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教授》第二部分
威斯康辛纬度高,夏天日照时间长,早上五点天就亮了,晚上九点半太阳还没落山。这里冬季长,从12月初开始空气变得非常冷,积雪到来年三月底才开始融化,融雪季节地上泥泞。冬天下雪的时候,带翻斗的铲车立即上路上进行除雪作业,把雪铲到路边,雪大的时候路两侧堆起半人高的大坝,后面车斗里不间断地往路面上撒盐粒,防止结冰。
威斯康辛多湖,紧邻的明尼苏达更有千湖之州的美称。买纳摩尼也有一湖,名字也叫买纳摩尼。每年湖面封冻之后,某一天早上距岸边不远的冰上神秘地出现一辆汽车,不知被什么人抛在那里,年年如此。我每次经过湖边都猜测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其用意何在,过后又忘了向人询问。我离开之前那年冬天听理查德说那是汽车空壳,当地报社把它拖到冰面上,来年春季号召大家出钱打赌,猜哪一天冰面融化到车子没入水中,报社把打赌获得的钱捐给慈善机构。
在那靠近北极的地方,冬天的阳光颜色苍白,住处窗外雪地里偶尔有鸟的鸣叫。冬天的周末我有时一边备课,一边琢磨夏天回中国的计划,脑子里想象国内含有灰尘的空气。我有时候也想象去了阳光充足、空气干燥的加利福尼亚,坐在广阔的太平样边上阳光照耀下沙滩上。我身在威斯康辛,内心却向往别处,此地的生活中缺乏某种重要的元素,令我不安。
“买那摩尼”这地名来自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目前附近还有印第安人居住的“保护区”,但我在五年中从未见到过印第安人。小镇人口五万左右,大学师生占一万。威斯康辛所处的上中西部在人口构成上跟美国其他地区不同,居民大部分是白人,多为挪威、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后裔,黑人和西班牙语系人口很少。我来到这儿三年后开始在超市里看见操西班牙语的人的墨西哥人-附近农场的季节工,并非一年到头都在此地。
本地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被称为“Hmong”,他们就是苗族,中国也称其为“蒙人”。这一族裔发源于中国,后来迁移到老挝和柬埔寨。越南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把他们组织起来,与越共展开游击战。越共赢得胜利之后将蒙人从原来住的地方驱离,这群人后来大部分流落到位于泰国的难民营,很多人在难民营里生活多了多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天主教会的安排下来到美国,定居在加州和上中西部。这一带大中小学里一般都会到一小股苗族人,他们的名字跟中国人很相似,有姓Zhang(张)的、姓Zhao(赵)的,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形式是Xiong,我想对应的中国字应该是“熊”。他(她)们的身材比普遍中国人小,其中有一小部分年轻人体重超过正常标准,是那种大脸盘,全身胖的类型。因为这个群体普遍身材小,所以其中有胖子就特别显眼。我的班里每个学期都有一两个苗族学生,我教过的几位苗族学生相互之间成绩差别很大,整个群体对教育的重视和追求并想中日韩等其他亚洲群体不突出。
在那五年中,我除了给学生上课,交往的人都是学校的同事。每逢节日,黛瑟蕊和麦克夫妇邀请我与理查德及其夫人去她们家吃晚餐。她们家的房子位于乡下,据说是本地邮差最远的投递点之一。她家的房产带有很大一片地,大部分租给经营农场邻居耕种。车子快到她们家的时候,要开过一段弯道很多的乡村路。感恩节和圣诞节是在冬季,威斯康星天黑得早,外面的夜色特别深,特别静。黛瑟蕊两口子喜好制作不同地域的饮食,连印度的咖喱味也尝试过,每次的正餐特别丰富。戴瑟蕊擅长烤面包,刚出炉的自家烤制的面包真是色香味俱佳,未曾品尝过的人无法想象。几个人餐前餐中餐后都无节制地饮酒,啤酒葡萄酒威士忌供应充分。聊天的时候,外面夜色深沉,万籁俱寂,白雪皑皑的山野隐藏在夜幕之下,户外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度左右,黛瑟蕊家的厅堂里温暖如春。
黛瑟蕊年纪至少五十开外,麦克只有四十岁左右。黛瑟蕊在前一次婚姻中有一个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遥远的华盛顿州。黛瑟蕊和麦克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相识的。黛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麦。她们博士毕业之后,黛找工作比较顺利,先是在肯塔基州的一所学院做了两年非终身轨道的教员,五年前来到斯托特,获得了终身轨道的助理教授职位。麦就像尾巴一样,黛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在黛任教的学校每学期教两门课。她俩有一个男孩儿,名叫康纳,四五岁的样子,是夫妇俩刚到威斯康星的时候出生的。黛曾经呵呵笑着说,当你认为自己不可能怀孕的年纪了,他来了。麦也调侃地讲起黛临产的时候刚刚上完下午的可,坐在他汽车后座上去医院,弄脏了座椅……康纳皮肤苍白,面部轮廓清秀而细致,对跟成年人互动不感兴趣,总是自己玩。他对食物很挑剔,每次吃饭的时候,对桌子上满汉全席一样琳琅满目的食物看都不看。黛总是给她单独准备一碗意大利面条,他独自在自己的地方吃。
麦的父亲是纽约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退休之前在地质学领域拥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言谈举止之间散发着学者习惯针对世界的普遍性议题深思熟虑的笃定与镇定。2005年暑假期间,夫妇二人从纽约州北部驱车途经加拿大来到威斯康星,看望儿子一家。周五的傍晚,我们坐在黛和麦的院子里聊天儿,喝啤酒。黛在厨房准备正餐,麦的母亲从房子里出来,端来一盘亲手制作的食物,切成段的西芹,每一段芹菜的凹槽里抹上花生酱。脆生生的碧绿的芹菜跟软绵绵富含脂肪的花生酱一起咀嚼,口感和滋味很独特。
麦的母亲戴安是一位即使衣着朴素也难掩雍容的英国妇人,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依然改不掉那有些自恋的英国口音。麦的母亲祖上在印度靠近藏南的地方拥有大量产业,那时候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戴安在帆布休闲椅上坐下,安静地听麦克谈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一种新的理论是如何取代旧的理论,比如认知科学如何取代了传统的精神分析。信奉旧理论的人并没有在实证研究的结果面前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改信了新的理论。人是难以改变自己的观点的。旧的理论之所以消失了,是因为信奉那些理论的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又没有新的人相信旧的理论了。人是思维的载体,思维的内容是人的主宰,人反而无法控制思维内容。思维如同基因一样,不断寻求通过传播复制自己,控制更多的头脑。如果你信奉某一想法,念头,你很难克制向他人宣讲的欲望和冲动,你必须把征服了你的念头当作福音传播,让这些念头征服更多的人。
威斯康星的夏天日照充足,夕阳西下之后天气凉爽,微风轻拂,令人禁不住感慨人生的短暂与宝贵,美好的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能当下瞬间享受。麦克欣赏达尔文时代的英国学者的生活方式,不必为生计做任何事,所有工作就是为了获得真知灼见。黛从屋里走出来,端来一盘烤面包片,上面涂了厚厚的墨西哥西红柿酱,发酵的流体中夹杂着大量紫红色的果实颗粒,味道浓烈。
我们几个人坐在黛和麦的院子里,天色越来越淡,太阳早已落到地平线之下了。此地在周围地势最高,景色一览无余。黛谈到自己年轻时候的生活,提到贫困和犯罪毒品横行的巴尔的摩,有一次她谈到自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透过窗户看到街上有人相互厮杀。她谈到自己当年做的愚蠢而令人难堪甚至羞耻的事,以及作为单亲妈妈的种种艰辛。黛的父亲是军官,她小时候跟随父母在美国各地的军队驻地之间迁移,幼年时期在韩国住过一阵子。她在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之后如何成为单亲妈妈,沦落到黑人聚居的巴尔的摩贫民区,是我不得而知的,其中的甘苦相比不足与外人道。黛在过了一般人上大学的年龄很久之后才上大学。她完成本科学习之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在华盛顿大学遇到了麦克。而麦克是地道的传统学生,高中毕业就上了大学,本科毕业就考上了研究生。
我去斯托特应聘那年,麦克和我申请了同一职位。麦克的竞争力薄弱,招聘委员会在第一轮筛选申请人材料期间,就把他排除了,没让他进入下一轮考察。麦克的教学质量从未获得过学生的认可,学生对他的评价分数低。他的教学没有系统规划和有条不紊的节奏,他在课前似乎没认真准备,在课堂上跟随自己的兴致,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内容凌乱。他在新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兴致勃勃,信马由缰,到学期过半,发现教案中规定的内容讲不完,于是紧赶慢赶。麦克脑子里的知识庞杂而发散,但未经过系统梳理,没有形成思路和体系,甚至没有头绪。他跟人聊天儿的时候妙趣横生,然而在对高等教育感到茫然的学生面前,他的风格漏洞百出。学生们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上他的课糊里糊涂的。在教学中最忌讳让学生糊涂,当学生糊涂的时候,她(他)会认为老师糊涂。学生不喜欢糊里糊涂的老师。
麦克一直都做兼职教员,在系里处于边缘地位,没机会跟群体中有力量,有地位的同事建立同盟关系,申请工作的时候没有强有力的人热情地推荐他,他请人勉强写的推荐信不给力。学校是等级森严的组织,终身轨道的教授和非终身轨道的教员之间界限分明,前者是院系的主人,通过各种委员会主导院系的管理,所谓“教授治校”,指的就是这些人。而后者始终是临时的外聘人员,只是有可得时候才在系里出现,而且有一种仿佛随时会被遣散的感觉。这两个群体在校内有截然不同的发展轨道,这是在入职的时候就规定好的。
进入终身轨道的新教师通常是在刚拿到博士学位或完成博士后的时候入职,此后有六年时间担任助理教授,这一阶段称为考察期。考评内容包括三项:研究成果、教学质量和为本系、本校和社会提供的服务;这些内容是美国大学教授的核心工作。
研究型和教学型院校考评教授的时候,这三项内容所占权重不同。在Lehigh那样的研究型院校,研究成果所占的权重达到70%,教学和服务共同分享剩下的30%影响力。助理教授的绩效考评通常是每年一小评,三年一中评,到第六年则迎来终期考评。教授在考评期到来之际,要列出自己上一阶段发表的论文清单,附上原文的影印件,再附上考评期内的教学评估和服务总结,交给考评委员会。考评委员会是由系里已经获得终身职位的所有教授组成,成员通过投票做出考评决定。
每一年的考评结束之后,考评委员会告知新教授其在上一年各项工作是否达到了本职位所要求的指标。入职后第三年的中期考评可能是新教授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研究型院校,如果你在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远超朋辈,那么此刻就能升职为副教授,并获得终身职位,不必等到第六年。如果你获得研究资助,那更是锦上添花。如果你符合上述条件,但考评委员会没有主动表示要为你晋级,你可以要求晋级,告知系里如果不能晋级你就另谋高就。考评委员会自然知道你的实力和价值,自会盘算失去你对系里的损失。
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业已形成的群体与申请加入这个群体的新人之间的谈判,博弈论的原理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充分体现。如果你在前三年的研究成果差强人意,考评委员会定会提示你在本系的未来前景不妙,并或明或暗地表明,即使你再待三年,恐怕也难达到获得终身职位的要求。这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人才市场有其他机会,你会识趣地准备另谋高就。
在研究型院校,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升职来说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你即便教学质量再好,学生再喜欢上你的课,即便为学院服务的贡献再大,如果发表的论文不够多也没用。人们把这种生存状况形容为:“发表论文或者去死”(publish or perish),也可以翻译为“不发论文毋宁死”。在研究型大学,教授的授课很少,一般每个学期只教一到两门课,有时候甚至不教课,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入研究和发表论文。
这是一条异常残酷,竞争性极强的职业发展路途。就职于研究型大学,尚未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的青年学者大多是工作狂,他们是为职业生涯而战,也是为衣食住房而战。处于这样的地位,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被审视、品评带来的焦虑,被拒绝和排斥造成的悲哀是这些人每天都有背负的。
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强大而冷酷的学术及其要淘汰资质平平,才华一般的人选。在人类社会,历来只有少数人有机会靠思维活动养活自己。已经进入这个群体的人,对想进来的人特别挑剔,这是前者行使权威的绝好机会。这一体系利用了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苛待的规律,用一种不近人情的方式确保其种属保留其最看重的特质-创造力。
作为教授,你一旦获得终身职位,就获得了铁饭碗,学校不能解雇你,除非学校关闭了你所在的院系,或者是你犯了罪或者出现明显的过失,比如抄袭论文,伪造数据,跟学生发生性关系等。如果你在第三年考评中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职位,那么你还有三年时间加倍努力做研究,发论文。到了第六年考评的时候,学院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认定你的研究教学和服务成就符合升职条件,授予你副教授的称呼和终身教职,或者让你走人。如果学校让你走人,会给你一年时间另找工作。
我进入Lehigh之后的第一位导师就处于这样的职业发展阶段,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当了七年助理教授,最后没有那到终身教授的职位。她来到Lehigh开始下一个轮回,从助理教授做起。
对尚未获得终身职位,热衷于研究的教授来说,拥有得力的研究助手很重要。他们需要作为助手的研究生理解并认同他们的研究思路,共同设计试验方案,及时收回数据,分析结果,撰写论文。处于这一职业发展阶段的教授具有研究天赋,你作为研究生跟其结成命运共同体,可谓是搭上了快车,自己也能成功卓著,多发论文。跟导师关系好的学生通常是想跟导师走一样的毕业之后去研究型院校当教授的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在这条不满荆棘的职业道路上携手并进,实现双赢。
我获得的职位无疑是麦克梦寐以求的,但麦和黛夫妇俩并未对我耿耿于怀。从现实的角度讲,她俩也想把我变成同盟者,既然我业已成为终身轨道教授中的一员,那么在今后的招聘过程中就有一票的投票权,对麦克今后申请新的职位会起作用,我甚至会成为招聘委员会成员,参与候选人的筛选,向其他终身轨道的教授推荐人选,供大家投票做出选择。
心理系那几年每年都招聘新的终身轨道的助理教授,因为每年都有老教授退休。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教授到了大规模退休时候,各个学校都不断有职位空出来。在我加入斯托特的心理学系之后第二年,刚从北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莎莉来了,她的专业跟我一样,也是社会心理学。莎莉从小生长在临近的明尼苏达州西部,父母的家就在双城附近。她本科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的另一所分校,从买纳摩尼驱车前往双城的路上会路过那里。莎莉具有中西部本地居民的突出特质-踏实而落地,这类人身上所有的才能、兴趣和喜好都是不加伪饰的,而且从这种生活状态中获得了一种稳重和自信的气氛。莎莉加入之后的一年,系里又从众多候选人中录用了克里斯。克里斯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研究的内容是按摩对焦虑和抑郁的治疗作用。
麦克每年都应聘系里的职位,但都是在首轮就被淘汰了。麦克内心的落寞可想而知,黛也时常流露出对系里的愤怒,这些情感无疑跟买的际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