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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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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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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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4）：
水 （5）：
水深火热
回水城之前我特地到石湾买了一套精美的茶具准备送给我那可悲又可敬的班主任。班主任喜欢品茶，聊天时曾表露过对石湾陶瓷茶具的羡慕，但由于工资太低一直没舍得出手搞一套。我一个初中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竟然比他这个教了十几年书的班主任工资还高，见面时咱俩都感慨万千但很多话说不出来。我俩沉默了好久，班主任叫我好好工作报答党报答国家，我知道他的眼圈是湿的不敢看着他。
回到局里第一天早上领导跟我们在食堂开会宣布重要事情。那时候开会发言都是先引用毛主席语录，根据引用的语录内容基本上可以猜测到发言者接下来要说什么。领导引用的毛语录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我靠，这又在折腾啥啊，大伙儿一听都楞住了，开小差的人都竖起了耳朵。领导接着宣布，由于国家目前物资紧缺，局里买不到车间任何设备，我们这18个人将被分配到8号码头当搬运工人！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昨天还在回来的路上骄傲地写着誓言准备为港口机械化和支援世界革命而奋斗，今天就仿佛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到了劳改场，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会场炸开了锅，那两位文革前最后一届的高中毕业生老谭和老郑简直是快疯掉了。文革没能上大学，听党的话在乡下老老实实锻炼了那么多年，广州实习期间自己到处淘书废寝忘食地学习，难道就是为了继续做苦力？！这苦日子啥时候能熬出头啊？我们跟着两位大佬起哄，反正他们喊什么我们也喊什么。
领导是有备而来的，大家稍微安定之后继续宣布了另一个决定：任命复员军人刘伟国同志为搬运队队长。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戴军帽的大个子不是我们的篮球教练。
刘队长是条山东大汉，长得像一头公牛一样结实，后来我们也意识到他的脾气也像一头公牛那么倔，所以我们后来熟了就叫他牛队长。领导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当我们的队长用意很明显：这个时候什么思想工作都是不管用的，什么为了世界革命啊为了解放全人类啊都是放屁，只有刘队长这样的人才能镇的住我们这帮家伙，而镇住这帮家伙不让他们闹事才是重中之重。领导毕竟是打过仗带过兵的。高，实在是高！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说是水深火热的，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打击太重，使得本来就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变得难以忍受。大伙儿的共识是，如果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能结束，哪怕是再等3年5年都可以接受，但是谁也看不到曙光，谁也不知道何时能熬出头。广播里时常听到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读书的时候老师还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到华盛顿莫斯科搞斗批改，但前些年看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的新闻纪录片才知道那里的人生活的并不赖。水城还时常有港澳台同胞回乡探亲，那时候香港一个打工仔，即使是在手表厂装配假梅花表的都可以挣到八九百甚至一千港币左右，同是中国人这边才几十块人民币，而且一切凭票供应。虽然领导也尽力了，没有设备也不是地方上能左右的事情， 但是任劳任怨忍了那么多年后再来一个这样的打击，那些知青们受不了了，绝望之后就开始各自谋求出路，有的人开始每天练游泳。我小时候在江里游泳是拽着上游方向的木制机动船的玄板，到了上游放手顺水而下，而这些知青却是逆流而游，水越急越好，显然他们游泳另有目的，而我也加紧准备实行我的计划。我们各有各的打算，水深莫测，就连牛队长也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谁知道领导当初给他许诺了什么没兑现。
我的心态倒很好，反正我留在城里的目的达到了，而留在城里就有希望达到我的下一个目标---出国。只要时机成熟我就递交出国申请，出国后做什么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反正没什么技术和外语，扫街倒垃圾什么脏活儿累活儿我都愿意干。到了加拿大才知道原来这些活儿都是被南欧人垄断了，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们十八勇士搬运队的主场八号码头主要负责杂货装卸，相对轻松，但经常被派到隔壁七号码头装卸大米。即使是那些在农村锻炼了多年的知青们，一麻袋两百斤米扛起来也只能走几十步，基本上就是从仓库大米堆扛到门口解放牌卡车上，而且也不能一两个小时连续来回抗。我下乡的时候从田里打谷的地方挑一百几十斤谷子，走田埂回晒谷场并不觉得难，因为两箩筐的谷子重心低，而扛在肩上的麻袋重心很高不好平衡。这期间老郑和老谭推广了一个磨洋工的办法，就是大家手工卷烟来抽。本来有些人包括我都不抽烟的，但是为了消极抵抗我们都抽起烟来了。手工卷烟是为了尽可能拖长休息时间，我们慢吞吞地卷，然后慢吞吞地抽，你刚抽完一支烟假惺惺准备干活儿你的搭档才从厕所回来拿出烟丝烟纸来卷，把牛队长气得半死但也拿我们没办法。货船都有调度设定的时间出入港口，而我们磨洋工造成很多船只误点，有一次一个船老大叽叽喳喳说我们太慢耽误他时间，老郑那一组把一平板车杂货连货带车从高高的码头上往他船上推了下去，把他的篾棚顶上砸了个大窟窿，牛队长也只能为我们出面摆平。后来我们这个装卸队干了太多坏事还被全国通报批评，不过那是我离开后的事情了。
在港务局当搬运工人时期我还是照常参加单位之间的篮球乒乓球等友谊赛。有一次去农机厂参加乒乓球赛，我们队女子组的李云给我一个纸条，纸条折叠的像个燕子形状。她脸颊微红对我说：我的衣服没口袋，你能不能帮我保管这个纸条啊？那时候打球没有运动装，我一看她的衣服裤子都有口袋啊，这意思不是很明显嘛，但我还是把纸条收下了。那场球赛我打的很糟糕。
啊云的确是个好女孩，在办公室当打字员，人品好，长相也好，友善大方，即使穿着那个时代的标准衣装身材还是很火热，而且体育歌舞样样都行。关键的问题是，我是铁了心肠准备出国的，而局里任何人包括她都不知道我的计划。我不想误导她，也不能把出国问题复杂化，再说了，我们年纪都还小，这事不靠谱。虽然我年纪小，但由于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比较成熟懂事，考虑事情比较稳重。球赛结束后我把纸条还给了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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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局里第一天早上领导跟我们在食堂开会宣布重要事情。那时候开会发言都是先引用毛主席语录，根据引用的语录内容基本上可以猜测到发言者接下来要说什么。领导引用的毛语录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我靠，这又在折腾啥啊，大伙儿一听都楞住了，开小差的人都竖起了耳朵。领导接着宣布，由于国家目前物资紧缺，局里买不到车间任何设备，我们这18个人将被分配到8号码头当搬运工人！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昨天还在回来的路上骄傲地写着誓言准备为港口机械化和支援世界革命而奋斗，今天就仿佛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到了劳改场，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会场炸开了锅，那两位文革前最后一届的高中毕业生老谭和老郑简直是快疯掉了。文革没能上大学，听党的话在乡下老老实实锻炼了那么多年，广州实习期间自己到处淘书废寝忘食地学习，难道就是为了继续做苦力？！这苦日子啥时候能熬出头啊？我们跟着两位大佬起哄，反正他们喊什么我们也喊什么。
领导是有备而来的，大家稍微安定之后继续宣布了另一个决定：任命复员军人刘伟国同志为搬运队队长。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戴军帽的大个子不是我们的篮球教练。
刘队长是条山东大汉，长得像一头公牛一样结实，后来我们也意识到他的脾气也像一头公牛那么倔，所以我们后来熟了就叫他牛队长。领导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当我们的队长用意很明显：这个时候什么思想工作都是不管用的，什么为了世界革命啊为了解放全人类啊都是放屁，只有刘队长这样的人才能镇的住我们这帮家伙，而镇住这帮家伙不让他们闹事才是重中之重。领导毕竟是打过仗带过兵的。高，实在是高！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说是水深火热的，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打击太重，使得本来就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变得难以忍受。大伙儿的共识是，如果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能结束，哪怕是再等3年5年都可以接受，但是谁也看不到曙光，谁也不知道何时能熬出头。广播里时常听到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读书的时候老师还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到华盛顿莫斯科搞斗批改，但前些年看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的新闻纪录片才知道那里的人生活的并不赖。水城还时常有港澳台同胞回乡探亲，那时候香港一个打工仔，即使是在手表厂装配假梅花表的都可以挣到八九百甚至一千港币左右，同是中国人这边才几十块人民币，而且一切凭票供应。虽然领导也尽力了，没有设备也不是地方上能左右的事情， 但是任劳任怨忍了那么多年后再来一个这样的打击，那些知青们受不了了，绝望之后就开始各自谋求出路，有的人开始每天练游泳。我小时候在江里游泳是拽着上游方向的木制机动船的玄板，到了上游放手顺水而下，而这些知青却是逆流而游，水越急越好，显然他们游泳另有目的，而我也加紧准备实行我的计划。我们各有各的打算，水深莫测，就连牛队长也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谁知道领导当初给他许诺了什么没兑现。
我的心态倒很好，反正我留在城里的目的达到了，而留在城里就有希望达到我的下一个目标---出国。只要时机成熟我就递交出国申请，出国后做什么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反正没什么技术和外语，扫街倒垃圾什么脏活儿累活儿我都愿意干。到了加拿大才知道原来这些活儿都是被南欧人垄断了，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们十八勇士搬运队的主场八号码头主要负责杂货装卸，相对轻松，但经常被派到隔壁七号码头装卸大米。即使是那些在农村锻炼了多年的知青们，一麻袋两百斤米扛起来也只能走几十步，基本上就是从仓库大米堆扛到门口解放牌卡车上，而且也不能一两个小时连续来回抗。我下乡的时候从田里打谷的地方挑一百几十斤谷子，走田埂回晒谷场并不觉得难，因为两箩筐的谷子重心低，而扛在肩上的麻袋重心很高不好平衡。这期间老郑和老谭推广了一个磨洋工的办法，就是大家手工卷烟来抽。本来有些人包括我都不抽烟的，但是为了消极抵抗我们都抽起烟来了。手工卷烟是为了尽可能拖长休息时间，我们慢吞吞地卷，然后慢吞吞地抽，你刚抽完一支烟假惺惺准备干活儿你的搭档才从厕所回来拿出烟丝烟纸来卷，把牛队长气得半死但也拿我们没办法。货船都有调度设定的时间出入港口，而我们磨洋工造成很多船只误点，有一次一个船老大叽叽喳喳说我们太慢耽误他时间，老郑那一组把一平板车杂货连货带车从高高的码头上往他船上推了下去，把他的篾棚顶上砸了个大窟窿，牛队长也只能为我们出面摆平。后来我们这个装卸队干了太多坏事还被全国通报批评，不过那是我离开后的事情了。
在港务局当搬运工人时期我还是照常参加单位之间的篮球乒乓球等友谊赛。有一次去农机厂参加乒乓球赛，我们队女子组的李云给我一个纸条，纸条折叠的像个燕子形状。她脸颊微红对我说：我的衣服没口袋，你能不能帮我保管这个纸条啊？那时候打球没有运动装，我一看她的衣服裤子都有口袋啊，这意思不是很明显嘛，但我还是把纸条收下了。那场球赛我打的很糟糕。
啊云的确是个好女孩，在办公室当打字员，人品好，长相也好，友善大方，即使穿着那个时代的标准衣装身材还是很火热，而且体育歌舞样样都行。关键的问题是，我是铁了心肠准备出国的，而局里任何人包括她都不知道我的计划。我不想误导她，也不能把出国问题复杂化，再说了，我们年纪都还小，这事不靠谱。虽然我年纪小，但由于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比较成熟懂事，考虑事情比较稳重。球赛结束后我把纸条还给了她。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