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把爱马仕拎出了菜篮子的感觉;有的人,把菜篮子拎出了爱马仕的感觉。



上:孔雀舞表演者

下:日本军旗装穿戴者



真正的气场,是拎个菜篮子去参加活动,不浓妆不抛胸不装嫩,从容秒杀一切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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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2012-06-30

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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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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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_∩)O哈哈哈~,和尚意有所指啊

没所指,所以另开帖。

那个自我检讨帖,我把它看成“成长的烦恼”,既有反思的一面,也有不够成熟的一面。
就像男孩刚长出小鸡鸡毛,女孩刚来潮时对自身的厌恶感。
出国看到一些先进思想和文化,有自卑感很正常。
关键是有些东西你不能改变,就算你想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我举个例子,如果站在绝对公正立场上,人就不应该吃其他动物,甚至植物。
如果真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不谈自杀,至少尽量不要生育,如果生育了,证明你还是自私的。

所以在这个黄皮肤还不能完全切除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站在这个角度替自己着想。
这个着想从两方面来做:
1)反思,吸取对方优点然后加以改进,再提高到一个新层面超越它。
2)争取,大家都在争取,你自卑谦让就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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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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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杨丽萍扯出来谈政治杨丽萍的哲学:认定了就去做 与政治保持距离 发布:2012-04-14 12:14:57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张薇 浏览:0次 【大 中 小】   杨丽萍很瘦,裹在一件自制的绿色单薄孔雀裙中,头发用一只绿色长条彩笔绾起来,腿就真跟音乐人三宝说的似的“细得像甘蔗秆儿”,显得脚上那双运动鞋很臃肿。这个像是从民族村里走出来的人,跟酒店窗外的王府井大街格格不入,甚至让人觉得她就跟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从内到外。  杨丽萍很满意自己的这种不入,跟宝马合作,她可以免费开这家公司的任何一辆车,开腻了随便换,有人问她,开名车什么感觉?她说:“跟骑牛背上差不多。”说到这儿,她放开了笑,眼角眉梢都是小得意。就像她挎一只菜篮子出席法拉利发布会,气场秒杀一切大牌。  这个规矩的破坏者,走到哪,哪里就是她的国。  舞台上怎么跳,排练场就怎么跳  “激动激动激动,激动起来!激动点嘛,找女朋友是这样的吗?”她嗓子喊得都有点破音,长长指甲的手掌挥舞着,有点张牙舞爪的架势,她伸展手臂指着一个演员,“不许拖,快点”,然后上前拽他到最佳位置。  《云南映象》已经在云南演出了3000多场,她一有空仍去指导排练,她眼睛毒,不放过任何瑕疵,演员们甭想在她眼皮底下偷懒、摆花架子。排练场上,她眼尖到一根线有问题都能看到。  她要求演员们不惜力,舞台上怎么跳,排练场上就怎么跳。演员们都很怕她,她爱骂人,发起飙来手边有什么东西就丢什么东西。唯一没被她骂过的是哈尼族的小伙子虾嘎。有一次,排练场上有把水果刀,虾嘎快手把它藏起来,他是真担心一个不注意杨丽萍就会化身“小李飞刀”。不过,骂归骂,骂完就又笑嘻嘻,跟过山车似的来得快、去得快。  这些被她一个一个从大山里扒拉出来的农民演员,正像是她自己:没有受过舞蹈科班训练,随性情而舞,没什么模式,带着从土壤里生出来的热腾劲。  看虾嘎打鼓,双臂抡圆,有时像是发狠要把鼓吃掉、有时又像是对鼓喃喃自语,杨丽萍告诉过他,情绪要出来,打鼓实际上象征男女交欢。  她用最朴实的语言跟这些没怎么上过学的演员们交代:不能心有杂念,不然在舞台上跳出来是不干净的;跳舞就跟拉弓似的,不打到底怎么射得远嘛?  “做舞蹈演员都比做鬼难。”杨丽萍怎么要求自己就怎么要求他们,也难怪虾嘎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而虾嘎进步飞速时,杨丽萍也会不吝啬地夸他:“你太聪明了!”  这是她的团,她护犊子似的对他们。很多演员跟她出来,不过是想吃饱饭。杨丽萍的好友、《云南映象》的参与者殷晓俊记得,他在临沧采风时,负责接待的一个11岁的小女孩晕倒在他脚下,这个叫阿秀的女孩严重营养不良,殷晓俊要帮她,将她带回昆明给杨丽萍。杨丽萍眼见阿秀身材矮小并不是跳舞的料,但一听她们寨子人均年收入才150元,她跳舞是想给家里买一头400元的牛时,杨丽萍留下了她。直到现在,阿秀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她还在杨丽萍身边。  演员们的收入,从最早的50元补助,到三四百元,再到现在骨干演员三四千元。一些演员离开了,拿着挣够了的买牛钱回老家结婚生子;一些演员一直跟着这个团,甚至在云南买了房买了车。对这些少数民族演员,她跟他们血脉相通、真实以待。  用舞蹈捕捉真实  在排练《雀之恋》时,杨丽萍和她的搭档王迪有段对话。  杨丽萍说:“少跳那些光为钱的舞蹈,认真把自己变成艺术家不好吗?”  王迪则一笑:“舞蹈界能像你一样的有几个?”  王迪真是一语中的。在一般人看来,做杨丽萍很难,难在商业铜臭无孔不入的年代里她多年来还能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不迷失不放弃,这真的“很不容易”。但杨丽萍不这样看,她讨厌别人说她“难”: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什么“难”可言?  张苛,舞蹈理论家、曾经的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编导,是杨丽萍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时期的老师。他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由他编导的《阿诗玛》首次赴台演出,临出发十天前,台湾方到北京参观排练,突然提出希望杨丽萍能出演,她去演出费就翻十番。彼时杨丽萍早已凭《雀之灵》蜚声大陆,她也是最早到台湾演出过的大陆舞蹈家,在台湾也大有市场。本来演一场是2000美金,杨丽萍去了就是2万。“她说好呀,但有一个条件,我不害羞。”在学院派的舞蹈语汇中,演员需要作羞涩状来表现少数民族妇女谈恋爱时的样子,而杨丽萍觉得,她们少数民族姑娘在爱情上根本不是那样。十天后就要赴台了,一旦杨丽萍加入,那将意味着在舞蹈动作上会有很大程度的修改,时间上显然来不及。为此
 
H

horizo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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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要单纯一点”1958年,杨丽萍出生在云南洱源,是白族人。父母因对歌而相恋、结婚。“文革”中,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作为家庭的长女,杨丽萍很小就开始承担家庭的重任,敏感、自立、早熟而坚韧。她最初的生活印象是,四岁时,自家种的南瓜都被没收了,肚子饿,没有东西吃,乱成一团。再大一点,文革的时候,她看到学生居然可以打老师,并且以敢打老师为荣,觉得过瘾。她开始对人性感到悲观,“人是比较丑恶的动物”。她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于是更加喜欢跳舞,“跳舞要单纯一点”。跳舞是白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无需任何人来教,他们张嘴就是歌,迈步就是舞。“这种东西只能意会。就是因为说不清,才跳舞。”杨丽萍的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80多岁时,背都驼了,还在跳。1971年,杨丽萍13岁。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被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从此改变了命运。歌舞团的职责之一是下乡传播“革命文化”,可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传播能力,下去就是和寨子里的人一起跳舞。杨丽萍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走访演生活。生活中的舞蹈使她养成了随处观察的习惯。杨丽萍家附近,到处盛开着向日葵,她始终认为向日葵是最有气质的植物,“向着光明和美好运动”。后来在她的舞蹈中,很多转头的动作,都是模仿向日葵随着太阳转的姿态。每次下村访演的时间长达3个月,演员们跟村民们同吃同住,白天帮村民收庄稼,晚上演出。这个村子待一段时间,就接着去下一个村子演。这期间,杨丽萍见识了许多民族,学习了很多舞蹈,舞蹈人肢体放肆,奔放,她看得热血沸腾。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绿孔雀,比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但更娇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人类从来没有像孔雀开屏那样美好的瞬间,那很美妙” 。在村子里时,杨丽萍就经常躲在菩提树后看孔雀散步,观察它们怎么走路、抖肩,“它们是天生的舞蹈家”。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脚部很有力,嚓嚓,像是踩在火盆上。杨丽萍忍不住了,边说边学,顿时,50多岁的她变了模样。“我们不是那个门类”除了春晚上的多次亮相,杨丽萍的舞蹈真正与大众发生密切的关系,是她创作的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映象》。这个舞蹈现在已成了云南的名片,在昆明的各大酒店,都有其大广告牌。这个节目,杨丽萍用了一年多时间采风,精心排演了15个月。杨丽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云南映象》已经用C角表演,演员也换了几批,但质量依旧,她一点不担心没有她的《云南映象》票房会下降。杨丽萍很少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练练队形。“她把内容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先跳,没有标准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祭祀的,这是动物交尾的,自己体会。”演员虾嘎说。但排练中的杨丽萍完全和舞台上不一样。她扯着嗓子大声喊:“走走走,停停停。激动、激动起来。”演员的情绪不到位,杨丽萍会睁圆眼睛:“你们在山里面找女朋友是这样的吗?”虾嘎说,排练时的杨丽萍,就是母系氏族里的大家长,“很吓人”。杨丽萍的三妹杨丽梅说:“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台下就是疯子,精神紧张,骂我,骂灯光师。”可是上台后,她立刻变了。“劲道十足,神灵附体。”杨丽萍编舞的方式也非同一般,“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他们和我一样,都会自然里学跳舞。”如果仔细看,即使同一个舞,杨丽萍也很少跳得一模一样,她总是边跳边改,甚至每天上台前都还修改。这种跳舞方式也给她带来过困扰。1980年,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待了9年后,杨丽萍被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那里,杨丽萍被要求练芭蕾舞成套的基本功。但她无法适应,习惯了自然跳舞,她觉得身体被束缚了,于是提出不练,领导、教练都不满意,她仍然坚持,并自己发明了一套练法。当然,杨丽萍也有她的痛处。杨丽梅说,姐姐作为舞蹈演员的天赋条件不算好,她经常取笑姐姐脚太小,不是舞蹈演员的料。“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而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基本功都很好,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因此,“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基本功不如人,又搞特殊,结果是她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直到1986年,杨丽萍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她随后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云南,继续走村串寨。很多村庄里,小孩诞生,老人死去,都有盛大的舞蹈场面,杨丽萍就整夜整夜地跟他们一起跳舞。每当这时,她会想起终生热爱跳舞的奶奶,想起奶奶告诉她,“跳舞是件快乐的事情,能和神说话。”她开始坚信,自由的舞蹈一样有灵魂。十几年后,为《云南映象》挑选演员时,杨丽萍挑的都是和自己一样云南山寨里的普通人,没受到过专业培训,不能劈叉到180度,可是手长脚长,熟悉并善于模仿自然。《云南映象》的很多演员已在舞台上跳了近10年,一般的舞蹈学习只有6年,“他们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学院,我们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不亚于舞蹈学院。”但是,近二十年后,她开始和当年的“对手”握手言和,“其实学院派也非常好,跳芭蕾必须那样训练,不然都站不起来,但我们不是那个门类。”“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但《云南映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01年时,这个策划不仅国内舞蹈界不接受,也没有投资者接受。当时的合作者本来想让杨丽萍编出一台“土风舞”,演员在台上跳婚礼舞,台下有观众被邀请上台加入,那是他们心目中的云南舞蹈,也是流行于旅游点的舞蹈。可是,杨丽萍的舞蹈把他们吓住了,充满了性意味的烟盒舞,打歌,还有女人被扔进火里祭神。双方谈不到一起,没有了投资,于是杨丽萍决定:自己养活所有演员。她带着亲自挑选的演员,一直编排了两年。“这个时代,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时代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高成明说,但杨丽萍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观众虽然习惯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欣赏更好的东西。“这是她最大的不同。”从开始准备到上演,这两年多,大概是杨丽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全团的经费,都靠她四处拍广告、走穴,“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块到手”。当时全团一个月伙食费4万块,杨丽萍演出一次,演员们就可以吃到三菜一汤,高兴得很。靠杨丽萍的个人收入,演员们每月还可以有50元补助,罗罗拔四说,自那个时候,大家都给杨丽萍叫“铁人”。杨丽萍却并不以为然,“拍广告算什么,说明我能赚钱啊。”2003年3月8日,正是“非典”时期,就在《云南映象》首演后第二天,剧团突然接到通知,只能演一场,消息传了出去。若干老板冲进剧院,围着杨丽萍大叫,“骗子,还钱来”,“狗屁艺术家”。杨丽萍被若干人包围着,依然镇定自若地指挥台上调试灯光。就演一次,台下只有1名观众,之后全体放假几个月,可能就此别离了。很多演员选择了回山里。杨丽萍当众哭了。现在回想起来,她说,“跳舞很难成名,如果你把跳舞当成功利性的东西,只会很失落。”改变发生在《云南映象》参加当年“荷花杯”获得一等奖后。整个团队开始被文化界认同,杨丽萍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舞者,他们成为国内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现在,团里的骨干演员每月可有4000元的收入。“所以,你们别只关注我自己。”杨丽萍说,她一直担心,这样的团队以后还能否出现,“怎么来接我的棒?”现在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很多剧团都要求企业化改制,“但国家还是一年养、三年扶持、五年才断奶。做国家指定的东西太多了。”高成明说,“舞蹈圈里纯粹的人还是少了点。”舞蹈审查也一直存在。因“非典”停演后,杨丽萍找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政府支持。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过后,就要下四个节目。“天葬那一场,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后来《云南的响声》里,有老虎调情的戏,母老虎说:“管好你自己的雀。”雀是当地生殖器的口语,也要删。但经历了高峰低谷的杨丽萍,已经学会与政府、媒体和商人打交道。“还是那句话,要清楚游戏的规则。比如跳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这是肯定的。”从第一次跳《雀之灵》独舞,杨丽萍就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买一条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孔雀服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而不是去埋怨因为没有钱制作孔雀裙,上不了台。“既要能赚到钱,买到孔雀裙。也要让那条孔雀裙充满灵性、充满空灵,而且没有任何的铜臭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商业行为不会影响到艺术吗?她反问:你有那么脆弱吗?“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迷失自己的艺术方向。”跳独舞时,杨丽萍几乎拒绝一切媒体,但《云南映象》后,她开始耐着性子面对公众。她依然不喜欢被采访,但也开始接受,“我和媒体是一个生态”。 “后现代孔雀”这个热爱自然,特立独行的骄傲舞者终于证明,自己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因发自心底的坚持,以及对美的追求。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个性成就了她。几十年前,因为不愿意读毛主席语录,杨丽萍就努力想办法逃避,比如,说嘴巴里起了一个泡;但这种个性也带来麻烦,云南政协改选时,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去参加,她迟到了好久,到了就问:这个职位要开会吧?开会我可不能干。领导当场就变了脸色。她的纯粹,还表现在她的“符号”上――几十年来,她爱孔雀,跳孔雀,久而久之,眉眼间也现出孔雀的神气。她也打算用《孔雀》来收官。“天鹅是西方舞蹈的代表,那么,东方舞蹈的代表就应该是孔雀。”事实上,《雀之恋》就是《孔雀》的一部分。但这只孔雀生活的环境已然变化。她去云南的山寨采风,发现村民们不再唱、跳那些属于自己民族的古老艺术,就连她的母亲也不穿民族服装了,因为“想学城里人”。“最早的唱歌跳舞是跟生命、跟生活有关,但现在村子都变成城市生活的话,他们哪来的兴趣再传承这种东西?”她为此忧虑。现代文明的侵蚀是迅速的,连剧团里的演员虾嘎也有了变化,“生活态度变了,想要穿名牌,常想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跳舞。”在物质诱惑下,如何留住优秀演员的困境,杨丽萍也遇到了。但她坚持认为,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因此,2012年春晚,她选择王迪来当自己的搭档,而不是自己舞蹈团的少数民族男演员。王迪本是跳现代舞的,《雀之恋》则是展现中国民族艺术魅力,杨丽萍说,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正是自己追求的“新东方美学”,因此被朋友开玩笑地叫做“后现代孔雀”。她再次成功了。两只孔雀精美的造型、精巧的动作、精致的情感、精湛的演绎,震撼了观众。“光传承还不行,还得创作适合现代东方的艺术,虽然是现代的,但绝对还是东方的。”杨丽萍认为,如果中国舞蹈发展需要一个方向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但这种创作,需要人能够沉静下来,需要平实的、非功利的社会氛围和舞蹈环境,需要有一个真正有利于艺术创造的文化体制。“全社会配套机制不完善前,艺术改制也难。”
 

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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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信心

和民族自信心没啥关系吧。是对她自己有信心。中国的农妇们拎菜篮子上街千百年了也没见有谁把菜篮子拎成了时尚,她出个风头就时尚了,菜篮子被她当包包一拎就身价百倍了。
 
回复: 有的人,把爱马仕拎出了菜篮子的感觉;有的人,把菜篮子拎出了爱马仕的感觉。

和民族自信心没啥关系吧。是对她自己有信心。中国的农妇们拎菜篮子上街千百年了也没见有谁把菜篮子拎成了时尚,她出个风头就时尚了,菜篮子被她当包包一拎就身价百倍了。

细节决定成功,中国元素的选择与优化。她浑身都是经过改良搭配的中国民族元素。

同样是中国的东西,温哥华中国城里华人店面的装饰甚至不如洋人开的中国假古玩店。

其实也不是难得不得了,而是没人去研究,年轻的崇洋去了。中国城留下的是老弱病残。
所以最终还是自信问题。
 

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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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功,中国元素的选择与优化。

同样是中国的东西,温哥华中国城里华人店面的装饰甚至不如洋人开的中国假古玩店。

其实也不是难得不得了,而是没人去研究,年轻的崇洋去了。中国城留下的是老弱病残。
所以最终还是自信问题。

不是自信问题,是你的眼光问题。为什么把中国城当成当代海外华人的代表?中国城早就是历史遗迹了,我在温6年,只去过中国城1次,一看那里的环境就没有想再去的愿望。

列治文,才是当代的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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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信问题,是你的眼光问题。为什么把中国城当成当代海外华人的代表?中国城早就是历史遗迹了,我在温6年,只去过中国城1次,一看那里的环境就没有想再去的愿望。

我仅说中国城是为了怕说其他中国人聚集区的人敏感。:wdb12:
 

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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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中国城是为了怕说其他中国人聚集区的人敏感。:wdb12:

列治文?

列治文比当汤有文化多了。
 

文惠

Guest
回复: 有的人,把爱马仕拎出了菜篮子的感觉;有的人,把菜篮子拎出了爱马仕的感觉。

:wdb5:

回到正题吧,
自信才会去改良和发展,否则就跟人后面爬去。

有个词叫“名人效应”,用在菜篮子时尚这件事上,比你所谓“民族自信心”靠谱多了。
 
回复: 有的人,把爱马仕拎出了菜篮子的感觉;有的人,把菜篮子拎出了爱马仕的感觉。

有个词叫“名人效应”,用在菜篮子时尚这件事上,比你所谓“民族自信心”靠谱多了。

没有缺乏前提的名人效应:wdb6:首先要过她自己这一关,很多人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
如果她觉得不好,是糟粕,以为耻,还会穿上拎着吗?

至于后继的名人效应,是果,不是因。
 

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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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有的人,把爱马仕拎出了菜篮子的感觉;有的人,把菜篮子拎出了爱马仕的感觉。

没有缺乏前提的名人效应:wdb6:首先要过她自己这一关,很多人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
如果她觉得不好,是糟粕,以为耻,还会穿上拎着吗?

至于后继的名人效应,是果,不是因。

搞艺术的人思路比较另类,所以常会有惊人之举。

在偶这种凡人看来,包包就是包包,菜篮子就是菜篮子。我不会拿菜篮子当包包(太沉重),更不会拿包包当菜篮子(容易弄脏), 这与民族自信心无关,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功用, 用在不同场合而已。

忘了那位世界名人有言:智慧的人,就是善于观察周围环境,并与环境协调的人。一个人的着装与环境不协调,至少不能算贵族们眼中的合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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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觉,这样的服装配篮子很搭配的啊,如果包和篮子互换了,两位就都不对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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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民族服饰特征:鲜艳,立领,配规则花纹装饰的裙装。
昂山素季是改良版,把主要元素体现出来了,更漂亮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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