己占着三个座位睡觉,要是乘客不多的话,你可以一直睡下去;要是上车的人不断增加,你能够阻止汹涌而来的人群?

人口政策可以改变,生育率的下降却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改变了!!!加拿大,日本,韩国, 俄罗斯,所有欧洲国家,全都积极鼓励生育,他们成功了吗???难道中国就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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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外国人720万,其中土耳其人超过200万;
法国,半个世纪来,主要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50倍。
目前法国10%的人口是穆斯林,而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口中穆斯林占30%。
在大城市,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5%。
这就是为什么在巴黎及法国其它地方的暴乱中,那些烧汽车、强奸和毁坏公物的罪犯主要都是穆斯林青年。
英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现在约为7.1%,比法德两国略低,但这个略低的数字背后却有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凭借着15倍于“多数人口”的增长率,在从1992年到1999年短短的数年里少数民族人口增加的绝对数量竟是和白人相等的50万,而这些到目前为止还是少数民族的人口中有一半出生于英国。
处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莱斯特将是第一个白人成为少数民族的英国城市,而其他的一些英国大城市,例如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很可能也会在这方面迎头赶上,所以英国保守党的议员赫尔默会说欧洲人(现在总和生育率不到1.5)是在减少自己的人口为别人腾出生存空间。
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同样面临着穆斯林人口剧增的问题╋如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等,据说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40年后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也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三分之一,将是穆斯林,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本土的文化特征将面临灭绝,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
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控制穆斯林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但伊斯兰的教义有充分抵制外来文化改造的固有潜力,而且决心用伊斯兰文化改造西方社会。
法国政府曾经鼓励穆斯林与法国人通婚,来消化穆斯林,结果发现世界各地来的穆斯林都遵守伊斯兰的婚姻法制,以要求对方归信伊斯兰教为结婚条件,所以凡是与穆斯林结婚的法国女子或男孩都变成了新穆斯林,进一步增加了穆斯林人口。
欧洲的政客们原来想用金钱和美女把他们改造成驯服的绵羊,但他们长出了雄伟的公鸡冠,压制不住要大声鸣叫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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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脆弱的,养育是艰难的,有孩子的人,谁不认为这样呢?
自从有了科学的避孕方式,妇女们再也不是生育的奴隶,她们可以控制生育,一般来说,是理想生育数大于实际生育,个别意外除外,大家同意吧?比如很多人想一儿一女,实际可能生不出(不育症),年纪大了不好生,等等。
如果说香港,澳门,台湾都是中国人,她们都没有计划生育,还鼓励生育,结果应该多生了吧??错!!!香港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小于1!!!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4个孩子,日本1.2-1.3,台湾、韩国1.1个孩子。
你以为放开政策妇女的肚皮就装拉链敞开生啊!
论坛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你们从自己家族查查,祖父辈,父母辈,自己辈,儿孙辈,看看有什么!
全社会都是这样的结构。
打仗?谁去?你愿意自己孩子献身吗?或者让超生的去?
四川大地震后,好多绝后的父母想再生,孩子小的,父母年轻的还行,现在的一代都是30才生啊,还会有机会吗?
 
最后编辑: 200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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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40年里中国人口从4亿到10亿,人民的寿命延长是很重要的原因。49年人均寿命仅35岁,80年是72岁。
100个人,男女各半,平均寿命35岁,20岁生孩子,两个,才一共200个人
100个人,男女各半,平均寿命72岁,20岁生孩子,两个,一共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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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字啊,我没仔细看,嘿嘿,顺便也写写我对计划生育的一点肤浅看法

我也不赞成计划生育,我觉得应该是有条件的可以多生(但是这个操作起来难,什么叫有条件?什么叫没条件?这个可能比一刀切更侵犯人权)

但是,如果不计划生育,不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人了...........

可能真的多到大家连温饱都达不到了.那么多人,养不活啊.
吃不饱饭的人一多,国就会乱.

所以,矛盾啊,计划吧,侵犯人权,不计划吧,又会一团乱.

温饱和人权相比,温饱更重要一些吧.

关于生育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要多生.大家都想多个儿子防老,因为以后医疗啊退休啊没有什么保障.

国外不计划生育,人家都还不愿意生.因为保障太好了,再加上也没有养儿防老的思想.........

所以,当时国家制定这个政策,是为了先养活国民.也是无奈之举.我父母,各自都有5个兄弟姐妹.

现在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特别富裕的除外),你叫他多生,他也不一定愿意多生,因为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不光是要吃饭,还有教育,无底洞.

在乡村生活的呢,生活成本比较低,对孩子的期望也没有城市里的这么的强烈,吃的饱,有学没学上都可以,再加上农村社会保障不足,需要养儿防老,所以愿意多生.

没有城乡歧视的意思,现在特别怕被扯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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