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可证：恒河死尸和印度民主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就算恒河有死尸，印度也民主。不管恒河有没有死尸，印度都民主，哈哈。
只有当媒体掌握在大众手里，才有真正属于大众的言论自由
- 主题发起人 antabc
- 发布时间 2015-01-12
印度？
我走错地方了吗？这是中国人的论坛吗？
聊点跟我们有关系的话题不好吗，为什么想到聊恒河里的死尸，真恶心。
我走错地方了吗？这是中国人的论坛吗？
聊点跟我们有关系的话题不好吗，为什么想到聊恒河里的死尸，真恶心。
因为有些人一直嚷嚷中国应该学习印度的“民主制度”，
学完后可能黄浦江死猪变成死尸。。。
但是地大人多的国家唯有印度和中国数量级相当，所以经常被比较
最后编辑: 2015-01-16
明眼人
上海自贸区——拆掉羊圈的栅栏
张宏良
摘要：
昨天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中国近代以来两次改革开放失败的共同“颠覆性错误”，就是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全面接受西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安排的上海自贸区，将有可能使中国重犯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中国左翼一定要使执政党明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不可挽回、不可弥补的颠覆性错误；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不可挽回、不可弥补的颠覆性错误。
羊群在羊圈内怎么折腾都可以，哪怕是改革闹翻天，也只是羊群有限的灾难，可是一旦拆除羊圈栅栏，整个羊群就会陷入在劫难逃的覆灭大难，甚至没有回头的机会。上海自贸区就是此类拆掉羊圈栅栏的灾难选择。
如同2007年俄罗斯立法禁止外资进入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同时，中国却强行规定银行业对外开放一样，如今在俄罗斯接连立法扎进国家篱笆、避免财富流失的同时，中国自由贸易区却于2013年9月29日在上海挂牌成立，在全面拆掉羊圈栅栏。
上海自贸区是个什么东西，一般老百姓很难弄清楚，官方和学界也不想让老百姓搞清楚，根本就懒得向老百姓解释，中国维稳的基本经验，就是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特别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老百姓一点儿都不知道最好。
上海自贸区说白了，就是要拆掉羊圈的栅栏。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羊圈，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建造的基本制度就是扎紧羊圈的栅栏，凭借这个坚固栅栏，中国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泰民安。虽然改革开放后西方狼群拥有了进出中国羊圈的通行证，还在羊圈内设立了专门屠宰点，可是随着狼群胃口不断增大，周围坚固的栅栏越来越不方便，成为狼吃羊的巨大障碍，于是拆除栅栏便成为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开始全面拆除羊圈的栅栏。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上海自贸区四个地方加起来才区区28.78平方公里公里，顶多只是在羊圈上开了四个窟窿，还谈不上是全面拆除羊圈栅栏。这些人完全是被上海自由贸易区这个名称给迷惑了，望文生义地天真以为，自由贸易区是搞贸易的，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搞自由贸易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上海自贸区只不过是个名不副实的虚假招牌，主要功能不仅是自由贸易区，更主要的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金融试验区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法律特权区。由于地域空间只能圈定住贸易(其实贸易也圈定不住)，而不能圈定金融和法律，无论这28公里自贸区里面人民币发生什么变化，都会在瞬间影响和波及全国，所以这个口子一开，整个羊圈栅栏就会全部拆掉，狼群就可以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大草原上，纵横驰骋地尽情吃羊。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一，设立自贸区的理由——开放倒逼改革
为什么要设立上海自贸区?翻遍各种文件和文章，理由概括起来就是一条：用开放倒逼改革，或者说用开放促进改革。据说中国改革开放从开始就是开放倒逼改革的结果，期间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也都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闯过来的，因而认为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这个概括乍一听，仿佛很有道理;细一想，简直荒谬绝伦。
首先，改革如同吃药打针，应该是对症下药，有什么病就采取什么治疗方法，社会哪里有问题就改革哪里，没问题大家就好好生活，不要瞎折腾。而所谓用开放倒逼改革，就是根本不知道社会哪里需要改革，不知道一个人哪里有病，而纯粹是为改革而改革，为治疗而治疗，如果实在找不出毛病，就干脆一棒子打晕，倒逼出抢救措施和改革方案。显然，这不是改革，而是瞎折腾，瞎折腾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背景。
其次，所谓倒逼改革究竟要改革什么?当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该改的和不该改的，几乎全都改了个遍，只剩下两个铁栅栏没有改动——毛主席留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有企业那点儿家底。这两个铁栅栏不是没有改，而是没有改动得了。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中所说“有些不该改的，永远都不能改”，就包括这两个铁栅栏。而上海自贸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原则”，以及金融放开和法律特权，很容易拆掉这两个久拆不掉的铁栅栏。
再次，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政治腐败、道德崩溃、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财富流失、自主性愈来愈低等，绝非是不改革或者改革滞后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本身造成的，无论改革中的这些问题是战略性误导，还是探索中的失误，都应该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反思哪些改革改对了，哪些改革改错了，通过反思改革来纠正改革、完善改革、推进改革。而不能不管不顾地继续加剧各种矛盾。
最后，当今中国与改革初期已完全不同。20世纪八十年代设立四个经济特区能够带动中国经济改革，并不是开放倒逼改革的结果，而是庞大人力物力资源变现的结果。当时老祖宗留下来的自然资源的变现，共和国几十年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变现，平均每个家庭已经长大成人的五、六个劳动力“免费投入”的巨大红利，十亿人民坚信改革开放能够民富国强的巨大精神能量……所有这些铸造了人类历史上持续30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与什么倒逼不倒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而如今幻想再用开辟四个自由贸易区的方式来重复“昨天的故事”，则只能是东施效颦，演绎悲剧结局，道理很简单，今天的资源状况与改革初期已完全颠倒过来。
况且中国改革初期的矛盾焦点是有公平有资源而缺浮财，通过开放引进能够变现财富的市场经济模式，才会迅速见效;而如今中国矛盾焦点恰恰相反，是有财富无公平缺资源，全面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的矛盾。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打造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弊端重重的情况下，原本站在岸上的中国却要主动往火坑里跳，的确匪夷所思。
二，上海自贸区的特点——悖逆世界潮流的“倒贴寡妇”
设立自由贸易区是否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官方媒体的肯定性回答铺天盖地。所以，在此需要率先指出的是，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多国自由贸易区是世界发展潮流，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却根本不是。
多国自由贸易区是各个国家为了降低本国商品价格，让老百姓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通过制订自由贸易协议，互相免除关税的一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初级组织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是参加自贸区的各国政府向本国老百姓的利益输送，是人类走向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进步，是大众政治文明在国家经济关系上的具体体现。而上海自由贸易区则是中国单独在自己国土上划出一块“境内关外”的土地，让世界各国到中国来自由贸易。所谓“境内关外”，就是上海自贸区在国境线上还是中国土地，但是在海关上完全是国外领域，不属于中国海关管理和收取关税。也就是说，今后世界各国到中国来做买卖不再需要缴纳关税，而中国人到世界各国做买卖仍然需要缴纳关税。
那是不是意味着今后中国老百姓购买的商品就会便宜?这种好事想也别想。虽然外国人进入中国自贸区销售商品不纳税，但是商品从自贸区进入中国其它地区仍然要纳税，商品价格包含的税收成本一点儿没减少，与设立自贸区之前相比，老百姓该掏多少钱还要掏多少钱，一分都不少。也就是说，设立上海自贸区，免除的是全世界所有来中国做买卖的老板的关税，唯独没有减免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税。来中国做生意的全世界老板，都从中国设立自贸区的改革开放中只获得了巨大利益，唯独中国老百姓却在置身事外地眼巴巴看热闹，看着官方媒体在吹喇叭抬轿子，看着西方资本集团操纵的“公知”在欢呼胜利，不知道世界各国老板已经把税收转嫁到了自己头上——外国人不再缴纳关税，如果中国政府不想减少收入，这个窟窿就只能由中国老百姓补上。可叹此次中国“改革红利”，一开始就落入了外国腰包，变成了中国政府与外国资本之间的分红。
由此可见，上海自由贸易区与多国自由贸易区对本国老百姓的影响完全不同，多国自由贸易区的各国老百姓，马上就能够直接享受到自由贸易区的廉价商品；而中国老百姓则要等到未来经济发展以后才能间接享受发展成果，眼下只能多做贡献。两相比较就会看出，上海自由贸易区不仅不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而是悖逆世界发展潮流，与世界蓬勃发展的多国自由贸易区南辕北辙。如果说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多国自由贸易区是“换妻俱乐部”，那么上海自由贸易区则是白吃白睡还要倒贴的“赔钱寡妇”。这就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中国特色。
或许有人会说美国也有许多“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区，但是美国自由贸易区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完全不同。美国自由贸易区一是用整机和零配件之间的关税差别，吸引各国制造业向美国转移，以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二是吸引各国用资源去换取美国印刷厂印制的纸币——美元，以此增加美国的实际财富。可见美国的自由贸易区与国与民都直接有利。而上海自由贸易区对当下我们国家和人民没有什么直接好处，除了有利于“打造中国升级版”、“实现中国梦”等抽象口号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出对老百姓哪怕是有一条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上海自贸区的范围——覆盖整个中国
前面曾经提到，全部加起来才28.78平方公里的四个上海自贸区，分布在彼此相隔70多公里的上海南北两端。这种布局在客观上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仿佛自贸区覆盖范围只有28.78公里，充其量只是辐射上海地区。其实，自贸区设在上海，不过是初始阶段的起步探索，避免全国同时试行的经济、法律和国民心理等方面的强大冲击力，而绝非是覆盖面仅限于上海，非单是不仅限于上海，也不仅限于国务院规定的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社会六大领域18个行业。因为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原则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
“负面清单”管理原则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是上海自贸区的两大原则，这两大原则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进一步升级，或者说是WTO两大原则的升级版。“负面清单”原则即所谓“非禁即入”原则，凡是中国政府没有列出清单禁止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干。这个原则让人想起了摧毁中国道德伦理底线和造成遍地伪劣有毒产品的“法无禁止皆可行”原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原则，把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古老民族，变成了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是相对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而言的，“国民待遇原则”是指经中国政府核准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享有与中国企业同等待遇;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则无需中国政府核准，所有外国人一出生就享有中国国民待遇，可以看作是“天赋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拥有中国国民待遇是上帝赋予的与生俱来的。单方面赋予外国人国民待遇原则，可以说是上海自贸区一大特色。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人类文明和进步在中国问题上的扭曲。本来，从WTO的“最惠国待遇”上升到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上升到自贸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是人类由对立走向和谐的伟大进步，但是在当今中国，却变成了老百姓单方面承担的义务和负担。如同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一切文明和进步都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这种扭曲现象在中国30多年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极端地步。最早意识到人类文明和进步在中国总是以相反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并非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左翼人士，而是特别热衷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赵子阳先生，在他当政时期曾经多次让手下去研究这种现象，只是他到死也没弄明白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负面清单的“非禁即入”管理原则，完全能够跨越上海自贸区的地域限制，目前中国政府公布的“2013负面清单”，涵盖了中国80以上的经济领域和经济部门，以后还将继续扩大，如此大规模大比例的彻底开放，将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管理制度产生颠覆性影响，绝非一个小小上海能够hold住。况且，上海自贸区一大任务，就是要形成能够带动全国的示范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普遍经验，不断推向其他地区，进而把整个中国变成世界自由贸易区，以此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可见，上海自贸区的两大原则——“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原则和“天赋”国民待遇原则，原本就是冲着全中国来的，必将从根本上撼动和改变中国社会管理制度。所以，上海自贸区与其说是经济体制改革，倒不如说是更加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全面的社会制度改革。
四，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帮助美元回家
上海自贸区最石破天惊的还不是贸易开放，而是金融开放。前面提到，上海自贸区既非上海也非贸易的地方，就在于实质是金融试验区和法律特权区。金融领域大开放主要是三大方面：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设立离岸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和金融进入管制等一系列所谓金融创新。其核心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就是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兑换人民币。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金融领域是新自由主义最能装神弄鬼、让老百姓最眼花缭乱的领域，原本十分简单的道理被各种专业术语一包装，就变成了光怪陆离难以看清楚的东西。本来，货币是用来进行商品交换的，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可是被新自由主义学者一包装，就完全都颠倒过来，不再是货币服务于商品交换，而是商品交换服务于货币;不再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是实体经济服务于金融;金融服务于西方金融模式。无论上海自贸区还是多国自贸区的所谓金融创新，一言以蔽之就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集团对国家主权的否定，是国际资本集团摆脱世界各国行政和法律约束的工具，是国际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和攫取财富的新殖民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就是由此力量推动形成的。虽然世界经济一体化还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是世界金融一体化已经初步形成。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形成，标志着国际资本集团已经把国家完全控制在手中，踩在了脚下。国家已经完全成为国际资本集团实现利润和增值扩张的一个简单工具。
这就是上海自贸区设立最根本的历史背景。国际资本集团正在把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的新殖民体系。
首先，来看人民币自由兑换。美国率领西方国家之所以要强压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佐利克报告之所以要把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中国“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在为“割麦子”和“杀猪宰羊”做准备。
“割麦子”是指投资中国已到了收获季节，房价即将到头，汇价也将触顶，该变现的资源更是变现净尽，再不收割，麦子就要烂在地里。而麦子已经熟透到什么程度，从下面例子就可看出。假如2005年汇改初期一个美国人带10万美元来北京，按照1：8.4的汇率兑换84万人民币，以每平米5千元的价格购买一套168平米的商品房;目前以每平米6万元的价格出售可得1千万人民币，按照目前已升到1：6.1的汇率兑换成165万美元，投资增值超过16倍，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人民币升值(这还是购买商品房，如果投资房地产，后面至少还要再加个零)。现在，美国人要把165万美元变现带回美国，就需要人民币自由兑换，否则，就无法带着165万美元返回家园。于是，美国政府出面了，佐利克报告来了，强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和自由兑换，否则将不惜一切向中国讨要说法。这就是美国前财长鲍尔森说“美国决不允许中国改革停滞，中国改革停滞将威胁到美国根本利益”的原因。
在此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在美国人投资8年增值16倍的同时，人民币发行量增加4倍，国内老百姓手里货币由于被稀释而贬值4倍。这就是中国汇改给外国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巨大损失。
如果认为西方资本集团仅仅在中国“割麦子”走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割麦子”的同时，还要“杀猪宰羊”。所谓“杀猪宰羊”，就是通过制造金融动荡完成对中国的财富洗劫，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变成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黄粱美梦。这就是在资本撤离后让人民币一落千丈，把中国60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洗劫一空。西方资本集团能不能形成对中国财富洗劫，取决于人民币究竟值不值钱，目前人为制造的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决策层和学界最大的误导，就是认为人民币十分坚挺，不可能发生人民币暴跌的金融危机。
其实，只要简单比较一下美元和人民币的物质基础，就会知道目前人民币有多么脆弱。美国15万多亿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发行量只有8万多亿美元，扣除三分之二境外流通美元，国内美元不到3万亿，1美元有超过5美元GDP的物质基础;而中国50万亿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发行量超过100万亿，一元人民币只有0.5元GDP的物质基础，并且仍然以每年20%的速度贬值。两相比较，人民币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一旦发生金融战，人民币根本不可能逃脱风吹落叶的悲惨命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3万亿外汇储备完全是一个虚拟数字，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借给了欧美，一旦发生抛售人民币的大幅金融动荡，中国根本没有外汇收购人民币来稳定市场和经济，除了贱卖国有企业最后一点儿家底之外，没有任何可选择的活路。这也是佐利克报告把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出售国有企业放在一揽子改革计划中的原因。稍微注意一下西方媒体就会发现，对于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自由兑换，西方各界一片欢呼，当狼对羊的改革一片欢呼时，羊的灾难也就不远了。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基本经验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利弊得失的欢呼，永远是相反的，凡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西方绝不会一片欢呼。连中国买一艘二手航母西方都一片惊呼，可见眼下西方一片欢呼是多么可怕。
当然，比西方资本集团更加兴奋，甚至会喜极而泣的，就是中国那些贪腐巨额资产的贪官污吏，金融自由化特别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和离岸金融业务，可以使他们十分轻松地把贪腐财产以任何币种流向任何国家，并且通过金融市场把贪腐财产漂白，变成表面上的干净财产。中国贪官污吏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说老板财产的漂白需要有《物权法》那样的不断立法，那么贪腐财产的漂白则需要上海自贸区这样不断的开放。这一夜，中国贪官污吏肯定都无人入眠。
其次，再说利率汇率市场化。所谓利率汇率市场化，就是取消央行的基准利率和和汇率管制，让人民币随行就市自由波动。利率和汇率是货币的价格，取消管制的市场化意味着人民币将如同股票那样成为炒作对象，在人民币已经没有物资储备做基础，完全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下，废除央行对人民币基准利率的控制，等于是间接放弃了独立货币政策，把人民币定价权拱手交给了美联储。在美国不断加紧推行颠覆中国战略的情况下，在美国反复宣布一旦中日、中菲爆发领土争端就立刻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在美国已经完成对中国军事包围的情况下，把人民币定价权交给美国，未来等待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墓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废除中国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国家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造成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迫使老百姓拼命储蓄，以此来实现个人保障。这就决定了中国老百姓储蓄与其他国家民众储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他国家民众储蓄是消费结余的投资行为，中国老百姓储蓄是应对明天没有保障的活命钱。如果把老百姓的这些活命钱当作股票那样任凭国内外金融大鳄随意投机炒作，中国老百姓将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灾难绝境。并且，货币投机和股票投机还不一样，股票投机是暴涨暴跌，而货币投机特别是已经失去了物质支撑的人民币投机，则只有暴跌而没有暴涨，老百姓连股票市场上那种万分之一的侥幸机会都没有。
想到此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感觉眼前发黑。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血液，我们身上需要抽血还是输血，需要抽多少血和输多少血，只能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而绝不能由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来决定。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可是在当今中国就是讲不通，谁讲谁就是极左和文革余孽，谁就会遭到封杀和噤声。南宋、明末、晚清、民国的荒谬状况再次出现——危害国家的理论，一套又一套的大行其道，而捍卫国家的理论却被全面封杀。照此下去，国家又怎能避免重蹈历史上的亡国大难?
第三，再看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等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所谓金融创新。离岸金融是与在岸金融相对而言的。是在中国境内划出一块地方，不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管辖;如果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参与金融活动，就叫在岸金融市场;如果只让外国人从事金融活动，不准中国人参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叫离岸金融市场。由于离岸金融市场是中国领土而又不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管辖，与现行法律有冲突，因而需要专门立法，实行特殊法律，所以上海自贸区自然成为法律特权区。
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外国人金融专区”的东西?理由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其实，真正能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是在岸金融而不是离岸金融。在岸金融可以让各国到中国来借款只能借入人民币，将来偿还人民币，哪个国家来借人民币，人民币就会流向哪里。美国来借人民币，人民币就会流向美国;欧盟来借人民币，人民币就会流向欧盟;自然会形成人民币国际化。像现在这样借美元给美国，借欧元给欧盟，只能是助推和巩固美元和欧元的国际化。而离岸金融只是在中国土地上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对人民币炒买炒卖，不仅无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反倒会成为制造中国金融动荡的“西方金融航母”，寻机制造动荡和危机。至于中国有关部门声称的所谓“分离账户”等防范措施，完全是掩耳盗铃——自己安慰自己。
人民币国际化依靠什么?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货币是一种信用，哪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首先取决于该国货币的信用可靠性，而信用可靠性最根本的标志，就是该国老百姓手里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具体到中国，就是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是在不断升值，还是在不断贬值。美元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就在于美国老百姓手里的美元十分坚挺，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从几美元上涨到一百多美元，国际美元大幅贬值，可是美国境内汽油价格并没有很大变化，美国老百姓手里的美元，购买力一直十分坚挺。
比石油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老百姓住房，美国家庭二三年收入就能购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需要耗尽三代人的储蓄。北京住房价格从十年前每平米4千元上涨到现在4万元，仅今年年初以来就已上涨百分之五十以上，原本二百万的房屋现涨到三百万以上。为了在统计数字上掩盖房价上涨，北京房屋销售要签两份合同，一份二百万的房屋销售合同，一份一百万的“装修”合同，把价格上涨的一百万算作“装修费”。房地产市场上，人民币不到一年贬值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此大幅贬值的货币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敢于持有储蓄?
不要以为房地产市场上人民币持续性大幅贬值只是特例，据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每年以20%的速度贬值，印刷厂在潮水般印制货币。从建国到毛主席去世加上华国锋“洋跃进”那几年，30年中国货币发行量总额不超过1千亿，现在突破了1百万亿，30多年货币量增加1千倍，仅上届政府10年发行货币量就接近90万亿，如果按照上届政府的改革路数继续深化下去，人民币发行量将会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长，如此飞速贬值的货币人们逃之唯恐不及，又怎么可不能变成国际货币?
还有，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英镑的国际化，是依靠日不落帝国的强大舰队形成的;美元的国家化，是依靠称霸全球的航母舰队形成的;欧元、日元同样是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垄断同盟实现的。而中国连维护东海钓鱼岛和南海等本国领土领海的能力都没有，更没有维护世界各地经济利益的能力，甚至为了怕得罪美国，连抗美援朝的电视剧都不敢拍不敢放，又怎么能够维护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地位?诗法在诗外，人民币国际化绝不在金融改革本身，而在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既然目前人民币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上海自贸区也并不能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这就产生了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搞离岸金融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要熟悉虚拟经济特殊运动规律和现代衍生品市场运行特点，就会发现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的真正作用，就是建立金融市场上的“中南海”，选择在适当时机，由此发起和操控对中国的金融洗劫。这是因为，如果由境外发动对中国金融洗劫，中国会关闭金融“闸门”;如果由境内发动对中国金融洗劫，会遇到中国行政和法律障碍;而如今在中国境内划出一块不受中国行政和法律管辖的地方，则消除了在中国发动金融洗劫的两大障碍，形成了制造金融风暴的天然枢纽和指挥中心。可见，上海自贸区标志着“杀猪宰羊”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或许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或许是人民币汇率泡沫的破裂，总之，只要再向前跨出几步，就肯定在劫难逃。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强调，中华民族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要么崛起，要么毁灭，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而在崛起或毁灭之间的道路选择上，不过只是差之毫厘和瞬间。现代西方金融体系，既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国际资本集团支配和颠覆各个国家的有效手段。如果看不到其文明进步的一面，就会固步自封、僵化保守；而如果看不到其野蛮颠覆的一面，中华民族将会重复近代以来的亡国大难。中国近代以来两次亡国大难，无一不是盲目改革开放的结果。第一次大清王朝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经济成果远胜于今日，结果是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大清王朝很快覆亡;第二次国民党黄金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成就同样十分辉煌，结果是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抗战一结束，国民党就丧失了政权。
现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大清王朝领导的改革开放，最终颠覆了大清王朝；国民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最终颠覆了国民政府。其共同特点就是盲目顺应西方规则和要求，为此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再次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俗语讲，事不过三，中国绝不能在西方设定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轨道上盲目奔跑，否则，等待中华民族的将只能是解体和毁灭，连前两次历史转折的幸运都不会出现。
写到此处，看到了昨天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习总此话如同黄钟大吕，惊天动地，震人心魄。的确，中国再也不能重犯国破家亡的颠覆性错误了。而盲目顺应西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安排，就是如今最可怕的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根本问题上的颠覆性错误”，但是还没有意识到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根本问题上的颠覆性错误”。中国左翼在网络和意识形态领域唤醒了麻木不觉的执政党，但愿中国左翼在金融问题上同样能够唤醒麻木不觉的执政党。
2013-10-8
张宏良
摘要：
昨天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中国近代以来两次改革开放失败的共同“颠覆性错误”，就是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全面接受西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安排的上海自贸区，将有可能使中国重犯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中国左翼一定要使执政党明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不可挽回、不可弥补的颠覆性错误；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不可挽回、不可弥补的颠覆性错误。
羊群在羊圈内怎么折腾都可以，哪怕是改革闹翻天，也只是羊群有限的灾难，可是一旦拆除羊圈栅栏，整个羊群就会陷入在劫难逃的覆灭大难，甚至没有回头的机会。上海自贸区就是此类拆掉羊圈栅栏的灾难选择。
如同2007年俄罗斯立法禁止外资进入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同时，中国却强行规定银行业对外开放一样，如今在俄罗斯接连立法扎进国家篱笆、避免财富流失的同时，中国自由贸易区却于2013年9月29日在上海挂牌成立，在全面拆掉羊圈栅栏。
上海自贸区是个什么东西，一般老百姓很难弄清楚，官方和学界也不想让老百姓搞清楚，根本就懒得向老百姓解释，中国维稳的基本经验，就是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特别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老百姓一点儿都不知道最好。
上海自贸区说白了，就是要拆掉羊圈的栅栏。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羊圈，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建造的基本制度就是扎紧羊圈的栅栏，凭借这个坚固栅栏，中国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泰民安。虽然改革开放后西方狼群拥有了进出中国羊圈的通行证，还在羊圈内设立了专门屠宰点，可是随着狼群胃口不断增大，周围坚固的栅栏越来越不方便，成为狼吃羊的巨大障碍，于是拆除栅栏便成为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开始全面拆除羊圈的栅栏。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上海自贸区四个地方加起来才区区28.78平方公里公里，顶多只是在羊圈上开了四个窟窿，还谈不上是全面拆除羊圈栅栏。这些人完全是被上海自由贸易区这个名称给迷惑了，望文生义地天真以为，自由贸易区是搞贸易的，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搞自由贸易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上海自贸区只不过是个名不副实的虚假招牌，主要功能不仅是自由贸易区，更主要的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金融试验区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法律特权区。由于地域空间只能圈定住贸易(其实贸易也圈定不住)，而不能圈定金融和法律，无论这28公里自贸区里面人民币发生什么变化，都会在瞬间影响和波及全国，所以这个口子一开，整个羊圈栅栏就会全部拆掉，狼群就可以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大草原上，纵横驰骋地尽情吃羊。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一，设立自贸区的理由——开放倒逼改革
为什么要设立上海自贸区?翻遍各种文件和文章，理由概括起来就是一条：用开放倒逼改革，或者说用开放促进改革。据说中国改革开放从开始就是开放倒逼改革的结果，期间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也都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闯过来的，因而认为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这个概括乍一听，仿佛很有道理;细一想，简直荒谬绝伦。
首先，改革如同吃药打针，应该是对症下药，有什么病就采取什么治疗方法，社会哪里有问题就改革哪里，没问题大家就好好生活，不要瞎折腾。而所谓用开放倒逼改革，就是根本不知道社会哪里需要改革，不知道一个人哪里有病，而纯粹是为改革而改革，为治疗而治疗，如果实在找不出毛病，就干脆一棒子打晕，倒逼出抢救措施和改革方案。显然，这不是改革，而是瞎折腾，瞎折腾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背景。
其次，所谓倒逼改革究竟要改革什么?当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该改的和不该改的，几乎全都改了个遍，只剩下两个铁栅栏没有改动——毛主席留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有企业那点儿家底。这两个铁栅栏不是没有改，而是没有改动得了。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中所说“有些不该改的，永远都不能改”，就包括这两个铁栅栏。而上海自贸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原则”，以及金融放开和法律特权，很容易拆掉这两个久拆不掉的铁栅栏。
再次，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政治腐败、道德崩溃、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财富流失、自主性愈来愈低等，绝非是不改革或者改革滞后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本身造成的，无论改革中的这些问题是战略性误导，还是探索中的失误，都应该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反思哪些改革改对了，哪些改革改错了，通过反思改革来纠正改革、完善改革、推进改革。而不能不管不顾地继续加剧各种矛盾。
最后，当今中国与改革初期已完全不同。20世纪八十年代设立四个经济特区能够带动中国经济改革，并不是开放倒逼改革的结果，而是庞大人力物力资源变现的结果。当时老祖宗留下来的自然资源的变现，共和国几十年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变现，平均每个家庭已经长大成人的五、六个劳动力“免费投入”的巨大红利，十亿人民坚信改革开放能够民富国强的巨大精神能量……所有这些铸造了人类历史上持续30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与什么倒逼不倒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而如今幻想再用开辟四个自由贸易区的方式来重复“昨天的故事”，则只能是东施效颦，演绎悲剧结局，道理很简单，今天的资源状况与改革初期已完全颠倒过来。
况且中国改革初期的矛盾焦点是有公平有资源而缺浮财，通过开放引进能够变现财富的市场经济模式，才会迅速见效;而如今中国矛盾焦点恰恰相反，是有财富无公平缺资源，全面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的矛盾。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打造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弊端重重的情况下，原本站在岸上的中国却要主动往火坑里跳，的确匪夷所思。
二，上海自贸区的特点——悖逆世界潮流的“倒贴寡妇”
设立自由贸易区是否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官方媒体的肯定性回答铺天盖地。所以，在此需要率先指出的是，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多国自由贸易区是世界发展潮流，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却根本不是。
多国自由贸易区是各个国家为了降低本国商品价格，让老百姓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通过制订自由贸易协议，互相免除关税的一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初级组织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是参加自贸区的各国政府向本国老百姓的利益输送，是人类走向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进步，是大众政治文明在国家经济关系上的具体体现。而上海自由贸易区则是中国单独在自己国土上划出一块“境内关外”的土地，让世界各国到中国来自由贸易。所谓“境内关外”，就是上海自贸区在国境线上还是中国土地，但是在海关上完全是国外领域，不属于中国海关管理和收取关税。也就是说，今后世界各国到中国来做买卖不再需要缴纳关税，而中国人到世界各国做买卖仍然需要缴纳关税。
那是不是意味着今后中国老百姓购买的商品就会便宜?这种好事想也别想。虽然外国人进入中国自贸区销售商品不纳税，但是商品从自贸区进入中国其它地区仍然要纳税，商品价格包含的税收成本一点儿没减少，与设立自贸区之前相比，老百姓该掏多少钱还要掏多少钱，一分都不少。也就是说，设立上海自贸区，免除的是全世界所有来中国做买卖的老板的关税，唯独没有减免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税。来中国做生意的全世界老板，都从中国设立自贸区的改革开放中只获得了巨大利益，唯独中国老百姓却在置身事外地眼巴巴看热闹，看着官方媒体在吹喇叭抬轿子，看着西方资本集团操纵的“公知”在欢呼胜利，不知道世界各国老板已经把税收转嫁到了自己头上——外国人不再缴纳关税，如果中国政府不想减少收入，这个窟窿就只能由中国老百姓补上。可叹此次中国“改革红利”，一开始就落入了外国腰包，变成了中国政府与外国资本之间的分红。
由此可见，上海自由贸易区与多国自由贸易区对本国老百姓的影响完全不同，多国自由贸易区的各国老百姓，马上就能够直接享受到自由贸易区的廉价商品；而中国老百姓则要等到未来经济发展以后才能间接享受发展成果，眼下只能多做贡献。两相比较就会看出，上海自由贸易区不仅不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而是悖逆世界发展潮流，与世界蓬勃发展的多国自由贸易区南辕北辙。如果说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多国自由贸易区是“换妻俱乐部”，那么上海自由贸易区则是白吃白睡还要倒贴的“赔钱寡妇”。这就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中国特色。
或许有人会说美国也有许多“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区，但是美国自由贸易区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完全不同。美国自由贸易区一是用整机和零配件之间的关税差别，吸引各国制造业向美国转移，以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二是吸引各国用资源去换取美国印刷厂印制的纸币——美元，以此增加美国的实际财富。可见美国的自由贸易区与国与民都直接有利。而上海自由贸易区对当下我们国家和人民没有什么直接好处，除了有利于“打造中国升级版”、“实现中国梦”等抽象口号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出对老百姓哪怕是有一条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上海自贸区的范围——覆盖整个中国
前面曾经提到，全部加起来才28.78平方公里的四个上海自贸区，分布在彼此相隔70多公里的上海南北两端。这种布局在客观上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仿佛自贸区覆盖范围只有28.78公里，充其量只是辐射上海地区。其实，自贸区设在上海，不过是初始阶段的起步探索，避免全国同时试行的经济、法律和国民心理等方面的强大冲击力，而绝非是覆盖面仅限于上海，非单是不仅限于上海，也不仅限于国务院规定的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社会六大领域18个行业。因为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原则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
“负面清单”管理原则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是上海自贸区的两大原则，这两大原则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进一步升级，或者说是WTO两大原则的升级版。“负面清单”原则即所谓“非禁即入”原则，凡是中国政府没有列出清单禁止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干。这个原则让人想起了摧毁中国道德伦理底线和造成遍地伪劣有毒产品的“法无禁止皆可行”原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原则，把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古老民族，变成了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是相对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而言的，“国民待遇原则”是指经中国政府核准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享有与中国企业同等待遇;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则无需中国政府核准，所有外国人一出生就享有中国国民待遇，可以看作是“天赋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拥有中国国民待遇是上帝赋予的与生俱来的。单方面赋予外国人国民待遇原则，可以说是上海自贸区一大特色。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人类文明和进步在中国问题上的扭曲。本来，从WTO的“最惠国待遇”上升到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上升到自贸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是人类由对立走向和谐的伟大进步，但是在当今中国，却变成了老百姓单方面承担的义务和负担。如同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一切文明和进步都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这种扭曲现象在中国30多年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极端地步。最早意识到人类文明和进步在中国总是以相反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并非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左翼人士，而是特别热衷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赵子阳先生，在他当政时期曾经多次让手下去研究这种现象，只是他到死也没弄明白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负面清单的“非禁即入”管理原则，完全能够跨越上海自贸区的地域限制，目前中国政府公布的“2013负面清单”，涵盖了中国80以上的经济领域和经济部门，以后还将继续扩大，如此大规模大比例的彻底开放，将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管理制度产生颠覆性影响，绝非一个小小上海能够hold住。况且，上海自贸区一大任务，就是要形成能够带动全国的示范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普遍经验，不断推向其他地区，进而把整个中国变成世界自由贸易区，以此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可见，上海自贸区的两大原则——“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原则和“天赋”国民待遇原则，原本就是冲着全中国来的，必将从根本上撼动和改变中国社会管理制度。所以，上海自贸区与其说是经济体制改革，倒不如说是更加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全面的社会制度改革。
四，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帮助美元回家
上海自贸区最石破天惊的还不是贸易开放，而是金融开放。前面提到，上海自贸区既非上海也非贸易的地方，就在于实质是金融试验区和法律特权区。金融领域大开放主要是三大方面：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设立离岸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和金融进入管制等一系列所谓金融创新。其核心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就是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兑换人民币。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金融领域是新自由主义最能装神弄鬼、让老百姓最眼花缭乱的领域，原本十分简单的道理被各种专业术语一包装，就变成了光怪陆离难以看清楚的东西。本来，货币是用来进行商品交换的，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可是被新自由主义学者一包装，就完全都颠倒过来，不再是货币服务于商品交换，而是商品交换服务于货币;不再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是实体经济服务于金融;金融服务于西方金融模式。无论上海自贸区还是多国自贸区的所谓金融创新，一言以蔽之就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集团对国家主权的否定，是国际资本集团摆脱世界各国行政和法律约束的工具，是国际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和攫取财富的新殖民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就是由此力量推动形成的。虽然世界经济一体化还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是世界金融一体化已经初步形成。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形成，标志着国际资本集团已经把国家完全控制在手中，踩在了脚下。国家已经完全成为国际资本集团实现利润和增值扩张的一个简单工具。
这就是上海自贸区设立最根本的历史背景。国际资本集团正在把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的新殖民体系。
首先，来看人民币自由兑换。美国率领西方国家之所以要强压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佐利克报告之所以要把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中国“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在为“割麦子”和“杀猪宰羊”做准备。
“割麦子”是指投资中国已到了收获季节，房价即将到头，汇价也将触顶，该变现的资源更是变现净尽，再不收割，麦子就要烂在地里。而麦子已经熟透到什么程度，从下面例子就可看出。假如2005年汇改初期一个美国人带10万美元来北京，按照1：8.4的汇率兑换84万人民币，以每平米5千元的价格购买一套168平米的商品房;目前以每平米6万元的价格出售可得1千万人民币，按照目前已升到1：6.1的汇率兑换成165万美元，投资增值超过16倍，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人民币升值(这还是购买商品房，如果投资房地产，后面至少还要再加个零)。现在，美国人要把165万美元变现带回美国，就需要人民币自由兑换，否则，就无法带着165万美元返回家园。于是，美国政府出面了，佐利克报告来了，强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和自由兑换，否则将不惜一切向中国讨要说法。这就是美国前财长鲍尔森说“美国决不允许中国改革停滞，中国改革停滞将威胁到美国根本利益”的原因。
在此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在美国人投资8年增值16倍的同时，人民币发行量增加4倍，国内老百姓手里货币由于被稀释而贬值4倍。这就是中国汇改给外国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巨大损失。
如果认为西方资本集团仅仅在中国“割麦子”走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割麦子”的同时，还要“杀猪宰羊”。所谓“杀猪宰羊”，就是通过制造金融动荡完成对中国的财富洗劫，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变成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黄粱美梦。这就是在资本撤离后让人民币一落千丈，把中国60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洗劫一空。西方资本集团能不能形成对中国财富洗劫，取决于人民币究竟值不值钱，目前人为制造的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决策层和学界最大的误导，就是认为人民币十分坚挺，不可能发生人民币暴跌的金融危机。
其实，只要简单比较一下美元和人民币的物质基础，就会知道目前人民币有多么脆弱。美国15万多亿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发行量只有8万多亿美元，扣除三分之二境外流通美元，国内美元不到3万亿，1美元有超过5美元GDP的物质基础;而中国50万亿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发行量超过100万亿，一元人民币只有0.5元GDP的物质基础，并且仍然以每年20%的速度贬值。两相比较，人民币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一旦发生金融战，人民币根本不可能逃脱风吹落叶的悲惨命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3万亿外汇储备完全是一个虚拟数字，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借给了欧美，一旦发生抛售人民币的大幅金融动荡，中国根本没有外汇收购人民币来稳定市场和经济，除了贱卖国有企业最后一点儿家底之外，没有任何可选择的活路。这也是佐利克报告把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出售国有企业放在一揽子改革计划中的原因。稍微注意一下西方媒体就会发现，对于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自由兑换，西方各界一片欢呼，当狼对羊的改革一片欢呼时，羊的灾难也就不远了。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基本经验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利弊得失的欢呼，永远是相反的，凡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西方绝不会一片欢呼。连中国买一艘二手航母西方都一片惊呼，可见眼下西方一片欢呼是多么可怕。
当然，比西方资本集团更加兴奋，甚至会喜极而泣的，就是中国那些贪腐巨额资产的贪官污吏，金融自由化特别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和离岸金融业务，可以使他们十分轻松地把贪腐财产以任何币种流向任何国家，并且通过金融市场把贪腐财产漂白，变成表面上的干净财产。中国贪官污吏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说老板财产的漂白需要有《物权法》那样的不断立法，那么贪腐财产的漂白则需要上海自贸区这样不断的开放。这一夜，中国贪官污吏肯定都无人入眠。
其次，再说利率汇率市场化。所谓利率汇率市场化，就是取消央行的基准利率和和汇率管制，让人民币随行就市自由波动。利率和汇率是货币的价格，取消管制的市场化意味着人民币将如同股票那样成为炒作对象，在人民币已经没有物资储备做基础，完全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下，废除央行对人民币基准利率的控制，等于是间接放弃了独立货币政策，把人民币定价权拱手交给了美联储。在美国不断加紧推行颠覆中国战略的情况下，在美国反复宣布一旦中日、中菲爆发领土争端就立刻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在美国已经完成对中国军事包围的情况下，把人民币定价权交给美国，未来等待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墓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废除中国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国家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造成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迫使老百姓拼命储蓄，以此来实现个人保障。这就决定了中国老百姓储蓄与其他国家民众储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他国家民众储蓄是消费结余的投资行为，中国老百姓储蓄是应对明天没有保障的活命钱。如果把老百姓的这些活命钱当作股票那样任凭国内外金融大鳄随意投机炒作，中国老百姓将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灾难绝境。并且，货币投机和股票投机还不一样，股票投机是暴涨暴跌，而货币投机特别是已经失去了物质支撑的人民币投机，则只有暴跌而没有暴涨，老百姓连股票市场上那种万分之一的侥幸机会都没有。
想到此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感觉眼前发黑。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血液，我们身上需要抽血还是输血，需要抽多少血和输多少血，只能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而绝不能由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来决定。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可是在当今中国就是讲不通，谁讲谁就是极左和文革余孽，谁就会遭到封杀和噤声。南宋、明末、晚清、民国的荒谬状况再次出现——危害国家的理论，一套又一套的大行其道，而捍卫国家的理论却被全面封杀。照此下去，国家又怎能避免重蹈历史上的亡国大难?
第三，再看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等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所谓金融创新。离岸金融是与在岸金融相对而言的。是在中国境内划出一块地方，不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管辖;如果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参与金融活动，就叫在岸金融市场;如果只让外国人从事金融活动，不准中国人参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叫离岸金融市场。由于离岸金融市场是中国领土而又不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管辖，与现行法律有冲突，因而需要专门立法，实行特殊法律，所以上海自贸区自然成为法律特权区。
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外国人金融专区”的东西?理由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其实，真正能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是在岸金融而不是离岸金融。在岸金融可以让各国到中国来借款只能借入人民币，将来偿还人民币，哪个国家来借人民币，人民币就会流向哪里。美国来借人民币，人民币就会流向美国;欧盟来借人民币，人民币就会流向欧盟;自然会形成人民币国际化。像现在这样借美元给美国，借欧元给欧盟，只能是助推和巩固美元和欧元的国际化。而离岸金融只是在中国土地上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对人民币炒买炒卖，不仅无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反倒会成为制造中国金融动荡的“西方金融航母”，寻机制造动荡和危机。至于中国有关部门声称的所谓“分离账户”等防范措施，完全是掩耳盗铃——自己安慰自己。
人民币国际化依靠什么?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货币是一种信用，哪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首先取决于该国货币的信用可靠性，而信用可靠性最根本的标志，就是该国老百姓手里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具体到中国，就是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是在不断升值，还是在不断贬值。美元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就在于美国老百姓手里的美元十分坚挺，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从几美元上涨到一百多美元，国际美元大幅贬值，可是美国境内汽油价格并没有很大变化，美国老百姓手里的美元，购买力一直十分坚挺。
比石油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老百姓住房，美国家庭二三年收入就能购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需要耗尽三代人的储蓄。北京住房价格从十年前每平米4千元上涨到现在4万元，仅今年年初以来就已上涨百分之五十以上，原本二百万的房屋现涨到三百万以上。为了在统计数字上掩盖房价上涨，北京房屋销售要签两份合同，一份二百万的房屋销售合同，一份一百万的“装修”合同，把价格上涨的一百万算作“装修费”。房地产市场上，人民币不到一年贬值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此大幅贬值的货币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敢于持有储蓄?
不要以为房地产市场上人民币持续性大幅贬值只是特例，据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每年以20%的速度贬值，印刷厂在潮水般印制货币。从建国到毛主席去世加上华国锋“洋跃进”那几年，30年中国货币发行量总额不超过1千亿，现在突破了1百万亿，30多年货币量增加1千倍，仅上届政府10年发行货币量就接近90万亿，如果按照上届政府的改革路数继续深化下去，人民币发行量将会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长，如此飞速贬值的货币人们逃之唯恐不及，又怎么可不能变成国际货币?
还有，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英镑的国际化，是依靠日不落帝国的强大舰队形成的;美元的国家化，是依靠称霸全球的航母舰队形成的;欧元、日元同样是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垄断同盟实现的。而中国连维护东海钓鱼岛和南海等本国领土领海的能力都没有，更没有维护世界各地经济利益的能力，甚至为了怕得罪美国，连抗美援朝的电视剧都不敢拍不敢放，又怎么能够维护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地位?诗法在诗外，人民币国际化绝不在金融改革本身，而在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既然目前人民币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上海自贸区也并不能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这就产生了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搞离岸金融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要熟悉虚拟经济特殊运动规律和现代衍生品市场运行特点，就会发现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的真正作用，就是建立金融市场上的“中南海”，选择在适当时机，由此发起和操控对中国的金融洗劫。这是因为，如果由境外发动对中国金融洗劫，中国会关闭金融“闸门”;如果由境内发动对中国金融洗劫，会遇到中国行政和法律障碍;而如今在中国境内划出一块不受中国行政和法律管辖的地方，则消除了在中国发动金融洗劫的两大障碍，形成了制造金融风暴的天然枢纽和指挥中心。可见，上海自贸区标志着“杀猪宰羊”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或许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或许是人民币汇率泡沫的破裂，总之，只要再向前跨出几步，就肯定在劫难逃。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强调，中华民族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要么崛起，要么毁灭，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而在崛起或毁灭之间的道路选择上，不过只是差之毫厘和瞬间。现代西方金融体系，既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国际资本集团支配和颠覆各个国家的有效手段。如果看不到其文明进步的一面，就会固步自封、僵化保守；而如果看不到其野蛮颠覆的一面，中华民族将会重复近代以来的亡国大难。中国近代以来两次亡国大难，无一不是盲目改革开放的结果。第一次大清王朝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经济成果远胜于今日，结果是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大清王朝很快覆亡;第二次国民党黄金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成就同样十分辉煌，结果是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抗战一结束，国民党就丧失了政权。
现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大清王朝领导的改革开放，最终颠覆了大清王朝；国民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最终颠覆了国民政府。其共同特点就是盲目顺应西方规则和要求，为此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再次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俗语讲，事不过三，中国绝不能在西方设定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轨道上盲目奔跑，否则，等待中华民族的将只能是解体和毁灭，连前两次历史转折的幸运都不会出现。
写到此处，看到了昨天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习总此话如同黄钟大吕，惊天动地，震人心魄。的确，中国再也不能重犯国破家亡的颠覆性错误了。而盲目顺应西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安排，就是如今最可怕的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根本问题上的颠覆性错误”，但是还没有意识到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根本问题上的颠覆性错误”。中国左翼在网络和意识形态领域唤醒了麻木不觉的执政党，但愿中国左翼在金融问题上同样能够唤醒麻木不觉的执政党。
2013-10-8
看见字多的就晕
自建国起，满清以史为鉴，大喊满蒙一家口号分化汉族和蒙古族。实行满蒙结盟，乃是整个清代的国策，清廷根据蒙古封建主原来地位的高低和对其效忠的程度、功劳大小，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各种爵位，使他们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1648年(顺治五年)又规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年节来京朝觐，称为年班。是清朝统治者为蒙古王公们所安排的礼遇，也是进一步笼络、争取、感化他们的特定的措施和政策。此外，政府每年要拨出大量银两、缎匹，以及俸禄等形式，赏赐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还通过满蒙亲贵世代互通婚姻的办法，紧密双方的关系。
看起来，满清朝廷非常优待蒙古，但实际上满清在一方面笼络蒙古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让大量的蒙古牧民如同羔羊一样软禁在羊圈里，同时用喇嘛教让蒙古人变成寄生人口，从而让整个蒙古草原性病泛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满清对蒙古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在康熙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大批内地民户流迁到关外东北、口外蒙古以及新疆等地。对于内地民户，清朝政府都用设置府州县厅的办法，与蒙古等盟旗制度，分别进行治理。象热河设承德府，察哈尔地区设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丰镇等厅，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建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厅，新疆有镇西府、迪化州，等等。清廷的此种做法，根本意图还是想要严格区别移居汉民和原住民族，隔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致互为影响。并且规定蒙古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而且除以上六个关口外，不得从其他关口出入。
同时，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规定，嗣后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十九年又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学汉文)或充书吏，违者治罪。其公文呈词，也不得擅用汉文。而且还禁止内地人出关种地和经商，内地出关经商者必须持有理藩院发的票证，而且限定一年期限，不准滞留各部娶妻生产，不准取蒙古名字等等。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统治，防止蒙、汉人民联合反抗。
满清通过这些严格的法律来隔离蒙古与内地汉族地区的交往，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从而使蒙古人民无法获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始终处于游牧的地位，三百年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但最狠的还并不是限制了蒙古族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在蒙古地区大力提倡喇嘛教，以宗教之名对蒙古实行一场长期的计划生育。
在清代，尤其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平民捐资兴建的色彩鲜艳、造型奇特、宏伟壮观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拨款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寺、普乐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广安寺等20多座庙宇。拨款十万两银子兴建的善因寺赐予内蒙古宗教首领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大兴土木筑建了多个大小庙宇，喇嘛数达到三千余人。在阿拉善一带也筑有30余座寺庙，盛时喇嘛数达到1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漠北喀尔喀从康熙朝起所兴建的大小寺庙约有700余座。这些寺庙共有喇嘛10万余人。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这一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广大平民弃俗从僧，使大批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图，云集各庙宇，念经修佛，极大地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清朝三百年中，朝廷规定一户蒙古人如有三到五个男子，就必须有二到三个出家当喇嘛。而喇嘛是不能娶妻的，长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再则，男不婚女不嫁，自然导致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性病流行，严重的影响人口增长。
《冯玉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冯玉祥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综上可见，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十分强悍的蒙古族，曾经一度征服过欧亚许多国家，建立过一个近百年之久的蒙古大元王朝，在经过满清三百年的统治后，人口由清初一千多万下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百多万，整个民族被制服成了一个一蹶不振，不相统属，人口下降，贫穷落后的弱小民族。有人说，充足的人力资源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力的优势，未来将进入人口争夺的高峰期。诚然，如果计划生育仍然不放开，国家又哪来的年轻活力可言？
看起来，满清朝廷非常优待蒙古，但实际上满清在一方面笼络蒙古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让大量的蒙古牧民如同羔羊一样软禁在羊圈里，同时用喇嘛教让蒙古人变成寄生人口，从而让整个蒙古草原性病泛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满清对蒙古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在康熙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大批内地民户流迁到关外东北、口外蒙古以及新疆等地。对于内地民户，清朝政府都用设置府州县厅的办法，与蒙古等盟旗制度，分别进行治理。象热河设承德府，察哈尔地区设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丰镇等厅，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建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厅，新疆有镇西府、迪化州，等等。清廷的此种做法，根本意图还是想要严格区别移居汉民和原住民族，隔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致互为影响。并且规定蒙古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而且除以上六个关口外，不得从其他关口出入。
同时，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规定，嗣后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十九年又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学汉文)或充书吏，违者治罪。其公文呈词，也不得擅用汉文。而且还禁止内地人出关种地和经商，内地出关经商者必须持有理藩院发的票证，而且限定一年期限，不准滞留各部娶妻生产，不准取蒙古名字等等。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统治，防止蒙、汉人民联合反抗。
满清通过这些严格的法律来隔离蒙古与内地汉族地区的交往，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从而使蒙古人民无法获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始终处于游牧的地位，三百年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但最狠的还并不是限制了蒙古族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在蒙古地区大力提倡喇嘛教，以宗教之名对蒙古实行一场长期的计划生育。
在清代，尤其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平民捐资兴建的色彩鲜艳、造型奇特、宏伟壮观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拨款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寺、普乐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广安寺等20多座庙宇。拨款十万两银子兴建的善因寺赐予内蒙古宗教首领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大兴土木筑建了多个大小庙宇，喇嘛数达到三千余人。在阿拉善一带也筑有30余座寺庙，盛时喇嘛数达到1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漠北喀尔喀从康熙朝起所兴建的大小寺庙约有700余座。这些寺庙共有喇嘛10万余人。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这一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广大平民弃俗从僧，使大批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图，云集各庙宇，念经修佛，极大地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清朝三百年中，朝廷规定一户蒙古人如有三到五个男子，就必须有二到三个出家当喇嘛。而喇嘛是不能娶妻的，长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再则，男不婚女不嫁，自然导致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性病流行，严重的影响人口增长。
《冯玉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冯玉祥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综上可见，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十分强悍的蒙古族，曾经一度征服过欧亚许多国家，建立过一个近百年之久的蒙古大元王朝，在经过满清三百年的统治后，人口由清初一千多万下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百多万，整个民族被制服成了一个一蹶不振，不相统属，人口下降，贫穷落后的弱小民族。有人说，充足的人力资源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力的优势，未来将进入人口争夺的高峰期。诚然，如果计划生育仍然不放开，国家又哪来的年轻活力可言？
满清又是如何荼毒汉族的？
2009年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全德国举行各种活动，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德国实现统一和冷战的结束。但是BBC记者威廉姆∙霍斯利走访柏林后发现，东德人对过去共产制度某些好的东西仍然存在着怀旧情绪:
勃兰特发表的有关德国必将统一的预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得以实现。
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位前西德总理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本来属于一体的，就会共同成长 。”
1791年建成的勃兰登堡门象征着和平，从这里向东走就是椴树下大街。你如果站在这座建筑上向东望去，你会发现勃兰特的预言在柏林已经成为现实。
这座城市正在跳动的心脏不是陈旧的西柏林，而是转移到东柏林豪华商店和咖啡馆集中的新开发的市区，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那些娱乐中心。但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里是一片单调的灰色。
现在德国东部最新出现的文化领军人物之一是在德累斯顿出生的 英戈·舒尔茨。他指责当年西德的表现好象是“把自由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
舒尔茨提出的一些观点曾被看作是异端邪说，但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公众的认同。
他认为，对于许多人来说，虽然东德社会主义制度遭到人们的痛骂，但是东德包括就业和福利在内的基本生活保障要好于统一的德国。他说，没有社会公正的自由根本就不是自由。
舒尔茨质问统一的德国敢不敢就这个问题举行一场辩论，因为20年前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辩论。东德人现在开始反击了。
人山人海
在某些方面，东德的影响力正在改变着德国，现在这些迹象正在慢慢显露出来。
新当选连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在东德一个落后老工业区长大的，她父亲是新教牧师。这个地区迄今还没有从德国统一的大震荡中恢复过来。国营企业被迫私有化的过程导致当地一些社区完全消失。
德国最近举行大选后，政治版图显示东柏林以及周围地区变成了紫色，这是左派党的颜色。这个政党代表了那些对德国实现统一后进行震荡疗法感到不满的民众。
在东德变革过程中，延斯∙莱克是突出代表。他当年领导和平民权运动推翻这个秘密警察国家。
我是在东柏林的锡安教堂和他见面的。当年在这里发生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当时这里聚集了50万人，”他对当时会场上壮观场面仍然记忆犹新。“到处是人山人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我能听到大喇叭的声音从三面传过来。”
“当时我不知道该用多大声音，用多块的速度讲话。我手里只拿着一张纸，上面有一些简单的笔记。”
莱克对着在场的示威群众说，他们必须把被共产党剥夺的自由夺回来。
他是在形容1989年11月4日发生在亚历山大广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
到了那个时刻，东德民众反抗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国家安全部（原东德秘密警察部）大楼现在已变成博物馆。
不过莱克强调，单靠外部力量，即使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决定让东欧走自己的路，柏林墙也不会倒塌。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许多年，像在锡安教会这样的草根阶层持不同政见运动一直在增长。
在锡安教堂内有一个“环境图书馆”，这里保留了一些有关共产党执政时期造成环境问题的资料，其中包括有毒化学品对土地的污染，为苏联核武器生产铀元素的矿井致癌问题，以及德累斯顿和东柏林古建筑年久失修等问题。
当年，这个教堂还有一个地下印刷厂，为人民权力革命提供支持。
在东德秘密警察进行的一次血腥镇压中，持不同政见者离开这座教堂时遭到殴打和逮捕。这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两年所发生的事件。
在东德的许多地方经常发生这样的冲突和反抗，最终导致数百万人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抗议，推翻个镇压成性的一党专制制度。
苦辣酸甜
莱克今年已经70岁了。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位受到人们尊敬的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仍然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他和那场人民权力运动中的其他人一样，希望东德和西德以渐进的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而不是采取东德被西德的法律和制度吞噬的统一的方式。
德国统一给人们带来记忆中充满了苦辣酸甜：柏林墙倒塌后不到两年时间，东德符合就业年龄的人口当中至少有一半失去了工作，大概有500万人。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备受珍惜的基层卫生院和社会俱乐部被迫关闭了。
但是东德人获得了自由和德国马克。
莱克很高兴看到柏林墙倒塌，看到包括他子女在内的新一代人成为世界公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他们可以去英国、西班牙或者美国。
但是赢得自由带来的果实并不是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甜蜜。
“随后发生的形势本来应该向更积极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却成为统一的德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勃兰特发表的有关德国必将统一的预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得以实现。
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位前西德总理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本来属于一体的，就会共同成长 。”
1791年建成的勃兰登堡门象征着和平，从这里向东走就是椴树下大街。你如果站在这座建筑上向东望去，你会发现勃兰特的预言在柏林已经成为现实。
这座城市正在跳动的心脏不是陈旧的西柏林，而是转移到东柏林豪华商店和咖啡馆集中的新开发的市区，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那些娱乐中心。但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里是一片单调的灰色。
现在德国东部最新出现的文化领军人物之一是在德累斯顿出生的 英戈·舒尔茨。他指责当年西德的表现好象是“把自由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
舒尔茨提出的一些观点曾被看作是异端邪说，但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公众的认同。
他认为，对于许多人来说，虽然东德社会主义制度遭到人们的痛骂，但是东德包括就业和福利在内的基本生活保障要好于统一的德国。他说，没有社会公正的自由根本就不是自由。
舒尔茨质问统一的德国敢不敢就这个问题举行一场辩论，因为20年前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辩论。东德人现在开始反击了。
人山人海
在某些方面，东德的影响力正在改变着德国，现在这些迹象正在慢慢显露出来。
新当选连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在东德一个落后老工业区长大的，她父亲是新教牧师。这个地区迄今还没有从德国统一的大震荡中恢复过来。国营企业被迫私有化的过程导致当地一些社区完全消失。
德国最近举行大选后，政治版图显示东柏林以及周围地区变成了紫色，这是左派党的颜色。这个政党代表了那些对德国实现统一后进行震荡疗法感到不满的民众。
在东德变革过程中，延斯∙莱克是突出代表。他当年领导和平民权运动推翻这个秘密警察国家。
我是在东柏林的锡安教堂和他见面的。当年在这里发生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当时这里聚集了50万人，”他对当时会场上壮观场面仍然记忆犹新。“到处是人山人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我能听到大喇叭的声音从三面传过来。”
“当时我不知道该用多大声音，用多块的速度讲话。我手里只拿着一张纸，上面有一些简单的笔记。”
莱克对着在场的示威群众说，他们必须把被共产党剥夺的自由夺回来。
他是在形容1989年11月4日发生在亚历山大广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
到了那个时刻，东德民众反抗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国家安全部（原东德秘密警察部）大楼现在已变成博物馆。
不过莱克强调，单靠外部力量，即使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决定让东欧走自己的路，柏林墙也不会倒塌。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许多年，像在锡安教会这样的草根阶层持不同政见运动一直在增长。
在锡安教堂内有一个“环境图书馆”，这里保留了一些有关共产党执政时期造成环境问题的资料，其中包括有毒化学品对土地的污染，为苏联核武器生产铀元素的矿井致癌问题，以及德累斯顿和东柏林古建筑年久失修等问题。
当年，这个教堂还有一个地下印刷厂，为人民权力革命提供支持。
在东德秘密警察进行的一次血腥镇压中，持不同政见者离开这座教堂时遭到殴打和逮捕。这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两年所发生的事件。
在东德的许多地方经常发生这样的冲突和反抗，最终导致数百万人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抗议，推翻个镇压成性的一党专制制度。
苦辣酸甜
莱克今年已经70岁了。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位受到人们尊敬的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仍然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他和那场人民权力运动中的其他人一样，希望东德和西德以渐进的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而不是采取东德被西德的法律和制度吞噬的统一的方式。
德国统一给人们带来记忆中充满了苦辣酸甜：柏林墙倒塌后不到两年时间，东德符合就业年龄的人口当中至少有一半失去了工作，大概有500万人。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备受珍惜的基层卫生院和社会俱乐部被迫关闭了。
但是东德人获得了自由和德国马克。
莱克很高兴看到柏林墙倒塌，看到包括他子女在内的新一代人成为世界公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他们可以去英国、西班牙或者美国。
但是赢得自由带来的果实并不是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甜蜜。
“随后发生的形势本来应该向更积极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却成为统一的德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看故事
在弱肉强食的资本社会，弱国如中国经济不能继续私有化，只能坚持国有或者公有（即使是名义上的公有），政治不能搞民主分权，只能集权，否则会更加削弱自身，更加无法与西方列强对抗！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最后编辑: 2015-01-21
怪不得美国要反恐，因为内部矛盾快要爆发了，1%占有一半以上的财富。
1%超级富豪控制全球一半财富 80%的穷人仅占5.5%
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最新发布研究报告《财富：拥有全部，想要更多》，显示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在全球财富份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由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预计2016年将超过50%。2014年，全球精英每人的平均财富是270万美元。
报告称，余下全球52%的财富，大部分(46%)为世界上19%的最富有的人所掌握。剩下的80%人口仅拥有5.5%的全球财富，平均每个成年人拥有3851美元，仅是富人平均财富的七百分之一。
国际乐施会执行总干事温妮·比扬依玛(WinnieByanyima)警告说，现在世界上每9个人中就有1个人挨饿，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内，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这种不平等将阻碍人类对抗贫穷的步伐。
比扬依玛表示，“如果1%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剩下所有人总和，我们真的想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么？”“全球不平等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富有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鸿沟正迅速扩大。”
瑞士信贷银行去年10月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也显示，世界上1%的人口掌握着全球一半的财富。而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全球总财富的34.7%，财富总额达91万亿美元。欧洲整体处于世界财富榜的第二位，拥有32万亿美元。中国和印度共拥有23万亿美元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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