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icelander 2005年7月22日16:54:21
移民加拿大后我远离了“小资情调”
来加拿大的时候，带来了一套父亲送我的《红楼梦》，1974年版本的，“前言”里尽是些“路线”和“阶级”的“斗争”。父亲说，在“文革”其间仅仅藏有这种书就有坐牢的危险，因为这本书是被认为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大毒草”。
这个我自然知道。即使“文革”后，那些讲吃讲喝的，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的，多愁善感的，凡是与“革命”和“事业”无关的，都一律被视为“小资情调”。其范围可能涉及穿衣打扮、吃喝习惯、思想意识和人生追求等等。曾有很多文章评论为此专门唇枪舌剑过。
但批评归批评，禁止归禁止，像我这种普通老百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加拿大，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觉着自己要想方设法地过一下 “小资情调”的瘾。
先说说我自己在国内的“小资”生活吧。因一直供职于国营企业，工作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晒网其间就是我的“小资生活”无限丰富多彩的时候。每日“早不起晚不睡”（父亲语），如驼鸟般没日没夜地埋头于阿茄莎.克里丝蒂的《ABC谋杀案》和杜拉丝的《情人》里，《红楼梦》、《简爱》翻来覆去地看。书看多了也随兴吟起诗作起文来，偶尔有被报纸杂志看中的，换几个酒钱，和“臭味相投”的朋友们共聚一堂、不亦乐乎。
俗话说，物以类聚，相交的朋友多是如王朔小说主人公般的痞子、如崔建般一无所有的音乐家、如凡.高般贫苦潦倒的画家和如孔乙己般酸臭的文人……大家相互嘲笑，相互不服气，但那并不妨碍我们当年曾共租一辆吉普，一口气把车开到敦煌“莫高窟”，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和宝藏前激动地流泪。那情形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动。
能够享受精神生活的自由和任意，在我的诠释里，就是“小资”生活。“小资”是，也应当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那时我们都并不富有。我们都常常月资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大毛，但却总有“闲钱”东游西逛、总有“闲空”感古论今、总有“闲情”多愁善感、总有“闲心”谈情说爱……
对女人而言，“小资情调”的另外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穿衣打扮。也是我在国内时最心爱的节目之一。每周，我都必和姐姐妹妹大街小巷地去逛，从大的百货公司到乩角嘎旯的“专卖店”，只为了搜奇猎宝，给自己的衣柜多一款收藏。记得有一回遇到一家“专卖店”关门清仓，印着法文牌子的时装打了七八折，我发现那些衣服的面料款式和做工都是绝对一流，惊喜之下一口气掏了五件宝。直到今天，这些衣服仍然为我的面试和派对增色不少。这都得感谢我的“小资情怀”盛世的时代。
但我的所有这些“小资”活动多少是背着单位和在父母的不大赞同的眼光下进行的，所以不能尽情尽兴，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接到移民纸以后，我就盼望着，也许，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国家，心境将彻底解放，琢磨着我的“小资情调”将总算有肥沃的土壤了吧……
初来加拿大时的确有“闲”，但是没钱，赚钱的压力仿佛乌云一样日日罩在头上，难得潇洒无畏。晚上偶尔读几页《红楼梦》，都觉得懊悔内疚：读“闲”书的时间，完全可以把简历修改几遍嘛，或者背几个TOEFL、GRE单词也更像是回事啊。“小资情调”没有因为到了自由世界而彻底释放，反倒被生存的压力而压迫着，施展不开――这种感觉丝毫也没有锁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待上个两、三年后，银行里有几个打工换来的DOLLAR了，但生活的担子仍旧不轻：工作不稳定，房子就没有，车子自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接父母出来？接不出父母出国的目标就没有实现，目标没有实现就等于失败。
似乎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上，哪有功夫去享受“小资情调”？找工作，找工作，其带来的压力总像癌细胞一样在身体的四处扩散。这时候再试图读《红楼梦》，还是觉得奢侈――时间和金钱甚至“斗志”的奢侈：读“没用”的书自然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金钱，不懂得珍惜时间和金钱的人在这个“适者生存”的社会里是没有“战斗力”的。经过这样一番推理，就觉得读《红楼梦》怎么变得如此寡趣索味了。
新生活的严峻现实，让我的“小资情调”无处容身。
至于穿衣打扮，在加拿大的大多数的时间，我发现我的身体不是被裹在TIM HORTON土黄色的制服里，就是哪个超市的红的黑的或绿的制服里。超市经常为其产品的上市或者更新换代作宣传，其职员自然是最廉价的“宣传材料”了。厂家每换一个口号，比如从“绿色心情”到“蓝色菜单”，我们的制服就由印满字符的绿色的T恤换到蓝色、红色、黄色和桔黄色的，一年下来，我发现我已赤橙黄绿青蓝紫收集了不下六七件没腰没身的宽大T恤，往水里一湿，一脸盆的水彩颜料。
我用日渐粗糙的手指慢慢滑过我的美丽的中国丝绸，内心感到无限失落：在这个“资产阶级情调”的发源地，我的“小资情怀”反倒渐渐地干涸了。
更不用说呼朋唤友了。大家为着工作之便，各奔东西不说，你闲我忙，我闲他忙，就没有一个碰面的时间。电话、E-MAIL来来往往的，仍是找工作和上学的经验交流。难得终于一聚，最“小资”的也不过是找片林子拖个煤气罐，一边驱蚊赶虫一边把碎牛肉饼和香肠翻来复去地烤。等吃饱喝足了，天也黑了，还有余兴的话，再去有大房子家的看一通“星球大战”或者“LAW AND ORDER”什么的、讨论一下教会和圣经，聚会也就散了。
回家后觉得不过瘾，打开《红楼梦》来看，坚持读了几页，突然觉得林黛玉怎么那么不解世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书有书读，要琴有琴弹，要爱有人爱……那样的神仙生活还要悲观厌世，真是心里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把她移民到这个自食其力的加拿大试试，她大概再也不会抱怨生活的枯燥乏味了。
身居加拿大，反倒觉得大，概只有在中国那个特定的环境里，才能造就那种特定氛围下的“小资情调”？
没有作过有钱人的时候，猜想有钱人大概是终于可以过上林黛玉那样的生活，像那些会计师工程师电脑专家大学教授等等。其实不然。我的作会计员的朋友边上班边读书，要想往上走，就总也有没完没了的“资格证书”要考、一级一级的阶梯要爬；而电脑专家们呢，不得不继续学习JAVA之类的，不然会有被公司和新技术“淘汰”的危险；教授们呢，也要拼命做研究发表论文，担心不然拿不到TENURE。在这资本主义的自由国度里，每个人都有操不完的心，“小资情调”似乎并不属于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国内的那种悠闲自在、清风明月的“小资情调”之潇洒已经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在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的座谈会上，听到个个作家们都在抱怨“难以通过写作谋生”的感叹。现在想来，大概作家们不完全是没有时间和市场，他们更缺少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写作氛围和情调吧：远离了“小资情调”，只能在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中盯着“孔方兄”，岂能写作出真正的有价值的作品出来，当然没法谋生啦……
(2005年07月17日)
移民加拿大后我远离了“小资情调”
来加拿大的时候，带来了一套父亲送我的《红楼梦》，1974年版本的，“前言”里尽是些“路线”和“阶级”的“斗争”。父亲说，在“文革”其间仅仅藏有这种书就有坐牢的危险，因为这本书是被认为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大毒草”。
这个我自然知道。即使“文革”后，那些讲吃讲喝的，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的，多愁善感的，凡是与“革命”和“事业”无关的，都一律被视为“小资情调”。其范围可能涉及穿衣打扮、吃喝习惯、思想意识和人生追求等等。曾有很多文章评论为此专门唇枪舌剑过。
但批评归批评，禁止归禁止，像我这种普通老百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加拿大，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觉着自己要想方设法地过一下 “小资情调”的瘾。
先说说我自己在国内的“小资”生活吧。因一直供职于国营企业，工作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晒网其间就是我的“小资生活”无限丰富多彩的时候。每日“早不起晚不睡”（父亲语），如驼鸟般没日没夜地埋头于阿茄莎.克里丝蒂的《ABC谋杀案》和杜拉丝的《情人》里，《红楼梦》、《简爱》翻来覆去地看。书看多了也随兴吟起诗作起文来，偶尔有被报纸杂志看中的，换几个酒钱，和“臭味相投”的朋友们共聚一堂、不亦乐乎。
俗话说，物以类聚，相交的朋友多是如王朔小说主人公般的痞子、如崔建般一无所有的音乐家、如凡.高般贫苦潦倒的画家和如孔乙己般酸臭的文人……大家相互嘲笑，相互不服气，但那并不妨碍我们当年曾共租一辆吉普，一口气把车开到敦煌“莫高窟”，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和宝藏前激动地流泪。那情形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动。
能够享受精神生活的自由和任意，在我的诠释里，就是“小资”生活。“小资”是，也应当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那时我们都并不富有。我们都常常月资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大毛，但却总有“闲钱”东游西逛、总有“闲空”感古论今、总有“闲情”多愁善感、总有“闲心”谈情说爱……
对女人而言，“小资情调”的另外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穿衣打扮。也是我在国内时最心爱的节目之一。每周，我都必和姐姐妹妹大街小巷地去逛，从大的百货公司到乩角嘎旯的“专卖店”，只为了搜奇猎宝，给自己的衣柜多一款收藏。记得有一回遇到一家“专卖店”关门清仓，印着法文牌子的时装打了七八折，我发现那些衣服的面料款式和做工都是绝对一流，惊喜之下一口气掏了五件宝。直到今天，这些衣服仍然为我的面试和派对增色不少。这都得感谢我的“小资情怀”盛世的时代。
但我的所有这些“小资”活动多少是背着单位和在父母的不大赞同的眼光下进行的，所以不能尽情尽兴，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接到移民纸以后，我就盼望着，也许，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国家，心境将彻底解放，琢磨着我的“小资情调”将总算有肥沃的土壤了吧……
初来加拿大时的确有“闲”，但是没钱，赚钱的压力仿佛乌云一样日日罩在头上，难得潇洒无畏。晚上偶尔读几页《红楼梦》，都觉得懊悔内疚：读“闲”书的时间，完全可以把简历修改几遍嘛，或者背几个TOEFL、GRE单词也更像是回事啊。“小资情调”没有因为到了自由世界而彻底释放，反倒被生存的压力而压迫着，施展不开――这种感觉丝毫也没有锁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待上个两、三年后，银行里有几个打工换来的DOLLAR了，但生活的担子仍旧不轻：工作不稳定，房子就没有，车子自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接父母出来？接不出父母出国的目标就没有实现，目标没有实现就等于失败。
似乎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上，哪有功夫去享受“小资情调”？找工作，找工作，其带来的压力总像癌细胞一样在身体的四处扩散。这时候再试图读《红楼梦》，还是觉得奢侈――时间和金钱甚至“斗志”的奢侈：读“没用”的书自然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金钱，不懂得珍惜时间和金钱的人在这个“适者生存”的社会里是没有“战斗力”的。经过这样一番推理，就觉得读《红楼梦》怎么变得如此寡趣索味了。
新生活的严峻现实，让我的“小资情调”无处容身。
至于穿衣打扮，在加拿大的大多数的时间，我发现我的身体不是被裹在TIM HORTON土黄色的制服里，就是哪个超市的红的黑的或绿的制服里。超市经常为其产品的上市或者更新换代作宣传，其职员自然是最廉价的“宣传材料”了。厂家每换一个口号，比如从“绿色心情”到“蓝色菜单”，我们的制服就由印满字符的绿色的T恤换到蓝色、红色、黄色和桔黄色的，一年下来，我发现我已赤橙黄绿青蓝紫收集了不下六七件没腰没身的宽大T恤，往水里一湿，一脸盆的水彩颜料。
我用日渐粗糙的手指慢慢滑过我的美丽的中国丝绸，内心感到无限失落：在这个“资产阶级情调”的发源地，我的“小资情怀”反倒渐渐地干涸了。
更不用说呼朋唤友了。大家为着工作之便，各奔东西不说，你闲我忙，我闲他忙，就没有一个碰面的时间。电话、E-MAIL来来往往的，仍是找工作和上学的经验交流。难得终于一聚，最“小资”的也不过是找片林子拖个煤气罐，一边驱蚊赶虫一边把碎牛肉饼和香肠翻来复去地烤。等吃饱喝足了，天也黑了，还有余兴的话，再去有大房子家的看一通“星球大战”或者“LAW AND ORDER”什么的、讨论一下教会和圣经，聚会也就散了。
回家后觉得不过瘾，打开《红楼梦》来看，坚持读了几页，突然觉得林黛玉怎么那么不解世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书有书读，要琴有琴弹，要爱有人爱……那样的神仙生活还要悲观厌世，真是心里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把她移民到这个自食其力的加拿大试试，她大概再也不会抱怨生活的枯燥乏味了。
身居加拿大，反倒觉得大，概只有在中国那个特定的环境里，才能造就那种特定氛围下的“小资情调”？
没有作过有钱人的时候，猜想有钱人大概是终于可以过上林黛玉那样的生活，像那些会计师工程师电脑专家大学教授等等。其实不然。我的作会计员的朋友边上班边读书，要想往上走，就总也有没完没了的“资格证书”要考、一级一级的阶梯要爬；而电脑专家们呢，不得不继续学习JAVA之类的，不然会有被公司和新技术“淘汰”的危险；教授们呢，也要拼命做研究发表论文，担心不然拿不到TENURE。在这资本主义的自由国度里，每个人都有操不完的心，“小资情调”似乎并不属于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国内的那种悠闲自在、清风明月的“小资情调”之潇洒已经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在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的座谈会上，听到个个作家们都在抱怨“难以通过写作谋生”的感叹。现在想来，大概作家们不完全是没有时间和市场，他们更缺少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写作氛围和情调吧：远离了“小资情调”，只能在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中盯着“孔方兄”，岂能写作出真正的有价值的作品出来，当然没法谋生啦……
(2005年07月17日)
我不行了，谁指个板凳，扶我过去坐一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