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
来源：博客中国，作者：雷颐
李鸿章：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人类可以说与各种疫病相伴而生。从先民的烧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学日益昌明、医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为了战胜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与疫病激烈而持久的争战中，人类取得了一场场胜利，但同时，疫病也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历史上，疫病对战争结局、甚至王朝更迭、政权灭亡的影响数不胜数。
在古希腊决定雅典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瘟疫”对雅典人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战争本身，实力受损的雅典人认为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士气更加衰落，这是雅典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几乎摧毁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亡；
18世纪末拿破仑率大军远征埃及和叙利亚，鼠疫使其部队损失惨重，对他远征非洲计划的破产发生重大影响……
人类社会对疫病的态度与征服，不仅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反映了社会时代的特点。人类抗击和防治疫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个体或群体的本能的非理性防范到政府和社会的有组织的理性防范、最终实现科学抗疫的进步历程。
正是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医学不断进步，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性医疗保健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有时还促进了某些重要的社会性体制变革。
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后他又代表中国政府无奈地与日本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间为千夫所指。
为了开脱自己、平息民愤，清廷免去了李鸿章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要职务，仅仅保留了没有实权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他只得失意地散居京城。但1896年5月李鸿章又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
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
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
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因此不仅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誇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
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
这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已是当时官场普遍风气，实际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
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特殊知识”，如果不掌握这种“特殊知识”当官的可能就“玩不转”。
十几年前“非典”的教训，使人们“痛定思痛”，认识到信息的公开、透明、披露和发布的重要，最终在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和自由流动的制度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希望这种改变能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新文化”“新传统”。
来源：博客中国，作者：雷颐
李鸿章：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人类可以说与各种疫病相伴而生。从先民的烧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学日益昌明、医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为了战胜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与疫病激烈而持久的争战中，人类取得了一场场胜利，但同时，疫病也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历史上，疫病对战争结局、甚至王朝更迭、政权灭亡的影响数不胜数。
在古希腊决定雅典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瘟疫”对雅典人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战争本身，实力受损的雅典人认为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士气更加衰落，这是雅典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几乎摧毁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亡；
18世纪末拿破仑率大军远征埃及和叙利亚，鼠疫使其部队损失惨重，对他远征非洲计划的破产发生重大影响……
人类社会对疫病的态度与征服，不仅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反映了社会时代的特点。人类抗击和防治疫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个体或群体的本能的非理性防范到政府和社会的有组织的理性防范、最终实现科学抗疫的进步历程。
正是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医学不断进步，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性医疗保健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有时还促进了某些重要的社会性体制变革。
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后他又代表中国政府无奈地与日本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间为千夫所指。
为了开脱自己、平息民愤，清廷免去了李鸿章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要职务，仅仅保留了没有实权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他只得失意地散居京城。但1896年5月李鸿章又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
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
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
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因此不仅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誇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
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
这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已是当时官场普遍风气，实际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
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特殊知识”，如果不掌握这种“特殊知识”当官的可能就“玩不转”。
十几年前“非典”的教训，使人们“痛定思痛”，认识到信息的公开、透明、披露和发布的重要，最终在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和自由流动的制度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希望这种改变能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新文化”“新传统”。
