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 生意（1）
接上
接下来两天，病人的情况还不错，血压稳定，呼吸机也顺利撤掉了。老先生能说话之后很健谈，每天子女来探望的时候都说个不停，老喊饿，要吃东西。他的子女们安排了轮班，随时有人在ICU外待命，医疗上有什么需要都能随时找到他们，连护士都说这么好的子女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看得出金明在子女中威望很高，可能是弟妹们的生意都要靠他支持的原因，他家里甚至到了说一不二的程度，之后他们有什么事也都是他出面和我接触。他一直很关心病情的变化，每隔半天就会打电话或者在探望的时候问我情况如何了。但是此时病情只是初步好转，肠蠕动的恢复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腹部的情况如何。因为病人肠子还没长好不能吃东西，所以给病人上了静脉营养。
又过了三天，老先生看上去精神不错，脸色也好了很多。但是有两件事让我不能完全放心，一个是病人有点低热，体温一直没有恢复到正常；查体虽然没有腹部体征，但也没有听到反应肠蠕动恢复的肠鸣音。我把范德昭叫来，一起做了体检，他还是很自信，说再等几天，说不定明天就好了，他见过有病人10天才恢复肠蠕动的。
范德昭的话隔了一天就应验了，老先生自己说他放了一个小屁。这个屁堪比玉音放送，我和家属虽然都没亲自听到但听说后都喜气洋洋。我又听了听肠鸣音，的确能听到了，虽然次数还没有恢复到正常。金明知道以后也很高兴，大力握着我的手直说谢谢，“这个屁陈医生功劳大大的！”我不敢贪屁功为己有，赶紧说那是病人自己的本事。
金明是个典型的生意人，待人接物很有一套。但是他城府不深，喜怒都放在脸上，前几天老先生病情不明朗，他虽然对医生护士客客气气，但看得出一直不高兴，现在病情好转马上就兴高采烈。这种人要么是个坦荡的君子，如果是个小人，也是个真小人。我不大喜欢心机深沉善于掩藏的人，我那天说和他交朋友本来是缓兵之计，现在倒觉得这个人值得一交。
不过越是当他朋友，我越不能把他的期望值抬得太高。也许是做ICU医生太久，见过太多病情反复，所以我骨子里是个悲观派，非常谨小慎微。我提醒金明，病人的肠蠕动是有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正常，而且还有个低热的问题，要等病人排便、体温彻底正常了才能最终放心。
这话说完的第二天我的脸就被打了，老先生拉了术后第一次大便。排出来的是墨绿色的稀便，因为绿色是胆汁氧化后的颜色，这似乎更加证明肠道通畅了。范德昭得知以后也很高兴，跟我说可以让病人开始进食了，静脉营养毕竟没有病人自己吃效果好。
我也不喜欢静脉营养，但是我总觉得不大放心，可是除了病人的低热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范德昭的建议，毕竟低热是临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有一万种理由可以解释，比如静脉营养本身也有可能引起低热，这个时候没人敢说低热一定是肠道问题引起的。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还是吃不准，决定矛盾上交，看大老板（ICU主任）怎么说。
老板听了我的汇报，说把外科医生的建议记录在案，但是静脉营养先不要停，进食可以先让病人喝两天水再看看。我一听，老板就是老板，这缓兵之计用得比我炉火纯青多了。因为恢复饮食有个过程，先喝水再流质再半流质，最后才是正常饮食，所以喝两天水拖延一下完全说得过去，而且即使吻合口没长好，喝下去的水对病人的伤害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静脉营养不停，即使只喝水也不会影响到病人的营养供应。再过两天，那就是术后差不多十天了，没问题最好，有问题也该暴露出来了，那时再决定后面如何处理。
后面两天病人的情况持续好转，脸色也好多了，喝了水以后胃口开了嚷着要吃饭，金明来央求了我好几次，说哪怕喝点豆浆牛奶都好，但我都硬着心肠没同意。那个低热如同附骨之疽，总让我不敢大意。
如果要在各类名言里选出我最讨厌的一条，那么无疑是墨菲定律：当一件事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那就一定会往坏的方向发展。术后第九天早上我给病人换伤口上的敷料，拉开床单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病人的衣服上有一块很显眼的墨绿色，跟这两天他拉出来的大便颜色一模一样。我解开上衣的纽扣，虽然知道十有八九出问题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丝希望，要是这块墨绿色是老先生大便时没注意沾上的就好了。但是衣服下面的敷料也是墨绿色的，打开敷料能看到墨绿色的肠液还在从没长好的手术刀口里往外流。这毫无疑问是吻合口没长好漏了，我最担心的可能变成了事实，病人一直以来的低热也总算有了个明确的原因。此时我毫无预言成真的得意，反而因为自己的乌鸦嘴感到有点内疚。
因为肠腔是正常情况下人体唯一有活的微生物的组织，肠液里有大量细菌，如果流到腹腔里会导致严重感染，所以我在伤口放了一根负压吸引管把漏出来的肠液吸掉，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后面怎么做，还是要外科医生决定。所以处理好伤口我就打了范德昭的拷机，过了半小时他从手术室回了电话，我告诉他老先生的吻合口漏了，他那魔性的笑声像是杀鸡时鸡被抹了脖子，戛然而止。沉默了一小会，他说：“中午我下了台会到ICU来，到时我们再看怎么处理。”
中午范德昭来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扒拉中饭。他脸色有点不大好看，打了个招呼说“师兄你慢慢吃，我自己去看病人，回头跟你汇报。”外科医生的手术成功率就是他们的招牌，做砸了心里不痛快很正常。我知道范德昭自尊心比较强，所以也没坚持一定要一起去，反正负压吸引器里的肠液能说明一切。
过了十来分钟范德昭回到办公室，他也同意吻合口肯定出了问题，不过因为现在病人没有高热、腹痛这类急性腹膜炎的典型症状，他想先做个造影看看漏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吻合口完全离断，那么不用说肯定要再次手术；如果吻合口只是部分裂开，那么他觉得可以先试一下保守治疗。
他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在是否手术问题上，我们非手术科室的医生也不好直接插手，否则有外行指导内行的嫌疑。当天下午我们就一起去放射科把造影做了，发现大部分造影剂很顺畅地进入了结肠，小部分漏出的造影剂也局限在腹腔靠近体表很小的一个部分。我们都松了口气，这至少说明吻合口没有完全断掉，情况还不是最坏。
这时金明也赶到了医院，做造影前我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因为病情出现了重大变化，我和范德昭把金明和今天在ICU外轮值的妹妹都请到会议室，准备介绍一下我们的应对方案。看得范德昭有些紧张，深呼吸次数比平时多了些；金明板着脸，但是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激动。
范德昭没有隐瞒，该说的都说了：“之后的治疗计划，我们先保守治疗，通过充分引流漏出来的肠液，希望吻合口漏局限化后变成吻合口瘘……”
金明有点迷糊：“不是已经漏了吗，怎么还变成漏？”
我插嘴道：“是‘瘘’，不是‘漏’。现在漏出来的肠液可能会在腹腔里到处跑，跑到哪里感染到哪里；‘瘘’打个比方就像一根管子，一个开口在肠子，就是吻合口破掉的地方；另外一头是皮肤开口，就是现在放引流管的地方。和现在‘漏’的区别是，瘘是有管壁的，这个管壁是周围组织长上来形成的，这样肠液就不会乱跑，也就不会引起广泛的感染和炎症。如果变成了瘘，那么就可以装造口袋长期生活，虽然生活质量差了些，但是至少不用再次手术，甚至可以带着瘘管出院。”
金明说：“那也就是说，以后生活会很麻烦？这个造口袋我爸爸他自己能处理吗？”
我说：“一般人教几次就能学会安装造口袋。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个问题，范医生前面话说了一半，还是请他把后面的治疗计划讲完吧。”
范德昭点点头，说：“保守治疗成功才会变成瘘，但是如果保守治疗不成功，如果后面情况继续恶化，那就需要第二次手术了。”
金明明显有些焦躁，态度也不像前段时间那么客气了：“范医生、陈医生，我是生意人，我有我的思考方式。我花的钱和时间，我会希望足够的回报。如果钱和时间花下去没有效果，那么对于我来说就是浪费，我会及时止损。所以你们两位能不能给我一个比较确定的数字，比如保守治疗的成功率有多少？第二次手术成功率又有多少？这样我能提前做好准备。”
我说：“保守治疗的成功与否要看很多因素，比如年龄、身体素质、漏口的大小以及和腹部皮肤的距离，吻合口在腹腔内是否有相对移动等等，现在老先生的情况并不乐观，在加上小肠液有其特殊性，里面有很多消化酶，这些消化酶会腐蚀周围的组织，会给形成窦道造成一定困难；我们会用一些抑制消化酶的药物，但是也不敢说成功率很高。所以我粗略估计保守治疗的成功率不超过40%。”
范德昭说：“手术成功率要打开肚子看情况了。如果是吻合口两边的肠子继续坏死，那就要继续切除，切多少要看坏死了多少。最坏的情况就是小肠全都要切掉，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即使手术本身成功，之后的治疗成功率也很低。”
金明听了以后脸色明显更不好看了，说：“那两位医生的意见是不是说我爸爸已经凶多吉少？”
我和范德昭互相看了看，我正准备说话，范德昭把话头抢了过去：“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开第二刀的风险很大，极有可能开了也没用，还增加病人的痛苦。”
我觉得谈话的基调在往我不希望的方向发展，范德昭的话似乎有劝金明放弃后面的治疗的味道，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要是病人已经到了终末期，那我也不会强求家属继续治疗，但是老先生的病情远未到日暮途穷之时，范德昭这么做就有点不合适，至少事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我不能在家属面前和他明着唱反调，但是也要表达我清楚自己的意见：“金先生，收进ICU的病人，哪个不是凶多吉少呢？我们ICU医生的目标就是死中求活。所谓凶多吉少，也要看‘多’、‘少’的比例，只有1%希望是凶多吉少，有30%的希望也是凶多吉少，但是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老先生的情况，就是属于后面的这一种，我还是希望尽最大的努力试一下，到时候即使失败也没有遗憾。”
金明听出来我和范德昭的意见不太一样，因此他也有点举棋不定，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回去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再商量一下，有了结果我再和两位医生联系。”
谈话结束后我又去看了看病人，并且把“少量饮水”的医嘱停了。老先生在做造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紧张，现在又知道不能喝水，更加着急了，一把拉住我的手，说：“陈医生，我很饿，怎么水也不能喝了？我的病是不是变坏了？你一定要救救我！我的孩子们都是做生意的，有钱，你给我用最好最先进的药，治好了我感谢你一辈子！”
因为金明明确说过不希望老先生知道真实病情而担心，所以我没有说实话，只是说有点手术后遗症，处理好了就好了，老先生这才放心。
那天病房里我的另外一个重病人也出现了反复，我处理完下班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平时办公室呆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一般不乘电梯而是爬楼梯，安慰自己每天也算是锻炼过了。我走下去了两层，看到拐角处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说着些什么。再仔细一看，那不就是范德昭和金明吗？这时他们俩也抬起头看到了我。密谋和偷情一样，最怕被人撞破；而且奇怪的是撞破的人往往比被撞破的人更尴尬。我直觉我可能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恨不能说句“我啥都没看到没听到”，迅速打了个招呼假笑一下，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加快脚步走了下去。
我回到家还在想，范德昭和金明到底什么关系？再联系到前面范德昭书面记录滴水不漏，而病人子女却对病情严重性了解不足的事，我越发搞不清楚范德昭这小子在干些什么。是不是他收了金明的红包？但是如果他拿了钱，病情出现反复他不积极补救却怂恿病人家属放弃，暂时似乎可以缓解一下他的窘境，但是万一以后家属回过味来了，他只会倒更大的霉，更不要说这么做职业道德上也太说不过去了。想了一会想不清楚我也就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就好。
不幸的是，墨菲定律继续起着作用。两天后病人逐步出现了体温持续升高，最高达到了40摄氏度，腹部也出现了压痛，白细胞也升高了，这些都是急性腹膜炎的表现，说明保守疗法完全失败。虽然老先生人还清醒，但是情况越来越差，脸烧的通红，伤口不仅没长好，反而裂开了好几处。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老先生的子女们也不在病房外值班了，一些必需的外买药也开始推脱，金明本人这两天也都没有再出现。
因为保守疗法已经失败，我联系了范德昭，看他怎么处理。他看过病人，摇了摇头，说还是逃不了再开一刀，叫家属来谈话签字吧。我打了金明的电话，两小时后和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和他所有的弟妹全都来了，但是这一次一家人鸦雀无声，表情麻木。和他们一起来的，是医务处的小丁。
一进门小丁就告诉我们，家属向医务处投诉治疗不当，开始医疗纠纷申诉程序，立刻封存病史。同时家属表示放弃后续治疗，要求把病人接回老家，家属叫的救护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我大吃一惊。我的惊讶只有很一小部分是因为医疗纠纷，这两天以来家属的表现已经隐隐有这个苗头了；我更吃惊的是家属居然放弃治疗，因为老先生病情虽然明显恶化，但是现在主要脏器功能都还好，如果二次手术后全力治疗，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我见过有的家庭因为太穷而不得不中断治疗的，但是这家人红包一拿就是几千块，既不缺钱又舍得花钱，怎么会这么就放弃了？尤其是老先生自己求生欲还很强，人还完全清醒，这种情况下把病人接回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等死，未免太残酷。特别是之前病人的孩子们表现得都很孝顺，现在怎么突然就放弃了，这前后的对比反差太强烈了。
吃惊之余，我还有些庆幸。当时还好没收金明的钱，否则搞不好饭碗也砸了，虽然这碗饭吃得辛苦又憋屈。
小丁当着家属的面封存了病史，并且和其中一个一起去复印。救护车上的两个急救员拿着担架上来抬病人，老先生这才知道要回家了。他拉住病床的床架不放手，喊着：“我不走，我要继续治病！陈医生，你不是说还能治的吗！你帮我叫一下金明，他不会这么做的！”
我没有办法。家属要放弃，医院和医生什么都做不了。但是老先生喊得太凄厉挣扎得太厉害，急救员也不忍心也不敢去搬他。子女们都远远地挤在ICU门口不愿意和老先生照面，僵持了一会，金明悄悄地走过来对我说能不能给老先生用些能让他睡觉的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用些镇静剂，但是此时单纯从医疗角度没有用药的理由，所以我拒绝了。金明看弟妹们都不愿意动，咬了咬牙，自己走了进去，在老先生耳边嘀咕了几分钟，老先生脸上的表情从激动变成犹豫，然后有些痛苦，最后放弃了。
老先生流着泪上了救护车走了，我们该干啥还是干啥。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比这更惨的事我们也见过，我们一样无能为力。至于家属的投诉我不怎么害怕，因为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一样也没做，至少最后板子打不到ICU身上。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金明打来的。下午老先生回家那一幕让我对金明的印象大坏，不大想跟他再有来往，但我又想万一他改主意要把病人送回来呢，所以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金明寒暄了一下，然后直奔主题：“陈医生，你觉得我跟你们医院索赔多少比较好？”
我脑子一下有点处理不过来。你都准备跟我的单位打官司了，居然还找我帮忙？我长得那么像院奸吗？而且我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本来也说不出什么。
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金先生，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找我。这件事我不可能站在你这边。”
“陈医生，我手里有证据，这个官司我应该会赢。你就告诉我像我这种情况，医院最多能赔多少？到时候钱拿到了，不管多少我分你两万。”
谁知道他说的证据是真是假，至少我没做错什么，所以我不怕。再说这种钱我怎么能收？别说两万，二十万我都不干，太突破我做人的底线了。我表示不知道，也不会做这种事，金明听我态度坚决才怏怏地挂了电话。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提老先生怎么样了。通话结束，我默默地把金明的手机号码放进了黑名单。
之后这件事就是医务处小丁在处理，除了来ICU几次找我了解治疗中的一些细节，其他都波澜不惊。从小丁口中我也知道了老先生最后的消息：他被子女接回几百公里外老家农村的老房子，又拖了一周才去世。我不敢想这一周他会有多痛苦绝望，希望金明至少会找当地的卫生院或者小诊所上门给些基本的治疗吧，哪怕是给些止痛药，让老先生不那么痛苦也行啊。
据小丁说，金明在办完了父亲的后事后，回到我们这座城市继续和医院交涉。他至少有一点还不错，没有搞拉横幅、堵医院门、打砸设备等医闹那一套，完全按照程序来。
我刚开始还对金明对自己父亲前后矛盾的态度，和后来表现出来的冷酷觉得不可思议很不舒服，但是说实在的我也没啥资格去指责他。上班很忙，生活还要继续，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待续）
中国病人 生意（3）
接上
接下来两天，病人的情况还不错，血压稳定，呼吸机也顺利撤掉了。老先生能说话之后很健谈，每天子女来探望的时候都说个不停，老喊饿，要吃东西。他的子女们安排了轮班，随时有人在ICU外待命，医疗上有什么需要都能随时找到他们，连护士都说这么好的子女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看得出金明在子女中威望很高，可能是弟妹们的生意都要靠他支持的原因，他家里甚至到了说一不二的程度，之后他们有什么事也都是他出面和我接触。他一直很关心病情的变化，每隔半天就会打电话或者在探望的时候问我情况如何了。但是此时病情只是初步好转，肠蠕动的恢复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腹部的情况如何。因为病人肠子还没长好不能吃东西，所以给病人上了静脉营养。
又过了三天，老先生看上去精神不错，脸色也好了很多。但是有两件事让我不能完全放心，一个是病人有点低热，体温一直没有恢复到正常；查体虽然没有腹部体征，但也没有听到反应肠蠕动恢复的肠鸣音。我把范德昭叫来，一起做了体检，他还是很自信，说再等几天，说不定明天就好了，他见过有病人10天才恢复肠蠕动的。
范德昭的话隔了一天就应验了，老先生自己说他放了一个小屁。这个屁堪比玉音放送，我和家属虽然都没亲自听到但听说后都喜气洋洋。我又听了听肠鸣音，的确能听到了，虽然次数还没有恢复到正常。金明知道以后也很高兴，大力握着我的手直说谢谢，“这个屁陈医生功劳大大的！”我不敢贪屁功为己有，赶紧说那是病人自己的本事。
金明是个典型的生意人，待人接物很有一套。但是他城府不深，喜怒都放在脸上，前几天老先生病情不明朗，他虽然对医生护士客客气气，但看得出一直不高兴，现在病情好转马上就兴高采烈。这种人要么是个坦荡的君子，如果是个小人，也是个真小人。我不大喜欢心机深沉善于掩藏的人，我那天说和他交朋友本来是缓兵之计，现在倒觉得这个人值得一交。
不过越是当他朋友，我越不能把他的期望值抬得太高。也许是做ICU医生太久，见过太多病情反复，所以我骨子里是个悲观派，非常谨小慎微。我提醒金明，病人的肠蠕动是有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正常，而且还有个低热的问题，要等病人排便、体温彻底正常了才能最终放心。
这话说完的第二天我的脸就被打了，老先生拉了术后第一次大便。排出来的是墨绿色的稀便，因为绿色是胆汁氧化后的颜色，这似乎更加证明肠道通畅了。范德昭得知以后也很高兴，跟我说可以让病人开始进食了，静脉营养毕竟没有病人自己吃效果好。
我也不喜欢静脉营养，但是我总觉得不大放心，可是除了病人的低热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范德昭的建议，毕竟低热是临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有一万种理由可以解释，比如静脉营养本身也有可能引起低热，这个时候没人敢说低热一定是肠道问题引起的。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还是吃不准，决定矛盾上交，看大老板（ICU主任）怎么说。
老板听了我的汇报，说把外科医生的建议记录在案，但是静脉营养先不要停，进食可以先让病人喝两天水再看看。我一听，老板就是老板，这缓兵之计用得比我炉火纯青多了。因为恢复饮食有个过程，先喝水再流质再半流质，最后才是正常饮食，所以喝两天水拖延一下完全说得过去，而且即使吻合口没长好，喝下去的水对病人的伤害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静脉营养不停，即使只喝水也不会影响到病人的营养供应。再过两天，那就是术后差不多十天了，没问题最好，有问题也该暴露出来了，那时再决定后面如何处理。
后面两天病人的情况持续好转，脸色也好多了，喝了水以后胃口开了嚷着要吃饭，金明来央求了我好几次，说哪怕喝点豆浆牛奶都好，但我都硬着心肠没同意。那个低热如同附骨之疽，总让我不敢大意。
如果要在各类名言里选出我最讨厌的一条，那么无疑是墨菲定律：当一件事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那就一定会往坏的方向发展。术后第九天早上我给病人换伤口上的敷料，拉开床单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病人的衣服上有一块很显眼的墨绿色，跟这两天他拉出来的大便颜色一模一样。我解开上衣的纽扣，虽然知道十有八九出问题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丝希望，要是这块墨绿色是老先生大便时没注意沾上的就好了。但是衣服下面的敷料也是墨绿色的，打开敷料能看到墨绿色的肠液还在从没长好的手术刀口里往外流。这毫无疑问是吻合口没长好漏了，我最担心的可能变成了事实，病人一直以来的低热也总算有了个明确的原因。此时我毫无预言成真的得意，反而因为自己的乌鸦嘴感到有点内疚。
因为肠腔是正常情况下人体唯一有活的微生物的组织，肠液里有大量细菌，如果流到腹腔里会导致严重感染，所以我在伤口放了一根负压吸引管把漏出来的肠液吸掉，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后面怎么做，还是要外科医生决定。所以处理好伤口我就打了范德昭的拷机，过了半小时他从手术室回了电话，我告诉他老先生的吻合口漏了，他那魔性的笑声像是杀鸡时鸡被抹了脖子，戛然而止。沉默了一小会，他说：“中午我下了台会到ICU来，到时我们再看怎么处理。”
中午范德昭来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扒拉中饭。他脸色有点不大好看，打了个招呼说“师兄你慢慢吃，我自己去看病人，回头跟你汇报。”外科医生的手术成功率就是他们的招牌，做砸了心里不痛快很正常。我知道范德昭自尊心比较强，所以也没坚持一定要一起去，反正负压吸引器里的肠液能说明一切。
过了十来分钟范德昭回到办公室，他也同意吻合口肯定出了问题，不过因为现在病人没有高热、腹痛这类急性腹膜炎的典型症状，他想先做个造影看看漏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吻合口完全离断，那么不用说肯定要再次手术；如果吻合口只是部分裂开，那么他觉得可以先试一下保守治疗。
他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在是否手术问题上，我们非手术科室的医生也不好直接插手，否则有外行指导内行的嫌疑。当天下午我们就一起去放射科把造影做了，发现大部分造影剂很顺畅地进入了结肠，小部分漏出的造影剂也局限在腹腔靠近体表很小的一个部分。我们都松了口气，这至少说明吻合口没有完全断掉，情况还不是最坏。
这时金明也赶到了医院，做造影前我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因为病情出现了重大变化，我和范德昭把金明和今天在ICU外轮值的妹妹都请到会议室，准备介绍一下我们的应对方案。看得范德昭有些紧张，深呼吸次数比平时多了些；金明板着脸，但是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激动。
范德昭没有隐瞒，该说的都说了：“之后的治疗计划，我们先保守治疗，通过充分引流漏出来的肠液，希望吻合口漏局限化后变成吻合口瘘……”
金明有点迷糊：“不是已经漏了吗，怎么还变成漏？”
我插嘴道：“是‘瘘’，不是‘漏’。现在漏出来的肠液可能会在腹腔里到处跑，跑到哪里感染到哪里；‘瘘’打个比方就像一根管子，一个开口在肠子，就是吻合口破掉的地方；另外一头是皮肤开口，就是现在放引流管的地方。和现在‘漏’的区别是，瘘是有管壁的，这个管壁是周围组织长上来形成的，这样肠液就不会乱跑，也就不会引起广泛的感染和炎症。如果变成了瘘，那么就可以装造口袋长期生活，虽然生活质量差了些，但是至少不用再次手术，甚至可以带着瘘管出院。”
金明说：“那也就是说，以后生活会很麻烦？这个造口袋我爸爸他自己能处理吗？”
我说：“一般人教几次就能学会安装造口袋。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个问题，范医生前面话说了一半，还是请他把后面的治疗计划讲完吧。”
范德昭点点头，说：“保守治疗成功才会变成瘘，但是如果保守治疗不成功，如果后面情况继续恶化，那就需要第二次手术了。”
金明明显有些焦躁，态度也不像前段时间那么客气了：“范医生、陈医生，我是生意人，我有我的思考方式。我花的钱和时间，我会希望足够的回报。如果钱和时间花下去没有效果，那么对于我来说就是浪费，我会及时止损。所以你们两位能不能给我一个比较确定的数字，比如保守治疗的成功率有多少？第二次手术成功率又有多少？这样我能提前做好准备。”
我说：“保守治疗的成功与否要看很多因素，比如年龄、身体素质、漏口的大小以及和腹部皮肤的距离，吻合口在腹腔内是否有相对移动等等，现在老先生的情况并不乐观，在加上小肠液有其特殊性，里面有很多消化酶，这些消化酶会腐蚀周围的组织，会给形成窦道造成一定困难；我们会用一些抑制消化酶的药物，但是也不敢说成功率很高。所以我粗略估计保守治疗的成功率不超过40%。”
范德昭说：“手术成功率要打开肚子看情况了。如果是吻合口两边的肠子继续坏死，那就要继续切除，切多少要看坏死了多少。最坏的情况就是小肠全都要切掉，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即使手术本身成功，之后的治疗成功率也很低。”
金明听了以后脸色明显更不好看了，说：“那两位医生的意见是不是说我爸爸已经凶多吉少？”
我和范德昭互相看了看，我正准备说话，范德昭把话头抢了过去：“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开第二刀的风险很大，极有可能开了也没用，还增加病人的痛苦。”
我觉得谈话的基调在往我不希望的方向发展，范德昭的话似乎有劝金明放弃后面的治疗的味道，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要是病人已经到了终末期，那我也不会强求家属继续治疗，但是老先生的病情远未到日暮途穷之时，范德昭这么做就有点不合适，至少事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我不能在家属面前和他明着唱反调，但是也要表达我清楚自己的意见：“金先生，收进ICU的病人，哪个不是凶多吉少呢？我们ICU医生的目标就是死中求活。所谓凶多吉少，也要看‘多’、‘少’的比例，只有1%希望是凶多吉少，有30%的希望也是凶多吉少，但是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老先生的情况，就是属于后面的这一种，我还是希望尽最大的努力试一下，到时候即使失败也没有遗憾。”
金明听出来我和范德昭的意见不太一样，因此他也有点举棋不定，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回去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再商量一下，有了结果我再和两位医生联系。”
谈话结束后我又去看了看病人，并且把“少量饮水”的医嘱停了。老先生在做造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紧张，现在又知道不能喝水，更加着急了，一把拉住我的手，说：“陈医生，我很饿，怎么水也不能喝了？我的病是不是变坏了？你一定要救救我！我的孩子们都是做生意的，有钱，你给我用最好最先进的药，治好了我感谢你一辈子！”
因为金明明确说过不希望老先生知道真实病情而担心，所以我没有说实话，只是说有点手术后遗症，处理好了就好了，老先生这才放心。
那天病房里我的另外一个重病人也出现了反复，我处理完下班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平时办公室呆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一般不乘电梯而是爬楼梯，安慰自己每天也算是锻炼过了。我走下去了两层，看到拐角处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说着些什么。再仔细一看，那不就是范德昭和金明吗？这时他们俩也抬起头看到了我。密谋和偷情一样，最怕被人撞破；而且奇怪的是撞破的人往往比被撞破的人更尴尬。我直觉我可能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恨不能说句“我啥都没看到没听到”，迅速打了个招呼假笑一下，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加快脚步走了下去。
我回到家还在想，范德昭和金明到底什么关系？再联系到前面范德昭书面记录滴水不漏，而病人子女却对病情严重性了解不足的事，我越发搞不清楚范德昭这小子在干些什么。是不是他收了金明的红包？但是如果他拿了钱，病情出现反复他不积极补救却怂恿病人家属放弃，暂时似乎可以缓解一下他的窘境，但是万一以后家属回过味来了，他只会倒更大的霉，更不要说这么做职业道德上也太说不过去了。想了一会想不清楚我也就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就好。
不幸的是，墨菲定律继续起着作用。两天后病人逐步出现了体温持续升高，最高达到了40摄氏度，腹部也出现了压痛，白细胞也升高了，这些都是急性腹膜炎的表现，说明保守疗法完全失败。虽然老先生人还清醒，但是情况越来越差，脸烧的通红，伤口不仅没长好，反而裂开了好几处。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老先生的子女们也不在病房外值班了，一些必需的外买药也开始推脱，金明本人这两天也都没有再出现。
因为保守疗法已经失败，我联系了范德昭，看他怎么处理。他看过病人，摇了摇头，说还是逃不了再开一刀，叫家属来谈话签字吧。我打了金明的电话，两小时后和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和他所有的弟妹全都来了，但是这一次一家人鸦雀无声，表情麻木。和他们一起来的，是医务处的小丁。
一进门小丁就告诉我们，家属向医务处投诉治疗不当，开始医疗纠纷申诉程序，立刻封存病史。同时家属表示放弃后续治疗，要求把病人接回老家，家属叫的救护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我大吃一惊。我的惊讶只有很一小部分是因为医疗纠纷，这两天以来家属的表现已经隐隐有这个苗头了；我更吃惊的是家属居然放弃治疗，因为老先生病情虽然明显恶化，但是现在主要脏器功能都还好，如果二次手术后全力治疗，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我见过有的家庭因为太穷而不得不中断治疗的，但是这家人红包一拿就是几千块，既不缺钱又舍得花钱，怎么会这么就放弃了？尤其是老先生自己求生欲还很强，人还完全清醒，这种情况下把病人接回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等死，未免太残酷。特别是之前病人的孩子们表现得都很孝顺，现在怎么突然就放弃了，这前后的对比反差太强烈了。
吃惊之余，我还有些庆幸。当时还好没收金明的钱，否则搞不好饭碗也砸了，虽然这碗饭吃得辛苦又憋屈。
小丁当着家属的面封存了病史，并且和其中一个一起去复印。救护车上的两个急救员拿着担架上来抬病人，老先生这才知道要回家了。他拉住病床的床架不放手，喊着：“我不走，我要继续治病！陈医生，你不是说还能治的吗！你帮我叫一下金明，他不会这么做的！”
我没有办法。家属要放弃，医院和医生什么都做不了。但是老先生喊得太凄厉挣扎得太厉害，急救员也不忍心也不敢去搬他。子女们都远远地挤在ICU门口不愿意和老先生照面，僵持了一会，金明悄悄地走过来对我说能不能给老先生用些能让他睡觉的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用些镇静剂，但是此时单纯从医疗角度没有用药的理由，所以我拒绝了。金明看弟妹们都不愿意动，咬了咬牙，自己走了进去，在老先生耳边嘀咕了几分钟，老先生脸上的表情从激动变成犹豫，然后有些痛苦，最后放弃了。
老先生流着泪上了救护车走了，我们该干啥还是干啥。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比这更惨的事我们也见过，我们一样无能为力。至于家属的投诉我不怎么害怕，因为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一样也没做，至少最后板子打不到ICU身上。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金明打来的。下午老先生回家那一幕让我对金明的印象大坏，不大想跟他再有来往，但我又想万一他改主意要把病人送回来呢，所以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金明寒暄了一下，然后直奔主题：“陈医生，你觉得我跟你们医院索赔多少比较好？”
我脑子一下有点处理不过来。你都准备跟我的单位打官司了，居然还找我帮忙？我长得那么像院奸吗？而且我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本来也说不出什么。
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金先生，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找我。这件事我不可能站在你这边。”
“陈医生，我手里有证据，这个官司我应该会赢。你就告诉我像我这种情况，医院最多能赔多少？到时候钱拿到了，不管多少我分你两万。”
谁知道他说的证据是真是假，至少我没做错什么，所以我不怕。再说这种钱我怎么能收？别说两万，二十万我都不干，太突破我做人的底线了。我表示不知道，也不会做这种事，金明听我态度坚决才怏怏地挂了电话。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提老先生怎么样了。通话结束，我默默地把金明的手机号码放进了黑名单。
之后这件事就是医务处小丁在处理，除了来ICU几次找我了解治疗中的一些细节，其他都波澜不惊。从小丁口中我也知道了老先生最后的消息：他被子女接回几百公里外老家农村的老房子，又拖了一周才去世。我不敢想这一周他会有多痛苦绝望，希望金明至少会找当地的卫生院或者小诊所上门给些基本的治疗吧，哪怕是给些止痛药，让老先生不那么痛苦也行啊。
据小丁说，金明在办完了父亲的后事后，回到我们这座城市继续和医院交涉。他至少有一点还不错，没有搞拉横幅、堵医院门、打砸设备等医闹那一套，完全按照程序来。
我刚开始还对金明对自己父亲前后矛盾的态度，和后来表现出来的冷酷觉得不可思议很不舒服，但是说实在的我也没啥资格去指责他。上班很忙，生活还要继续，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待续）
中国病人 生意（3）
最后编辑: 2019-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