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
韩蕾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分到了肺科。她老公在我大学寝室里排行老二，是不多的最后走到结婚的大学情侣。她那个医院在魔都的某个下只角，病人里各式各样的都有，不过能让她回家跟老公提起的还真不多。
她有一个老病人，60多岁的干巴老头，有严重的脊柱侧弯，因此每年一到冬天就得肺炎住院，春天到了病好了就回家，如此已经差不多有20多年，院龄几乎和肺科主任一样长，比韩蕾的资格还老。
老先生一生未婚，之前还有母亲陪伴，几年前母亲去世以后就孤身一人，住院期间最多只有街道干部来看看。老先生平时话不多，虽然在同一个医院的同一个科室年年住院，但是从不与人主动交谈，跟别人说话总带着一种提防的神情，因此肺科的医生护士们对老先生的家事几乎一无所知。老先生平时吃穿用度都很寒酸，自奉颇为俭薄。他吃饭从来只吃医院的配餐，母亲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他送些家里自己做的菜，也很少见到荤腥，母亲去世后连这点荤腥都没了。没人见他穿过皮鞋，一直穿母亲做的布鞋，身上唯一算得上值钱的是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医生们见过很多因病而穷的家庭，尤其是在那个下只角，因此都以为老先生家里也是因为长期生病而穷困不堪。
韩蕾一直觉得在老先生身上有一种违和感，但是又说不出来这种违和感从何而来。直到有一次她翻老先生的病历，看到“教育程度”一栏才突然意识到是为什么，因为那里写着“小学”。可是她觉得老先生虽然吃穿都很差，但是他的神态举止似乎和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病人不太一样，比如从未听到他说粗话，如果不是眼睛里的那种提防，老先生几乎能说得上是文质彬彬。
这种违和感后来终于得到了证实。某天夜里同一个病房的病人家属告诉医生老先生晚上用哭腔说梦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音节，可是没人听的懂说的是什么。这个医院解放前是某著名富豪的花园，房子多绿化好，各种传说不少，所以有迷信的家属和病人认为老先生可能被什么坏东西附身或者托梦，因此吵着要换到别的房间。医生们哭笑不得，但是为了安抚这些人告诉他们下次再听到老先生说梦话就来找值班医生，说不定可以客串一下驱魔师。
第二天正好是韩蕾值班，凌晨还真的被某家属蹑手蹑脚地叫起来了。她抱着敷衍一下的心情，走到病房门口却清清楚楚地听到老先生说的是“Je ne sais pas!”。大学里我很多同学都学了二外，她学的正是法语，虽然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但是这句话还是能听懂：我不知道！可是为啥一个小学水平的正宗魔都土著居然会说法语呢？老先生被叫醒，除了为自己说梦话吓到别人而道歉，别的一个字都不说。
第二天查房，韩蕾就拿晚上的梦话问老先生，老先生很慌乱，但却坚决否认自己懂法语。韩蕾知道必有隐情，但是和医疗无关也就不再深究，只是给老先生换了个病房，之后也没人再投诉老先生说梦话。
有一年又到秋风渐起的时候，韩蕾掐指一算老先生差不多又该来报到了。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到严冬到来老先生还是没有出现，韩蕾以为老先生可能已经去世，不免叹息一声。
不料不久之后收到一张社区医院的会诊单，指名要韩蕾会诊，病人就是那个老先生。原来老先生年事渐高行动不便，这次得了病不愿再跑远路去大医院，而是改去社区医院看病。社区医院没有床位，就在让老先生住在自己家里，算作家庭病床，每天派医生护士上门查房开药，平时由街道居委会安排人照顾。可是老先生久治不见好转，社区医院从老先生嘴里知道了韩蕾一直是他的主治医生，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发了张会诊单。韩蕾收到会诊单知道老先生还活着，莫名觉得有些安心，她和社区医院联系好，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老先生住在一个老式里弄的亭子间里，木制楼梯又黑又陡又窄，只容一个人半侧身上下，稍胖的都有可能被卡在楼梯上。旁边的墙壁上抹的白灰久经沧桑，蹭蹭就能掉下来。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堆了不少杂物，杂物中有一张床，床上躺着无法动弹的老先生。
韩蕾检查了老先生的情况，知道只是缺乏悉心照料，可是肯定没办法通过那个狭窄阴暗的楼梯把一个卧床的病人搬出去，再说到了自己医院对于这种孤老情况也就是稍好。因此韩蕾问老先生是否还有家人能够来照料，老先生沉默良久说近亲都不在人世了，不过自己有钱可以请保姆。说罢费力地从贴身衣物里拿出一个小包，里面居然是一根金条！韩蕾和陪同前来的社区医生都大吃一惊：住在这么破烂狭窄的地方，居然能随手拿出一根大黄鱼，这简直和街边乞丐是个百万富翁一样戏剧化。不过他们也不敢过手，一起去叫了街道干部，请居委会来解决这件事。后来韩蕾也联系过社区医生，说老先生撑过了那个冬天康复了。
又过了两年，韩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实就是药厂组织的短途旅游），恰巧遇到这位社区医生。因为这两年都没有再见过老先生，就随口问了问，社区医生说老先生死了。韩蕾也不太惊讶，因为老先生的身体底子的确很差，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去世不算出乎意料。可是社区医生说老先生不是病死而是被杀。
老先生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的“资本家”，家里有自己的工厂。解放后公私合营，虽然不甘但还是在拿到一些补偿后放弃了工厂的产权。老先生家里在以前的法租界还有一套小洋房，加上家底厚，所以吃用都还不虞。老先生那时才10多岁，之前在法租界读的小学，他的父母亲也能说比较好的法语，因此他的法语还算流利。但是随着后面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次他们家都在风口浪尖上，小洋房被没收，家被抄了一次又一次。父亲在文革中自杀，老先生自己也被多次殴打，脊柱的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不过他的父母还是千方百计偷偷保留下来不少金条，期望动乱过去以后能够继续过好日子，所以不惜被毒打、他的父亲宁可自杀也不肯吐口。父亲死后，可能那些人认为他家的确没有油水了，对他和母亲的迫害也逐步消失，放他们自生自灭。
他和母亲为了避开耳目，搬到了下只角，买下了这个亭子间相依为命。为了这些父亲用生命才保留下来的金条，他不敢跟人家交谈，不敢谈恋爱，不敢交朋友，更不敢吃好的穿好的，生怕又招来觊觎。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老先生和母亲对金条看得越来越紧，似乎那些金条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阿堵物，而是变成了美好生活的象征，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指望。等到四人帮倒台，他们还是担心再来一次运动，哪怕政府要把小洋房发还给他们他们也不敢要，害怕是又一次钓鱼；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舍得变卖金条，还是过着极为吝啬、艰苦的生活。直到上次生病，老先生觉得大概这次真的不会再有运动了，而且也的确需要钱来看病，这才把金条拿出来。
老先生病好了，可是他家里有金条的事也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虽然老先生多次宣称自己就那么一根金条了，可是还是冒出来了很多“亲戚”、“故交”。终于有一天，老先生被人发现死在亭子间。
警察勘察了现场，确认是抢劫杀人。最后抓到了凶手，是老先生曾经请过的保姆的亲戚，从保姆口中听说了金条的事之后起意盗窃。盗窃过程中老先生返家，盗窃变成了抢劫。老先生死也不承认家里还有金条，凶手逼供不成一怒之下杀死了老先生，之后翻箱倒柜，居然找到了三十多条大黄鱼！可怜老先生为了这些金条大半辈子不敢吃不敢穿不敢露富，东躲西藏几十年，最后金条还是落到了他一生畏惧的政府手里。
社区医生说居委会干部告诉他一个细节，老先生的遗物里还有20多双没穿过的布鞋，有些的手工已经很差了，大概是老先生的母亲怕老先生以后一个人过没有鞋穿，赶在自己去世前做好的。
韩蕾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分到了肺科。她老公在我大学寝室里排行老二，是不多的最后走到结婚的大学情侣。她那个医院在魔都的某个下只角，病人里各式各样的都有，不过能让她回家跟老公提起的还真不多。
她有一个老病人，60多岁的干巴老头，有严重的脊柱侧弯，因此每年一到冬天就得肺炎住院，春天到了病好了就回家，如此已经差不多有20多年，院龄几乎和肺科主任一样长，比韩蕾的资格还老。
老先生一生未婚，之前还有母亲陪伴，几年前母亲去世以后就孤身一人，住院期间最多只有街道干部来看看。老先生平时话不多，虽然在同一个医院的同一个科室年年住院，但是从不与人主动交谈，跟别人说话总带着一种提防的神情，因此肺科的医生护士们对老先生的家事几乎一无所知。老先生平时吃穿用度都很寒酸，自奉颇为俭薄。他吃饭从来只吃医院的配餐，母亲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他送些家里自己做的菜，也很少见到荤腥，母亲去世后连这点荤腥都没了。没人见他穿过皮鞋，一直穿母亲做的布鞋，身上唯一算得上值钱的是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医生们见过很多因病而穷的家庭，尤其是在那个下只角，因此都以为老先生家里也是因为长期生病而穷困不堪。
韩蕾一直觉得在老先生身上有一种违和感，但是又说不出来这种违和感从何而来。直到有一次她翻老先生的病历，看到“教育程度”一栏才突然意识到是为什么，因为那里写着“小学”。可是她觉得老先生虽然吃穿都很差，但是他的神态举止似乎和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病人不太一样，比如从未听到他说粗话，如果不是眼睛里的那种提防，老先生几乎能说得上是文质彬彬。
这种违和感后来终于得到了证实。某天夜里同一个病房的病人家属告诉医生老先生晚上用哭腔说梦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音节，可是没人听的懂说的是什么。这个医院解放前是某著名富豪的花园，房子多绿化好，各种传说不少，所以有迷信的家属和病人认为老先生可能被什么坏东西附身或者托梦，因此吵着要换到别的房间。医生们哭笑不得，但是为了安抚这些人告诉他们下次再听到老先生说梦话就来找值班医生，说不定可以客串一下驱魔师。
第二天正好是韩蕾值班，凌晨还真的被某家属蹑手蹑脚地叫起来了。她抱着敷衍一下的心情，走到病房门口却清清楚楚地听到老先生说的是“Je ne sais pas!”。大学里我很多同学都学了二外，她学的正是法语，虽然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但是这句话还是能听懂：我不知道！可是为啥一个小学水平的正宗魔都土著居然会说法语呢？老先生被叫醒，除了为自己说梦话吓到别人而道歉，别的一个字都不说。
第二天查房，韩蕾就拿晚上的梦话问老先生，老先生很慌乱，但却坚决否认自己懂法语。韩蕾知道必有隐情，但是和医疗无关也就不再深究，只是给老先生换了个病房，之后也没人再投诉老先生说梦话。
有一年又到秋风渐起的时候，韩蕾掐指一算老先生差不多又该来报到了。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到严冬到来老先生还是没有出现，韩蕾以为老先生可能已经去世，不免叹息一声。
不料不久之后收到一张社区医院的会诊单，指名要韩蕾会诊，病人就是那个老先生。原来老先生年事渐高行动不便，这次得了病不愿再跑远路去大医院，而是改去社区医院看病。社区医院没有床位，就在让老先生住在自己家里，算作家庭病床，每天派医生护士上门查房开药，平时由街道居委会安排人照顾。可是老先生久治不见好转，社区医院从老先生嘴里知道了韩蕾一直是他的主治医生，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发了张会诊单。韩蕾收到会诊单知道老先生还活着，莫名觉得有些安心，她和社区医院联系好，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老先生住在一个老式里弄的亭子间里，木制楼梯又黑又陡又窄，只容一个人半侧身上下，稍胖的都有可能被卡在楼梯上。旁边的墙壁上抹的白灰久经沧桑，蹭蹭就能掉下来。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堆了不少杂物，杂物中有一张床，床上躺着无法动弹的老先生。
韩蕾检查了老先生的情况，知道只是缺乏悉心照料，可是肯定没办法通过那个狭窄阴暗的楼梯把一个卧床的病人搬出去，再说到了自己医院对于这种孤老情况也就是稍好。因此韩蕾问老先生是否还有家人能够来照料，老先生沉默良久说近亲都不在人世了，不过自己有钱可以请保姆。说罢费力地从贴身衣物里拿出一个小包，里面居然是一根金条！韩蕾和陪同前来的社区医生都大吃一惊：住在这么破烂狭窄的地方，居然能随手拿出一根大黄鱼，这简直和街边乞丐是个百万富翁一样戏剧化。不过他们也不敢过手，一起去叫了街道干部，请居委会来解决这件事。后来韩蕾也联系过社区医生，说老先生撑过了那个冬天康复了。
又过了两年，韩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实就是药厂组织的短途旅游），恰巧遇到这位社区医生。因为这两年都没有再见过老先生，就随口问了问，社区医生说老先生死了。韩蕾也不太惊讶，因为老先生的身体底子的确很差，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去世不算出乎意料。可是社区医生说老先生不是病死而是被杀。
老先生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的“资本家”，家里有自己的工厂。解放后公私合营，虽然不甘但还是在拿到一些补偿后放弃了工厂的产权。老先生家里在以前的法租界还有一套小洋房，加上家底厚，所以吃用都还不虞。老先生那时才10多岁，之前在法租界读的小学，他的父母亲也能说比较好的法语，因此他的法语还算流利。但是随着后面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次他们家都在风口浪尖上，小洋房被没收，家被抄了一次又一次。父亲在文革中自杀，老先生自己也被多次殴打，脊柱的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不过他的父母还是千方百计偷偷保留下来不少金条，期望动乱过去以后能够继续过好日子，所以不惜被毒打、他的父亲宁可自杀也不肯吐口。父亲死后，可能那些人认为他家的确没有油水了，对他和母亲的迫害也逐步消失，放他们自生自灭。
他和母亲为了避开耳目，搬到了下只角，买下了这个亭子间相依为命。为了这些父亲用生命才保留下来的金条，他不敢跟人家交谈，不敢谈恋爱，不敢交朋友，更不敢吃好的穿好的，生怕又招来觊觎。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老先生和母亲对金条看得越来越紧，似乎那些金条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阿堵物，而是变成了美好生活的象征，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指望。等到四人帮倒台，他们还是担心再来一次运动，哪怕政府要把小洋房发还给他们他们也不敢要，害怕是又一次钓鱼；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舍得变卖金条，还是过着极为吝啬、艰苦的生活。直到上次生病，老先生觉得大概这次真的不会再有运动了，而且也的确需要钱来看病，这才把金条拿出来。
老先生病好了，可是他家里有金条的事也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虽然老先生多次宣称自己就那么一根金条了，可是还是冒出来了很多“亲戚”、“故交”。终于有一天，老先生被人发现死在亭子间。
警察勘察了现场，确认是抢劫杀人。最后抓到了凶手，是老先生曾经请过的保姆的亲戚，从保姆口中听说了金条的事之后起意盗窃。盗窃过程中老先生返家，盗窃变成了抢劫。老先生死也不承认家里还有金条，凶手逼供不成一怒之下杀死了老先生，之后翻箱倒柜，居然找到了三十多条大黄鱼！可怜老先生为了这些金条大半辈子不敢吃不敢穿不敢露富，东躲西藏几十年，最后金条还是落到了他一生畏惧的政府手里。
社区医生说居委会干部告诉他一个细节，老先生的遗物里还有20多双没穿过的布鞋，有些的手工已经很差了，大概是老先生的母亲怕老先生以后一个人过没有鞋穿，赶在自己去世前做好的。
最后编辑: 20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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