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梁實秋--梁文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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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梁實秋--梁文薔



“ 梁實秋” 是20 世紀華語世界裡一個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 年的時間,以一己之力,翻譯了四百多萬字的莎士比亞全部劇作和三卷詩歌,又著成一百萬字的《英國文學史》,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及三十多種英文詞典和教科書,堪稱翻譯史上的一個輝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緻的的散文作品,確立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 “ 子承父業” ,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 。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 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

我的父親梁實秋
梁文薔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一個場景:1982 年夏 ,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裡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心情有些煩躁。

  “ 我發誓,我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 我有些發洩性地抱怨。

  “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 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我有些吃驚地抬頭看他,父親並沒有回應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 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 什麼題目?” 我有些納悶地問。

  “ 梁實秋。” 父親把目光從很遠的地方移過來,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我一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默默地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他並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要我寫,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 爸爸” 。我雖不是文學家,但在父親故去的這些年來,我努力地用各種方式了解父親,零零散散寫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憶起來,感覺又回到了溫暖的父愛中。

  1903 年父親出生於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注:清朝政府於1862 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 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 。1912 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流氓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

  父親14 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 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 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FONT=細明體]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像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FONT]

  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 清華學校” ,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 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那些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來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的8 年 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應該是梁[FONT=細明體]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學生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父親他們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FONT]“ [FONT=細明體]啟超沒有什麼學問[/FONT]――” 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 可是也有一點嘍!” 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 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 ;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FONT=細明體]啟超的激情和文采給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FONT]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 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以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里之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 先見之明” ,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或許由於太緊張,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著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 極不光榮” 的一個 插曲。

  負笈美國

  1923 年8 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 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 傑克遜總統” 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FONT=細明體]偷偷地戀愛了;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FONT]“ 我尚未被汽車撞死!” 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 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 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週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 您修習什麼?”“ 文學。你呢?” 父親回答:“ 文學批評。” 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 海嘯” 。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FONT=細明體]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像是[/FONT]“ 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 ,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 秋郎” ,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 文革” 中,父親在台灣聽說“ 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 ,他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見報後,女作家凌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 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 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但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 正在醫院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但仍能感覺得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一本書,我說:“ 爸爸讓我帶句話:' 他沒變。'” 冰心很開心地笑了,然後說:“ 我也沒變。” 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 年秋,父親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裡的醬正[FONT=細明體]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著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裡卻往小碗炸醬裡加了四[/FONT] 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拼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 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裡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對於戲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選,一時竟然競爭頗為激烈,爭來爭去之下,顧一樵乾脆讓父親自己來演。冰心在裡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 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 女演員 站在那裡微笑,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嘆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 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鬚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著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 趙五娘” 唱的是“ 少小離家老大回,[FONT=細明體]鄉音無改鬢毛衰??[/FONT]” 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 趙五娘” 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動盪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 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著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就趕緊回國了。1927 年2 月11 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以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 戰爭” ,張舜琴經常哭著跑到我父母那裡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了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他們都是“ 新月派” 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適叫“ 大哥” 。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 論戰” 。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台灣 ,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 過節” 。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 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 父親回答得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 年,父親又帶著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 年在青島出生的,1 歲多時 ,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 年我特地回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時,一看石碑上刻著的“ 梁實秋故居” 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 年7 月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 黑名單” ,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 。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后,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7 年之久。

  1944 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三個孩子11 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裡,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 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FONT=細明體]盯著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著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FONT]“ 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也許是個“ 洋派” 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裡,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親[FONT=細明體]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FONT]他從美國回來立即[FONT=細明體]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FONT]“ 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 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 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併沒有就此熄滅,1948 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FONT=細明體]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FONT]

  當我們漂泊了16 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著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

  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 無立錐之地” 。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它物。

  我們初到台灣時,對“2 ?28” 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台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 朋友介紹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FONT=細明體]絕對不涉及個人閒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台灣最初的艱難時期。[/FONT]

  台灣那時也有“ 白色恐怖” ,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FONT=細明體]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FONT] 道父親是否有“ 思想問題” 。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FONT=細明體]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FONT]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FONT=細明體]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FONT]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 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 歐米伽” 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 歐米伽” 是父親過生日時,30 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舖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 梁先生,對不起您!” 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 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 情,但也無濟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台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 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之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台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台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父親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 翻譯,但其餘兩位後來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在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 信達雅” 地翻譯出來,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著說:“ 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 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而在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了台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FONT=細明體]嚐了後,總是搖頭嘆氣:[/FONT]“ 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台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 獨生女” 。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裡,喝茶閒聊,話題多半是“ 吃” 。從當天的菜餚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FONT=細明體]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嘆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FONT]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 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裡發 現,他們手拉著手坐在一起。1974 年4 月30 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 你不要著急,治華(注: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 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 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 。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踪。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託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FONT=細明體]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FONT]

  雖然父親後來與韓菁清女士又結了婚,但我沒有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詳細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給我寫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壞,他仍然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裡不能自拔,幾乎每年在母親的祭日那天他都會寫一首詩紀念,而且幾乎在每一封信裡,他都會寫“ 汝母” ,他都會很沉痛地懷念母親。

  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們心裡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 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台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匯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 年的經歷,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裡,珍存著。

  1986 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時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著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 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 年11 月3 日,父親因突發心髒病住院。當時,小量的輸氧已經不[FONT=細明體]夠。父親窒息,最後,父親扯開小氧氣罩,大叫:[/FONT]“ 我要死了!”“ 我就這樣死了!” 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七手八[FONT=細明體]腳忙亂了[/FONT]5 分鐘。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 分鐘裡,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慾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臟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FONT=細明體]絕筆之一是:[/FONT]“ 我還需更多的氧。” 父親的手一生中寫了不知幾萬萬字,沒想到,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思及此,肝腸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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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

我觉得两者都没错。
文学从秉性来说,是人性的,超阶级的,可在现实社会中,完全可以成为阶级武器。如同媒体之初,是自由和独立的,但在有些国家变成政府的延伸。

只是抱着不同观点的这两个人,写出来的作品自然散发着完全不同的气质,不能不说也是读者的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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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简体字看帖子的人会更多。

梁实秋的作品不错。很多人拿他跟鲁迅对比,(其实梁跟鲁关系也不好),我个人也不喜欢鲁迅偏激的风格,但是风格和时代是分不开的,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和平日子"小资"类的隽永自然受欢迎,但是战争年代宁肯国人再wild一些,时代造就了鲁迅,两个人其实是不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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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简体字看帖子的人会更多。

梁实秋的作品不错。很多人拿他跟鲁迅对比,(其实梁跟鲁关系也不好),我个人也不喜欢鲁迅偏激的风格,但是风格和时代是分不开的,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和平日子"小资"类的隽永自然受欢迎,但是战争年代宁肯国人再wild一些,时代造就了鲁迅,两个人其实是不可比的。

同意楼上。帖子是从别人的博客里直接拷贝过来的。

我倒是有个疑问。大家看繁体字有问题吗?我好像基本没有,也许是因为看多的缘故,或者小时候练习书法的印象?倒是时常见香港台湾的同事拿着一个简体字来问我,这是什么字。因为从简到繁,衣架子没变,多了些横竖捺撇,可从繁到简,可就是拆墙掀瓦,大装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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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有个疑问。大家看繁体字有问题吗?我好像基本没有,也许是因为看多的缘故,或者小时候练习书法的印象?倒是时常见香港台湾的同事拿着一个简体字来问我,这是什么字。因为从简到繁,衣架子没变,多了些横竖捺撇,可从繁到简,可就是拆墙掀瓦,大装修了。

可能是因为大家一般很没有很多香港台湾的同事,呵呵。
 

SunnySmile

愛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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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帖子是从别人的博客里直接拷贝过来的。

我倒是有个疑问。大家看繁体字有问题吗?我好像基本没有,也许是因为看多的缘故,或者小时候练习书法的印象?倒是时常见香港台湾的同事拿着一个简体字来问我,这是什么字。因为从简到繁,衣架子没变,多了些横竖捺撇,可从繁到简,可就是拆墙掀瓦,大装修了。

:wdb45:

我就只有一個簡體字曾經不懂,
就是靈性的"靈",
請教了大陸好友之後, 懂了.
灵 和原字差別太大.

BTW,
關於梁實秋的晚年, 還有不同版本存在.

http://big5.dushu.com/news/2007/08-11/17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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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大家一般很没有很多香港台湾的同事,呵呵。


听你说这话,似乎带有点嘲讽的意思?

我提所谓的香港台湾同事,没有任何其他的色彩,况且工作语言是英语,他们根本影响不了我的繁体字认读,对吧。他们中因为有些是移民律师的助理,经常有些国内的中文材料,对于简体字比较无头绪,有时候还闹出笑话。

两岸三地,台湾和大陆都讲普通话,文字文法也基本相同,但书写一简一繁,香港和台湾都用繁体,可一普通话,一白话,而且文法也大有不同。所以中文确实够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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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b45:

我就只有一個簡體字曾經不懂,
就是靈性的"靈",
請教了大陸好友之後, 懂了.
灵 和原字差別太大.

BTW,
關於梁實秋的晚年, 還有不同版本存在.

http://big5.dushu.com/news/2007/08-11/17664.html


我觉得大不同的还蛮多的呢。你对简体字那么熟,大概和家园网上多了有关系吧:wdb6:
 

SunnySmile

愛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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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大不同的还蛮多的呢。你对简体字那么熟,大概和家园网上多了有关系吧:wdb6:

來家園網之前, 不知多少年,故鄉家書, 和捎來的書,也多少看了些.
不懂得的字算很少, 因為親友會註明繁簡不同.

之後工作需要,算是比較正式以簡體字大量閱讀,
精通正簡體字的工作夥伴的幫助下,
差異大的字就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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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家園網之前, 不知多少年,故鄉家書, 和捎來的書,也多少看了些.
不懂得的字算很少, 因為親友會註明繁簡不同.

之後工作需要,算是比較正式以簡體字大量閱讀,
精通正簡體字的工作夥伴的幫助下,
差異大的字就不是問題了.


对,还是多有接触的原因,毕竟都是同根的语言,相识相知都不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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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说这话,似乎带有点嘲讽的意思?

我提所谓的香港台湾同事,没有任何其他的色彩,况且工作语言是英语,他们根本影响不了我的繁体字认读,对吧。他们中因为有些是移民律师的助理,经常有些国内的中文材料,对于简体字比较无头绪,有时候还闹出笑话。

两岸三地,台湾和大陆都讲普通话,文字文法也基本相同,但书写一简一繁,香港和台湾都用繁体,可一普通话,一白话,而且文法也大有不同。所以中文确实够复杂的。

绝对没有嘲讽的意思,只是说一般人没有那么多接触繁体字的机会罢了。论坛上用简体字的朋友比较多吧,我只是很善意地认为如果这篇文章用简体字的话,可能看的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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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用hao123转过来的简体版

我的父亲梁实秋--梁文蔷

“ 梁实秋” 是20 世纪华语世界裡一个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 年的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又着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堪称翻译史上的一个辉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緻的的散文作品,确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 “ 子承父业” ,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 。虽然父亲离去已近20 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複杂情感。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蔷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一个场景:1982 年夏 ,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裡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麽,我总感觉又有那麽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有些烦躁。
  “ 我发誓,我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 我有些发洩性地抱怨。
  “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 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我有些吃惊地抬头看他,父亲并没有回应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 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 什麽题目?” 我有些纳闷地问。
  “ 梁实秋。” 父亲把目光从很远的地方移过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麽要我写,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 爸爸” 。我虽不是文学家,但在父亲故去的这些年来,我努力地用各种方式了解父亲,零零散散写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忆起来,感觉又回到了温暖的父爱中。
  1903 年父亲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 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 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 。1912 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变兵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职,不愁生活,以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时,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几个孩子,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这都应归功于早期教育赋予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修养。
  父亲14 岁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父亲是一个老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外闯荡过,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 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 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像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决定后,便急得哭起来。
  但父亲很顺利地考上清华。我想清华八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 清华学校” ,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进行西式教育。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 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那些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来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的8 年 学习中,对父亲影响较大的一位应该是梁启超。那时梁思成是父亲的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学生商议想请梁启超来演讲。通过梁思成这层关係,父亲他们很顺利地请来了梁启超。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 启超没有什麽学问――” 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 可是也有一点喽!” 这样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得到的。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裡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 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 ;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 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以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之后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亏他有“ 先见之明” ,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出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或许由于太紧张,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 极不光荣” 的一个 插曲。
  负笈美国
  1923 年8 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 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 杰克逊总统” 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麽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地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 我尚未被汽车撞死!” 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 年夏,父亲在四川北培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的消息,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 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週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的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 您修习什麽?”“ 文学。你呢?” 父亲回答:“ 文学批评。” 然后两个人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报名定为“ 海啸” 。冰心的那几首着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像是“ 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 ,冰心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 秋郎” ,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 文革” 中,父亲在台湾听说“ 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 ,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一文,回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 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 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但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 正在医院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得到她的风度和优雅。冰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交给她父亲叫我带给她的一本书,我说:“ 爸爸让我带句话:' 他没变。'” 冰心很开心地笑了,然后说:“ 我也没变。” 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麽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 年秋,父亲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麵,锅裡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裡却往小碗炸酱裡加了四 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 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裡看戏。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对于戏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选,一时竟然竞争颇为激烈,争来争去之下,顾一樵乾脆让父亲自己来演。冰心在裡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 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 女演员 站在那裡微笑,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走过去,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实外国人并不懂得他们究竟在演了些什麽,只是觉得那 些红红绿绿的服装和正冠捋鬚甩袖迈步等的姿态很有趣,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他们让演赵五娘的那位中国留学生抱着琵琶,选个词阙自弹自唱,结果“ 赵五娘” 唱的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要知道这是唐朝贺知章的诗,而唱的人“ 赵五娘” 却是东汉时期的人,不过好在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动盪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三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之言而自由恋爱可是 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着年纪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就赶紧回国了。1927 年2 月11 日,父亲与母亲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 战争” ,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父母那裡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了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 新月派” 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 大哥” 。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着名的“ 论战” 。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 ,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麽“ 过节” 。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 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麽?” 父亲回答得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麽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恆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现在关于那场论战,已经有书把他们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现在的读者也有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 年,父亲又带着家人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 年在青岛出生的,1 岁多时 ,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请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 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 梁实秋故居” 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有安定多久,1937 年7 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 黑名单” ,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 。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7 年之久。
  1944 年,母亲隻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11 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裡,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 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麽,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我们一个个激动地说:“ 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亲也许是个“ 洋派” 的人,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裡,一起吃饭,就要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 你父亲英文那麽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说英文?” 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穿中式长袍,千层底 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併没有就此熄灭,1948 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麽样。
  当我们漂泊了16 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一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麽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麽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 无立锥之地” 。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它物。
  我们初到台湾时,对“2 ?28” 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係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工业家兼教育家,由 朋友介绍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教课,教的是初中生,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题,每次来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閒谈,全部都是为人处世之类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帮助,我们度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 白色恐怖” ,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 道父亲是否有“ 思想问题” 。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然说出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查私人信件、将内容外传、又传回写信人,我们当时除了觉得滑稽,也只有无奈。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 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熘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 欧米伽” 手錶、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 欧米伽” 是父亲过生日时,30 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舖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察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 梁先生,对不起您!” 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 少,一律判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 情,但也无济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3 岁。后来因为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儿翻译,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 翻译,但其馀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在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很苦的事,因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写的,首先很难读懂,再“ 信达雅” 地翻译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 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 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了台湾、去了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麽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嚐了后,总是摇头叹气:“ 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 独生女” 。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裡,喝茶閒聊,话题多半是“ 吃” 。从当天的菜餚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 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裡发 现,他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 年4 月30 日上午,父亲与母亲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前,母亲以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 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 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 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 。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託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裡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那天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裡,他都会写“ 汝母” ,他都会很沉痛地怀念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们心裡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诵经焚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 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 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裡,珍存着。
  1986 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时前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着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在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麽叫出租车,怎麽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做他的 没出过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 年11 月3 日,父亲因突发心髒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 我要死了!”“ 我就这样死了!” 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牆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 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 分钟裡,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慾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 我还需更多的氧。” 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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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链接里的文章,谢谢!

关于他后面的恋情之前也有耳闻,我想,她女儿的不愿意和读者失望都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不过普通人在崇拜偶像的时候,通常会忘记偶像也是一介凡夫。尤其是一个男人,我倒不会因为他第二段爱情来得快而去怀疑他的第一段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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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我的父親梁實秋--梁文薔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梁实秋全集5集和鲁迅全集n集,梁实秋那5集来回看,有的书都翻成两半了,鲁迅那几本簇簇新,看不下去,呵呵。

梁实秋讽刺鲁迅的一些文章,其中一个鲁迅写到“吐一口血扶着两个丫鬟到花园看半畦秋海棠”,梁实秋说“我宁愿健健康康地走到地里看一畦秋白菜“,很搞笑。后来还想去找鲁迅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写,不过也没有找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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