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二、暴力
三、强奸
四、政府声明：从谴责到＂捏造＂
五、制止歧视
六、制止反华人暴力
一、序言
关於华人妇女在五月中雅加达暴乱期间遭到强奸的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谴责和印度尼西亚国内激烈的辩论。台湾和香港的立法委员们威胁要停止援助，驱逐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移居工人。北京的官员放弃了他们关於人权问题是内部问题的立场，一再谴责强奸暴行。美国国务卿玛德莲。奥尔布赖特七月间向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提出这个问题（注一）。国际网络上出现无数网址，掀起反对强奸，要求采取国际行动的运动。
在印度尼西亚国内，这个问题的争论双方一方是最高级的军官，另一方是印度尼西亚人权捍卫者和华人社区领导人。前者挑战关於强奸报道是否真实；後者声称强奸是广泛，系统，有组织的行动。到八月底为止，没有能够说服任何一个五月中强奸事件的证人出来向保证不透露证人身份的政府调查小组作证，这一事实只不过加剧了争论。一方指出没有证人，也没有向警察报告，证明是「捏造」。另一方坚持，强奸的受害人或者已经逃离雅加达，或者仍然过度恐惧，不敢作证。特别是她们或是她们的家人相信保安部队涉案。事实上，华人妇女有许多理由使她们犹豫不敢因被强奸而提出控告，包括这样的事实：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妇女一般地经常遭到警察的勒索。
人权观察认为辩论越是集中于强奸曾否发生过，就越不会进行认真的调查，以确定攻击华人妇女的广泛程度及其背後的理由。特别是由于官方否认强奸曾经发生过，性暴力的受害人更加担心别人不相信她们。最初收集的某些材料很可能有点问题。人权捍卫者也许有必要比平常更加谨慎，以保证材料来源的可信性。即使对有经验的人权调查员来说，强奸和对妇女进行的性暴力一般地比较难收集证据。但是政府硬说「捏造」，于事无补。它应该努力造成尽可能同情的气氛；发展起一种保护证人的机制，使受害人能够感到完全有信心；并且制定一项战略，追踪每一条线索，以确定对华人进行任何暴力攻击的方式和原因。
在分析双方关於强奸问题的论据以前，重要的是应该指出，集中注意于强奸，模糊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五月十叁至十五日发生在雅加达和一些其它城市如中爪哇的梭罗，南苏门答腊的巨港的暴力行为几乎肯定是有意安排的，暴民领导人利用了反对华人的情绪。一千二百多死难者的多数大概不是华人（许多受难者是住在贫民区的人，他们参预抢掠，未能逃出燃烧的购物中心，被烧死在里面），但是显然把华人的商店和住宅当成目标，数百华人遭到肉体攻击。如果能把其它形式施暴的暴徒识别出来，并加以检控，也许比较容易解决性暴力的问题。
*暴力之凶狠使华人大批逃离印度尼西亚，更多的人希望移民海外。过去的任何反华暴力事件，都没有使印尼人口的这个重要成份像今天这样确信，他们绝不会被接受为平等的公民，在这个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国家里，绝不会有人身安全。
*争取结束对华人根深蒂固歧视的运动看来已经失去势头，因对强奸问题的争论而偏了方向。
*五月中的暴乱中，强奸不是性暴力的唯一形式，华人妇女也不是唯一的的受害人。如果难以提出实际强奸的见证人，当众剥光妇女衣裳的见证人不难提出，而剥光衣裳行为之下流，屈辱，可怕性质，以及它对?妇女和她们的家人造成的恐惧感，人们有必要给以远为更多的注意。
*国内的辩论和国外的运动看来已经在印度尼西亚产生了反弹，促使产生生一大批露骨种族主义的组织。它们在印度尼西亚新的开放政治气氛之下，能够活跃起来而不必担心遭到封闭。不具名的传单在一些印尼?城市中流传，最粗鲁地威胁要强奸华人妇女，阉割华人男子。六，七，八月间，发生过强奸和对华人妇女进行性攻击的个别但有充分证据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否高于正常，还是由于人们更加注意而导致充分报道，尚不清楚。这些强奸行为是五月格局的继续，还是也有反对华人反弹的因素，也不清楚。但是显然许多人相信五月间的确发生过强奸事件，而且仍然在继续发生。这种看法被那些希望华人永远离开印尼的人所利用。这是政府必须创造如下气氛的又一个理由：在这种气氛下，不受指控和反诉干扰的严肃调查得以进行。
*试图用文件证明强奸案件的男女人士遭到大量威胁和恐吓，从打电话威胁他们的孩子到在雅加达社会研究所门外放置手榴弹。这个研究所有里有「人道志愿团」--它在收集强奸案证据方面，做的比任何其它单位都多--的办公室。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继续爆发。最近的事件件是八月二十八至叁十一日发生在中爪哇市镇芝拉扎的四天暴乱以及九月一日发生在亚森洛秀马维的暴乱。那次暴乱也许是自发的，就像一九九八年一，二月份遍及全国的多数反对华人暴力事件一样。但是政府未能解决暴力的根源，使得肆无忌惮的集团容易煽动反对华人的情绪，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有必要把这些发展突出出来。不论有多少强奸案件，不论能够找到多少证人，五月间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力，包括性攻击是无可争辨的事实。士兵和警察介入了这些暴力行动。政府任命的一个严肃而有能力的调查组，包括着名人权捍卫者和军方人员正在调查那些暴力行动。如何在今後防止这类暴力再度发生，如何恢复印尼的社会组织，使得所有各族人民都有安全感，应该是所有的人最优先关注的事情。
二、 暴 力
五月十叁至十五日在雅加达发生的极其可怕的暴力，当时似乎是由前一天警察狙击手开枪打死垂萨地大学四名学生引起的。苏哈托总统当时不在国内。他在开罗参加一个会议。目击者说，一群群年轻人乘坐卡车来到华人居住区，焚烧店铺--有的承认他们是被人花钱雇来参加在雅加达一些街区焚烧和抢掠的--表明至少暴力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然而，这些组织者是谁，他们的目的是什麽，尚不清楚。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同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军人担心学生抗议力量在增大，想要挑起暴力事件，以便宣布戒严法，把抗议活动镇压下去。另一种不大听到的猜测认为是反苏哈托势力自己挑起暴力，以为这会有助于推翻总统。不论出于什麽原因，暴民头头们利用反华人情绪去动员抢掠暴众，导致破坏性後果（注二）。生命财产损失最准确的估计是死亡1，198人，其中二十七人被枪弹射中死亡，伤者无数；强奸事件很普遍，下面将再谈；4，083间店铺和1，026所私人住宅被焚；四十个购物中心被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不到两天之内。（注叁）
死伤数字和财产损失都不能充分表达许多华人经受的恐怖。人权观察遇到一位年轻妇女。她为了逃避暴民袭击，从四楼跳下，双脚摔伤，一个後跟永久残废。一个男子为了逃避一群喊着反对华人口号的暴乱青年，抱着叁个月的女儿爬过铁丝网，划破了双手。
政府似乎接受了恐怖是有意造成的。六月二日，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动，并且暗示暴力是有组织进行的，政府于七月二十叁日任命了一个联合调查组（TimGabunganPencariFactu，TGPF），以审查关於暴力是有计划的指控；调查组成员包括军方人员，各政府部门和人权捍卫者，并由受到广泛尊敬的全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玛祖基。达鲁斯曼担任主席。八月叁日，武装部队司令韦兰托将军为军队未能防止暴力而公开道歉。他还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讲话中，承认士兵本身介入了暴力，但是没有具体讲。（注四）八月十叁日，雅加达市警察局宣布，被捕的十六个人涉嫌煽动五月暴力，「根据是暴乱期间和以後拘捕的1，919名抢掠者的证词」。（注五）然而在同人权观察谈话时，积极分子们怀疑这十六人没有一个是实际组织者。
如果发现军队的任何部分组织了暴力，或者甚至有意让暴力失控，就不再能够把五月暴乱看成简单的又一次反对华人情绪在街上爆发。一位观察家写道，必须区别「以种族主义为目的的暴乱」（所发生的并不是这类暴乱）和「种族化的国家恐怖主义」（这次就是）。（注六）
五月恐怖的後果难以估量。数以千计的华人离开印度尼西亚到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和其它地方。留下来的有的把孩子送到国外；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的各个学校报告说，印尼华人学生人数猛增。他们还试图筑起防线，以防未来的暴乱，以至雅加达有的街区看上去像个武装营地。哈比比总统在暴乱发生以後，以及雅加达地方长官苏蒂约索都鼓励华人组织维持治安队伍，并且武装起来，吓阻未来的袭击。八月十四日，苏蒂约索对一批华人说：「使用任何武器--棍子，矛，马刀，剪刀，任何东西--起来自卫，因为那些可能会到你们街区来抢掠的人，肯定不会空手而来。」他提醒他们，如果要买火器，汽枪，或者斯登枪，那些武器必须领到警察局的许可证。（注七）
三、强奸
没有人对死亡数字或财产损失提出疑问，因为数尸体和建筑物总是可能的。尽管如此，五月暴乱中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否准确，并不清楚；问题是那些数字并没有引起争论。关於强奸的统计数字要难收集得多，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被强奸的人和她们的家人不愿意出来。在另一些情况下，被强奸的妇女已经逃出国去。但是国内许多人，包括最高级情报官员以及同《共和国报》有关系的新闻记者们对于五月中曾否确实发生过强奸事件提出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受害人出来。八月二十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透露，七月初在国际网络上开始流传的据说是华人妇女受害人的照片，实际上是从有关东帝汶的报道中取得的，甚至是从黄色网址上来的。这就更增加了人们的怀疑。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特别是对有关妇女最没有好处，而只能帮助那些希望把整个强奸问题当成宣传而一笔抹煞的人。也会削弱可能出来作证的个人证词的可信性。（注八）
关於强奸问题的辩论经过如下。紧接着暴乱之後，国际网络上传出消息，来到新加坡的印尼华人报告说，他们目睹强奸事件。六月初，人权组织开始报告，他们接到受害人及其家属关於强奸的报告，常常是打来电话。一些组织开通了热线，收到一连串的电话，有的可靠，有的不可靠。在有些情况下，对于报告无法进行核查。打电话的人被保安部队的报复吓坏了，或者搬了家。人权组织报告说，许多妇女被强奸以後，寻求心理治疗，据说一处由天主教办的未婚妇女收容所给强奸受害人提供住处。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叁日，由着名牧师山迪亚万神父领导的人道志愿团发表了对华人妇女施暴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168个案例，其中，从五月十叁到十五日之间，来自雅加达一地的报告，就有强奸案--区别于其它性虐待--130件。在报告发表时，从许多不同来源传来报道，常常是来的电话。几个非政府组织收集它们自己的材料，提供给人道志愿团。最初的报告造成强烈的恐怖以及对保护受害人的关切，整理材料的过程有点混乱，有的没有关键性的细节，或者材料来源不清楚，或者没有继续追踪提问，提供消息的人具体是怎样取得他（她）的材料的。有些情况是显然发生了强奸，但不清楚是否跟五月暴乱有联系。另外一些情况是过路人清楚地看到一位妇女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完全不清楚这位妇女是否遭到强奸。
当团员们开始发现混乱的程度时，他们开始进行核对和交叉核对。到八月底，他们开始拿出可信的能够证实的案件。五月中能够证实的案件数目预期将比最初报告的130件要少，也许少很多。但是问题仍然是，有多少案件没有报告，有多少受害人逃往国外，在多大程度上恐吓和骚扰运动使得妇女不敢讲话。一九九零--九一年，在苏门答腊北端的阿赫，在军事行动进行期间，被强奸的妇女直到七年以後的今天，才开始出来控诉。这个事实很说明问题。印度尼西亚官员关於地方组织捏造报告的声明，也许只是使见证人更加不愿意出来作证。
关於有的受害人怀了孕的消息也难证实。七月十二日《罗盘报》刊载「魏德医生」说起一个十六岁患者因五月事件中被强奸而怀孕。她被国际网络记者拍了照。这很可能是确有其事。但因《亚洲华尔街日报》关於伪造照片的报道，直到有人能够同那位医生直接谈话为止，这不能成为确凿证据。（注九）另一方面，雅加达一位天主教修女告诉人权观察，有个学生对她说，他十二岁的妹妹在五月间因被强奸而怀孕。但是这位修女--一位妇产科医生--提出要给她治疗时，该学生表示他家宁愿不要有任何人来访问。
四、政府声明：从谴责到「捏造」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关於强奸的声明，从勉强的批评发展到在国际上日益强烈的愤怒情况下，进行谴责，到表示怀疑，直到根本否认曾经发生过强奸这回事。
六月二十四日，新上任的雅加达市警察局长爱德华。阿里托能中校要求强奸受害人向最近的警察派出所报告，警官保证对她们的证词保密。第二天，雅加达地方长官会见华人社区领导人，要求她们澄清强奸问题，因为仍然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消息。六月二十九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将军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军方曾访问了二十家治疗过五月暴乱受害人的医院。630名受害人当中，十二人死亡，八十七人留院治疗，其余出院回家。但连一个强奸案例都没有。
在国内外压力增强的情况下，政府声明的调子变了。七月叁日，妇女事务部长托蒂，阿拉维亚承认曾经发生过强奸，加以谴责，并且说，使受害人有安全感比提出证据问题更重要。（注十）七月七日，全国人权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那些日子里（指五月十叁至十五日），发生了集体强奸华人妇女的事件，广泛，系统，而且残酷。」（注十一）。七月八日，阿拉维亚部长宣布成立「妇女遭强暴特别小组」，并且说，虽然她举不出受害人的数目，她从二十家医院收集到的资料了解到对妇女施暴确实发生过。她还宣布设立两条电话热线，收集关於性暴力的材料。（注十二）
第二天，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关於对华人妇女以及其它印尼公民实行包括强奸在内的性暴力的声明」。声明要求政府就未能保护公民而且迟迟未对强奸作出反应而进行道歉。委员会副主席玛祖基。达鲁斯曼说，没有证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关人受到了心理摧残。
七月十五日，在二十七位有影响的妇女督促下，哈比比总统发表声明说，他倾听了称为「人民反对对妇女施暴」组织提出的报告，其中有关於五月中发生的暴力「明确和权威的证据」，他表示深为遗憾，发生了「不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价值」的暴力，并且以全体印尼人的政府的名义，加以谴责。（注十叁）（他的声明实际上对辩论没有影响，这表明对总统职务的尊重已经跌到了甚麽程度。）
然而，到七月底时，发起了大反击。七月二十九日，一名叫埃迪，努尔的「社会观察家」在雅加达发表声明，声称关於集体强奸的报道没有根据，只不过是不满集团--暗指华人--搞出来的，为的是抹黑印度尼西亚的形象，以便报复他们在五月暴乱中遭到的损失。（注十四）
一名女警察严尼。赛特约。温尼迪亚蒂八月二日在接受雅加达一家大报访问时说，她曾试图诚心诚意地同志愿团和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合作，但是没有得到合作，她此时相信没有发生任何强奸事件。（注十五）同一天，另一家报纸《共和国报》刊登一篇文章，再次援引埃迪。努尔，谴责报刊简单地刊登志愿团的材料，而没有核对其准确性，并且说关於强奸的故事是有意破坏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形象，推翻政府。（注十六）
七日，全国警察总指挥罗斯曼达迪将军威胁要以散布不实谣言罪，检控那些最大声宣传强奸问题的团体。（注十七）八月二十四日，国家情报局长莫托吉布将军在同哈比比总统会见後，出来说没有证据表明发生过强奸，关於性虐待的报告可能是捏造的。他说：「我得出结论，散布谣言是为了在国际上污蔑印度尼西亚，使民族团结瓦解。」（注十八）最後，韦兰托将军本人于八月二十六日对内阁说，警察在调查了103起强奸报告之後，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发生过强奸，警察到雅加达北部普鲁特一座公寓大楼，据称那里发生过四起强奸案。韦兰托对报界说，那里，「警察的调查所发现的，只是所说的受害人已经被山迪亚万神父疏散到新加望，曼那多和岷哈萨去了，实际上是否发生过强奸，是个疑问。」（注十九）
同时，妇女权利支持者开始说服少数见证人出来作证，但是她们说，政府的怀疑使她们的努力遭到挫折。
五、制止歧视
由于关於强奸的辩论，制止歧视华人和防止今後再发生暴力的势头看来几乎已经消失。二十多条歧视性法律和法令仍然有效，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许多是苏哈托「新秩序政府」制定的。包括禁止使用中文和禁止中文出版物的法律，直到要求全体华人必须起「印度尼西亚」姓名的法令。一些其它法律法令包括如下内容：
*内阁主席团指示第37/U/IN/6/1967「解决华人问题政策」除其它内容之外，规定不再对华人新移民及其妻子儿女颁发居留或工作许可证；「外国人」在印尼筹集的任何资本不得转移到国外；不准设立任何「外国」学校，专为外交使团及其家属而设立者除外；任何国立学校的印尼学生人数必须超过「外国」学生人数；今後由政务部长负责执行「华人问题」政策。
*「关於华人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总统指示第14/1967号」说：华人宗教和信仰的表现会「对印度尼西亚公民产生不可取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影响，并且阻碍同化的进程。」禁止公开庆祝华人宗教节日，并且规定宗教活动和华人传统活动必须限制在室内或家庭内部进行。宗教部长和司法部长负责执行这条法律。
*「内政部关於管理庙宇的法令第455。2--360/1988」禁止为建立华人庙宇，修建任何新的庙宇，扩建或装修现有的庙宇而购买任何土地；也不准把任何其它建筑物用作庙宇。
*「新闻部报刊与图片指导总监第02/SE/DITJEN-PPGK/1988关於禁止用中国国字或中文出版印刷或书写广告的通知」限制只许在《HarianIndonesia》一家报纸上使用中文，理由是用中文或中国字传播任何材料，阻碍民族团结目的的达成和同化华人的进程。结果，在书籍，日历，年鉴，食品标签，药品，贺卡，服装，装饰，标记和招牌上，都禁止使用中文。
*「内政部关於执行人口登记指示的第X01/1977号指示」和一九八零年一月二十八日雅加达政府的秘密指示第3。462/1.755.6号都授权在身份份证上打上特别记号，表明华人後裔
*「内阁主席团关於改变中国和华人名词的SE-06/Pres-Kab/6/1967号通知」要印尼人不再使用（华人自己称呼自己的）「Tionghoa」这个词，代之以（当时有贬意的）「Cina」一词。一九九八年五月暴乱的後果之一是华人要求称他们为类似「爪哇人」或任何其它民族的「Tionghoa」，而不是通常用的「外国裔印度尼西亚公民」，常简化为「後裔」（keturunan）或「Cina」。
雅加达华人律师，学者和人权积极分子弗兰。韦纳塔在收集和发表这些法律法令方面比任何别人都做得更多。他的文章在印尼传媒上广为刊载，但是迄今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废除这些歧视性法令。（注二十）
六、制止反对华人的暴力
关於强奸的辩论在许多方面有害处，最重要的是把注意力从揭露和惩罚五月暴力的组织者以及防止对华人和他们的住宅和店铺再次实行暴力转移开去。後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包括要消除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统治时代的歧视政策。这需要长期的教育计划，说明华人对印尼社会的贡献，需要检讨和废除多年来存在于棉兰，雅加达和大多数其它城市的腐败制度，在那里，华人店主和商人给当地警察保护费，以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取代这个制度的不应该是自己维持治安，而是向华人开放招收警员和建立非歧视性的市警察制度。还需要宣传和推广华人自己主动联系非华人邻居，建立邻里感的努力。
然而，当前最优先的必须是调查和检控五月暴力的组织者。一旦把这些人送上法庭，探索对妇女施暴的程度可能比较容易。同时，极其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权捍卫者的全部指控和威胁不仅必须停止，而且要受到哈比比总统的积极谴责。这些指控和威胁不利于创造一种气氛，使得性暴力或其它暴力的对象感到轻松而愿意出来作证。
二、暴力
三、强奸
四、政府声明：从谴责到＂捏造＂
五、制止歧视
六、制止反华人暴力
一、序言
关於华人妇女在五月中雅加达暴乱期间遭到强奸的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谴责和印度尼西亚国内激烈的辩论。台湾和香港的立法委员们威胁要停止援助，驱逐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移居工人。北京的官员放弃了他们关於人权问题是内部问题的立场，一再谴责强奸暴行。美国国务卿玛德莲。奥尔布赖特七月间向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提出这个问题（注一）。国际网络上出现无数网址，掀起反对强奸，要求采取国际行动的运动。
在印度尼西亚国内，这个问题的争论双方一方是最高级的军官，另一方是印度尼西亚人权捍卫者和华人社区领导人。前者挑战关於强奸报道是否真实；後者声称强奸是广泛，系统，有组织的行动。到八月底为止，没有能够说服任何一个五月中强奸事件的证人出来向保证不透露证人身份的政府调查小组作证，这一事实只不过加剧了争论。一方指出没有证人，也没有向警察报告，证明是「捏造」。另一方坚持，强奸的受害人或者已经逃离雅加达，或者仍然过度恐惧，不敢作证。特别是她们或是她们的家人相信保安部队涉案。事实上，华人妇女有许多理由使她们犹豫不敢因被强奸而提出控告，包括这样的事实：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妇女一般地经常遭到警察的勒索。
人权观察认为辩论越是集中于强奸曾否发生过，就越不会进行认真的调查，以确定攻击华人妇女的广泛程度及其背後的理由。特别是由于官方否认强奸曾经发生过，性暴力的受害人更加担心别人不相信她们。最初收集的某些材料很可能有点问题。人权捍卫者也许有必要比平常更加谨慎，以保证材料来源的可信性。即使对有经验的人权调查员来说，强奸和对妇女进行的性暴力一般地比较难收集证据。但是政府硬说「捏造」，于事无补。它应该努力造成尽可能同情的气氛；发展起一种保护证人的机制，使受害人能够感到完全有信心；并且制定一项战略，追踪每一条线索，以确定对华人进行任何暴力攻击的方式和原因。
在分析双方关於强奸问题的论据以前，重要的是应该指出，集中注意于强奸，模糊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五月十叁至十五日发生在雅加达和一些其它城市如中爪哇的梭罗，南苏门答腊的巨港的暴力行为几乎肯定是有意安排的，暴民领导人利用了反对华人的情绪。一千二百多死难者的多数大概不是华人（许多受难者是住在贫民区的人，他们参预抢掠，未能逃出燃烧的购物中心，被烧死在里面），但是显然把华人的商店和住宅当成目标，数百华人遭到肉体攻击。如果能把其它形式施暴的暴徒识别出来，并加以检控，也许比较容易解决性暴力的问题。
*暴力之凶狠使华人大批逃离印度尼西亚，更多的人希望移民海外。过去的任何反华暴力事件，都没有使印尼人口的这个重要成份像今天这样确信，他们绝不会被接受为平等的公民，在这个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国家里，绝不会有人身安全。
*争取结束对华人根深蒂固歧视的运动看来已经失去势头，因对强奸问题的争论而偏了方向。
*五月中的暴乱中，强奸不是性暴力的唯一形式，华人妇女也不是唯一的的受害人。如果难以提出实际强奸的见证人，当众剥光妇女衣裳的见证人不难提出，而剥光衣裳行为之下流，屈辱，可怕性质，以及它对?妇女和她们的家人造成的恐惧感，人们有必要给以远为更多的注意。
*国内的辩论和国外的运动看来已经在印度尼西亚产生了反弹，促使产生生一大批露骨种族主义的组织。它们在印度尼西亚新的开放政治气氛之下，能够活跃起来而不必担心遭到封闭。不具名的传单在一些印尼?城市中流传，最粗鲁地威胁要强奸华人妇女，阉割华人男子。六，七，八月间，发生过强奸和对华人妇女进行性攻击的个别但有充分证据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否高于正常，还是由于人们更加注意而导致充分报道，尚不清楚。这些强奸行为是五月格局的继续，还是也有反对华人反弹的因素，也不清楚。但是显然许多人相信五月间的确发生过强奸事件，而且仍然在继续发生。这种看法被那些希望华人永远离开印尼的人所利用。这是政府必须创造如下气氛的又一个理由：在这种气氛下，不受指控和反诉干扰的严肃调查得以进行。
*试图用文件证明强奸案件的男女人士遭到大量威胁和恐吓，从打电话威胁他们的孩子到在雅加达社会研究所门外放置手榴弹。这个研究所有里有「人道志愿团」--它在收集强奸案证据方面，做的比任何其它单位都多--的办公室。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继续爆发。最近的事件件是八月二十八至叁十一日发生在中爪哇市镇芝拉扎的四天暴乱以及九月一日发生在亚森洛秀马维的暴乱。那次暴乱也许是自发的，就像一九九八年一，二月份遍及全国的多数反对华人暴力事件一样。但是政府未能解决暴力的根源，使得肆无忌惮的集团容易煽动反对华人的情绪，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有必要把这些发展突出出来。不论有多少强奸案件，不论能够找到多少证人，五月间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力，包括性攻击是无可争辨的事实。士兵和警察介入了这些暴力行动。政府任命的一个严肃而有能力的调查组，包括着名人权捍卫者和军方人员正在调查那些暴力行动。如何在今後防止这类暴力再度发生，如何恢复印尼的社会组织，使得所有各族人民都有安全感，应该是所有的人最优先关注的事情。
二、 暴 力
五月十叁至十五日在雅加达发生的极其可怕的暴力，当时似乎是由前一天警察狙击手开枪打死垂萨地大学四名学生引起的。苏哈托总统当时不在国内。他在开罗参加一个会议。目击者说，一群群年轻人乘坐卡车来到华人居住区，焚烧店铺--有的承认他们是被人花钱雇来参加在雅加达一些街区焚烧和抢掠的--表明至少暴力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然而，这些组织者是谁，他们的目的是什麽，尚不清楚。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同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军人担心学生抗议力量在增大，想要挑起暴力事件，以便宣布戒严法，把抗议活动镇压下去。另一种不大听到的猜测认为是反苏哈托势力自己挑起暴力，以为这会有助于推翻总统。不论出于什麽原因，暴民头头们利用反华人情绪去动员抢掠暴众，导致破坏性後果（注二）。生命财产损失最准确的估计是死亡1，198人，其中二十七人被枪弹射中死亡，伤者无数；强奸事件很普遍，下面将再谈；4，083间店铺和1，026所私人住宅被焚；四十个购物中心被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不到两天之内。（注叁）
死伤数字和财产损失都不能充分表达许多华人经受的恐怖。人权观察遇到一位年轻妇女。她为了逃避暴民袭击，从四楼跳下，双脚摔伤，一个後跟永久残废。一个男子为了逃避一群喊着反对华人口号的暴乱青年，抱着叁个月的女儿爬过铁丝网，划破了双手。
政府似乎接受了恐怖是有意造成的。六月二日，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动，并且暗示暴力是有组织进行的，政府于七月二十叁日任命了一个联合调查组（TimGabunganPencariFactu，TGPF），以审查关於暴力是有计划的指控；调查组成员包括军方人员，各政府部门和人权捍卫者，并由受到广泛尊敬的全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玛祖基。达鲁斯曼担任主席。八月叁日，武装部队司令韦兰托将军为军队未能防止暴力而公开道歉。他还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讲话中，承认士兵本身介入了暴力，但是没有具体讲。（注四）八月十叁日，雅加达市警察局宣布，被捕的十六个人涉嫌煽动五月暴力，「根据是暴乱期间和以後拘捕的1，919名抢掠者的证词」。（注五）然而在同人权观察谈话时，积极分子们怀疑这十六人没有一个是实际组织者。
如果发现军队的任何部分组织了暴力，或者甚至有意让暴力失控，就不再能够把五月暴乱看成简单的又一次反对华人情绪在街上爆发。一位观察家写道，必须区别「以种族主义为目的的暴乱」（所发生的并不是这类暴乱）和「种族化的国家恐怖主义」（这次就是）。（注六）
五月恐怖的後果难以估量。数以千计的华人离开印度尼西亚到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和其它地方。留下来的有的把孩子送到国外；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的各个学校报告说，印尼华人学生人数猛增。他们还试图筑起防线，以防未来的暴乱，以至雅加达有的街区看上去像个武装营地。哈比比总统在暴乱发生以後，以及雅加达地方长官苏蒂约索都鼓励华人组织维持治安队伍，并且武装起来，吓阻未来的袭击。八月十四日，苏蒂约索对一批华人说：「使用任何武器--棍子，矛，马刀，剪刀，任何东西--起来自卫，因为那些可能会到你们街区来抢掠的人，肯定不会空手而来。」他提醒他们，如果要买火器，汽枪，或者斯登枪，那些武器必须领到警察局的许可证。（注七）
三、强奸
没有人对死亡数字或财产损失提出疑问，因为数尸体和建筑物总是可能的。尽管如此，五月暴乱中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否准确，并不清楚；问题是那些数字并没有引起争论。关於强奸的统计数字要难收集得多，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被强奸的人和她们的家人不愿意出来。在另一些情况下，被强奸的妇女已经逃出国去。但是国内许多人，包括最高级情报官员以及同《共和国报》有关系的新闻记者们对于五月中曾否确实发生过强奸事件提出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受害人出来。八月二十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透露，七月初在国际网络上开始流传的据说是华人妇女受害人的照片，实际上是从有关东帝汶的报道中取得的，甚至是从黄色网址上来的。这就更增加了人们的怀疑。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特别是对有关妇女最没有好处，而只能帮助那些希望把整个强奸问题当成宣传而一笔抹煞的人。也会削弱可能出来作证的个人证词的可信性。（注八）
关於强奸问题的辩论经过如下。紧接着暴乱之後，国际网络上传出消息，来到新加坡的印尼华人报告说，他们目睹强奸事件。六月初，人权组织开始报告，他们接到受害人及其家属关於强奸的报告，常常是打来电话。一些组织开通了热线，收到一连串的电话，有的可靠，有的不可靠。在有些情况下，对于报告无法进行核查。打电话的人被保安部队的报复吓坏了，或者搬了家。人权组织报告说，许多妇女被强奸以後，寻求心理治疗，据说一处由天主教办的未婚妇女收容所给强奸受害人提供住处。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叁日，由着名牧师山迪亚万神父领导的人道志愿团发表了对华人妇女施暴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168个案例，其中，从五月十叁到十五日之间，来自雅加达一地的报告，就有强奸案--区别于其它性虐待--130件。在报告发表时，从许多不同来源传来报道，常常是来的电话。几个非政府组织收集它们自己的材料，提供给人道志愿团。最初的报告造成强烈的恐怖以及对保护受害人的关切，整理材料的过程有点混乱，有的没有关键性的细节，或者材料来源不清楚，或者没有继续追踪提问，提供消息的人具体是怎样取得他（她）的材料的。有些情况是显然发生了强奸，但不清楚是否跟五月暴乱有联系。另外一些情况是过路人清楚地看到一位妇女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完全不清楚这位妇女是否遭到强奸。
当团员们开始发现混乱的程度时，他们开始进行核对和交叉核对。到八月底，他们开始拿出可信的能够证实的案件。五月中能够证实的案件数目预期将比最初报告的130件要少，也许少很多。但是问题仍然是，有多少案件没有报告，有多少受害人逃往国外，在多大程度上恐吓和骚扰运动使得妇女不敢讲话。一九九零--九一年，在苏门答腊北端的阿赫，在军事行动进行期间，被强奸的妇女直到七年以後的今天，才开始出来控诉。这个事实很说明问题。印度尼西亚官员关於地方组织捏造报告的声明，也许只是使见证人更加不愿意出来作证。
关於有的受害人怀了孕的消息也难证实。七月十二日《罗盘报》刊载「魏德医生」说起一个十六岁患者因五月事件中被强奸而怀孕。她被国际网络记者拍了照。这很可能是确有其事。但因《亚洲华尔街日报》关於伪造照片的报道，直到有人能够同那位医生直接谈话为止，这不能成为确凿证据。（注九）另一方面，雅加达一位天主教修女告诉人权观察，有个学生对她说，他十二岁的妹妹在五月间因被强奸而怀孕。但是这位修女--一位妇产科医生--提出要给她治疗时，该学生表示他家宁愿不要有任何人来访问。
四、政府声明：从谴责到「捏造」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关於强奸的声明，从勉强的批评发展到在国际上日益强烈的愤怒情况下，进行谴责，到表示怀疑，直到根本否认曾经发生过强奸这回事。
六月二十四日，新上任的雅加达市警察局长爱德华。阿里托能中校要求强奸受害人向最近的警察派出所报告，警官保证对她们的证词保密。第二天，雅加达地方长官会见华人社区领导人，要求她们澄清强奸问题，因为仍然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消息。六月二十九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将军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军方曾访问了二十家治疗过五月暴乱受害人的医院。630名受害人当中，十二人死亡，八十七人留院治疗，其余出院回家。但连一个强奸案例都没有。
在国内外压力增强的情况下，政府声明的调子变了。七月叁日，妇女事务部长托蒂，阿拉维亚承认曾经发生过强奸，加以谴责，并且说，使受害人有安全感比提出证据问题更重要。（注十）七月七日，全国人权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那些日子里（指五月十叁至十五日），发生了集体强奸华人妇女的事件，广泛，系统，而且残酷。」（注十一）。七月八日，阿拉维亚部长宣布成立「妇女遭强暴特别小组」，并且说，虽然她举不出受害人的数目，她从二十家医院收集到的资料了解到对妇女施暴确实发生过。她还宣布设立两条电话热线，收集关於性暴力的材料。（注十二）
第二天，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关於对华人妇女以及其它印尼公民实行包括强奸在内的性暴力的声明」。声明要求政府就未能保护公民而且迟迟未对强奸作出反应而进行道歉。委员会副主席玛祖基。达鲁斯曼说，没有证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关人受到了心理摧残。
七月十五日，在二十七位有影响的妇女督促下，哈比比总统发表声明说，他倾听了称为「人民反对对妇女施暴」组织提出的报告，其中有关於五月中发生的暴力「明确和权威的证据」，他表示深为遗憾，发生了「不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价值」的暴力，并且以全体印尼人的政府的名义，加以谴责。（注十叁）（他的声明实际上对辩论没有影响，这表明对总统职务的尊重已经跌到了甚麽程度。）
然而，到七月底时，发起了大反击。七月二十九日，一名叫埃迪，努尔的「社会观察家」在雅加达发表声明，声称关於集体强奸的报道没有根据，只不过是不满集团--暗指华人--搞出来的，为的是抹黑印度尼西亚的形象，以便报复他们在五月暴乱中遭到的损失。（注十四）
一名女警察严尼。赛特约。温尼迪亚蒂八月二日在接受雅加达一家大报访问时说，她曾试图诚心诚意地同志愿团和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合作，但是没有得到合作，她此时相信没有发生任何强奸事件。（注十五）同一天，另一家报纸《共和国报》刊登一篇文章，再次援引埃迪。努尔，谴责报刊简单地刊登志愿团的材料，而没有核对其准确性，并且说关於强奸的故事是有意破坏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形象，推翻政府。（注十六）
七日，全国警察总指挥罗斯曼达迪将军威胁要以散布不实谣言罪，检控那些最大声宣传强奸问题的团体。（注十七）八月二十四日，国家情报局长莫托吉布将军在同哈比比总统会见後，出来说没有证据表明发生过强奸，关於性虐待的报告可能是捏造的。他说：「我得出结论，散布谣言是为了在国际上污蔑印度尼西亚，使民族团结瓦解。」（注十八）最後，韦兰托将军本人于八月二十六日对内阁说，警察在调查了103起强奸报告之後，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发生过强奸，警察到雅加达北部普鲁特一座公寓大楼，据称那里发生过四起强奸案。韦兰托对报界说，那里，「警察的调查所发现的，只是所说的受害人已经被山迪亚万神父疏散到新加望，曼那多和岷哈萨去了，实际上是否发生过强奸，是个疑问。」（注十九）
同时，妇女权利支持者开始说服少数见证人出来作证，但是她们说，政府的怀疑使她们的努力遭到挫折。
五、制止歧视
由于关於强奸的辩论，制止歧视华人和防止今後再发生暴力的势头看来几乎已经消失。二十多条歧视性法律和法令仍然有效，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许多是苏哈托「新秩序政府」制定的。包括禁止使用中文和禁止中文出版物的法律，直到要求全体华人必须起「印度尼西亚」姓名的法令。一些其它法律法令包括如下内容：
*内阁主席团指示第37/U/IN/6/1967「解决华人问题政策」除其它内容之外，规定不再对华人新移民及其妻子儿女颁发居留或工作许可证；「外国人」在印尼筹集的任何资本不得转移到国外；不准设立任何「外国」学校，专为外交使团及其家属而设立者除外；任何国立学校的印尼学生人数必须超过「外国」学生人数；今後由政务部长负责执行「华人问题」政策。
*「关於华人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总统指示第14/1967号」说：华人宗教和信仰的表现会「对印度尼西亚公民产生不可取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影响，并且阻碍同化的进程。」禁止公开庆祝华人宗教节日，并且规定宗教活动和华人传统活动必须限制在室内或家庭内部进行。宗教部长和司法部长负责执行这条法律。
*「内政部关於管理庙宇的法令第455。2--360/1988」禁止为建立华人庙宇，修建任何新的庙宇，扩建或装修现有的庙宇而购买任何土地；也不准把任何其它建筑物用作庙宇。
*「新闻部报刊与图片指导总监第02/SE/DITJEN-PPGK/1988关於禁止用中国国字或中文出版印刷或书写广告的通知」限制只许在《HarianIndonesia》一家报纸上使用中文，理由是用中文或中国字传播任何材料，阻碍民族团结目的的达成和同化华人的进程。结果，在书籍，日历，年鉴，食品标签，药品，贺卡，服装，装饰，标记和招牌上，都禁止使用中文。
*「内政部关於执行人口登记指示的第X01/1977号指示」和一九八零年一月二十八日雅加达政府的秘密指示第3。462/1.755.6号都授权在身份份证上打上特别记号，表明华人後裔
*「内阁主席团关於改变中国和华人名词的SE-06/Pres-Kab/6/1967号通知」要印尼人不再使用（华人自己称呼自己的）「Tionghoa」这个词，代之以（当时有贬意的）「Cina」一词。一九九八年五月暴乱的後果之一是华人要求称他们为类似「爪哇人」或任何其它民族的「Tionghoa」，而不是通常用的「外国裔印度尼西亚公民」，常简化为「後裔」（keturunan）或「Cina」。
雅加达华人律师，学者和人权积极分子弗兰。韦纳塔在收集和发表这些法律法令方面比任何别人都做得更多。他的文章在印尼传媒上广为刊载，但是迄今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废除这些歧视性法令。（注二十）
六、制止反对华人的暴力
关於强奸的辩论在许多方面有害处，最重要的是把注意力从揭露和惩罚五月暴力的组织者以及防止对华人和他们的住宅和店铺再次实行暴力转移开去。後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包括要消除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统治时代的歧视政策。这需要长期的教育计划，说明华人对印尼社会的贡献，需要检讨和废除多年来存在于棉兰，雅加达和大多数其它城市的腐败制度，在那里，华人店主和商人给当地警察保护费，以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取代这个制度的不应该是自己维持治安，而是向华人开放招收警员和建立非歧视性的市警察制度。还需要宣传和推广华人自己主动联系非华人邻居，建立邻里感的努力。
然而，当前最优先的必须是调查和检控五月暴力的组织者。一旦把这些人送上法庭，探索对妇女施暴的程度可能比较容易。同时，极其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权捍卫者的全部指控和威胁不仅必须停止，而且要受到哈比比总统的积极谴责。这些指控和威胁不利于创造一种气氛，使得性暴力或其它暴力的对象感到轻松而愿意出来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