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也听街上的老人讲起，六十年代的广东农村非常凄惨，吃芭蕉根和树叶，最后吃泥巴，最后很多人被涨死了
三年大饥荒，加拿大给了救命粮
- 主题发起人 Saint.Saens
- 发布时间 2019-01-27
饑民為何寧餓死而不外逃？
很多人逃荒到新疆，捡回一条性命。
很多外逃的，想扒火车走，但听说很多没走到火车站路上就倒下了。现在难以想象的。而且是全国大饥荒，谁都没东西给你吃。我记得老爸说上师范时每人二两饭，都是长身体的年轻的，一会就听到到处饭盒刮得响。老妈说有次走路回家，很饿，路上有老太太自己用树皮做的象米粑的东西在卖，她就买了吃，结果肠子没油水，这东西落肚后大量吸油，立刻就很难受要死了的感觉。
Saint.Saens
耶和华所恨恶的:...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
发帖的内容， 没有去查验， 也没必要， 就是看看自己的邻居， 不管是加拿大的还是阿富汗的， 都有很友善真诚的，美国就不用说了， 研究多年的滇西抗战史，知道如果美国不出手帮忙， 也许中国都叫满洲国了。。。
但是网络论坛就像人心一样越发漆黑， 就跟这个时代一样，充满仇恨跟歪曲，糟糕的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扭曲的，这个话不是想责怪谁， 这个就跟看见一个被鬼附的一样， 基本失去自我，前久还看见一个人发帖， 他做了什么事情， 别人居然对此很诧异。。。那个帖子看看就知道这小孩太缺乏教育了， 已经分不清什么叫道德了。
但这个是注定的事情，大部分的人支离破碎，谁见过死掉的人去网络发帖吗？在天涯见过两次死掉的人提问，别管他们用什么方法实现电脑操作，就像你无法看见鬼附一样，但能看出就算是死掉的人， 灵魂居然还有狂傲的资本， 人的骄傲的心从天使堕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传播点基本的灵界规则：怨恨跟不饶恕是人被附体主要的特点，不管你是恨中共， 恨美国人， 恨日本人， 恨你的老乡中国人， 恨加拿大总理，你就是恨只狗也会被鬼附， 这个还的确是教会的真实案例。当然大部分人的情绪是在家里，也许论坛就是让你来找个在家里不敢骂的
发这个内容不是跟谁讨论的， 只是告诉你不回头的话你可以测试下被攻击到什么程度，你个背痛，关节痛会随着年龄越来越明显， 你可以找医生也许给你一些缓解， 但是你无法完全医治， 只要你内心的嫉恨在那里， 你如果愿意体会自己的心，是能感觉到什么地方是堵在那里的， 包括一些说好话还讲道理的网友， 遇到几个张嘴就是垃圾的网友，你离开网络的时候带着愤怒离开， 你只要测试自己， 能不能当时饶恕这个冒犯你的人， 你就知道很多事情你做不到的；所以台北仁离开家园也许对他是最好的帮助， 这些整天撕咬的同学， 该自己检查下身体看看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但是， 还是有人不明白， 有人愿意检讨下自己有多邪恶吗？一般来说知道自己邪恶的还有得救。。。如果你感觉自己完全是正义的化身。。。也许你读了圣经发现自己居然比上帝还有爱心，这种同学拜托你把我加你屏蔽群
但是网络论坛就像人心一样越发漆黑， 就跟这个时代一样，充满仇恨跟歪曲，糟糕的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扭曲的，这个话不是想责怪谁， 这个就跟看见一个被鬼附的一样， 基本失去自我，前久还看见一个人发帖， 他做了什么事情， 别人居然对此很诧异。。。那个帖子看看就知道这小孩太缺乏教育了， 已经分不清什么叫道德了。
但这个是注定的事情，大部分的人支离破碎，谁见过死掉的人去网络发帖吗？在天涯见过两次死掉的人提问，别管他们用什么方法实现电脑操作，就像你无法看见鬼附一样，但能看出就算是死掉的人， 灵魂居然还有狂傲的资本， 人的骄傲的心从天使堕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传播点基本的灵界规则：怨恨跟不饶恕是人被附体主要的特点，不管你是恨中共， 恨美国人， 恨日本人， 恨你的老乡中国人， 恨加拿大总理，你就是恨只狗也会被鬼附， 这个还的确是教会的真实案例。当然大部分人的情绪是在家里，也许论坛就是让你来找个在家里不敢骂的
发这个内容不是跟谁讨论的， 只是告诉你不回头的话你可以测试下被攻击到什么程度，你个背痛，关节痛会随着年龄越来越明显， 你可以找医生也许给你一些缓解， 但是你无法完全医治， 只要你内心的嫉恨在那里， 你如果愿意体会自己的心，是能感觉到什么地方是堵在那里的， 包括一些说好话还讲道理的网友， 遇到几个张嘴就是垃圾的网友，你离开网络的时候带着愤怒离开， 你只要测试自己， 能不能当时饶恕这个冒犯你的人， 你就知道很多事情你做不到的；所以台北仁离开家园也许对他是最好的帮助， 这些整天撕咬的同学， 该自己检查下身体看看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但是， 还是有人不明白， 有人愿意检讨下自己有多邪恶吗？一般来说知道自己邪恶的还有得救。。。如果你感觉自己完全是正义的化身。。。也许你读了圣经发现自己居然比上帝还有爱心，这种同学拜托你把我加你屏蔽群
说你没有文化；
以下摘自土共人民网：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秘密进口粮食内幕
2014年02月21日09:36 来源：老人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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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粮食进口，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不仅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美国粮食，并主动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这在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长期以来，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的说法，比如为了“面子”，中国不仅不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求助，反而是勒紧裤腰带还债；为了工业化，漠视生命，坚持增持黄金、外汇储备。现在看来，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有必要澄清。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以1961年为转折点，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决策。决心之大，突破禁区之多，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
粮食由出口到进口的转变
从1958年起，受“浮夸风”影响，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1959、1960两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过多的粮食。在1960年底，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进口粮食，成为缓和国内粮食短缺的必然举措。
进口粮食的决策进行得十分迅速，显示了国家要在短期内扭转局面的决心。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毛泽东表示可以进口美国粮食
对于粮食进口，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不仅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美国粮食，并主动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这在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1960年秋至1961年5月中国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粮食进口发布时间： 2017-12-04 作者：瞿商 许天成 来源：国史网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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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和保障国内粮食供应，曾采取过“以出养进”的粮食贸易策略，即高价出口高等级大米以进口相对廉价的小麦。早在1954年，中国就曾试购过约2000吨（按每蒲式耳小麦标定重量27.216千克计，此数约合73486.2蒲式耳，以1954年上半年美国小麦远期合约均价2美元/蒲式耳折算，计146972.4美元。）的加拿大小麦。［1］在外方资料中，到1958年第二次出现中国进口加拿大农产品（其中大部分为小麦）的记录时，其金额已经攀升至700万美元。［2］根据澳大利亚的资料显示，1957~1958财政年度，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了价值5.2万英镑的小麦；1958~1959财政年度相应的数字则为23.3万英镑。［3］中方记录则显示，中国于1958年自加拿大进口了3800万蒲式耳（约合10.27万吨）小麦。［4］同时，1957~1958农业年度的世界粮食生产的总体情况是：澳大利亚的收成情况较差，被迫进口加拿大小麦以满足其国内需求；但法国的麦收情况很好，同时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剩余也累积到了创纪录的新高峰。［5］加拿大政府迫切希望缓解粮食积压问题，以期得到其西北各省农场主及其协会的谅解与支持。而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连续贸易赤字之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也开始重新取得较为明显的增长，恢复了对华贸易出超的有利地位。［6］由于“大跃进”运动，1959年度和1960年度的中加、中澳农产品贸易再次中断，但可以据前述情况得出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中加、中澳之间的粮食贸易自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推动力。
1960年下半年，中国国内粮食供应形势异常严峻。9月，华润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接到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指示，开始与加拿大小麦局、澳大利亚小麦局、法国路易达孚公司、美国邦吉集团（在与邦吉集团的接洽过程中，该公司表示仅可通过该公司设在巴黎的分支机构绕过美国监管，向中方出口少量非美国所产的粮食。同时，邦吉集团建议中方尝试接洽嘉吉集团，因为嘉吉集团在加拿大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和庞大的业务量，便于提供掩护。）、澳大利亚悉尼戈林戈伊公司等各方进行接触，准备进口小麦。中方在接触中询问了相关国家粮食的可售量、质量、种类及价格，这在西方国家各粮食贸易公司之间引发了竞争。［7］1960年和1961年，由于中东地区发生了旱灾，法国和苏联向该地区输出了部分粮食，导致法、苏两国国内的粮食库存有所下降，这使美、加、澳三国成为中国可能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囿于意识形态和贸易封锁禁运因素的影响，中国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显得困难重重。同时，对华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嘉吉集团的小约翰·H·麦克米兰于1960年12月23日去世。［8］通过该公司设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分支机构进口美国粮食的意向也被迫搁浅。短时间内有可能向中国直接输出大量粮食的就只剩下加、澳两国。
至1960年底，中国的粮食供应情况越发紧张。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此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此时，对于粮食进口的目的和数量的估计尚不成熟。李先念在信中尚认为进口粮食是因为“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而“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此件由周恩来于12月5日批复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并转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复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9］华润同澳大利亚小麦局关于进口粮食的谈判随即于12月15日开始。负责谈判总体事宜的丁克坚于12月17日赴香港，要求立即大量进口澳大利亚小麦，澳方最终同意以折扣价出售所谓“平均优良品质”（自1891年至1905年，澳大利亚各州均陆续采用了同一种小麦评级体系（即“平均优良品质”体系）。在该体系下，澳大利亚各州商会将首先进行本年度小麦收成的样本池抽样并加以混合，随后确定一份以英制单位计量的小麦样品（其中已除去了质量较差的样品）。“平均优良品质”体系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这种体系的评级每年都会变动。该体系更多表现出的是小麦的重量及其用于制作面粉的原物料价，而非其用于烘焙食品的最终消费价格。G. Whitwell & D. Sydenham, A Shared Harvest: The Australian Wheat Industry 1939~1989, Melbourne: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Ltd, 1991, p. 104; A.R. Callaghan & A.J. Millington, The Wheat Industry in Australia,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Press, 1965, pp. 349~363.）的小麦并且接受中方以英镑现汇付款的条件。至此，中国初步打通了从澳大利亚大批量进口粮食的渠道。
但仅从澳大利亚进口粮食尚不足以完成前述100万吨粮食的进口计划，加之该进口计划的目标已于12月底提高至150万吨，［10］为此，中国将进一步寻求粮食进口的目光转向加拿大。1961年1月3日，在加拿大温尼伯访问的华润代表表达了希望进口加拿大小麦和大麦的意向。［11］中方希望使拟议中的中加粮食贸易协议在最为广阔的范围内为外界所知，以便通过国家间的贸易竞争，从加拿大粮食种植者与贸易商联合游说团体处获得对于该协议的支持。因此，中方提议在温尼伯展开一些先期的事务性谈判。为向加方强调其必须与澳大利亚小麦局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上展开竞争，华润还于次日在香港签署了一份进口澳大利亚面粉的合同。然而，就在加拿大小麦局与华润于温尼伯举行谈判前，1961年1月17日，美国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向加拿大小麦局首席专员W·C·麦克纳马拉传达消息称，该机构希望中加粮食谈判取得成功，并且希望这种成功能使美方将来也能参与到这种贸易当中。［12］麦克纳马拉据此认为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向中国出口粮食。因此，对于加拿大小麦局而言，关键是要抢在美国之前与华润达成协议。两天后，加拿大小麦局同意向中国出售大麦。中国又开拓了从加拿大大批量进口粮食的新来源。
1960年底至次年2月末，中国按国际通行的现汇贸易方式向加、澳等国订购了大量粮食（见下页表）。澳方注意到，中国的贸易行为等发生了显著转换，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分布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动。而且，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中有很多是无偿援助或半无偿的性质，货币价格仅为定价后的估算值，若将其扣除，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几乎与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额等量齐观。据此，澳方开始担忧中国贸易的可持续性及国际支付能力等问题。澳大利亚小麦局主席蒂斯代尔尤其忧虑“此类贸易将使澳大利亚过于依赖中国（的小麦市场）”、“中国在缺乏覆盖风险所需的保险的情况下履行其承诺的能力有不确定性”。［3］（pp.285~288）毕竟，以现汇对华出口粮食是一回事，在卖方信贷的基础上对华出口粮食又是另一回事。1961年3月底至4月初，澳大利亚小麦局和加拿大小麦局的官员们通过外交电报密集交换了意见。为了防止中方利用两局都推销剩余粮食而争取于中方有利的贸易条款，他们考虑为加、澳两国的对华粮食出口设立信贷限制；双方还同意，此后一旦两国的信贷政策有任何变动，都会通知对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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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和保障国内粮食供应，曾采取过“以出养进”的粮食贸易策略，即高价出口高等级大米以进口相对廉价的小麦。早在1954年，中国就曾试购过约2000吨（按每蒲式耳小麦标定重量27.216千克计，此数约合73486.2蒲式耳，以1954年上半年美国小麦远期合约均价2美元/蒲式耳折算，计146972.4美元。）的加拿大小麦。［1］在外方资料中，到1958年第二次出现中国进口加拿大农产品（其中大部分为小麦）的记录时，其金额已经攀升至700万美元。［2］根据澳大利亚的资料显示，1957~1958财政年度，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了价值5.2万英镑的小麦；1958~1959财政年度相应的数字则为23.3万英镑。［3］中方记录则显示，中国于1958年自加拿大进口了3800万蒲式耳（约合10.27万吨）小麦。［4］同时，1957~1958农业年度的世界粮食生产的总体情况是：澳大利亚的收成情况较差，被迫进口加拿大小麦以满足其国内需求；但法国的麦收情况很好，同时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剩余也累积到了创纪录的新高峰。［5］加拿大政府迫切希望缓解粮食积压问题，以期得到其西北各省农场主及其协会的谅解与支持。而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连续贸易赤字之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也开始重新取得较为明显的增长，恢复了对华贸易出超的有利地位。［6］由于“大跃进”运动，1959年度和1960年度的中加、中澳农产品贸易再次中断，但可以据前述情况得出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中加、中澳之间的粮食贸易自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推动力。
一、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粮食贸易
（一）中国打通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粮食的渠道与加澳攻守同盟的形成1960年下半年，中国国内粮食供应形势异常严峻。9月，华润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接到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指示，开始与加拿大小麦局、澳大利亚小麦局、法国路易达孚公司、美国邦吉集团（在与邦吉集团的接洽过程中，该公司表示仅可通过该公司设在巴黎的分支机构绕过美国监管，向中方出口少量非美国所产的粮食。同时，邦吉集团建议中方尝试接洽嘉吉集团，因为嘉吉集团在加拿大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和庞大的业务量，便于提供掩护。）、澳大利亚悉尼戈林戈伊公司等各方进行接触，准备进口小麦。中方在接触中询问了相关国家粮食的可售量、质量、种类及价格，这在西方国家各粮食贸易公司之间引发了竞争。［7］1960年和1961年，由于中东地区发生了旱灾，法国和苏联向该地区输出了部分粮食，导致法、苏两国国内的粮食库存有所下降，这使美、加、澳三国成为中国可能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囿于意识形态和贸易封锁禁运因素的影响，中国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显得困难重重。同时，对华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嘉吉集团的小约翰·H·麦克米兰于1960年12月23日去世。［8］通过该公司设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分支机构进口美国粮食的意向也被迫搁浅。短时间内有可能向中国直接输出大量粮食的就只剩下加、澳两国。
至1960年底，中国的粮食供应情况越发紧张。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此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此时，对于粮食进口的目的和数量的估计尚不成熟。李先念在信中尚认为进口粮食是因为“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而“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此件由周恩来于12月5日批复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并转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复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9］华润同澳大利亚小麦局关于进口粮食的谈判随即于12月15日开始。负责谈判总体事宜的丁克坚于12月17日赴香港，要求立即大量进口澳大利亚小麦，澳方最终同意以折扣价出售所谓“平均优良品质”（自1891年至1905年，澳大利亚各州均陆续采用了同一种小麦评级体系（即“平均优良品质”体系）。在该体系下，澳大利亚各州商会将首先进行本年度小麦收成的样本池抽样并加以混合，随后确定一份以英制单位计量的小麦样品（其中已除去了质量较差的样品）。“平均优良品质”体系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这种体系的评级每年都会变动。该体系更多表现出的是小麦的重量及其用于制作面粉的原物料价，而非其用于烘焙食品的最终消费价格。G. Whitwell & D. Sydenham, A Shared Harvest: The Australian Wheat Industry 1939~1989, Melbourne: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Ltd, 1991, p. 104; A.R. Callaghan & A.J. Millington, The Wheat Industry in Australia,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Press, 1965, pp. 349~363.）的小麦并且接受中方以英镑现汇付款的条件。至此，中国初步打通了从澳大利亚大批量进口粮食的渠道。
但仅从澳大利亚进口粮食尚不足以完成前述100万吨粮食的进口计划，加之该进口计划的目标已于12月底提高至150万吨，［10］为此，中国将进一步寻求粮食进口的目光转向加拿大。1961年1月3日，在加拿大温尼伯访问的华润代表表达了希望进口加拿大小麦和大麦的意向。［11］中方希望使拟议中的中加粮食贸易协议在最为广阔的范围内为外界所知，以便通过国家间的贸易竞争，从加拿大粮食种植者与贸易商联合游说团体处获得对于该协议的支持。因此，中方提议在温尼伯展开一些先期的事务性谈判。为向加方强调其必须与澳大利亚小麦局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上展开竞争，华润还于次日在香港签署了一份进口澳大利亚面粉的合同。然而，就在加拿大小麦局与华润于温尼伯举行谈判前，1961年1月17日，美国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向加拿大小麦局首席专员W·C·麦克纳马拉传达消息称，该机构希望中加粮食谈判取得成功，并且希望这种成功能使美方将来也能参与到这种贸易当中。［12］麦克纳马拉据此认为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向中国出口粮食。因此，对于加拿大小麦局而言，关键是要抢在美国之前与华润达成协议。两天后，加拿大小麦局同意向中国出售大麦。中国又开拓了从加拿大大批量进口粮食的新来源。
1960年底至次年2月末，中国按国际通行的现汇贸易方式向加、澳等国订购了大量粮食（见下页表）。澳方注意到，中国的贸易行为等发生了显著转换，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分布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动。而且，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中有很多是无偿援助或半无偿的性质，货币价格仅为定价后的估算值，若将其扣除，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几乎与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额等量齐观。据此，澳方开始担忧中国贸易的可持续性及国际支付能力等问题。澳大利亚小麦局主席蒂斯代尔尤其忧虑“此类贸易将使澳大利亚过于依赖中国（的小麦市场）”、“中国在缺乏覆盖风险所需的保险的情况下履行其承诺的能力有不确定性”。［3］（pp.285~288）毕竟，以现汇对华出口粮食是一回事，在卖方信贷的基础上对华出口粮食又是另一回事。1961年3月底至4月初，澳大利亚小麦局和加拿大小麦局的官员们通过外交电报密集交换了意见。为了防止中方利用两局都推销剩余粮食而争取于中方有利的贸易条款，他们考虑为加、澳两国的对华粮食出口设立信贷限制；双方还同意，此后一旦两国的信贷政策有任何变动，都会通知对方。［13］
文章出处，数字编号为参考文献
1960年秋至1961年5月中国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粮食进口
http://www.hprc.org.cn/gsyj/wjs/gjjl/201712/t20171204_405088.html
1960年秋至1961年5月中国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粮食进口
http://www.hprc.org.cn/gsyj/wjs/gjjl/201712/t20171204_405088.html
［ 参 引 文 献 ］
［1］Chad J. Mitcham,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nd Japan, 1949~79: Grain, Trade and Diplomac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9.［2］Ricky H. Kirby, Agricultural Tra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35~69, Washington, D.C.: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1972, p.23.
［3］Henry Stephen Albini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83.
［4］李节传：《让中国重返西方市场：阿尔文·汉密尔顿与中国和北美贸易的拓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5］Canadian Wheat Board, Annual Reports of the Canadian Wheat Board: crop years 1957~1958, Winnipeg: Canadian Wheat Board, 1959, pp.12~14.
［6］王毅著、喻常森等译：《1949年以来的澳中关系：60年贸易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7］Hong Kong to AWB（3 September 1960）,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DEA）A1838, 1-766-1-4, pt. 1, National Australian Archives.
［8］Dave Vangsness, John Hugh MacMillan Jr, Record Added: Jan. 23, 2012, https://www.findagrave.com/cgi-bin/fg.cgi?page=gr&GRid=83902283， 2017年2月5日。
［9］蒋冠庄、高敬增：《李先念呕心赈粮荒——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百年潮》2008年第1期。
［10］尚长风：《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3期。
［11］Ottawa to Winnipeg（6 January 1961）& Hong Kong to Ottawa（3 January 1961）, RG20, Box 43, Vol.1983~1984, 234-17-21, file 7-C3-1,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12］Roy Faibish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ternal Affairs and attached memorandum（17 January 1961）, RG25, vol.5280, file 9030-40, pt. 1,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13］Canberra to 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 Ottawa（7 March 1961）, Australian DPI and Energy A1804-28-201-12-2, pt. 1, National Australian Archives; Memorandum to Cabinet （8 March 1961） & Cabinet decision （9 March 1961）, RG20, vol.1943, file 20-141-C3,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Cabinet Memorandum （11 April 1961）, RG2, vol. 6176,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15］Memorandum（March 1961）, Australian DPI and Energy A1804-28-201-12-2, pt. 1, National Australian Archives.
［16］ CWB Negotiators Hong Kong to CWB Winnipeg（24 February 1961）, RG20, vol.819, file 10-33, 7-10-303, pt. 12,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17］CWB Memorandum（March 1961）, RG20, vol.1943, file 20-141-C3,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18］C. J. Perrett, A Record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Policies and Operations of the Australian Wheat Board 1939~1965, Melbourne: AWB, 1996, p.206.
［19］Cabinet Decision（9 March 1961）, RG20, vol.1943, file 20-141-C3,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20］ AWB to Canberra（17 March 1961）,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DEA） A1838-1-766-1-4, pt. 1, National Australian Archives; Telephone Message From AWB（22 March 1961）, Australian DPI and Energy A1804-28-201-12-2, National Australian Archives.
［21］McNamara Hong Kong to DTC Ottawa （7 April 1961）, RG20, vol.1943, file 20-141-C3,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22］Minister for Primary Industry to AWB Chairman Teasdale（13 April 1961）, Australian DPI and Energy A1804-28-201-12-2, pt. 1, National Australian Archives.
［23］Cabinet Memorandum（11 April 1961）, RG2, vol. 6176,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24］Washington to Secretary DPI Canberra（26 May 1961）, Australian DPI and Energy A1804-28-201-12-2, pt. 1, National Australian Archives.
［25］Long-term Agreement Between CEROILFOOD and the CWB & Attached Memorandum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Long-term Sino-Canadian Agreement）（22 April 1961）, RG25, vol. 4722, file 50055-B-40, pt. 15,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26］Hong Kong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ternal Affairs（9 May 1961）, RG25, vol.5280, file 9030-40, pt. 3,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27］李节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重返国际市场的突破——中国和加拿大早期的纺织品贸易谈判》，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
［28］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61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171页。
［2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26页。
［32］瞿商：《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和性质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瞿商，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430073；许天成，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430073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可以看到1961年，其中2万吨小麦途中转往阿尔巴尼亚；
这意味着什么？！
饿死国内的民众无所谓，要贡献给兄弟
这意味着什么？！
饿死国内的民众无所谓，要贡献给兄弟
这篇党的文章揭示了五毛一直否认的事实。
荒唐的经济决策导致的三年大饥荒被“轻描淡写”地表述为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 但还是表明饥荒源于大跃进。
党中央毛泽东决定花巨资进口20亿斤粮食，20亿斤粮食，有多少？ 全国6亿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长的文章，3000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20亿斤粮食，6亿人口，每人3斤，可维持一周生命。 全部分发给3000万饿殍，每人63斤，最多维持半年生命。
是马列邪教的人民公社运动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粮食生产机制导致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唯一一个为老百姓说了几句良心话的彭德怀被批得家破人亡。
真不知道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的人如何为毛酋和伟光正洗这个地。
荒唐的经济决策导致的三年大饥荒被“轻描淡写”地表述为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 但还是表明饥荒源于大跃进。
党中央毛泽东决定花巨资进口20亿斤粮食，20亿斤粮食，有多少？ 全国6亿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长的文章，3000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20亿斤粮食，6亿人口，每人3斤，可维持一周生命。 全部分发给3000万饿殍，每人63斤，最多维持半年生命。
是马列邪教的人民公社运动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粮食生产机制导致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唯一一个为老百姓说了几句良心话的彭德怀被批得家破人亡。
真不知道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的人如何为毛酋和伟光正洗这个地。
最后编辑: 2019-01-28
你是说楼主转发的故事是捏造的？中加开始贸易是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加拿大当时没有为粮食出口到中国提供信贷？
hi
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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