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征收“民主税”
作者：英国保守党前内阁大臣 迈克尔波蒂略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可怜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身为首相，每天晚上的活动本应是致电各国首脑，或与值得信赖的顾问商讨国家大事，甚至是与幼子玩耍。可是不行，他必须要把捐款给保守党的三教九流的金主请到家中，强颜欢笑地听他们的批评牢骚、陈词滥调和自私自利的提议，只因为他们花钱买来了与首相平起平坐的权利。
在忍受了这一切之后，卡梅伦却发现自己的诚信受到了质疑因为时任保守党联合财务主管(Joint Treasurer)的彼得克鲁达斯(Peter Cruddas)被人拍到试图出售进入唐宁街(Downing Street)的“门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诚实的人绝望了。
这一事件使得卡梅伦政府遭遇了当选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公众认定，政府之所以下调目前50%的所得税税率，是因为富人统治着保守党。利用属于政府财产的唐宁街来为执政党筹款，看起来像有猫腻。而且因为克鲁达斯暗示有办法绕开禁止外国人进行政治捐助的法律，公众很难不想一探究竟。
这场喧哗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质量下降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担任议员时，我们经常利用下议院的餐厅它也是公共财产来筹集政党资金。我们当时没有想过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现在我们开始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这种行为了。
毫无疑问，富人更容易接触到政治人物，不过大多数银行家和公司老板，其实不需要向政党付一分钱也能享受这种特权。当然，内阁大臣会受到争夺话语权的利益集团的左右。然而利益集团数量众多，而且立场各异，这让他们的诉求互相抵消。政府的义务本来就是权衡各方诉求，包括议员、选民、慈善机构、游说集团、党内活跃分子，当然也包括富人、名人的诉求。
在这些私密的宴会上，卡梅伦在听取客人提出的愿望的同时，也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回绝客人的愿望。毫无疑问，如果他认为某些人的政治观点过于天真，就不会答应他们的愿望。一些热衷鼓吹意识形态的人，如从事差价交易的百万富翁斯图亚特惠勒(Stuart Wheeler)和房地产开发商保罗塞克斯(Paul Sykes)，为了让保守党采取更加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给予了慷慨的政治捐助。但是他们厌倦了屡遭搪塞，挫败之下转而支持英国独立党(UKIP)。此外，一些捐助者想要得到的回报只是一句“谢谢”，因为他们确实有理由认为，为民主政治提供资金的行为，并不比赞助画廊更卑劣。
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政客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比美国少很多。在这里，只要保持不做比偶尔抽彩更龌龊的事，就有可能花很少钱当选议员，甚至升上高位。
或许我们反倒应该更担忧那些不用付出很多就能获得影响力的人：那些加入地方党组织的人。随着党员数量不断下降，党内活跃分子代表广大民众的能力一直在持续下降。他们常常持有怪异的政治立场，而且如果议员拒绝与他们沆瀣一气，他们还有权否决议员下次参选。无论是抵制党内激进派系(Militant Tendency)的工党，还是向中间派路线转移的保守党，都边缘化了党内强硬派。不过正像美国政治所显示的，一个政党由党内活跃分子把持，可能比政党向富人卑躬屈膝更可怕。
筹资问题的根源在于党员数量的减少。如果政党可以从100万人手中每人收取20英镑，那么英国政治就能更健康。前些天，报纸上信口开河地督促政客们应该让所在政党更贴近大众。这忽略了党员数量下降背后巨大的社会转变。曾几何时，年轻男女如果想找到讨父母喜欢的人生伴侣，就一定会加入保守党青年团(Young Conservatives)，当时保守党的确拥有100万党员。今天，申请党证似乎会显得怪异、可悲甚至迂腐。
英国人认为民主是政客们塞给他们的东西，媒体报道通常也会加剧普通人是自私自利的政治统治阶级的不幸牺牲品的看法。公众没能认识到民主必须要参与。没有谁生来就是政客，而且只有少数议员来自政治家族。民主需要有志愿的人挺身而出充当候选人，需要人民（也就是“Democracy”一词中的“demos”）参与其中，担负起责任。
民主也需要政党，至少没有哪个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能够离开政党正常运转很久。政党能够使选民在不同的明白易懂的蓝图和规划之间作出选择。
政党需要经费。在大选期间，政党会铺张地花费巨额金钱。他们觉得花光金库里的钱义不容辞，亏空留待选举结束后通过筹款填补，可筹款会让党魁尊严扫地，受到怀疑。政党在竞选过程中的开支上限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这对报纸构成的冲击会超过政党，因为那些铺张的开支多数都流向了并无说服力的广告。限制每个选区候选人开支的做法已经实施了很久，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限制全国性竞选开支，也会使限制捐款上限更容易。
没有什么比不用再取悦富有的金主更让卡梅伦开心的了。最能让工党放开手脚的改革，是切断和工会之间的经济联系。充当工会的奴仆扭曲了工党的政策路线、党员构成以及领导人的选择。
但政党要想信息全面，制订出明智的政策，就需要花钱聘请人才。既然政党拥有大量党员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既然我们合理地担忧富人和工会的影响会产生腐败，那么就必须考虑由纳税人出资。二战后，盟国认为，由国家为德国的政治建设提供资金，是支撑民主的关键举措。而在英国，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迈出了艰难的步伐，允许把纳税人的钱调拨给政党的研究部门。
选民们可能会厌恶继续扩大这种举措的想法，而且这也不符合保守党的原则，报纸也会大加谴责。不过，既然我们已经认定现在政党筹资的做法太龌龊，那就很难找到别的办法。
作者是英国保守党前内阁大臣
译者/王柯伦
作者：英国保守党前内阁大臣 迈克尔波蒂略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可怜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身为首相，每天晚上的活动本应是致电各国首脑，或与值得信赖的顾问商讨国家大事，甚至是与幼子玩耍。可是不行，他必须要把捐款给保守党的三教九流的金主请到家中，强颜欢笑地听他们的批评牢骚、陈词滥调和自私自利的提议，只因为他们花钱买来了与首相平起平坐的权利。
在忍受了这一切之后，卡梅伦却发现自己的诚信受到了质疑因为时任保守党联合财务主管(Joint Treasurer)的彼得克鲁达斯(Peter Cruddas)被人拍到试图出售进入唐宁街(Downing Street)的“门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诚实的人绝望了。
这一事件使得卡梅伦政府遭遇了当选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公众认定，政府之所以下调目前50%的所得税税率，是因为富人统治着保守党。利用属于政府财产的唐宁街来为执政党筹款，看起来像有猫腻。而且因为克鲁达斯暗示有办法绕开禁止外国人进行政治捐助的法律，公众很难不想一探究竟。
这场喧哗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质量下降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担任议员时，我们经常利用下议院的餐厅它也是公共财产来筹集政党资金。我们当时没有想过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现在我们开始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这种行为了。
毫无疑问，富人更容易接触到政治人物，不过大多数银行家和公司老板，其实不需要向政党付一分钱也能享受这种特权。当然，内阁大臣会受到争夺话语权的利益集团的左右。然而利益集团数量众多，而且立场各异，这让他们的诉求互相抵消。政府的义务本来就是权衡各方诉求，包括议员、选民、慈善机构、游说集团、党内活跃分子，当然也包括富人、名人的诉求。
在这些私密的宴会上，卡梅伦在听取客人提出的愿望的同时，也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回绝客人的愿望。毫无疑问，如果他认为某些人的政治观点过于天真，就不会答应他们的愿望。一些热衷鼓吹意识形态的人，如从事差价交易的百万富翁斯图亚特惠勒(Stuart Wheeler)和房地产开发商保罗塞克斯(Paul Sykes)，为了让保守党采取更加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给予了慷慨的政治捐助。但是他们厌倦了屡遭搪塞，挫败之下转而支持英国独立党(UKIP)。此外，一些捐助者想要得到的回报只是一句“谢谢”，因为他们确实有理由认为，为民主政治提供资金的行为，并不比赞助画廊更卑劣。
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政客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比美国少很多。在这里，只要保持不做比偶尔抽彩更龌龊的事，就有可能花很少钱当选议员，甚至升上高位。
或许我们反倒应该更担忧那些不用付出很多就能获得影响力的人：那些加入地方党组织的人。随着党员数量不断下降，党内活跃分子代表广大民众的能力一直在持续下降。他们常常持有怪异的政治立场，而且如果议员拒绝与他们沆瀣一气，他们还有权否决议员下次参选。无论是抵制党内激进派系(Militant Tendency)的工党，还是向中间派路线转移的保守党，都边缘化了党内强硬派。不过正像美国政治所显示的，一个政党由党内活跃分子把持，可能比政党向富人卑躬屈膝更可怕。
筹资问题的根源在于党员数量的减少。如果政党可以从100万人手中每人收取20英镑，那么英国政治就能更健康。前些天，报纸上信口开河地督促政客们应该让所在政党更贴近大众。这忽略了党员数量下降背后巨大的社会转变。曾几何时，年轻男女如果想找到讨父母喜欢的人生伴侣，就一定会加入保守党青年团(Young Conservatives)，当时保守党的确拥有100万党员。今天，申请党证似乎会显得怪异、可悲甚至迂腐。
英国人认为民主是政客们塞给他们的东西，媒体报道通常也会加剧普通人是自私自利的政治统治阶级的不幸牺牲品的看法。公众没能认识到民主必须要参与。没有谁生来就是政客，而且只有少数议员来自政治家族。民主需要有志愿的人挺身而出充当候选人，需要人民（也就是“Democracy”一词中的“demos”）参与其中，担负起责任。
民主也需要政党，至少没有哪个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能够离开政党正常运转很久。政党能够使选民在不同的明白易懂的蓝图和规划之间作出选择。
政党需要经费。在大选期间，政党会铺张地花费巨额金钱。他们觉得花光金库里的钱义不容辞，亏空留待选举结束后通过筹款填补，可筹款会让党魁尊严扫地，受到怀疑。政党在竞选过程中的开支上限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这对报纸构成的冲击会超过政党，因为那些铺张的开支多数都流向了并无说服力的广告。限制每个选区候选人开支的做法已经实施了很久，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限制全国性竞选开支，也会使限制捐款上限更容易。
没有什么比不用再取悦富有的金主更让卡梅伦开心的了。最能让工党放开手脚的改革，是切断和工会之间的经济联系。充当工会的奴仆扭曲了工党的政策路线、党员构成以及领导人的选择。
但政党要想信息全面，制订出明智的政策，就需要花钱聘请人才。既然政党拥有大量党员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既然我们合理地担忧富人和工会的影响会产生腐败，那么就必须考虑由纳税人出资。二战后，盟国认为，由国家为德国的政治建设提供资金，是支撑民主的关键举措。而在英国，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迈出了艰难的步伐，允许把纳税人的钱调拨给政党的研究部门。
选民们可能会厌恶继续扩大这种举措的想法，而且这也不符合保守党的原则，报纸也会大加谴责。不过，既然我们已经认定现在政党筹资的做法太龌龊，那就很难找到别的办法。
作者是英国保守党前内阁大臣
译者/王柯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