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人就转

[yixichen]

什么：文章来自己腾讯网，仅仅是介绍给大家看看。
“是xx的人就转”涉及内政外交
“是XX就转”并非民族主义专利，而是全面涉及到民众生活：

“有爱心的人就转”：譬如在微博上，一些营销帐号经常会发呼吁爱心传递的微博，基本是惨烈图片加悲情故事，但既无被救助者姓名地址也无联系方式，却会有无数人疯狂地“爱心转播”。

“有正义感的人就转”：涉及到诸如反对黑社会、地方恶霸、无良官吏等等，通常把一些事情说的惨象环生，但毫无验证，也能迅速的引发狂转。

“有良知的人就转”：这涉及更广，囊括了一切内政外交不平事。领土纠纷可以说成“有良知的中国人就转”；一切的民生领域，食品安全、拆迁、教育、医疗、甚至足球的内容，也都可以冠一个“有良知的人就转”。

民族主义难概括“是XX的人就转”的密码
如果仅用民族主义狂热、无理性来解释“是XX的人就转”这种句式的效应，那么，中国人实在是有太多的狂热，不仅有民族主义狂热，还有慈善狂热、正义狂热、良知狂热等等。这种说法难免有一些牵强。…[详细]

那么，这种句式的网络段子和谣言，能够迅捷的、大面积的传播，究竟击中了何种人心软肋？ 它施了何种魔法，让人不假思索的接受，变成不会思考的“笨蛋”呢？

人是怎样变得不会思考的？

南海黄岩岛局势异常复杂
什么情况下，人不会盲信？
人有三种基本的思维习性：复杂的事情不会轻易下判断；稍微复杂的事情会思考分析；异常简单的事情、结论往往会不假思索的接受。 在前两种情形下，人一般不会盲信。下面就以黄岩岛纠纷为例阐释：

1：复杂的事情不会轻易下判断

黄岩岛纠纷当然非常复杂。既有历史问题，它的来龙去脉之类；又有现实的经济利益，包含了多少油气资源等等；更复杂的是涉及到多国博弈，既有中国的外交策略、海洋战略，也包括和美国、南海诸国互相交织所形成的复杂局势。 …[详细1]…[详细2]

面对这样的局势，即便是再高明的政治家、再精深的学者也不会说自己会有什么高明便捷的解决办法，更何况是一般网友。

2：贴近于自身思维能力的问题会做出分析、思考

面对稍微复杂的事情，但还比较接近自身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的事情，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做出一些思考、分析。比如说，菲律宾和中国的军力对比强弱、石油开发的现状、那地方究竟是怎么打渔的？这些细分的问题，相比而言又贴近了大众的思维能力一些，人们会对此做些分析。

总而言之，如果黄岩岛问题都属于以上这两种思维层次，就很难“是中国人就转”了。那么，如何才能让人盲信起来，达到“是中国人就转”的效果呢，诀窍就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简单化的陷阱：人会下意识的接受明显低于自己思维能力的结论、过滤前提、从而盲信
先来列几个“是中国人就转”的句子：

菲律宾军警公然欺辱我渔民，作为同胞，必须声讨回击，是中国人就顶！

菲律宾骑到中国脖子上了，要不要反击？

黄岩岛就要落入菲律宾这种升斗小国之手，中国人该硬起来维护利益，是中国人就转起来……

这三个句子其实都包含了一个明显低于大众思维能力的结论：如果一个大国被一个小国骑到头上了，当然要反击。诀窍就在这里，把复杂的黄岩岛局势简化成一个最简单的结论，人们在日常思维中早已经接受了的一个极简单的结论，因此，碰到这样的内容，多数人的思维定势首先是不假思索的想到这个已有的反应： 必须声讨！ 当然要反击！ 中国人硬起来。

于是乎，奇妙的效果产生了，很多人往往直接接受了结论，而过滤了这个结论其实是包含有大量的前提。譬如说，菲律宾究竟骑到中国脖子上了吗？黄岩岛真的要落入升斗小国之手了吗？

简单化陷阱同样适用其他的“是XX的人就转”
同样的，请你来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异常悲惨，惨到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她身上，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有点同情心，举手之劳转发或者关注一下呢？ 这同样也是大多数人日常思维已经得出的结论。

这里的“是中国人就转”，变成了“有爱心的人就转”。和黄岩岛一样，这些救助者的惨是否经过证实？发信息的人和这个需要救助者是什么关系？钱怎样有效的送到需要捐助的人手里，这些需要大量分析、思考的前提，也被最大限度的过滤了。人，就这样变成不会思考的“笨蛋”。

一块钱定律：如何迅速的“转”起来

路边的乞丐难享他们的同等爱心
路边乞丐为何难享有他们的爱心？
现实中，人们看到乞丐，会给钱的人比较少，如果碰到小偷，抢劫或者什么的，能出来阻止的就更少了，这涉及到人根本的行为模式，就是人们在付出或投入之前，总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去评估投入的效应。

现实中面对乞丐，付出的是钱，一般情况下，爱心除了自己知道，不会被其他人知晓（这是为什么情侣在一起，给乞丐钱的概率要大得多的原因），再者还要担心乞丐是不是骗子，因此，总体上来说，面对现实中的乞丐，人一般是会有很多想法的，绝对不是不思考的“笨蛋”。那么，究竟在怎样的效应下，“笨蛋”会行动起来？

一块钱定律：谁更愿“转”起来
如果出一块钱就能拯救地球，无疑，几乎所有国人都愿意出这一块钱。投入越少，产出越大，则效应越高；同样的产出，本来拥有越少的人会觉得效应越高。效应越高，人们内心就会越趋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往往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投入。这就叫做一块钱定律。

这个定律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为什么穷人往往更相信买彩票会发财、炒股票发财的说法，比如说，穷人本来只有1万块，富人有50万，如果发财了能有50万，于穷人而言，这个有50万的效应要比富人大很多倍，因此，他们心理上也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详细]

放在“是中国人就转”、“有爱心的人就转”、“有良知的人就转”这些领域，则是同样的效果：越是义愤填膺、道德宣泄越高调的，越是支持“是中国人就转”，其主力军往往是平时没有多少话语权的群体。

“是XX就转”的内容完美迎合了“一块钱定律”
“是中国人就转”、“有爱心的人就转”、“有良知的人就转”，投入基本是恒定的，都是点点鼠标，转一下，付出还比不上一块钱呢，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计算产出，产出越大则效应越大。

A:外交局势越危急，越险要，效应越大。 如果发个钓鱼岛的帖子，你说局势还可以，双方正在外交轨道按部就班解决问题，这时候，我一小民掺和进去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这时候，一般人关注和投入此事的动力就会很小。但是，中国政府不顶事了，管外交的不懂外交， 搞军事的不懂搞军事，简直是毫无作为；菲律宾、越南、日本等等，全都骑到我大中华的头上来了，中华民族简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轻轻点一鼠标，加入拯救中国的队伍，爱国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B：社会越溃烂，人心越不古，效应越大。 同理，你描述一个可怖可憎的悲惨故事，说这个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世道完全不成样了，这时候，你鼠标一点，轻轻一转一贴，有没有于道德绝境中充当道德楷模的感觉？

“是XX就转”的内容就是完美的迎合了这一定律，击中了人性的软肋，于是，他们终于前赴后继的“转”了起来！


大多数的盲目，通向的都是人性的弱点。
想看原文的，请自己上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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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看看，我发的东西都给别人拿去了

这是腾讯网的新闻
军报谈如何做好干部：领会首长意图是首要问题
以下是腾讯网友的评论

腾讯网友 梦绕楚风 8小时前
如此明目张胆的叫部下去“领会”领导的“意图”....请问领导到底是神马意图？/??????无语啊.....你不说清楚，我怎么领会啊
回复支持[4220]
腾讯网友 999 9小时前
机关干部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要以我国法律为准绳。
回复支持[1680]
腾讯网友 Mouse 7小时前
命令性的东西还用领会吗？直接讲出来不就行了，部队讲究的事简单，快捷，高效。
回复支持[1525]
腾讯网友 阿兄 7小时前
2012年最热的一句话：我的意图，你领会了吗？
回复支持[1455]
腾讯上海市网友 『?』老烦 5小时前
作为领导，意思表达明确是最重要也是必须的！领导干部更要光明磊落做人做事！不表达清楚让部下去“领会”“揣摩”，如果部下办事结果好就表扬他（她）“领会”，如果事情出现领导不想看到的结果，就由部下背黑锅吧，这就是领导意图！用政治口吻和含糊语言是中共“领导”们的一贯做法。可见，这是不负责任和不上人品的！领导往往“进退自如”主动权在握，其目的就是出于私心而不具公心！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共还需要在“乌篷船”里开会吗？要不要恢复到“地下党”时代？！竟然在军报上还作为“首要问题”“指令”出来，真不知羞耻！
回复支持[775]
仅仅是复制，不是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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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

贵州山村小学生无力承担3元午餐费饮水充饥

中国将出资1.2亿元援助柬埔寨军方建军校(图)
以上新闻来自腾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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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看看

1936年蒋介石一封密函化解内战危机
相关新闻在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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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潜水？

以下内容来自腾讯网新闻
我们已经失去了干净的空气，还会有干净的饮水吗？
生活饮用水卫生新国标将在7月1日正式实施，“不达标”、“避孕药”，忧虑或传言却甚嚣尘上。一个个疑问犹如水中的气泡，正一连串冒出：自来水水质不达标是否意味着不安全？雌激素类内分泌干扰物（e- EDC s）怎样悄然潜入？饮水安全如何保障？
为何不完全达标？
今年7月1日，2006年公布的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 B5749-2006），将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之所以要用5年多时间来进行推广实施，原因就在于这项新的标准，将原有的自来水检测指标由3 5项增加到了106项，其中大部分又是毒理性的有机化合物指标。
这一指标的改变影响是明显的。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主任邵益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08年和2009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组织对全国4457个城镇自来水厂进行了普查，按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仅为58.2%.这一结果经媒体曝光后，一时舆论哗然。
经过几年的改造和升级后，2011年，住建部再次组织对占全国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的自来水厂出厂水进行抽样检测，按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也仅达到83%.以较早实施G B5749-2006标准的广州市为例，其自来水出厂水质，在2011年之前，也一直难以达到100%的达标，原因就是以前的西部水源地污染问题，直到“西江引水”工程的实施，方才解决出厂水质问题。
自来水水质不能完全达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达标是否意味着自来水就不安全？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按照新的标准，自来水水质分为微生物指标、毒理指标、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以及放射性指标4个大类，其中，最难控制的，正是拥有众多有机化合物成分的“毒理指标”，而这类物质如果真的超标，则确实会造成水质的不安全，而实际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水源地污染，导致城市供水暂时停顿的事件，正是与此有关。
但现实远比这个复杂，除了少见的水源地污染事件，造成水质不达标的更多是诸如“管网污染”、“二次供水”等问题。即便是自来水出厂水质已经达到国家标准，自来水输送管网老化，小区集水箱污染等问题，都有可能对自来水水质造成二次污染，使得原本艰难达标的水质，再次遭遇“不达标”。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排水分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王占生教授表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水质达标是要到用户端，而我们现在的83%，指的实际上是自来水厂出水水质。“如果出厂水质刚刚达标，经过管网运输、小区二次供水，水质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甚至不达标”。
不过王占生也表示，虽然水质不能完全达标，但不合格的指标主要还是集中在浊度和卫生学指标方面，“并不等于说不达标，就意味着不安全”。
“水含避孕药”出炉记
5月17日，微博用户@环保董良杰的一条微博，将自来水安全问题推向另一次舆论热点。董良杰在微博中称，自来水里含“避孕药”，“学者对饮水里雌激素干扰物研究发现，23个水源都有，长三角最高”。同时还宣称“它们（雌激素干扰物）作为持久污染物，一般水处理技术去不掉；人体积累，后果难料”。
“自来水含避孕药”的说法迅速广为传播，不过相关部门很快辟谣。董良杰微博数据来源，2012年第2期《环境科学学报》（JES）相关论文的第一作者姜巍巍也现身解释。
姜巍巍认为董良杰完全曲解了论文的意思：所谓的雌激素干扰物，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雌激素类内分泌干扰物（e-E D C s），这类物质确实存在于水源地，长期在人体内累积，也确实会危害健康，但这并不意味着水源地存在这种物质，自来水中这类物质就一定超标，也不意味着喝这样的自来水就一定有害，至于“避孕”，则完全是对名词的误解。
所谓的雌激素内分泌干扰物（e-E D C s），其实是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D Cs）中的一类，ED Cs若在生物体内累积，会干扰和损坏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最广为人知的ED Cs应属滴滴涕（D D T），这类在20世纪曾经被广泛使用的农药，随着人们其环境毒性的认识，已经逐渐退出使用领域。但此前使用的D D T在环境中的危害，却逐渐开始显现。(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1995年，研究者发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阿伯谱卡湖中，雄性短吻鳄雌性化，阴茎萎缩到正常的1/2-1/4，其血液中的雄性激素在减少，在鳄鱼卵中被检出5-8m g/L的D D T，新生的卵子有较高畸形发生率，因此被认为是湖周围的化学公司将D D T衍生物，D D E和狄氏剂等农药未经去除直接排入湖中造成的。(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类似D D T的ED Cs物质，大多数都是人类通过化工合成，进而排放到环境中的。据王占生介绍，ED Cs类物质的清单，目前已经超过80种。其中，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1999年公布的《环境中被报告具有生殖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化学物质清单》，达到125种，包括29种除草剂、15种杀菌剂、38种杀虫剂、4种其他农药、39种工业化合物和污染物（包括铝、镉、铅、汞4种金属）。
这些名单里，即有我们“熟悉”的D D T、六六六、双酚A、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也有我们不熟悉的壬基酚、雌二醇、雌酮等。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的去处，无外乎空气、土壤和水中，而水无疑成为其迁移的最好载体。姜巍巍等人的论文，正是对中国7条主要水系中的6条（松花江、辽河、海河、长江、淮河、珠江）中23个水源地水源样本中，是否存在这些物质进行检测。
检测的结果不出意料，23个水源地，无一例外均检出了e-E D C s.其中较为广泛分布的壬基酚类物质达到288.8纳克/升，相比中国已经检测到的最高值8890纳克/升或者欧美国家已经检出的水体中这类物质的含量，这个结果也属于“正常”。由于新的自来水国家标准中，尚未纳入壬基酚指标，国外也缺乏类似参考指标，这一结果并不能直接联系到自来水水质。
而另一项检测指标双酚A，则已纳入中国自来水标准，其限值为0.01毫克/升，而姜巍巍等在水源地检出的最大值为710.7纳克/升（1毫克=100万纳克），距离限值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尽管如此，有机合成类化合物，特别是ED Cs类物质的逐渐增多，对自来水安全的影响是可以显见的。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上海市自来水市南公司等供水企业做的监测均表明，水源地水质中的ED Cs类物质污染，也确实使自来水中出现了这类物质，其中，最常见的正是双酚A、塑化剂和壬基酚类物质。
“早就是系统性污染”
E D C s原本没有或极少存在于自然界，但随着工业废水、农场和水产养殖场废水排放进入自然水体，天然性激素、药用雌激素、洗涤用品等等日化产品使用后产生的废水、废液，也可能进入其中。水环境正是受E D C s影响最严重的自然环境之一。
2002年的研究发现，德国60种常见食物产品中都有壬基酚的存在。大量的人体组织也显示了雌激素受体表现的存在，包括大脑、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肺、肝、肾、乳腺、生殖系统（卵巢、睾丸、子宫、前列腺）、脂肪和骨骼。近几年为人“熟知”的双酚A，则在日本的哺乳期女性的乳汁中有检出。而塑化剂，“大凡使用塑料的环境，几乎都会出现”，王占生说，这也是近几年各地水质监测的重要指标。
这些源于人类，最终又作用于人类的激素类物质，现在几乎无所不在。而它们最直接的作恶，正是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的生殖能力造成影响。1992年，丹麦的卡尔桑德等人通过20多个国家15，000人调查得出结论，从1940年到1990年50年间人类精子数量不断下降，精子密度下降50%，精液量减少25%，生殖系统功能下降。他们指出这是ED Cs作用的结果，虽然其作用途径不一定是通过饮水。
中国的一项调查得出与之类似的结论。调查显示，20世纪40年代我国男性平均精子密度6，000万个/m l，90年代只有2，000万个，精子活度也大幅下降，1981-1996年16年间全国39个市万名男子精液量、数目、活动能力下降10.3%、18.6%和10.4%，工业化地区更明显。
也正是这样的影响，使得对ED Cs的研究，以及对其污染扩散的控制，显得尤为紧迫，中国也已经开始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王占生说，在一些水质控制比较好的城市，现在已经开始摒弃传统的“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净水技术，而是改用“生物预处理”、“臭氧-活性炭吸附”的深度处理技术。“研究表明，活性炭吸附，能除掉大约80%以上的有机合成物，而制水成本每吨顶多增加3毛钱”，王占生认为，如果能够公开信息，让市民明白增加的原因，“这点成本是能够承受的”。
不过，仅靠自来水净水技术的提高，并不足以保障用水安全，“环境污染早就是系统性的污染了，做好一方面的工作，不足以保证环境安全”。王占生说，比如水体中的ED Cs类物质，除了来源于城市污水外，很大程度还来源于农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化肥、生长素、抗生素等物质，“现在水体中40%以上CO D （化学需氧量，主要的污染衡量指标）都来自农业，仅治理城市污水，也无法根本改变水源地水质”。
在无法彻底改变系统性污染的情况下，王占生说，我们只能选择“相信标准”。“首先应该定期公布各地自来水水质抽检的结果，正是因为信息的不公开，使得自来水厂的运行缺乏监管，”此外，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这种标准，“比如增加新的污染物指标，或者降低某种指标的限值”。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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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xichen]

想看国内新闻的进来

朝鲜党内文件承认饿殍事件系人祸 物资供应军队

东方网6月1日消息：据日本《每日新闻》6月1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指挥部3月中旬的内部文件中承认，今年年初的朝鲜黄海南道大量饿殍事件系朝鲜劳动党指挥部将大量物资供应给军队所致。报道称，朝鲜第一领导人金正恩以此向朝鲜民众显示当局“直视问题”的态度和方针。
今年1至2月份，朝鲜西南农业重镇的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都陆续传出饿死人的消息。有消息称，继去年冬末粮食短缺后，到今年4月在沿海城市海州附近的农庄，每个农庄都有约10人饿死。
对此，朝鲜劳动党的党内文件写道：“黄海南道的洪涝灾害导致今日的困境”、“在粮荒中挣扎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但同时文件中也出现这样的字句，“农民家庭为了保障军队的粮源牺牲了自己”……字里行间承认，此次的粮荒并不仅由于歉收，还因为过度供给军队所致。
报道称，朝鲜是崇尚军政的国家，像这样在内部文件中明确记载因军队导致问题尚属首次。
新闻来自腾讯网。

 

[newmember426]

回复: 想看国内新闻的进来

你朝鲜人？

 

[yixichen]

这个看了让人愤怒的新闻

这是我今天在腾讯网上看到的新闻，大家可以去看看，气死我了！！！
从“等我下班再死”到“2B孩纸”
昨天，微博用户“小考拉avi”（实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大四女生肖诗雨）发布的几张“虐婴”照片在网络上迅速流传。这些照片是她在医院做实习护士时拍摄的。令人发指的照片还配着“2B孩纸完全不反抗的么”等戏谑语言。…[详细]

如此没人性的行为激起了网友们极大的愤慨。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一位年轻女医生同样在自己微博发出了“这大冷天的，我暖个被窝也不容易，您就等我下班再死，好不？”的冷血言论。…[详细]

面对这些没人性的医护人员，我们该怎么办？

令人发指的虐婴照片 2012-06-04 第 2085 期

今日话题
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魔鬼，医护人员也不例外

“小考拉avi”外表看起来很善良 小魔鬼：有爱心但被利益引诱
“人之初，性本善”，这不仅是一句俗语，而且研究发现人在婴儿时期的确就喜欢真善美。
然而，人之初大概也同时携带了一粒邪恶的种子，在污浊的世事浇灌下会长成魔鬼。
那些怀有悬壶济世理想的医学毕业生走进社会后，逐渐在利益诱惑下迷失自我，他们吃回扣、拿红包、图省事……，正如《停止滥用黄体酮给孕妇保胎！》所揭示的那样。
然而我们得承认，这些迷失的医护人员也还是有爱心的，他们仍旧希望治病救人，只是有时候功利心压倒了功德心。
中魔鬼：没爱心但不积极作恶
还有一些医护人员，比如那位说出“等我下班再死”的女医生，她或许根本不在乎患者的疾苦，只是出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无奈维持着工作。这样的消极状态也是很可怕的，因为在可以免责的情况下，她会在治或不治、救或不救之间选择不治、不救，而医护人员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详细]
大魔鬼：没人性而且主动造孽
见到可爱的婴儿，即便不是自己的孩子，大多数人也会忍不住爱抚呵护，这是基本的人性。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没有这种人性，包括一些医护人员，比如这位肖诗雨同学。她不但没有人性，而且以作孽为乐，让这样的人做医护工作，不知道会主动干出多少龌龊事来。…[详细]


魔鬼是怎样跑出牢笼的

医德因何丧失 如果一家医院不怕被骂……
如果某家医院发生这种虐婴事件被曝光后，一般来说人们会痛斥这家医院，从此该医院的招牌就被砸了，人们也不敢再去这样的医院就医。
然而有些医院依仗自己的稀缺性，即便出了问题也不担心没有顾客，甚至就算没有顾客也能生存。
如果一家医院不怕被告……
如果某家医院发生这种虐婴事件被发现后，家属可以状告医院和相关医护人员，寻求巨额赔偿，并让责任医院和责任人受到严惩。
然而如果医院和政府部门是一家人，打官司的鉴定机构和医院也是一家人，那么医院还有那么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吗？ …[详细]http://view.news.qq.com/zt2012/hsny/民间股神
这样一家医院管理能好得了吗，其医护人员心理的魔鬼能不跑出来撒欢吗
如果一家医院既不怕被骂，也不怕被告，那它会绝对的择优取材吗？它会及时淘汰掉人品差的人员吗？它会用心制定管理规则吗？它能杜绝护士把手机带进病房吗？
在这样的医院里，有爱心的医护人员能不逐渐学坏吗？品质差的人能不混进来吗？没爱心的医护人员能不消极混日子吗？没人性的医护人员能找不到机会作孽吗？
这样的医院，不就是在我国占据主力位置的“政府办医院”吗？政府办医院，培养不了医德，只会培养医德沦丧。


如何把魔鬼关在笼子里

民营医院服务态度好 关键是谁来盯着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好在这位没人性的“小考拉”还缺头脑，傻呵呵的把自己的劣行拿出来炫耀，也让我们及早的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接下来自然可以要求严肃处理这件事。
但是对于那些没人性还不缺头脑的医护人员，我们咋办呢？他们在“小卡拉”作恶的这种“无家属病房”里下黑手，我们也不知道啊。谁替我们盯着这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现阶段，唯有市场竞争可以充当那只“眼睛”
市场竞争和严刑峻法，是净化一个行业的主要手段。政府办医院占主导地位，是既消灭了市场竞争，又不会执行严刑峻法，是最坏的局面。
如果能解散政府办医院，向私营医院和慈善医院敞开医疗市场的大门，那么私营医院出于盈利考虑、慈善医院出于名声考量，自然会想办法拒绝或淘汰“小考拉”这种人，自然会想办法杜绝虐婴这种事。虽然未必能完全避免违背医德的事情发生，但至少会大幅度改善医护人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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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节育三十年 害苦多少中国人

内容来自腾讯网
一、强制结扎、流产害苦了中国女性！


在中国，妇女是避孕节育的主力军，避孕手术85%以上是女性做的。然而，基层计生部门只管“上环、结扎、引流产”，对由此引发的女性身体、心理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严重问题关注极少。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强力推行“一环二扎”，让女性深受其害，涉及人数与引发问题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一）强制上环：僵硬的政策让最仁慈的节育措施也危害健康

1980年代初至今，根据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生过一个孩子的妇女，都必须上环（在女性体内安装宫内节育器用以避孕）。上环原本是相对安全可靠的长效避孕措施，但在强制安装的情况下，由于政策僵硬、手术粗糙、卫生条件差等原因，上环严重损害了一些妇女的身心健康。
1、 上环时间过长，甚至跟肉长到了一起
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农村妇女生育一胎后，必须上环直到50岁，而且严格规定未经批准不许私自取出，还要定期检查。部分妇女由于节育环在体内放置时间太长，大大超出了节育环的使用期限，很容易跟肉长在一起，即使到了50岁也无法取出。在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人通知那些上环者取环，很多人到60岁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取环了。
2、由于体质或手术条件差等原因导致手术后遗症，危害身体健康
据南京大学孔星星针对山东省某市的调查发现，由于不顾妇女体制强行上环，或者上环手术卫生条件差等原因，部分妇女在上环后出现了腹痛、不孕等后遗症，严重损害了妇女的身体健康：
妇女A，今年34岁，自生育一孩做完上环手术后，小腹部总是时常疼痛，当去计生部门复查时，负责手术的同志告诉她，这是正常反应，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现在已经过了四五年，还是时好时坏。又不敢私自将环取出，因为村里每三个月就进行一次环情与孕情的检查，如果节育环不见了，还要加倍罚款，并且自己付费安第二个，所以A就一直这样拖着，把希望寄托到将来49岁过后，能将环取出，恢复正常。实在痛得厉害就去村里的诊所打点消炎针。
3、有人为私自拿出“避孕环”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被计生办强制上环之后，有些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孩子，想方设法想把它拿出来，一般的是出点钱找个产婆将其取出，比如黄树民教授在福建省林村调查时，村委书记告诉他：“就算装了子宫环，还可能会找一个没有执照的产婆，把它拿出来。我听说这一带有个产婆，定期到我们村里来帮人取出子宫环，每次收10元人民币。”
但也有因为采取愚昧的方式私自取环而让女性付出惨痛代价的，比如1988年5月我国南方某村民“想动员妻子再给他生个男孩，可是妻子子宫里‘躺’着个金属环，公家不给取，自己又摘不下来。怎么办？丈夫三打听两打听，不知从哪打听出个损招，用丁烷贮气管炸……结果金属环安然无恙，倒把妻子的盆腔和腹腔炸穿，阴道撕裂，妻子伤势惨重，休克了过去。通过紧急抢救，医院给他妻子输了3800毫升血，才保住了性命。接着是阴道修补术，子宫切除术。”
（二）强制结扎：最害人的“长效措施”

上环虽然有后遗症，但对女性身体的损害还并不算大。最为计生部门所推崇的“长效措施”是结扎手术（指输卵管结扎手术），因为这种方式对计划生育管理来说基本上是一劳永逸的，但其后遗症之多，对女性身心健康损害之严重，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1、 手术环境差、医生素质低导致被结扎人群后遗症多发
中国大多数的结扎手术几乎都是计生部门“上门服务”或“集中手术”，以“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大量强制进行，根本不考虑妇女的身体状况，也无法保证手术环境，更不要说手术质量了。当时的结扎手术普遍是在两种情况下做的：
一是通过发动所有计生人员突击下村检查，逐户清查，将未落实节育措施的对象集中到村委会或学校等地实施手术。张瑞昌的研究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以集体会战形式进行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占了总手术量的90%。而湖南省临沣计生委服务站对1983年以前的计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的调查也表明，有90%的后遗症患者是在村组临时搭棚做手术的。有一个村在社员家里一天给13个妇女做了结扎手术，术后有8个因刀白严重感染而住院。
二是通过计划生育巡逻车，将锁定目标的个别“反抗分子”强行拉到计划生育服务站，不分青红皂白，先做完节育手术再说。由于大多数基层计生服务站医疗条件有限、设备简陋、技术与卫生条件不达标，导致手术后遗症比比皆是。
同时，2007年的调查显示，中国15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中，有5万人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1980-1990年代合格人数则更少，而强制结扎手术数量极大，可以肯定，那时大部分强制结扎手术是由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做的[详细]。这就更导致了手术后遗症的大量增加。
2、 结扎后遗症给妇女生活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害
由于上述原因，即便不考虑结扎手术失败对妇女身体带来的直接损害，仅仅结扎后遗症，就给很多妇女的生活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身体伤害，多数后遗症患者长期忍受后遗症病痛折磨，不仅干不了重活，连基本的自我照料都存在困难；二是精神伤害，由于长期经受病痛折磨，神情颓废、无望、或招致家人嫌弃；三是经济负担，多数后遗症患者需长期服用消炎药，成为家庭一项重大开支，拖跨了整个家庭。孔星星针对山东省某市两个村子的调查显示，这样的病例非常普遍：
妇女1，1985年4月生第一胎(男孩)后，先是做了上环手术，后因村里要求给孩子报独生子女，同年12月在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取环并结扎，后长期腹痛，1992年确诊认为取环致子宫穿孔，结扎引起肠粘连，1993年鉴定为节育手术后遗症二等，并以一次性签订协议给予补偿2万元了结。后多年治疗花费近十万元未愈，丧失劳动能力和性生活能力，招致丈夫离弃，并因长年服药与治疗致贫。
妇女2，在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后，于1985年9月施行输卵管结扎手术。她在结扎时刚满27周岁，是本村出了名的精明能干的劳动力；结扎后，小腹疼痛，直不起腰来，1987年病情加重，劳动能力受到很大影响。近十多年来，她对收麦子、种玉米等重体力劳动基本不能胜任，只能做一些轻微农活，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累赘，并遭到家人的嫌弃，配偶于2000年打工出走，一去不回，每到农忙季节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妇女3，据家人陈述，今年46岁，自幼体弱多病，1989生育一双胞女儿……一天夜里，一群人潜入她家，从被窝将其强行拉走，第二天对关押一夜的她施行女性输卵管结扎手术，术后两天三夜昏迷不醒，第三天醒来即患上精神病，成了“疯子”，成天只吃不做，漫无目的地游荡，至今两个孩子由婆婆抚养，结扎后生病20多年花费无数。
据查，这两个村子类似的病例就有25个。同样的事情远不止这两个村子有，也远不止山东有，其他地方也不少，仅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此类事件就数不胜数：
2003年11月26日，家住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乡赵堂村的青年妇女刘云玲，为“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经检查无结扎禁忌症，遂在指定的区计生指导站做了“双侧输卵管结扎术”，术后当日回家休养。三天后，她感觉腰痛、腹胀并有呕吐、血压下降等症状出现。经与指导站联系后，于2003年11月29日入住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急性弥慢性腹膜炎，空腔脏器穿孔，麻痹性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当日施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盆腔大量粪便性积液，且腹腔内大量脓水，距回盲部30厘米处有回肠系膜侧直径1.5厘米破裂孔，手术室内满屋臭气。医院当即给予腹盆腔冲洗，破裂处修补处置，术中出现了中毒性休克……刘云玲结扎后落下一身的病，后来仅获赔3.5万元。[详细]
河南某乡村民男主人张氏，38 岁，其妻长其一岁，但看上去像他的老娘。生有三子……生了第三胎后，老婆被乡里抓去做了绝育手续，从此不能上班（原在肥乡县化肥厂工作），更不能下地干重活。”我问：“是否绝育手术出了问题？”他说：“那时乡卫生院设备差，医生又不负责任，做绝育手术后出毛病的，俺村里还有好几个呢。”
如此严重的后遗症，无论对患者自己，还是对其家庭，都是一场灾难，而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正是计划生育强制结扎。正是出于对这种后遗症的恐惧，不断有人抵制结扎手术，甚至有双独家庭宁愿不要二胎，也不愿意做结扎：
“我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完全符合生育二胎的标准，已经生育一个孩子……但谁也不敢去领‘二胎准生证’，因为我们这里有个规定，只要生育二胎的，夫妻双方必有一人去结扎，我们俩都害怕结扎。因为我父亲30年前做了结扎手术，得了神经官能症，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大小医院都跑遍了，钱花了不少，至今仍多病缠身，无人问津，身心受到伤害。邻居一大妈当年强制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后，至今仍是个半疯半癫之人。工作中也听说了很多正常人做了结扎手术后，出现一系列的后遗症，想想就害怕，自己才30出头，所以坚决不做结扎手术，万一出现后遗症，这一辈子就完了。”
（三）引产流产：最要命的“补救措施”

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感情方面，引产流产对妇女的打击都是最大的。这也是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最没有人性的措施，计生系统美其名曰“补救措施”。其毫无人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妇女身心的直接伤害
近日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安康孕妇引产一事的冯建梅就是强制引产的受害者，翻翻计划生育的“功绩谱”就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几乎就没有断过：
2009年6月12日山东聊城市冠县一高龄孕妇怀胎九个月，因是计划外怀孕，被数十位计生办干部强行引产，导致母子双亡。
2009年2月26日湖南浏阳市的少女刘丹被镇计生办拉到市计生服务站强制注射引产针，第二天下午流血不止，抢救无效死亡。
2009年广西博白县整治计划生育活动中，全县28个乡镇刮起的计生风暴，从2月上旬至4月26日短短两个月内，全县成功迫使堕胎、结扎、放环为3964人，平均每日强制堕胎48人
……
2、杀死胎儿和活体娩出婴儿，令人发指
更让人发指的是，即便引产出来的婴儿还活着，毫无人性的计生人员及医护人员也会采用各种方式致其死亡，只因为他们没有降生到这个国家的通行证――准生证。如此场面实在也是屡见不鲜：
今年3月份是，网曝山东临沂磨山镇一怀胎9月的孕妇被计生委干部强制打针流产，孩子生下来哭了几声，然后凄然死去[详细]。
宁波市鄞州区某街道的陈女士，十年前在宁海第一医院住院生产（1999 年4月5日），产下“死胎”从此不育。此后10年间她求医问药只想要个孩子。2009年7月24日陈女士从宁海第一医院找到她十年前病例。病历显示：“分娩一成熟男活婴（无准生证，县×××陈××来院不准新生儿存活）故未予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处理，2分钟后新生儿死亡。”[详细]
以上两件事还只是被新闻媒体曝光核实的直接杀婴事件，私下里到底有多少婴儿被计生与医护人员杀死，恐怕很难知晓。
（四）全国到底有多少女性成为受害者？

“四术”给中国女性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从上述介绍中仅可窥见冰山一角。那么，全国到底有多少妇女成为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流产的牺牲品呢？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显示，1980年到2009年，我国女性共上环2.86亿次，做输卵管结扎手术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详细】。当然，不排除这中间有大量自愿进行“四术”的妇女，特别是人工引流产。但是可以说，在强力推行“一胎”制度的计划生育背景下，绝大多数手术都是在计生部门的强制下进行的。
即使按照最理想状态下的节育手术，这些节育手术中哪怕只有1%的后遗症发生率，那就有661万名妇女背负着一生的痛苦，何况官方的数据都远远不止1%。而由于此类后遗症属于隐私疾病，后遗症的鉴定和统计部门又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计生部门，实际发病率恐怕远不止如此。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于1995年7―8月份在全国10个省12个村对300名育龄妇女的随机调查，由于计划生育措施失当带来健康损害的比例达10％左右，其中大多是因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不过硬带来后遗症所导致的。如此高的比例，放在全国，该有多少妇女成为受害者？
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四术”后遗症发生率到底多少，一直是个谜，到底有多少妇女和家庭成为受害者，也是个谜。
（五）面对“国策”，她们只能默默忍受煎熬

面对计划生育这一刚性的“国策”，忍受节育手术后遗症痛苦的妇女处境如何呢？她们中间的绝多数人选择了默默承受，即便有人想维权，不但要受到计生干部的威逼，而且面对国策法院支持其维权行为的可能性也不大，胜诉极少。
首先，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己买点消炎药吃、或者去当地小医院打点消炎针，不怎么疼时就不管它，如果不怎么严重谁也不愿意告诉其他人，毕竟是隐私，总是觉得说不出口：
某妇女甲，今年56岁，“当初政府要我做手术，干部一天上几次门，并且承诺出现后遗症政府包养终身；如今节育手术做完了，留下后遗症生不如死，干部见了面都躲着走，向政府要点钱治病，就像叫花子讨饭一样难，自己也不愿意再去丢那个人，有时觉得委屈，就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哭完心理就不委屈了，继续忍受，活到哪天是哪天。”（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其次，有部分后遗症患者因为想维权而时常受到当地计生干部的威胁，面对强势的权力部门，她们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沉默。
某妇女乙，本已采用上环节育措施……后在村妇联主任的哄骗下来到“镇计生部门专门制定的卫生院”做了“完全取环”并结扎绝育手术。此后经常感到小腹莫名的疼痛……肚子却鼓得越来越大，并且无法进行房事。在当时闭塞的农村，妇女身上的隐私之痛羞于说出口，也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后来到市里大医院去一检查……结果自己子宫里居然有一个长达15公分的钢丝T形避孕环。在避孕环的长期影响下，一个足球大小的血瘤把避孕环紧紧地包裹在里面，老实巴交乙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十年前自己被告知已经“完全取环”了。后又到省院检查，原来是她当时取环结扎手术时，负责手术的医生没有将避孕环完全取出来……巨大的血瘤长期压迫子宫和卵巢，已使两个器官严重坏死，失去功能，医生取出避孕环血瘤的同时，无奈地将乙的子宫和卵巢一并切除。遭受到巨大伤害的乙，一怒将镇计生办和当时的主刀医生告上法庭。2005年5月11日，当天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前，乙一家人竟遭受黑社会势力的威胁与恐吓，这些人扬言如不撤诉，就要把她的两个孩子“搞掉”。出庭的法官也以鄙视的态度用冷血的话语“调解”原告：“你一个农民既不懂法律，又没有钱打官司，吃亏是肯定的，自认倒霉吧，为了你全家人好，趁早撤诉，放弃算了。” ……一想到孩子还小，婆婆和丈夫苦苦哀求乙为孩子不要告了，同时乙自己也感觉担惊害怕，怕得再也不敢进法院大门了。
（六）政府为何不推广避孕套、口服避孕药等比较安全的措施呢？

那么，政府为何不像台湾那样推广避孕套、口服避孕药等更加安全的避孕措施[详细]呢？
黄树民教授在福建省林村调查时就此问题问过村委书记，村委书记是这样回答的：“政府根本不相信农民会主动采用避孕的装置，这就像叫狼去看羊一样。农民想尽办法，就是要多生一个。就算装了子宫环，还可能会找一个没有执照的产婆，把它拿出来。所以我们队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所有的妇女集合起来，检查她们的子宫环是否仍在原位。当然做输卵管结扎手术是最一劳永逸的做法……输卵管一经结扎便很难复原，所以妇女便难以再度受孕。”

二、男性结扎：没宣传的那么好！


不仅女性是强制绝育手术的受害者，男性同样不可幸免。
（一）不负责任的宣传：男性结扎安全可靠

为了让更多的男性进行输精管结扎的绝育手术，计生系统不遗余力地宣传男性结扎多么多么可靠有效，多么多么安全，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1、官方论调：男性结扎好处多
为了替男性结扎做宣传，很多媒体和专家都纷纷发言大谈男性结扎的好处。如人民网发表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胡小鹏的文章称“男性结扎不影响射精快感，随时可重新接合”，甚至更夸张地说“临床上常有男性反馈，结扎使他们心态更放松，在性生活中获得的快感更强烈了。”[详细]
计生干部又怎么说呢？国家计生委生殖健康中心主任陈振文说：“从生理上说，结扎后淤积的精子可以通过人体自行吸收；从心理上说，结扎后的男性不用担心使女性怀孕，更不会影响性能力。”广州市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吴伟雄说：“根据多年来的数据显示，这几种后遗症的发生率都很低，比如痛性结节，只有0.47％的发生率，附睾淤积症也只有0.63％―1.5％的发生率。”
然而男性结扎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吗？当然不是！
2、丘勇超：医学杂志上有数据披露，30%到40%的结扎病人性功能会受影响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男科副主任医师丘勇超说：“在临床上，他确实碰到不少结扎后的男子出现性功能障碍问题，这类病人占了5％左右。医学杂志上有数据披露，30％到40％的结扎病人性功能会受影响，主要是因为精液出不来，导致附睾和输精管囊肿，即使病人后期能自己吸收精液，性能力也会受影响。而男性被强行进行结扎手术，导致心理上存在障碍，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也大有人在。因此，他明确表示，输精管结扎并不宜推广。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魏鸿蔼也指出，在他的病人中有20％－30％结扎后会出现痛性结节，这些病人由于泻精时出现疼痛感而影响正常的性生活。[详细]
同时，男性输精管切除术手术后近期（2 年内）罹患泌尿生殖道感染或炎症的风险是未切除男性的1.5～2.5 倍。
（二）绝育手术让有些男性失去性福和劳动能力

统计表明，全世界6200多万例男性绝育手术中，中国占3200万例，而其中95%都是被强制结扎的。由于传统观念和保存家庭劳力等原因，男性的结扎人数要远远低于女性，但被结扎男性身心所受的折磨却一点也不少，比如：
从重庆来深圳的打工者黎邦华于2005 年5月被居委会强迫结扎后留下病根，丢饭碗失性福，甚至工作都不能做了[详细]。
陕西清涧县石咀驿枣林子沟村村民吴宏业1973年8月20日做了结扎手术后，感觉腰部疼痛且浑身乏力，小腹一直伴有疼痛。1978年，清涧县医院对吴宏业的诊断结果是“扎管后神经官能症”。老吴说，结扎手术后，他就基本不能做重活，后曾经营过一个小卖部，辗转到现在，他只能蜷缩在榆林城区的一个角落里，和妻子一起以收破烂为生。
类似的事件也是不胜枚举，当然，同女性的后遗症一样，男性有多少人结扎后出现后遗症，也是计生部门的禁区，数据同样是个谜。


三、强制执行让害人的政策大行其道


为了推行天怒人怨的强制节育，计生部门协同政府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对老百姓进行围追堵截，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贯彻“国策”，政府主要采用的强制手段有：
（一）政府：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实行“一票否决制”

政府为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投入了巨额人力物力，仅人力一项，据报道，“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详细]如此庞大的利益相关集团，也正是“放开二胎”这一呼吁的最大阻力。
在管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长期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地方官无论其他方面表现多么优秀，只要当地出生人口数量超标，就会受处罚，处罚包括扣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威胁免职和降职，断绝晋升之路。这套办法极具效力，逼迫基层党政干部为完成计划生育目标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方便管理，有些市县计生办竟荒唐到直接向各乡镇下达人流指标，曹锦清在河南调研时就听村支书说到过这种事情：“从1992年开始，市、县计生办还制定一项新的规定：各村每年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到县卫生院进行流产。这个指标定得莫名其妙。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前年，我村只有一名妇女超计划怀孕，按指标还缺一名，结果只得到邻村去‘借’，实际上是出钱去‘买’的。去年我村没有超计划怀孕的，听说县卫生院有专门出售‘流产证明’的，每份证明七八百元。我们只得花钱买了两张‘证明’。为了完成这一指标，看来我们还得每年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了，你说荒唐不荒唐。”
（二）法律：制定与强制推行节育手术配套的政策法规

如河南省2000年《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生育1 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上宫内节育器；生育2 个或2 个以上子女的育龄人员一方应采取绝育措施。不论何种原因，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
广西、广东、山东、河北等省都有相同规定，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几乎都一样。
而相对于地方法律法规对强制节育赤裸裸的支持，中央的法律和文件则显得非常羞涩：1995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 “七个不准”限制乱打人乱罚款等违法乱纪行为，但对于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完全装聋作哑。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同样只字不提。
地方条文为强制节育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让普通民众的反抗失去了合法性，而中央法律漏洞又为地方计生部门为所欲为大开了方便之门。
（三）暴力执行：抓人打人、抢东西、牵牛扒房，株连亲属和邻居等

据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描述，河南某村民曾对他说：“这些保甲长（他把乡村干部称为‘保甲长’与‘保丁’），对付农民的土办法可多着呢，超生交不出罚款，他们就带着人来搬粮食、牵牛羊，甚至破门拆屋。如今又发明出“亲邻连保”的办法，沿街百米之内，或一石之内（向外扔一石，以该石下落处为半径的范围之内），若有一户超生，其余各户皆受株连，替他分担超生罚款。”
同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黄树民在福建省林村看到：“一听到工作队要来，就有几个怀了孕的妇女闻风而逃。她们大多躲回到其他县的娘家去了，还有几家把怀孕的妇女藏在床底下，大门锁起来，装作没人在家的样子。可是工作队照样破门而入。要是在里面找到了妇女，便带出去做怀孕测试。要是测试结果是阳性反应，就送到公社的医院做堕胎手术。要是整家都逃得一个也不剩，工作队便取走家中值钱的用品，像是电视机、缝纫机或是脚踏车，带回镇上的总部。然后再放话给屋主，如果这家的人未能于三日内亲自到镇上去领回这些东西，便将它充公。要是这一家穷得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拿，就卸下他们家的门窗作为担保品。
2008年4 月，苍山县姚成志的弟弟姚成军一家，因超生躲到外地打工。姚成志因牵连被罚款，其妻子喝药自杀。
2010年广东省普宁市官员以“节育学习班”的名义拘留了1300多名超生夫妇的亲属，而这些亲属多为老人，据说只有当超生夫妇做了绝育手术后，他们才会被释放。
（四）抓人顶替以便完成引产流产任务

为了完成上边安排下来的计划生育指标，有些乡镇甚至采用随便抓人顶替的方式，很多人无辜受害：
2004 年3 月16 日，河南省伊川县的韩丽走在大街上被抓去做了引产顶替别人的指标。
2004 年3月下旬，河南宜阳某乡计生办对××村分了两个妇女引产任务，计生办找到村长，村长说：“俺村告状人多，最好别在我村搞，若因此引发上访，工作不好办。”乡计生办说：“你村小煤矿外地打工人多，抓两个顶替完事，但你村5 户对象，每户掏500元费用，共掏2500 元了事。”
（五）不计代价跨省给孕妇做流（引）产

湖南省桃源县热市镇落实计外孕补救措施不惜代价：该镇重点监控政策外孕情，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补救，不论对象身在何处，一经发现不惜一切代价落实到位。2007年5 月9日，该镇党委政府根据确切信息，得知该镇菖蒲村、九龙村、凤鸣村各1名计外孕妇分别流动到广州等地后，立即决定拨出专项经费，不惜代价前往广州等地落实补救措施。
此外，还有高额收费、断水断电等强制措施被计生干部广泛运用，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技俩罗织起了计划生育的大网，让普通百姓无法可依、无路可走、无处可诉，使得几乎每个普通民众都成为受害者，每个人的家乡都已“沦陷”。


结语


1、 强制上环、结扎、流产、引产被捆绑在“计划生育”的无敌战车上横行了30年，不知损害了多少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也不知还要荼毒多久。
2、 希望政府能给被强制节育后深受各种后遗症折磨的普通民众以起码的生存和养老保障，他们被夺走了太多，有权要求最起码的权利和尊严。
3、 希望有一天这些悲剧能不再上演，民众的生命和权利在“国策”面前不再这么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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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孕妇被逼引产调查：胎儿死前挣扎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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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2-06-19 13:24 来源：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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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6月19日讯 15点40分――冯建梅清晰记得这个时间，她被注射了引产针。令人恐惧的引产针药水被注入体内后，她并没有痛感，但心却撕裂成碎片。尽管眼睛被计生干部捂住，但她似乎能看到，肚中孩子无力挣扎的样子。
　　孕妇冯建梅牵着5岁的女儿走了过来，十来个汉子紧随其后。孕妇的脸上满是惊恐，肚子里的胎儿也在频频翻动――这个小生命似乎明白，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她。
　　这是陕西最靠南的县城――镇坪。它位于陕西、湖北、重庆三省（市）交界，有“鸡鸣一声听三省”的说法，5年前曾因周正龙“假虎照”事件闻名世界。
　　6年前，东北人冯建梅嫁到这里，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公婆催促之下，2011年10月，她怀上第二胎，但一直没有办理准生证，被着急摘掉“黄牌”的计生干部盯上了。
　　2012年5月30日，在丈夫出门打工几个小时后，几个计生干部登上家门，要求冯建梅配合去做引产手术。这位可怜的准妈妈借口买菜溜出家门，此后的70多个小时里，她与计生干部上演了一出猫抓老鼠的“游戏”。
　　出逃
　　5月30日出门，是丈夫邓吉元十几天之前就算好的日子。他要去内蒙古阿拉善的矿上挣钱，实现两年还清债务的计划。
　　8万元债务是邓家盖新房时欠下的。邓吉元此前在村里水电站从事管理工作，月薪4千，但去年母亲患上癌症，孩子要出生，作为长子，他决定出门挣钱。
　　车子刚启动，一只小鸟就撞在前挡风玻璃上，死了。“这是一个凶兆”，邓吉元心里犯了嘀咕，矿上都是玩命的工作。
　　但几天后，邓吉元 终于明白：“凶兆”直指妻子。
　　男人离开小镇约3个小时后，镇计生干部就走进邓家的出租屋。为了照顾女儿上学，妻子冯建梅在这里陪读，一般到周末才回村，与丈夫团聚。
　　刚吃完午饭的冯建梅正在刷碗，陌生人的闯入让她有些发慌。“几天前，计生干部打过电话，催促我们办准生证。”她回忆说。
　　办证需要自己的户口本，而冯建梅老家在东北，坐火车来回需要6天。邓吉元盘算着，等孩子生下来，交点罚款，再补上准生证和户口。“村里好多找外地老婆的，都这么办。” 邓吉元解释。因为村里很穷，姑娘们都往外嫁，小伙子只能找外地媳妇，而不办准生证就生孩子，是当地人都习惯的做法，邓家第一个孩子便是这样出生的。
　　白色的计划生育车就停在门口，来者拉扯着冯建梅往外走。她忙谎称自己肚子疼，来者不敢坚持，便坐在客厅里，孕妇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倔强的冯建梅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晚上8点多，她借口要买菜，带着孩子走出门去。正溜达着，一位阿姨悄悄给她支招，“去前头姑姑家避一下”。
　　“十五六个人跟在她后面。”姑父刘德云回忆道。当时，这位老汉站在街边抽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刘家的临街小楼租出去办成幼儿园，一家人住在后院里。2011年，冯建梅在幼儿园当保育员，一边照顾在这上学的女儿欣雨。
　　走到幼儿园门口，怀胎七月的孕妇迅速拐了进去――有扇小门可以通到姑姑家，这里的回忆充满温馨和快乐，也让她生起一份安全感。
　　胎动开始有些明显，冯建梅急切走进姑姑家，她要为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她也有感觉吧！”母亲事后回忆。这个孩子在肚中7个多月一直很安静，夫妻俩担心孩子出什么事，特意去大医院检查过好几次。
　　堵门
　　冯建梅进门后，刘德云迅速给幼儿园大门落了锁。“他们怎么着也不敢私闯民宅吧！”这样想着，冯建梅心里踏实点，准备洗脚睡觉。
　　但十几名工作人员很快将院子围起来，并“噼里啪啦”砸门。刘德云开门后，十几名干部径直走进屋里，一边喊着“进来个人，要找那个人”！
　　时任曾家镇党委副书记、计生办主任的龙春来告诉刘德云，要配合工作，否则，刘家儿子可能丢掉在中学教书的工作。“他们说，让你娃搞一天就搞一天”。
　　正在洗脚的冯建梅被带进小卧室，姑父和姑姑甚至没敢跟她多说话。
　　晚上8点多，刘德云发现，家中后门打不开了。他绕出去发现，门口赫然堆着八九块石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它们挪开。这位老实的小镇农民终于发火了，“有啥事喊就行，堵我门干啥？”
　　而在小屋里，冯建梅开始琢磨逃跑。屋子不足10平米，1.5米宽的小上，红色布靠背已经褪色发白，山里温度低，她一直裹着被子在床上躺着。
　　胎动不时出现，这个小生命好像已经意识到危险，在母亲的子宫里不安地伸伸胳膊伸伸腿。
　　窗外便是大山，但一堵约1.7米高的围墙挡在中间。母亲摸了摸滚圆的肚子，暗暗叹息，认定此路不通。
　　计生干部轮番进来做工作，无需承担劝说工作的其他人，便在厅堂里抽烟、打牌、聊天，喧嚣声吵得姑父刘德云、姑妈邓笑英两宿没睡好觉。刘德云还听到他们这样分配值班：6个人一班，每4个小时一换班。
　　次日，远在内蒙的邓吉元接到电话。官员们告诉他“赶紧回来，要带你老婆去引产”，并称6月份是当地的计划生育活动月，镇上要摘掉背了2年的“黄牌”。他要么马上把妻子的户口迁入村里，要么马上交10万元押金。
　　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后来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曾家镇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被挂了黄牌，今年该镇想拿掉黄牌，加强了相关工作。
　　办户口显然来不及，一番协商后，押金谈到3万，交钱最后期限是6月1日中午12点。
　　再逃
　　但就在这个当口，冯建梅跑了！
　　6月1日早上7点多――离换班还有1个多小时，5个计生干部猫在屋里喝酒，1个人站在门口，跟坐在门口喝水的刘德云聊天。
　　冯建梅洗漱完毕，本来在紧靠后门的厨房里吃早餐，突然，站在外面聊天的工作人员发现，厨房里没人了，马路上已经没了人影。正在喝酒的5个人听到声响，也“呼啦一下”，全部从刘德云跟前跑了。
　　几分钟前，中学拿过百米跑步冠军的冯建梅从后门溜出来，快速穿过姑姑家旁边的空地，拦住一辆小面包车，一脸急切地央求对方捎自己一段，“后面有人追”。
　　陌生的司机二话没说，待孕妇上车后，迅速离开。
　　车行几分钟后，冯建梅央求司机停下，将自己放在路边。有亲戚住在山里的曹家湾，她打算晚些时候去投宿。
　　此前打电话向丈夫汇报逃跑想法时，他反复交代过“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跑”。在这对小夫妻看来，只要躲过这阵风头，把孩子生下后交点罚款，事情就会平息。
　　冯建梅以最快的速度走下公路，沿着小路钻进山里，在一处深草丛里坐下。这是冯能找到的最佳位置：茂密草丛将她罩住，能看见公路上的动态，万一计生办的人追过来，有时间继续跑。
　　“一直盯着公路看，特别紧张、恐怖。”冯建梅回忆到。当天山里下过雨，她的裤子、鞋子已经被沿途草上的水珠浸透，但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一有车子拐过弯来，心就提到嗓子眼，“特别怕车子在路口停下，他们下车”。
　　胎动依然频繁，小家伙似乎也在表达重获自由后的兴奋，冯建梅不时抚摸着肚子，试图用手心的温柔让孩子安静下来。
　　她在草丛里呆了近14个小时，充饥的只有顺手带出来的一小块面包。直到晚上9点左右，夜色终于将大山彻底笼罩后，冯建梅再次起身，准备投奔下一家亲戚――曹家湾的王家。
　　被抓
　　曹家湾处于巴山北侧，从多数人家的窗户望出去，总能看到一座绿色的天然屏风。
　　孕妇冯建梅独自走在山间小路上，她能够感觉到不知名的虫子在草间蠕动。鞋袜早已湿透，走路时打滑，唯一的信心是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约十几分钟后，王家白色的矮房子出现在她的视线里，推开门，见到王富平（音）媳妇的一瞬间，她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虽然提前接到过冯建梅的电话，但当这个脏兮兮、一脸疲惫的孕妇出现在眼前时，王家媳妇还是一惊，赶紧让她进屋洗漱睡觉。
　　冯换下的银白色运动外套沾满了泥和草汁，扔在洗衣机里都没能洗干净，王家媳妇又用手搓了好几遍。
　　躺在王家的旧床上，冯建梅左右翻着身，试图为胎动不断的孩子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但刚刚过了1个小时，“砰砰砰”的敲门声又想起来了。冯建梅惊得一抖，连忙起身，侧着身往床底下钻，避免床板硌到胎儿。但此时，手电筒的光柱已经从窗户外射入，在这个房间里来回晃动。
　　“家里有陌生人吗？”“没有。”来人和王富平进行了简短对话，很快，几个人冲进屋里，拉亮灯。他们蹲下来，看着大肚子女人缩在床底下一脸恐惧的样子，突然笑了起来。
　　“算了，就这样吧，爱咋样就咋样”。被人从床底拖出来后，冯建梅心里突然一阵轻松，决定晚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她睡到8点半才起床。
　　6月2日10点，王家媳妇看见，冯建梅被两个医生架着带走了，“她不愿意，但没用”。多名目击者也证实了这一点：可怜的孕妇被4名男子架着胳膊、腿，脑袋上蒙着黑色衣服，沿着山路离开。
　　“我一直在喊。”冯建梅回忆到。7个月的胎儿重量不轻，胳膊、腿都被抬起后，孩子压得腰生疼，在她的反复要求下，一只手才撑起她的腰。被塞进车子后，冯建梅发现胎动越发频繁和剧烈，似乎抗争着即将到来的命运，而母亲只能不停流泪。
　　此时，得知老婆被抓的邓吉元已经踏上回程，兜里揣着前一天老乡们借给他的1.8万元。他称：镇上来了通知――押金涨到4万块了，这一点，之后亦被官方证实。
　　引产
　　冯建梅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发生在镇坪县医院――这是县城唯一的医院。这家医院已经有62年历史，据多位村民反映，此地做过不少引产手术。
　　15点40分――冯建梅清晰记得这个时间，她被注射了引产针。肚脐眼下方事先注射过麻药，令人恐惧的引产针药水被注入体内后，她并没有痛感，但心却撕裂成碎片.尽管眼睛被计生干部捂住，但她似乎能看到，肚中孩子无力挣扎的样子。这是这位母亲出生以来，最绝望的一刻。
　　当时没有任何家人陪伴在她身边：邓吉元一家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事发时，大姐在湖北走亲戚，老二、老四、老五、老六在江苏陪患癌症的母亲看病，只有60多岁的老父亲在家。
　　这位老人被计生干部以“领导找谈话”的名义带了出去。待他回来时，20多人守在医院门口，不允许他上楼。
　　“晚了，针已经打了。”回到病房，冯建梅拨打多次，才听到丈夫邓吉元的声音，她哭喊着说出了这句话。手术前，她被几个人按住，在病床上签署了同意书。
　　邓吉元正在内蒙古往回赶的路上，有4个多小时手机没有信号。坐在汽车靠过道的位置上，他呆呆看着手机里40多条来电提醒，觉得“气死了”。
　　约30个小时后，冯的肚子开始剧痛，与生孩子时的感觉不一样，“痛得想死过去”，疼痛夹着绝望折磨了她4个小时，这个孩子在以最激烈方式，与母亲告别。6月4日凌晨3点多，孩子出生，母亲看见，小小的她浑身乌青，毫无生气。
　　6月4日，邓吉元赶到医院，刚见面便急切地问道：“你怎么没经过我同意，自己就签协议了？”妻子哭了：“没签”。
　　没过多久，冯建梅称要去上厕所，却很长时间没有回来。邓吉元听到外面闹哄哄的，跑出去一看，平时温顺柔弱的妻子拿着一根孩子手腕粗细的竹竿，愤怒地站在护士办公室里――几分钟之前，她砸了产房的玻璃和柜子。
　　“我的孩子应该在产房出生的！”时隔数日，冯建梅的语气里还有掩不住的愤怒和哀伤。
　　悲剧重演
　　手术后的多数时候，冯建梅只是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不说话，莫名的头痛困扰着她。
　　与她境况类似的女子在镇坪并不少见，多位村民称，怀孕六七个月被强制引产的事情“多得很”。而早在15年前，就在镇坪县医院，一位年轻妈妈也伤心绝望地躺在病床上，甚至更加糟糕――她被强制引产了一个8月胎儿，死婴躺在身边5天后才处理掉。
　　“落得一身病”，在鱼坪村村口，记者见到如今38岁的徐先贵，她伸出双手，手心是冰凉的。但更痛的地方在心里，以至于刚张嘴，她的声音就梗咽起来。
　　15年前的腊月，怀孕8个月的徐先贵被计生干部从娘家拖走，晚上12点赶到镇坪县医院。“医生两个手指在我肚皮上拼命一按，针就打下去了。”她形容，当时感觉“痛得要死过去了”。
　　与邓家情况一样，死婴是徐家第二胎，没有准生证。次日中午，死婴从徐的身体里剥落出来，由于丈夫在外地打工，公婆年岁太高身体不好，等到5天后，徐的家人才赶来医院照顾，“没有半个人管我，只有死掉的娃娃在身边”。
　　彻查
　　闻讯赶来的邓家大姐用手机拍下了弟妹生下死婴的视频，但被留守的计生干部强行删除。趁人不注意，她又拍下张弟妹和死婴的合影。
　　照片里，乌青的孩子身体缩成一个大问号，悲凉地躺在头发凌乱的母亲身边，经历70多个小时的生死逃亡，她终究被剥夺了活着来到世界的机会。
　　邓家亲戚陆续赶来，愤怒的家人决定“寻个公道”。他们无法接受那个“情绪稳定”的说法――曾家镇公开了一份题为《曾家镇依法终止一例政策外怀孕》的资料，其中称“6月2日，在其（冯建梅）思想情绪稳定的情况下，镇计生办工作组陪护其来到县医院，经过各类常规例行检查后，其（冯建梅）自愿接受了引产手术”。
　　6月8日晚间，在四川工作的表弟阿三接到邓吉元的电话，“一听电话就知道出事了”，表哥是家中长子，一向沉稳，有事情经常憋住心里，自己默默承受。
　　“你知不知道安康百度贴吧的版主是谁？”阿三是家里的资深网虫，曾经在泸州老窖工作，跟媒体打过交道。
　　在表哥“凄凉、无助”的声音中，阿三听完事情梗概，决定帮助表哥，把事情捅到网络中去。同时，邓家四妹吉彩，也开始在网络上发声，痛诉嫂子的悲惨遭遇。
　　6月11日，事件在网络中引起大范围关注，陕西《华商报》报道后，更多媒体介入。
　　三天后，陕西省人口计生委派出调查组，初步认定冯建梅怀孕7个月遭引产情况属实，该做法严重违反了国家和省人口计生委的有关政策规定。
　　当晚，安康市副市长杜寿平前往镇坪县医院看望了冯建梅，这是邓家人见过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对方告诉他们，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江能海、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镇长陈抨印、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龙春来，都已被停职调查。
　　冯建梅的病房热闹起来，调查小组、县镇干部、记者络绎不绝，晚上12点，邓吉元的手机还经常响起。但这位初中毕业的80后农民，坚持拒绝境外媒体采访，“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相信组织”。
　　“我现在最担心她心里疙瘩解不开”，望着妻子的苍白脸色和呆滞神情，邓吉元恍惚想起7年前，他们在沈阳认识的场景：网吧里，“乡巴佬”邓吉元跟着朋友去玩，坐在冯建梅的旁边，这个爽快漂亮的东北姑娘耐心教他上网，并互相留了qq号。
　　昏暗的网吧里，电脑屏幕冷冷的光源打在冯建梅的脸上，白皙而秀美。3个月后，邓吉元追到了这名初中刚毕业的年轻姑娘，并顺利说服她，将她从东北娶回西南山沟里的老家。
　　现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安静躺在老家山上。父亲邓吉元一直没有去看她，“不想去，触动那些，挺伤心的”。他打算，待事情处理完毕，把妻女送到江苏去呆几天，自己去内蒙继续打工，“暂时离开这个伤心地”。（记者 江岳 雷滢）
网上有照片，都是国内的大网站，想看的自己去看。

 

[B-a-King]

回复: 强制节育三十年 害苦多少中国人

祝愿中国大陆5毛们的女人，享受强制节扎打胎引产的幸福。

 

[psd1179]

回复: 强制节育三十年 害苦多少中国人

生下为奴，何必节育；生下为婢，何苦多生

 

[yixichen]

人民日报一主编：骆家辉坐经济舱因差旅费剩下归自己

内容来自凤凰网
人民日报一主编：骆家辉坐经济舱因差旅费剩下归自己

2012年06月19日 12:38
来源：扬子晚报网 作者：张?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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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_GB2312, 楷体]2011年9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武汉汉口参加“武汉美国周”环保低碳自行车健身行活动[/FONT]
骆家辉再次成为华人关注的焦点。
今年5月初，陈光诚自行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引爆了一场北京媒体的舆论战：“美国外交官不能逾越自己的本分”，美国大使的“大秀特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美关系“添乱、添堵”，“从陈光诚看美国政客拙劣表演”。
在官方媒体上，骆家辉的“罪状”是：“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监测并公布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掺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使馆――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
对于这样的描述，舆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方如香港卫视采访总监秦枫，她在实名微博中，指骆家辉是香蕉人：“一个外交官挑拨驻在国内斗，这什么行为啊?有没有外交规定，类似公开干涉内政的外交官可以驱逐？”这些言论被网友指出和她的亲戚、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的各种看法一脉相承。
另一方与之针锋相对，一个署名“作家-天佑”的微博直接贴出和秦枫的对话记录：“如果坐经济舱、买旧床垫子、用优惠券买咖啡、自己背包是意识形态的话，那也叫有人性；而你拥护的意识形态则是党性……”
事实上，从2011年8月13日骆家辉走马上任之后，这种争议就从没有停息过。比如，人们注意到，上任当天他背着双肩包，携妻子及3个孩子大包小包地跨步走来，没有警卫，也没有多少随从，“模样更像是一个普通华人带着家人度假归来”。
在起飞前夜的西雅图机场，有人看到，骆家辉带着女儿用优惠券买咖啡却被服务员拒绝。
2011年9月，骆家辉选择乘坐经济舱去参加大连达沃斯论坛。在论坛上，央视记者芮成钢向他提问时调侃道：坐经济舱来开会是否在有意提醒“美国欠中国钱”？骆家辉说，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其领事馆的官员还是北京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乘飞机时坐经济舱。
对于这番对答，凤凰网曾发起一组调查，结果显示，45%的人认为这个提问“是以中国官本位的思维去审视它国行政运行机制”；而关于坐经济舱是否“作秀”的问题，有41%的人选择“不在乎是否作秀，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也能多坐经济舱”。
再度让人们关注到中美官员之间差异的，是2012年4月骆家辉参加海南博鳌论坛时拒绝入住会议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原因是，该酒店价格超出了美国政府所允许的差旅费用3倍。
其实，早在2011年8月4日的初次媒体见面会中，骆家辉就指出，“我和父母、妻子和孩子都直接代表美国以及美国作为自由、平等和机会之土地的希望。我，以官方身份，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希望和这些价值观……”
虽然，作为“代表美国价值观”的“百分之百美国人”，骆家辉从一开始就澄清了自己的工作与肤色无关。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的做法与肤色，尤其是同皮肤的中国官员相联系、对比，甚至扩大到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身上。
在互联网和媒体上，马英九穿旧西服、吃便当、骑单车上班、戴电子表、住公寓楼的形象深入人心，连其在台湾有“便当王”之称、妻子周美青坐公交车上下班的细节都被网友揪出来传播。
在这种舆论态势下，“大陆学生质问马英九廉政秀”的假新闻开始出现。假新闻说，大陆有学生对马英九亲民“作秀”进行质疑，马回答说，是媒体和民进党监督的结果。很快，有中山大学的学生出来辟谣，称当时实际上是在讨论台湾学生用电浪费的问题。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发文称，骆家辉“大大超过了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人民日报》经济周刊主编田俊荣希望公众能看到这背后的原因，“他为什么会坐经济舱？因为美国政府规定大使的差旅费用是包干的，留下的是自己的”；而前文提及的芮成钢，早在向骆家辉提问之前，就发微博称骆家辉在有意地展示自己，“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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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xichen]

来自腾讯的国内新闻

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我们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我们该信谁？” 谁动了我们的社保?（2011中国人均寿命73 - 2011 中国人均寿命 73.5 岁 ）（我们从25岁开始工作到65岁，整整缴纳四十年的社保，而我们却只能享受8年养老社保，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我国将延迟职工领取养老金年龄】人保部明确表示，将延长企业职工退休和领养老金年龄。目前职工退休领养老金年龄女性55岁，男性60岁，今后职工退休和领养老金年龄将延长5年，这就意味着职工将多交、少领保险费。许多人认为延迟职工领取养老金年龄很不合理，这不是养老而是坑人！ 人社部暗示要将领养老金的年龄延迟到65或68岁，可见社保基金入不敷出是多么严重。当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七十来岁，规定68岁领取，恐怕有的人交了一辈子社保最终只能领取冥币了！社保庞氏骗局的本质还不够清楚了吗？那些还在鼓吹企业应该为员工购买社保的各路良心们，你们是真的蠢还是良心被狗吃了？ 【我们必须知道】：在中国，普通公民缴纳养老金的费用占工资的28%，而公务员无须缴纳。但退休后，公务员退休金却是普通职工3倍，实际上他们的高退休金是由普通职工等纳税人埋单。清华白重恩教授说，中国社保缴费乃全球最高，这对于工资低于公务员的普通人来说，就是“劫贫济富”。
如果你也觉得不公平请将帖子顶起来，到你所拥有的群里面转载，尽我们的呐喊！！转起让更多人知道是如何的不公平！！
中国人均寿命 73.5 岁 ）（我们从25岁开始工作到65岁，整整缴纳四十年的社保，而我们却只能享受8年养老社保
这话太经典了

 

[蓝山小镇]

回复: 我的养老金

D

 

[yixichen]

看了后哭笑不得

内容来自腾讯网
某部50%战斗员不熟坦克连排进攻常识 演习失利

2012年06月23日10:52中国军网我要评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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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

兰州军区某装甲团演练分队进攻[/FONT]​

初夏，南疆腹地，硝烟弥漫。
随着红色信号弹升空，兰州军区某装甲团加强坦克营进攻战斗打响，数十辆坦克成3路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冲击。
“全营注意，呈疏开队形迅速突破‘敌’前沿！”二营营长马云东下令。
孰料，402车在进攻中超越头车，车后扬起的尘土，影响了403车驾驶员的视线，险些发生追尾事故。结果，两车被判“阵亡”，演练以失利告终。
演练场硝烟未散，一份调查报告摆在团领导的面前。50%战斗员不熟悉坦克连排进攻基本战术常识、30%乘员单车协同不到位等问题浮出水面。该团吸取演练失利的教训，立即走出“三步棋”，推动战斗员战术素养不断攀升。
完善硬件设施设备。他们自筹资金建成集战术教学、战法研究、战术推演为一体的战术网络教室，为各营连购置了沙盘作业工具、触摸屏电脑、模拟对抗训练设备等，定期组织沙盘作业、兵棋推演，为提高战斗员战术素养搭建平台。
建立远程教学网络。他们与坦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等5所院校，联通了远程教学网络，定期开展网上交流、战术研讨、难题会诊，探索营连战术演练的方法路子。
组建示范分队引路。全团打破建制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战术示范分队深入训练场，紧贴实战细抠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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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谈上山下乡：是降伏红卫兵的策略

近来知青话题很热。内容来自国内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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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潘鸣啸 著，欧阳因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P.52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P.53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就这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
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官方从来没有公认过利用上山下乡运动把危险分子逐出城市，不过报刊上不断地宣讲该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巩固毛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防止“刘少奇之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回笼。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下乡运动当然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因此不可忽视。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
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青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须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毛因而确定了文化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他也更加确定了“他的”威权。正像LucienBianco指出的，毛执著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他向他的政治对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HannaArendt曾经这样写道：“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P.55原则上说，下放几百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扎根一辈子”，毫无疑问，那就是“运动”中国社会的绝好办法。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本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加强他的魅力领袖式威权这一动机呢？很难说。他的威权作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然而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革命划上了句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
想看的自己上国内网站。

 

[yixichen]

媒体称扶贫标准提高后我国贫困人口增一亿

内容来自腾讯网。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林晖、周芙蓉）“村村平坦路路争辉铺锦绣，处处小康楼楼溢彩庆丰年。”在乌蒙山区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迤那镇芙蓉王新村，村民赵美荣将这样一副对联挂在新家门前。“过去住的是土坯房，政府帮我们拆了盖上新房。”赵美荣在富有黔西北特色的新家前笑容灿烂地对记者说。
　　今年2月份，威宁县所在的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正式启动。这一项目力争从根本上改变片区的落后面貌，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民正和赵美荣一样，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迎向美好的新生活。
　　10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就，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按原来的扶贫标准，我国2010年底的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去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按照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4%。
　　扶贫标准虽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人民的亲切关怀。
　　回望1986年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时，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我国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06元作为贫困标准。此后，这一标准随物价变化不断提高，到2010年为1274元。如今，又实现了从1274元到2300元的巨大飞跃。
　　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很突出，扶贫开发工作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贵州省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截至2011年底，按2300元扶贫标准，贵州有贫困人口1149万人，贫困发生率33%，占全国近9.4%。
　　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介绍，未来10年，贵州将把创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作为总抓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强基础扶产业、提素质保民生、创机制探路子，探索适合中国西部农村后发赶超的发展之路。
　　去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是新时期扶贫开发主战场。这些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11个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有14个片区680个县。这些地区是全国扶贫对象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工作难度最大的地区，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一项项惠民政策已经纷纷出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要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有关省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要向片区倾斜；国家在连片特困地区安排的各类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片区县安排……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同时，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随着一项项扶贫攻坚规划先后启动实施，我国正朝着这一目标奋力前进。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从2002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增基本农田5245.6万亩，新建及改扩建公路里程95.2万公里
　　从2002年至2010年，新增教育卫生用房3506.1万平方米，解决了5675.7万人、4999.3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到2010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饮用自来水、深水井农户达到60.9%，农户人均住房面积24.9平方米
　　到2010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然村通公路比例为88.1%、通电比例为98%、通电话比例为92.9%
　　数据来源：国新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林晖、周芙蓉）“村村平坦路路争辉铺锦绣，处处小康楼楼溢彩庆丰年。”在乌蒙山区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迤那镇芙蓉王新村，村民赵美荣将这样一副对联挂在新家门前。“过去住的是土坯房，政府帮我们拆了盖上新房。”赵美荣在富有黔西北特色的新家前笑容灿烂地对记者说。
今年2月份，威宁县所在的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正式启动。这一项目力争从根本上改变片区的落后面貌，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民正和赵美荣一样，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迎向美好的新生活。
10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就，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按原来的扶贫标准，我国2010年底的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去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按照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4%。
扶贫标准虽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人民的亲切关怀。
回望1986年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时，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我国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06元作为贫困标准。此后，这一标准随物价变化不断提高，到2010年为1274元。如今，又实现了从1274元到2300元的巨大飞跃。
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很突出，扶贫开发工作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贵州省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截至2011年底，按2300元扶贫标准，贵州有贫困人口1149万人，贫困发生率33%，占全国近9.4%。
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介绍，未来10年，贵州将把创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作为总抓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强基础扶产业、提素质保民生、创机制探路子，探索适合中国西部农村后发赶超的发展之路。
去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是新时期扶贫开发主战场。这些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11个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有14个片区680个县。这些地区是全国扶贫对象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工作难度最大的地区，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一项项惠民政策已经纷纷出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要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有关省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要向片区倾斜；国家在连片特困地区安排的各类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片区县安排……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同时，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随着一项项扶贫攻坚规划先后启动实施，我国正朝着这一目标奋力前进。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从2002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增基本农田5245.6万亩，新建及改扩建公路里程95.2万公里
从2002年至2010年，新增教育卫生用房3506.1万平方米，解决了5675.7万人、4999.3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到2010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饮用自来水、深水井农户达到60.9%，农户人均住房面积24.9平方米
到2010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然村通公路比例为88.1%、通电比例为98%、通电话比例为92.9%
数据来源：国新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
（国新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 林晖 周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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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赞香港经商环境：不用请官员吃饭税负轻

内容来自腾讯网。

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赤手空拳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因为除了16.5%的利得税外，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税种。不擅应酬？这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
这就是香港的经商环境――对那些踌躇满志的创业者来说，堪称一种享受。
香港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依据国际商会公布的“市场开放指数”排名，这里被誉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连续十几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后，香港获得评选发起者美国传统基金会这样的评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的免税港，政府在经济方面干预很少，金融与银行业限制很少，薪酬与价格干预很少，产权观念牢固，维持低程度的规管，非常规市场活动很少，一个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
“积极不干预”，正是几十年来这座城市一以贯之的经济理念。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时期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最早提出了这一口号。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香港：“一个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低……有一个放下架子鼓励他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他会幸运地发现这里没有政治。”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他将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视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
但香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相。夏鼎基在经济领域推行“积极不干预”的同时，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则在公共服务领域下了大力气，第一次建立了基本福利体系，并推动了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公屋建设。
时至今日，这种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市场经济哲学仍然随处可见。
一些时候，政府会躲在市场后面。香港企业平均每年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处理税务的平均时间只有80个小时，远远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215个小时；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来资本，均可平等进入各个行业进行投资而无需获得政府批准；香港商界的行业协会往往是民间发起成立，没有任何政府拨款。
另一些时候，政府则会挡在企业前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计划的核心是，如果银行借款给中小企业出现坏账，特区政府愿意承担80%的亏损。最终，许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款，顺利渡过危机。
最值得玩味的故事则发生在1997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作为香港第一位华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曾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国际金融炒家。而在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后，港府主动退市，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的方式将丰厚的收益还富于民。
“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方针。必须采取主动，研究如何结合政府与市场力量，贯彻‘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缔造最能支持经济发展的环境。”曾荫权在一篇题为《大市场、小政府――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的文章里写道。
尽管香港被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视为“全球缴税最不痛苦的地方”，卸任在即的特首曾荫权仍然在立法会的问答会上强调，任期内未能将利得税从16.5%降至15%，“至今仍是心中的一根刺”。
长久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始终以这种“拆墙松绑”的理念作为经济繁荣的制度基石。在这种市场氛围里，不仅常态下与政府有关的市场活动十分鲜见，那些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处好关系”从而获取便利的生意人，也往往面临名声扫地的风险。
“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香港贸发局的一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特区政府网站上，毫不费劲便可找到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
在世界银行针对183个经济体发布的《2012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3000多家驻港中资企业或许有着更切身的体验。
一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从2008年起进入香港市场。让这家公司负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香港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往往都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开支。
“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他重复了一长串，又笑着补充了一句：“还不用请吃饭。”
看了后真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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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才能不用请官员吃饭

据《中国青年报》6月24日报道，香港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这里，生意人不擅应酬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一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的负责人说，“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他笑着补充了一句：“还不用请吃饭。”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的地盘，“请吃饭”这张试纸，却检测出了迥异的经商土壤的酸碱度――其实人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商人请官员吃饭”，只有权力热衷于“吃饭”，“请吃饭”才会蔚然成风，成为一个在内地许多地方已然泛滥的潜规则。
就在前几天的6月21日，《南方日报》曾报道说，甘肃天水市接待办公室的一则标语“接待就是生产力”在网上热传。接待办如此，商人也是如此，盖因无处不在、不得其所的权力，实在得罪不起。即：在权力“败事有余”的情况下，想“成事足”的一方，谁敢不把权力供奉起来呢？因此，权力依靠其能够破坏生产力的能力，伪装成了其能够促进生产力；接待或者说“请吃饭”，凭借其能够使权力不破坏生产力，结果自身居然也成了生产力。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香港官员手中的权力，却没有扭曲，对本地方的经商行为构成威慑？关键的地方在于，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可以使官员本分起来。倘若一个官员用手中权力寻租，不仅得不到新获取的利益，还会连原有的利益也丧失掉，那么官员当然会谨慎使用手中权力。很显然，香港数十年来对权力的行之有效的约束，一方面使得诸多官员形成了不滥用权力的习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就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官员即使想用权力谋取利益也难以得逞，最近的特区政府网站上，就公布了这样的两起案例，而这并没有让人对权力的监管失去信心，相反却是作为成功遏制权力滥用的正面事件来看待。
“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香港贸发局的一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说。鉴于此，要弄清楚“不用请官员吃饭”离我们有多远，不妨先弄清楚商人和官员的“关系”背后，经商行为和权力介入的距离有多远，官员利益和权力运作的距离有多远，监督制约和权力通吃的距离有多远。
权力因监管而透明，营商环境因权力透明而单纯，官民因权力单纯而获益――健康的市场环境下，“商人请官员吃饭”是横生枝节的额外成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成就大国崛起伟业的宏图里，“商人请官员吃饭”是除却奸商和贪官外，人人都不愿意见到的恶之花。
内容来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