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亿探长”吕乐病逝 结束传奇一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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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五亿探长”吕乐病逝 结束传奇一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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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FONT=楷体_GB2312]传奇“总华探长”吕乐（资料图）[/FONT][/FONT][FONT=宋体]​

星岛环球网消息：有“五亿元探长”之称的前总华探长吕乐，被香港廉署通缉34年仍“逍遥法外”，不过上周终敌不过癌魔，在加拿大病逝，终年90岁，有关丧礼当地时间21日在温哥华科士兰墓园进行。据吕乐同乡称，吕乐去年已罹患末期胃癌，怀疑他敌不过癌魔，结束传奇一生。

>>点击进入特别策划：香港四大探长[/FONT]
[FONT=宋体]　　《星岛日报》报道，吕乐当年与蓝刚、韩森和颜雄，被称为“四大华人探长”，他们为逃避廉署追捕，先后离港避风头，其中蓝刚与韩森，年前都因病离世，吕乐也在13日病逝，昔日“四大华探”，现只剩下颜雄一人。[/FONT]
[FONT=宋体]　　吕乐一名同乡称，吕乐近年都在加拿大生活，只间中到台湾探访朋友，去年他证实患上末期胃癌，情况并不乐观，之后一直留在加拿大养病。[/FONT]
[FONT=宋体]　　据悉，吕乐是于13日在温哥华病逝，家属采用道教仪式丧礼，21日大温地区科士兰（Forest Lawn）墓园出殡，香港影星沈殿霞也落葬该墓园。[/FONT]
[FONT=宋体]　　墓园灵堂20日已挂上吕乐遗照，并有道士在场打点，而灵堂旁也摆放大批纸扎祭品，吕乐家属有在场，惟都拒绝响应记者提问。[/FONT]
[FONT=宋体]　　一生备受争议的吕乐，出生于1920年，至20岁加入警队，当差18年升任新界区总华探长，未几再升任港岛区及九龙区的总华探长，位高权重，纵横黑白两道，呼风唤雨。[/FONT]
[FONT=宋体]　　据称当年新任警务处长，若不亲自往“拜候”，吕乐会放松破案工作予对方“颜色”，直至处长亲往拜访。另外，每次与高层警官举行会议时，吕乐都刻意被安排坐在最头位，处长与他谈过警务工作后，他便不会再与其他人谈工作，包括警署内其他高级警官，其超然地位由此可见。[/FONT]
[FONT=宋体]　　在应付黑道方面，当时四大黑帮都要给他面子，吕乐曾说：“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跟堂口老大要人！”[/FONT]
[FONT=宋体]　　当年贪污风气极盛，吕乐家财难以估计，单是物业资产总值便逾300万元，在他离港前，更有传其身家达到5亿元。由于其时反贪污声甚盛，一向精于计算的吕乐决定提前“急流勇退”，在48岁便提早退休，靠收租和积蓄过着无忧生活，直至廉署成立前，吕乐即偕8名子女及妻子移居加拿大，逃避追捕。[/FONT]
[FONT=宋体]　　不过，廉署对吕乐仍穷追不舍，1976年向其发出通缉令，由于香港与加拿大有引渡协议，吕乐遂移居与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台湾，而他在台湾的最大娱乐，就是跟多名同样落难台湾的前部属及探长品茗聊天，当中包括曾任警署警长的曾启荣（影星曾志伟的父亲）。[/FONT]
[FONT=宋体]　　据悉，吕乐在台湾过着优游的退休生活，只是年纪渐大身体状况愈差，至2004年底才返回加拿大居住，直至走毕人生最后一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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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吕乐档案：[/FONT]
[FONT=宋体] 姓名：吕乐（人称乐哥、阿直阿叔的潮州语）
服务警队年期：1940至1968年
离职前职级：九龙总华探长（曾与蓝刚对调港岛及九龙驻守警区）
廉署行动：于1976年11月4日发出通缉令，至今有效。[/FONT]
[FONT=宋体]内幕：电影《雷洛传》及其原型五亿探长吕乐[/FONT]
[FONT=宋体] 香港拍电影无所不为，但写实的黑帮枭雄方面电影说多不多，说少还真少。主要原因是难拍和不敢拍。难拍是一些黑道人物虽然名声在外但大多为人低调生活隐蔽，做事沉稳并不为人所知，因此，很难去真实反映那么一个公众心目中的风云人物；不敢拍是一些枭雄在港关系根深蒂固，隐居几十年势力却依然存在，随便就拍他们传记会惹来麻烦，因此，没有一定背景能力的电影公司轻易不会选择拍摄这类题材电影。[/FONT]
[FONT=宋体] 拍戏以胆大妄为著称的麦当雄当年拍《跛豪》，也不得不在电影前面加上一段话交待：“本片拍摄时，未经吴锡豪先生同意。如片内有模仿影射等情节，实属巧合。并为可能引起不便之处，向吴先生致歉意。”尽显软态。而家族势力在香港一向吃得开的向华胜向华强兄弟准备跟拍《吕乐传》也没强硬上马，而是先到台湾和吕乐洽谈，吕乐要求不能用他真名才同意了向氏兄弟拍摄，这才有了后来谐音的《雷洛传》（延续《跛豪》里的叫法）。[/FONT]
[FONT=宋体] 但即便如此，《雷洛传》准备出街期间，城中还是传出吕乐不高兴，要阻挠电影上映的传言。需要提及的是，电影是虚构改编，枭雄本身和电影里的人物自然不会一致，大家要区分开来。像《雷洛》，基本上是大陆观众最为熟悉的一部枭雄片，在影迷当中口碑颇佳，刘德华饰演的“雷洛”头脑灵活风光无限更是不少人向往的偶像。可换了吕乐自己做观众就不是那样看了，他认为《雷洛》拍得太过失实，比如影片中警察拿警帽收片钱的情节，吕乐就反感，说“警察怎么可能这样去收钱，像个乞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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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警司葛柏出逃 廉署成立的导火线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反贪污、捉葛柏”已成七十年代社会运动的标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政府部门贪污问题严重，尤其是警队内部，整个社会的贪污风气已经令民怨升达沸点，政府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因此才有廉政公署的出现。而当时香港总警司葛柏案又成为廉政公署成立的导火线。
　　1973年，英国籍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逾四百三十多万港元财富，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而在此期间葛柏竟轻易逃离香港到英国。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们在维园举行集会，抗议和批评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集会获数千名群众响应。他们又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额到街上示威，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
　　香港政府终于明白必须有所行动。在葛柏于1973年6月8日潜逃后，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被任命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葛柏潜逃事件。百里渠爵士之后发表了两次调查报告，在第二份调查报告书内，他清楚指出：“有识之士一般认为除非反贪污部能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港督麦理浩爵士（后来被册封为勋爵）迅速接纳了百里渠报告书的建议。在1973年10月的立法局会议上，他主张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污组织。
　　当时，许多社会人士都看到，政府已开始切实正视贪污问题。1974年2月，廉政公署正式成立。廉署成立后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葛柏逮捕返港。1975年初，廉署成功将葛柏由英国引渡回港受审。结果葛柏被控串谋贪污及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四年。葛柏案件充分反映廉署打击贪污的决心，在社会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香港警界有四名华人探长（吕乐、蓝刚、韩森和颜雄）极其有名，他们四人彼此经历相近，地位相当，名声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为整个香港警队贪污链的中坚人物，相互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廉署成立后，持续不断地打击警队内的贪污，一时间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间的联系开始收敛，而这四大探长也开始闻风而逃。
　　1976年11月4日，廉署发出了当时已逃往加拿大的四大探长之首吕乐的通缉令，即时生效。加拿大属于英联邦国家，英国政府要在加拿大形成影响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在此前后，有不少被廉署通缉的人士逃到了加拿大等地，香港政府方面也正积极同加拿大联络要将这些人引渡。吕乐知道形势不妙，迅速离开加拿大，到了台湾。从那时至今，吕乐便一直生活在台湾，至今没有回过香港。
　　四大探长排行第二的蓝刚已于1969年提前退休，当他意识到消息不妙时，便以出境旅游为名，逃至外地避风头。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出对蓝刚的通缉令，此后蓝刚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脏病在泰国逝世。
　　四大探长排在第三位的是韩森，和吕乐以及蓝刚一样，韩森也做到了总探长之职。在此期间，新任港督麦里浩到任，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长官作风不同，颇有肃贪之态。警署内一些人开始担心自己受累，暗暗做着脱身准备。韩森便在此时提出提前退休申请，结果他仅仅只是当了两个月总探长便退休了。
　　1974年廉署在秘密调查葛柏案后发现，韩森服务警队期间，所有薪酬加起来不足20万港元，但他离开警队时各项财产加起来超过了415万。仅此一条，廉署便可以将其逮捕。但是韩森早在之前就意识到情况不妙，提早一步逃出香港。1976年廉署发出对韩森的通缉令，但此时韩森早已经在海外定居，后来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又来到和香港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直到1999年在台湾病逝。
　　四大探长的最后一位是颜雄，此人的最后职务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长，于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缉，但此前他也已经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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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现状：反贪英雄恐成明日黄花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廉政公署的宣传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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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廉政公署自1974年2月15日成立后，它始终独立于政府机构系列开展反贪污、查案件工作，其公署专员更是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成立三十年来，廉署工作效果最为显著的是警务部门，查办警方的案件比例从1974年的47%下降到2004年的11%。

两个机构监督廉署工作​

　　廉政公署可以说是一个集英国军情五处、六处和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于一身的机构，但是和英国不同的是，除了特首，其他机构是无法监督它的。而从回归以来的情况来看，特首对廉署的工作基本上并不太过问，廉署基本上处在一种“自为”的状态，这固然是因为有成熟的运作机制，却也反映了它的独立性，所谓现代东厂之讥，也就由此而来。
　为监督廉政公署职员的工作，香港还设有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如有市民对廉政公署或该署人员感到不满，可向这个委员会投诉，这个委员会会立即审查有关投诉，建议廉政专员采取适当的行动，并监察处理结果。而廉政专员则要定期向香港行政会议汇报重要政策和事项。
　　廉政公署内部还设有一个调查单位，负责监察职员的廉洁和诚信。一旦查出职员的廉洁和诚信有问题，其工作合约会立即解除。据廉署透露，迄今为止，内部调查单位已累计处理了50多人。
　不过，从廉政公署遭批在处理民建联前主席程介南和民主党涂谨申“汇标事件”有明显的不同的的案件中可以看出，上述监督机构并没有形成对廉署有力的制衡与约束作用，当廉署决心要“整”人的时候，亦即此人是廉署眼中钉的时候，廉署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用尽法律和制度所授予的特权与资源，被整的人即使没有受到起诉、没有被定罪，日子也是不好过。当然，这种情况很罕见，还没有到引起公愤的程度。这和香港社会整体的法治与文明程度是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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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一般都会在“录影接见室”替疑犯落口供，整个过程都会录影，将来作为呈堂证供。​

廉署人才不断流失​

　　2005年上半年廉署执行处有46人求去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其原因何在？外间市场需求是重要因素。廉署调查员受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式的严格训练，保密能力强，容易得到私人机构管理层的信任。无论是公营还是私营的大机构都借助猎头公司，向廉署人员打主意游说他们转职。
　近年对加入廉署的人才，学历和质素要求愈来愈高。由于贪污罪行愈来愈复杂和高智，尤其是一些商业罪案，搜证破案往往需要会计和计算机专业知识，廉署招募人手，不但要求申请者有敏锐的头脑和工作热诚，还要有专业才能。投身廉署者，都拥有这方面的大学学历，有的还拥有硕士学位。这些精英有多方面发展的机会，即使转职往私人机构，也不局限于防贪工作。
　除了外间机构的“挖角”，廉署本身的艰苦工作环境，也使部分员工萌生去意。近年廉署调查人员工作繁重，而且案件复杂程度也大增，不但破案难，要成功检控也艰难。近年有不少案件，不提案情，单是对廉署调查手法等程序上的质疑，已经令调查人员辛苦查得的成果，在法庭审理阶段功亏一篑，对廉署形象和士气都有所打击。
　廉署旧人流失，新人接手经验又不足或者求胜心切，在查案阶段可能急于求成，而在程序上出现问题，这些错漏，最后到法庭往往成为被告要求终止聆讯的理由。一些多年来沿用的调查手法，被法庭裁定不符合《基本法》。这些都对廉署构成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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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搜索香港八家报社，各家媒体大篇幅报道此事，更指廉署此举是践踏香港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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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面临的法律问题​

　近两年来，几宗廉署经手的案件中对被告窃听及偷拍等行为，都被法官批评违反《基本法》，因而被终止聆讯。其中涉及房署前高官陈裘大受贿案的四名供货商的聆讯，法官更严厉斥责廉署的调查手法侵害司法公义，损害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是一种“越权”、“目无法纪”的行为。身为执法部门，竟然被法官指目无法纪，可见廉署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评论人士称，廉署之所以由市民心目中的反贪英雄沦落至受到千夫所指，皆因缺乏有效的监管及制衡，因而恃宠生骄，任意妄为。廉署最受人诟病的是其调查手法。《基本法》第30条保护市民的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除非经法律程序批准检查通讯外，不得侵犯；第35条则赋予市民得到秘密法律咨询的权利。但廉署的做法却是，容许总调查主任或以上职级人员，口头授权下属先进行窃听或偷拍，事后才补填申请文件，这种儿戏的做法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规定。更有甚者，廉署往往窃听律师与客人的对话，公然侵犯律师与客户的保密原则，这是明知故犯的严重违宪行为。至于廉署自我膨胀到一口气搜查七间报社，更是一出疯狂的闹剧。
　事实上，廉署已成立超过30年，在缺乏监管及制衡之下，逐渐成为独立王国，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香港人需要廉署，但不是这种无法无天、目无法纪的廉署。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政府必须正视廉署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况，采取断然措施，来一次大整顿，动一次由表及里的大手术，否则继续沉沦下去，反贪英雄将成为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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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倒葛柏 廉政公署一战成名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成功引渡葛柏为廉署成立创造条件　　​

　　香港廉政公署建立后，有关葛柏的档案，迅速从警务处反贪室转至了廉署。这是廉署的第一案。
　
　　廉署成立之初，社会上便有传言称，香港的执法机构，最多也就是捉一捉小鬼，就像警署一样，没有一个有胆量打老虎的。新成立一个机构，也就是给更多的贪官提供腐化堕落的机会而已。这还不是廉署工作的难度，最大的难度在于葛柏已经逃回英国。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廉署根本不可能要求英国同意引渡葛柏回香港受审。要将葛柏引渡，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到他在香港犯罪并且能被英国法律认同的犯罪证据。要做到这一点，廉署必须重新进行调查取证，并且一定要找到证据。对于那些“收数”对象来说，他们如果站出来承认曾经给葛柏提供贿赂，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也同样犯了罪，所以除非证据确凿几乎没有人会站出来。

葛柏案为廉政公署成立创造条件​

　　为了突破这一案件，刚刚成立的廉署组成了最强阵容，专案组的负责人包括了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副执行处处长夏烈联以及两位助理处长和数名高级调查人员。为了找到葛柏犯罪的人证，廉署费尽心机，努力了好几个月，通过各种方式做工作，希望有关人员出面指证葛柏。恰在此时，廉署得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这一消息来自小榄监狱，监狱中的一名服刑犯人韩德通过特殊渠道向廉署表示，他愿意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
　　
　　经过反复权衡，廉署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引渡葛柏，只要能够将他定罪，就是最大胜利。在这种主导思想支配下，香港方面向英国提出引渡葛柏的要求。1974年4月29日，英国警方协助拘捕葛柏，随后开始了漫长的引渡聆讯。
　在引渡聆讯时，葛柏虽然否认一切控罪，但廉署方面有两名证人以及大量物证，伦敦法庭方面也认为铁证如山，经过长达8个月的数度聆讯，英国法官最终裁定同意将葛柏押回香港受审。这一消息在香港一公布，不仅廉署工作人员，整个香港市民，无不欢欣鼓舞。廉署的形象也因此随之一改。不少人表示，原以为廉署只是打苍蝇不打老虎，没料到，他们还真打了老虎。

　　葛柏案的侦破和定案，为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反贪机构创造了条件。港英当局开始从立法层面展开筹备。1973年10月17日，港督麦理浩在立法局宣布，港英准备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这个机构将与所有的政府部门包括警察都脱钩，使得市民对政府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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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28日警廉冲突。当年廉署风暴数千警务人员在花墟大集会。
刚成立以警察贪污为主要侦查对象​

　　翌年2月15日，《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在香港立法局获得通过，当天这个公署就挂牌成立。在港英时代，所有的公文首先是用英文起草的，廉署的英文名称是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如果直译为中文，意思是“独立的反贪公署”。这是一个直属于总督的机构，拥有广泛的执法权力，包括逮捕、扣留和批准保释；搜查和检取物证；从疑犯收取非体内样本作法证科学化验；调查公务人员涉嫌滥用职权而触犯的勒索罪；调查由贪污有关或贪污导致的罪行；涉及公务员、公共机构及私营机构雇员的贪污罪行；查阅银行帐目；扣留及审查商务和私人文件；要求受疑人提供其资产、收入及支出的详细资料；扣留旅行证件和限制处置财产；防止贪污分子试图逃离香港或设法清洗黑钱以避免法庭充公其不义之财以及为调查资料保密等。其权力之大，不仅在香港前所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属罕见。
　　不过，廉署没有起诉权，起诉权仍然属于香港的律政司，这也是为了平衡与制约廉署。如果廉署连起诉权都有，那么从侦察、逮捕到起诉形成了执法一条龙，成为“盖世太保”，也非法治之福。
　从葛柏案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机构内部贪污情况最严重的是警察，因此廉署成立之后一直以警方的贪污作为主要侦办对象。继葛柏案之后，在1975、76年，廉署总共侦办了12个公务员，其中大部分是警官，既有英国人也有华人，充公的不义之财高达1500万港元。1976年8月警方的九龙交通部集体贪污案被廉署侦破定罪，包括警司、总督察在内的13个警官和警察入狱，此案再次轰动香港。到了1977年10月，廉署已经成功地侦办了260名贪污的警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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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廉署因大举拘捕涉贪污警察而触发警廉冲突，一名警察企图把当时的副执行处长夏烈（被扯领带者）扯出来 。​

警署爆发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廉政公署要调查一个官员，通常会请其到廉署喝咖啡。于是“廉署请喝咖啡”使贪官污吏闻之色变，不少警务人员风声鹤唳。那些平时收受黑钱已经成为习惯的警察和警官，认为廉署断了他们的财路，对廉署的不满逐渐积累，到1977年秋季终于爆发了。这年10月28日，超过2000名警务人员，在香港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廉署权力过大，要求政府压缩廉署的权力。他们浩浩荡荡先抵达中环的警务署，向警务署长递交了请愿信，之后又向附近的廉署总部进发，这些执法人员居然冲进廉署大肆破坏并且殴打廉署官员，一时场面极为混乱，新闻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对香港有史以来首次警察的大规模游行和打砸行为广泛报道。此后几日，继续有警员上街滋事捣乱，形势一度近乎失控。
　面对这种大规模的反反贪哗变，港督麦理浩双管齐下，一方面在11月5日发表声明，决定对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警方贪污行为既往不咎（已发出拘捕令者和情节特别恶劣者例外）；同日立法局通过一项紧急法令，授权警务署长对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警务人员抗议立即开除。至此，警方的滋事被遏制了。麦理浩也明白法不责众的道理，他的宽赦令虽然受到不少批评，但是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后警方的大规模贪污情况即明显减少。廉署开始执行更困难的任务：查办私营公司的商业诈骗案件，其中以侦破佳宁案为时最久，也最为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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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详细记录警察廉署冲突的杂志卖一元半亦卖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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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大批警务人员在和记大厦廉署行动组总部与该组人员发生冲突大打出手，警员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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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总华探长的没落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四大探长中排名第一的吕乐；第二的蓝刚、第四的颜雄。​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香港华人地位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门很难见到华人身影，职位稍高一点的华人，更是极少，当时整个警察系统，就是香港最大的一个黑社会组织。在华探长、黑道与洋警司互相勾结的背景之下，警队的贪污之风超过任何一个行业。直至港督麦里浩1974年设置廉政公署缉捕四大总华探长，香港吏治才为之一清，今日香港公务员系统成为全球有数的廉洁高效团队，廉政公署功不可没。
　　吕乐在1958年被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之职，成为四大华人探长之首。吕乐在1940年参加香港警队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着装警员。这一类警员通常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务，是一种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类，日晒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动。由于他工作十分出色，几年后成了便装警员，然后一级级往上升。作为警员，吕乐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中，他不可能不贪，如果不贪，他根本升不上去，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法得到上司的赏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吕乐的贪，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制度和环境的原因。
　　当时吕乐的角色，应该就是一种江湖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办案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又像那些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吕乐上下的关系，盘根错节。他手下有很多兄弟要靠他吃饭，靠他生存，他不能不照顾这些小兄弟，让他们过着比普通人更富裕的日子。
　　整个60年代，是吕乐最有权势最风光的时代，当时，香港警界有四名华人探长（吕乐、蓝刚、韩森和颜雄）极其有名，他们四人彼此经历相近，地位相当，名声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为整个香港警队贪污链的中坚人物，相互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香港高层也希望通过某种形势制肘这种贪污之风，比如不让一名警员在一个地区任职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进行一次大调动。吕乐在香港岛任了一段时间总探长之后，便和任职九龙的蓝刚对调。然而，这种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警察的职权不受任何控制，就算将他们调来调去，不仅不能遏止贪污，反而给贪污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贪污链迅速扩大。
　　可以说，吕乐在 1960年代末一手建立警界“贪污制度”，权倾黑白两道，虽为警务人员，却俨如黑帮总陀主。但是无论势力有多大，还是敌不过统治者的政治手段，1970年代初港英政府先将他明升暗降，再另起炉灶设立直接向港督负责的廉政公署，清洗警队贪污风气，吕乐被迫远走加拿大，继续坐享数亿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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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四大探长中排名第三的韩森​

　　当年四大探长的第二位是蓝刚，在四大探长中，蓝刚参警的时间略晚，比吕乐晚了四年。蓝刚入行虽晚，但升职却快，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从不后退。四名探长中，吕乐的资历最老，属于年轻的老探长，地位也最高，蓝刚属于后起之秀，由于他们几人私交甚厚，在警队的关系又广，当时的香港“四大家族”（新义安、潮州帮、14K、和胜和）四大黑帮，也都给足他们面子，即使他们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这四大黑帮也送案件给他们上去交差。新警务处长上任，都需要礼贤下士，来拜访他们这几位，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坏，而警方根本无法制止。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成功潜逃回英国。这个消息旋即传遍香港，早已饱尝贪污祸害的香港市民闻讯大为震怒，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落。为平息民愤， 1973年10月17日，新上任的港督麦里浩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就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廉署成立后，持续不断地打击警队内的贪污，一时间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间的联系开始收敛，此时，四大探长三个已经退休，他们暗中给黑帮通水，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太放肆，以免吃亏，有些黑帮开始转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胆大妄为，不将廉署放在眼里。其中就有绰号“跛豪”的大毒枭吴锡豪不以为意。最终，吴锡豪等9名大毒枭于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过16吨，总案值达4亿元以上，后来被判处总刑期124年，其中吴锡豪刑期最长，为30年。此案自然牵连一大批警员落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牵连。蓝刚是受牵连者之一。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出对蓝刚的通缉令，此后，蓝刚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脏病在泰国逝世。
　　四大探长排在第三位的是韩森，和吕乐以及蓝刚一样，韩森也做到了总探长之职。不过，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比吕乐和蓝刚都晚。吕乐和蓝刚退休后，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将韩森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

　　在此期间，新任港督麦里浩到任，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长官作风不同，颇有肃贪之态。警署内一些人开始担心自己受累，暗暗做着脱身准备。韩森便在此时提出提前退休申请，结果，他仅仅只是当了两个月总探长便退休了。1976年，廉署发出对韩森的通缉。但此时，韩森早已经在海外定居，后来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又来到和香港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直到1999年在台湾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销对他的调查。而同年11月4日香港廉政公署也对吕乐发出通缉令，至今有效。
　四大探长的最后一位是颜雄，此人的最后职务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长，于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缉，但此前他也已经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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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探长黑道洋警司 利益铁三角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1973年9月2日，数千香港市民冒雨在摩士公园举行的“反贪污、捉葛柏”游行。​

　　鸦片战争后，英国占香港为殖民地。当时在香港不论陆上或是海面，到处集聚着许多苦力、水手和海盗。生活的艰难使得犯罪案件层出不穷。驻在香港肩负维持治安工作的英国军队被搞得昏头转向，因此想到必须要成立专责治安机构。被委任为维多利亚裁判司的英国军官威廉坚于1842 年正式招募了28 名香港本地的“差人”，企图整顿香港混乱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近代香港警察组织的起源。后来，这个香港警察队逐年扩大与加强，于120 多年后，即1970 年获得了英国女皇的钦赐，授予了“皇家”（ROYAL）的头衔。这也是英国对香港实行“以华制华”的最有效的殖民管理形式。​

　　当年，英国政治部将香港市民划分三大类。第一类资本家、有钱人，管治这班人很容易，只要让他们有钱赚，他们便会服服贴贴。第二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较难统治，因为他们有思想。但这在殖民地教育制度之下，造就了一群对政府唯命是从的精英，组成执行政策的班底。第三类最难统治，就是占多数的普罗大众。凭一班少数英国，如何统治大多数的华人？靠黑社会。
　　三十年代上海滩头外国租界的管治，是靠黑社会。当年国民党在大陆要管治大多数人，也是靠黑社会。香港政府一样靠黑社会。他们需要黑社会去在普罗阶层维持他们所无法管治的秩序。但是几个皇家警察，管治几百万大字不识的老百姓，怎样管？最好就是让华人自己管，反正黑社会由来已久，就让他们维持那个阶层的秩序。于是，那些洋警司就默许黑社会对普通民众收保护费，好使黑社会秩序继续存在。而以“以华制华”的形式，利用华人探长镇住各大黑社会堂口，便可以凭少数力量去管治大多数的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警察部门原来的制度是这样的：每区只有一名华探长，而港、九、新界三区又各设一位总华探长一名。可以说，在当年洋警司几乎把整个香港的都交给这几位华探长去管理，自然华探长的权力非常大，油水也非常多。因此，要当上一个分局的华探长，单凭资历、才干及功绩并不够，最重要的仍然是向洋大人奉献金钱，才能达到目的。“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如果一名高级探目企求高升一级，一升便是华探长，这一级真是难似登天，但如果有钱奉献，可又另当别论了。
　　因此，各大黑社会堂口就会倾囊相倾外帮助高级探目竞升，而一旦“荣任”华探长之后，对曾拔刀相助的捞家们，自然允许其有若干特权，以作酬劳之意，这是对内的；对上级呢？升为华探长后，不能没有一点表现，否则知名度不高，更高层的洋上司对你也不会满意。要有表现，自然是破获几宗大案，干得有声有色才行。但大案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辖区内竟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又从何得而表现呢？于是使有了买案之举。买案的导演自然是新扎或已成名的华探长。演员自然是黑社会中人，而且认为相当可靠的才会被聘为“主角”。就这样黑社会与华探长之间就“欺上瞒下”地共同发财。
　　在那个年代，罪恶场所充斥市内，使人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感。但市民们不时也会从报章上看到某处破获白粉窟，某华人探长英勇神明接连破获几大要案等消息。表面看来，警方对反罪恶活动，并非不尽全力，只不过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法根绝而已。但有谁知道，这些反罪恶行动，在当时警黑挂钩之下，有多少次是真的，又有多少次是假的呢？原来举凡鸦片烟档、白粉棚仔、红丸档、地下赌场、酒帘、音乐厅、浴池、女子美容院以及大小妓寨娼寮等等，都雇用有“替死鬼”。经营上述架步的“捞家”，100％都是黑社会人物，雇用的“替死鬼”，自然也是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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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贪官葛柏（右）成功引渡回港重新赢回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替死鬼”的工作，顾名思义，是替雇主去死。所谓死，自然不是上断头台的那种死，只是上庭受审，代替雇主受罚或坐牢而已。报章或电台就会报道警方昨日破获某案，被告几人受审，认罪后又如何判处等等。于是，市民知道警方又添政绩，社会又除一害。但其幕后隐少交易，包含了什么样的人生血泪，又有多少孽钱流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之中？这些是非一般市民所能得知的。
　　因此对于黑社会来说，只要在警队里有自家人，就不怕更厉害的洋警司。而对那些华探长来说，只要有黑社会的帮助，想破什么案就能破什么案，这样也才能在洋警司面前好好表现，才能保住其职位。
　　但是几年下来，港英政府发现黑社会胆子越来越大了，整个皇家警队也越来越不受控制，反而受到黑社会四大家族（新义安、潮州帮、14K、和胜和）的主宰。甚至乎，警务署长已经无法指挥部队执行他的命令，警员只听命于华探长。
　　在这种华探长、黑道与洋警司互相勾结的背景之下，警队的贪污之风超过任何一个行业，广大民众也一直敢怒不敢言，1973年传出英国籍港英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逃回英国，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从最基层的民众，到普通学生再到上流社会有识之士都站出来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当时刚上任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本就有意严肃贪污之风，于是就顺着要求缉拿葛柏的民意宣布成立廉政公署缉拿葛柏，同时拿华探长开刀整顿警队贪污风气，进而也打击黑社会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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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贪渎成风 麦理浩铁拳治腐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此时的中国内地还处于文革的动乱时期，而地处珠江出海口的香港，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当时人口急剧增多，令社会发展步伐迅速，而因制造业蓬勃经济发展同样一日千里。
　　港英政府从税收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在这个时期开始兴建公屋，为中下阶层的民众提供符合基本要求而又租金低廉的住房，市民的居住条件逐渐改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香港从开埠以来就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在经济起飞之前，香港经济主要是依靠自由港地位从事转口，经济规模不大，官员的贪污和腐败问题不是很严重。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地区，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积累，官场特别是纪律部队（包括警察、海关、出入境管理、惩教、消防等部门）内部缺乏约束和惩治机制，官员受贿、贪污的腐败情况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快速取得应有的服务，只好被迫用“走后门”的方式。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市民不仅耳熟能详，甚至接受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香港地区腐败的重灾区，一是执法团队，一是服务业。在执法团队中，整个警察队伍几乎全军覆没，难以找到一个不腐败的警员。这种情况，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计。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他于1954年进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从事警察生涯19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入狱时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他还同时表示，这种情形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自上而下的人人如此，谁都不觉得这是在犯罪。如果说这些人是罪犯的话，不可能将整个香港警察一窝端吧。
　　至于服务

业，虽然不可能像执法团队那般容易来钱，可性质显得更为恶劣。比如在香港住院，病人如果不掏钱给那些护理人员，连开水以及便盆都得不到。一个病人如果要做手术，就得排队，何时轮上手术台，不在于医院是否有空位而在于病人家属是否打点好方方面面。更令人发指的是，连消防救火也要给黑钱。一旦发生火灾，报警之后消防员会立即到场，但到场之后，他们却会按兵不动，只有收了“开喉费”后才会打开“水喉”（水龙头）。业主如果不出钱，消防员可以看着大火将一切烧为灰烬而无动于衷。
　　一个严酷的社会现实是，大家都在贪，你不贪你就吃亏了。贪污的公开化并不等于合法化，别说是在香港，就是在世界任何地方，贪污行为都是违法的。香港也有反贪机构，这个机构设在警察署内，属于香港警察的一个下属机构。整个警务系统全都烂了，这个机构自然也不可能幸免。在此情况下，所谓的肃贪也就是走走过场，只有那些无门无路没有背景的贪污者，才会被“绳之以法”，稍稍有点后台有点势力的人根本不可能被法办。
　　贪污无疑已成为香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那时的港英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普罗大众对贪风猖獗已达忍无可忍地步，愈来愈多市民就政府漠视此问题的态度公开表达他们的激愤。七十年代初期，社会上汇聚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公众人士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果断行动，打击贪污。而当时的港英政府很明白，如果不能比较彻底地展开反腐并且从制度层面防止腐败，港英的殖民统治就会受到强大的挑战。1971年被委任为香港第25任总督的麦浩理就是带着要整顿香港贪污风气的矢志走马上任的。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成功潜逃回英国。这个消息旋即传遍香港，早已饱尝贪污祸害的香港市民闻讯大为震怒，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落。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见左图）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1973年10月17日，麦里浩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就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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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雄：油麻地的地头蛇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尖沙咀、油麻地一带，还属于九龙的边缘地带，集中了许多的棚户区，也因此成为黑道势力争夺的焦点所在，从总警司葛柏到四大华探长，均和这个地区关系紧密，颜雄（见图）更是这个地区的地头蛇。
　　颜雄的最后职务，便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长，此前韩森一直在油麻地一带任职，直至被提升为油麻地的探长，后来又调任旺角警署担任探长。正因为这一原因，廉政公署在那个时期，工作重点便放在这个区域，尤其是油麻地一带。
　　自葛柏案之后至1976年间，成立只不过两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警队内部，便挖出了近二十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的高级警察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者被通缉。其中最大的一桩团伙贪污案涉及18名警务人员。此案告破之后，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在警队内部引起极大恐慌。
　　那些已经退休退职的人士得以逃脱，看起来是够幸运，但实际上，他们的退休金被剥夺，长期被通缉只能隐姓埋名生活于异乡，有些逃往国外的连语言都不通，又不能返回，只能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廉政公署通缉他们的同时，冻结了他们的财产，即使某些人有些财产在外地使用，因为不十分清楚当地的法律，过着的是担惊受怕的日子。
　　当时身处油麻地警署探长的颜雄见势不妙，提前外逃，但还是在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政公署的通缉，目前颜雄定居在泰国。
　　位列四大探长之首的吕乐谈及过去，表示颜雄只是他手下，根本无法和他相提并论，当时是他不想做，才轮到颜雄上位升探长。吕乐说：“他之前都是跟在我身边的。不过他还是挺有能力的，因为全港只有颜雄一个人搞得定九龙城寨里面的人，他在潮州帮里面挺有脸面。”
　　据吕乐透露，现时定居泰国的颜雄，有时来台湾也会找他叙旧。
[FONT=楷体_GB2312]资料：[/FONT]
[FONT=楷体_GB2312]姓名：颜雄
服务警队年期：不详
离职前职级：油麻地警署探长
廉署行动：1977年1月24日发出StopList
目前情况：在泰国定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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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森：在位仅两个月的总华探长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四大探长排在第三位的是韩森，和吕乐以及蓝刚一样，韩森也做到了总探长之职。不过，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比吕乐和蓝刚都晚，而且在任仅仅两个月便退休。
　　韩森是地道的香港人，出生于香港的离岛长洲，所以，他加入警队后，同事送给他一个花名，叫他“长洲仔”。此外，由于他一直比较肥硕，又有一个绰号叫“肥仔B”。韩森和吕乐同一年加入警队，最初一直寂寂无名，虽然有吕乐等朋友暗中提携，却也难以得到升职的机会。
　　直到1950年，已经担任刑警的韩森受命侦破一桩警察运金案。这桩案件涉及警察，韩森接受任务时，便知道十分棘手，破案吧，很可能使得警察内部的问题曝光，不破案，上面又追得紧。他因此向吕乐等讨教，最后由吕乐在背后摆平，从而使得此案“告破”，韩森也因此而升职，到了1966年，终于升为华籍探长，任职于油麻地以及旺角两区。
　　吕乐和蓝刚退休后，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将韩森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在此期间，新任港督麦里浩到任，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长官作风不同，颇有肃贪之态。警署内一些人开始担心自己受累，暗暗做着脱身准备。韩森便在此时提出提前退休申请，结果，仅仅只是当了两个月总探长便退休了。
　　韩森是韩德以及郑汉权案浮出水面的第一批警官之一，廉政公署秘密调查后发现，韩森服务警队期间，所有薪酬加起来不足二十万港元，但他离开警队时，各项财产加起来，超过了415万。仅此一条，廉署便可以将其逮捕。但是，韩森在韩德以及郑汉权出事后，意识到情况不妙，提早一步逃出香港。
　　1976年，廉署发出对韩森的通缉令，但此时，韩森早已经在海外定居，后来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又来到和香港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直到1999年在台湾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销对他的调查。
　　眼看抓捕治罪无望了，2000年廉政公署提出民事诉讼，通过民事诉讼形式向韩森的亲属追索，令他的资产数目曝光。最后，韩森的家属认识到，总不能无了期地与政府斡旋，冻结的资产又不能使用，终于选择了庭外和解，“吐”出了1.4亿元资产。
　　据香港廉署在2000年发出传讯令状显示，韩森的资产由他的三名妻妾，以及韩森母亲等遗产管理人管理，当中包括四十九间物业、大量银行存款、公司股份、商业投资及名贵车辆等，部分物业更位于何文田的豪宅区加多利山、旺角通菜街及西洋菜街等，这些资产据报在2005年已增值至二亿元。
　　韩森资产分布在九龙和港岛，其中不乏豪宅和旺区商厦，旺角金鱼街便是其一。有在金鱼街经营超过二十年的商户表示，从不知道物业是韩森名下资产。自称是长情租客的五金店老板梁福权喜欢租用韩森单位，除了该铺人流旺之外，另一原因是韩家较有人情味，韩家好好人，迟交租从不催交，即使市道畅旺，业主都唔会随意加租，大都五年才加一次，所以铺位租金较同区的便宜。他担心韩森的物业被政府拍卖后，新业主为增加收益，大幅加租或招标重建，租户只有被逼觅址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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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刚：“无头”探长 拼命三郎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蓝刚和妻子​

　　当年四大探长排第二位的是蓝刚，因为此人很幽默，无论语言还是动作，都十分滑稽，很会搞笑，尤其喜欢捉弄人取乐，所以，无论是警队还是黑道大佬，都非常喜欢他，并且送给他一个花名，叫他“无头”，即无厘头的意思。他倒十分喜欢这个花名，平常和那些黑道大佬打交道，便拿自己的花名和他们取笑，说“我无头的名号是你们送的，你们当心我取你的头来。”
　　在四大探长中，蓝刚参警的时间略晚，比吕乐晚了四年。蓝刚入行虽晚，但升职却快，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从不后退。当年，吕乐、颜雄、韩森以及蓝刚还只是普通警员，在此前后，才陆续进入刑警序列。当他们全都成为刑警时，其上司名叫曾昭科，在香港警队，他升职的速度很快，做到了助理警司职务，并且屡破大案。
　　1958年，香港九巴总经理雷瑞德被歹徒挟持，曾昭科当即率领几名警员入屋营救。劫匪之一是拥有“双枪虎将”之称的李卓，此人可以使双枪，据说有百步穿杨的本事，许多警员听说要破门入室，便吓得不敢出声，蓝刚当时只是一名普通警员，他自告奋勇，跟随曾昭科一起行动，因而受到上级嘉奖以及曾昭科的赏识。
　　当时抓捕李卓时，还发生一个小插曲，由于李卓枪法奇准，蓝刚为免发生枪战伤及人质，遂劝李卓投降，并答应替他向法官求情，待李卓放监后，就给他打理字花档，结果不费一枪就抓了李卓。若干年后，蓝刚果真对李卓履行承诺可见其人甚有江湖义气。
　　一名曾与他共事的同事称，蓝刚约在1947年中学毕业后加入警队，编号“1503”，为人斯文但无记性，故又名“无头”。他极具语言天分，懂英语、比利时语、西班牙语、广东话、潮州话及客家话共七种语言，可能是受做“师爷”的父亲影响。
　　当年在警队内，蓝刚霸气十足，1967年暴动时，有次他跟警司闹不和，即大骂：“警司有什么了不起啊！再不满意我就调走他！”外貌倜傥的蓝刚，据说有老婆两个以上，包括当时刘姓名歌星，因为常彻夜不归，弄得大老婆到差馆找人，蓝刚曾叹谓：“女人很麻烦，给钱她就对你好。”
　　在廉署成立后，由于持续不断地打击警队内的贪污，一时间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间的联系开始收敛，此时，四大探长三个已经退休，他们暗中给黑帮通水，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太放肆，以免吃亏，有些黑帮开始转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胆大妄为，不将廉署放在眼里。其中就有绰号“跛豪”的大毒枭吴锡豪不以为意。最终，吴锡豪等九名男女大毒枭于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过16吨，总案值达四亿元以上，后来被判处总刑期124年，其中吴锡豪刑期最长，为三十年。
　　此案自然牵连一大批警员落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牵连。蓝刚是受牵连者之一。那些受此案牵连却仍然在职的警员，只有束手就擒。但蓝刚已于1969年提前退休，当他意识到消息不妙时，便以出境旅游为名，逃至外地避风头。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出对蓝刚的通缉令，此后，蓝刚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脏病在泰国逝世。

资料：
[FONT=楷体_GB2312]姓名：蓝刚（花名“无头”，因爱无厘头闹人）
服务警队年期：1944至1969年
离职前职级：港岛总华探长（曾与吕乐对调港岛及九龙驻守警区）
廉署行动：1977年2月11日发出StopList，即如再入境，廉署会实时邀请返署助查
目前情况：1989年在泰国心脏病逝世[/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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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乐：香港华人探长第一人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6-06-13

　　提起吕乐（见图右）这个名字，或许不太熟悉，但如果提起雷洛，不少人就会有如雷贯耳的感觉了。雷洛的原型其实就是吕乐。雷洛是刘德华所演的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中的人物，这部影片上映后极受欢迎，雷洛也因此成了香港电影中的一个品牌。据吕乐的同乡好友透露，雷洛传与当年实际社会型态应该八九不离十。
　　当年吕乐、颜雄、韩森和蓝刚四人被称为香港的“四大华探长”。吕乐始终是四人之首，在接受访问谈及与他同级的总华探长蓝刚时，吕乐以人已作古为由而不欲多谈，但承认只有蓝刚与他的地位相若，其他两人根本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一脸傲气显露出来。
　　当时的吕乐，应该就是一种江湖大腕的角色。一方面，他有警探“红”的一面，办事雷厉风行、果敢决断；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仗义疏财。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吕乐直言指《雷洛传》中军装警用警帽收钱是与事实不符，而且很侮辱人，警察怎么会这样收，跟乞丐差不多。至于怎样收，他则合上眼闭上嘴保持缄默。
　　在吕乐最风光的时候，他当时连新任警务处长也不给面子，如新上任的外籍警务处长不去拜候他，他便以放松破案工作来响应，直至警务处长亲自走来拜候他为止。至于黑道方面，吕乐更说当时四大家族（新义安、潮州帮、十四K、和胜和）全都要给他面子，“我就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同黑帮老大要人”。真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说起警权威严，吕乐叹息的是今非昔比，因为在以前根本没有古惑仔敢把手往警察鼻上指，晚上十二点后都是警察说话管数，古惑仔看见他们早已闻风而遁。言谈中，吕乐很享受以前的时光。
　　有传闻称吕乐不懂英文也不太识字，连签名也是以两个圆圈代表吕字，以一个向下的箭嘴代表乐字。吕乐很轻蔑的表示，不认识字怎么做探长呀，日本人占领香港时，他就出过《香港人报》报纸，敢说他不识字。此时吕乐当年的威严亦隐隐约约浮现出来。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香港却始终找不到有关《香港人报》的历史资料。
　　吕乐1940年从制服警员干起，一路干上便服刑警；1958年升任新界区总华探长，来年又升任香港最繁华地区港岛及九龙区的总华探长，位高权重，在香港无人不知，纵横黑白两道呼风唤雨，家产迅速累积。
　　在1959至1968年期间，吕乐父母先后在尖沙嘴、筲箕湾、观塘、沙田、港岛半山及湾仔区，购入当时合共三百多万的物业。据悉，吕乐当时买楼非常豪气，喜欢的物业，即一口气购入几个单位甚至几层楼，亦曾一口气买整幢大厦，筲箕湾道299号便是其一，倘若未被拍卖持有至今，市值约值1.2亿元。
　　1968年，当时48岁的吕乐急流勇退，卸下人人称羡的港岛及九龙区总华探长职务，靠着名下不动产收房租，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吕乐成为头号查缉目标，当时吕乐便带着八名子女及妻子蔡珍一家人，急忙移居加拿大定居，1979年买下台北市东区敦化南路公寓豪宅，自此定居台湾，因为台湾和香港之间没有引渡条例，因此香港廉署只能望洋兴叹，不能执行通缉令将其拘捕归案，但通缉令至今仍然有效。
　　如今85岁的吕乐目前在台湾的亲人只剩妻子及小女儿，小女儿据称在某政府机关担任公务员，其余七位儿子都留在加拿大。
　　吕乐平常没有什么嗜好，以前还会偶尔与爱妻外出散步，但是近年来因为脚好像有问题，所以比较少出门，以前每天都还要去仁爱医院复健，现在是一个星期三次前往仁爱医院做物理治疗。
　　他在台湾最大的娱乐就是平时偶尔和几位过去同样落难台湾的前部属及探长饮饮茶，其中包括港星曾志伟的父亲，担任过军装警署警长的曾启荣，而曾启荣同样的也还遭廉政公署通缉当中。过去20几年来，吕乐只要是同乡会的定期聚餐、香港好友来台聚会，几乎都会偕同夫人出席，餐会结束，出手大方的吕乐总是成了东道主，让大伙感觉出他有股重情重义的江湖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